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上册）

彼得·阿克曼 杰克·杜瓦尔/著

刘荻 张大军 任星辉 范冠萍/译

张大军/校

内部交流资料

译者序言

非暴力行动

——二十一世纪最有效的争取自由的手段

张大军

笔者最近参与翻译彼得·阿克曼（Peter Ackerman）和杰克·杜瓦

尔(Jack DuVall)合著的《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一

书。在翻译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所闻所见和所思所想，对非暴力抗争

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见解。现不揣浅陋，将自己的见解整理成文字，与读

者朋友们分享。

将统治者以及作为统治者之化身的国家建制关入笼子之中的斗争

中，非暴力手段不仅占有道义上的高地，而且实践表明，作为一种实际

的抗争方法和策略，非暴力行动也是有效的抗争方式。换言之，非暴力

抗争是一种成本收益能够达到最优化的争取变革的方法。

何以言之？笔者认为，非暴力行动的下述特征使其成为一种非常有

效的抗争手段。首先，非暴力行动能削弱对手的力量，具有一定的破坏

性，而更重要的是，如果采用适当的策略，它能够持续地增强抗争自身

的力量，并为抗争胜利后的变革做好各项准备。建设性是其首要的原则

和力量的源泉。其次，非暴力行动具有多样性和很强的适应性。它的表

现形式多样，在各种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下都有

充分发挥作用的舞台。就像本书中所谈到的那些案例一样，非暴力抗争

既适用于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政治环境，也适用于极权专制的政治体

制。当然，在除此之外的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下，非暴力行动无疑也可

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在美国 1960 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有充分的展

示。非暴力行动的多样性让它成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和策略。

第三，非暴力行动具有潜在的持久性。在很多情况下，非暴力行动不会

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它强调持久的积累和渐进的成效。这种战略

选择决定了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持久性，不容易被一下子剿灭掉。第四，

非暴力行动是对所有希望变革的民众敞开的，其广泛性不容置疑。非暴

力行动的诉求目标必然与民众的日常经验和感受发生联系，以争取民众

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的同情和认可。由于其手段是非暴力的，其目标是与民众息息相关的，

其策略是渐进的，它最终可能会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其所追求的事业

也会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第五，由于非暴力行动本身所需付出的成本

不太高，而收益可能会比较大，因此，一次成功的非暴力行动就容易形

成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让更多的人成为积极的非暴力行动的参与者乃

至领导者。第六，非暴力行动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国际媒体的同

情。在国际主流思潮和最近全球反恐的背景下，非暴力行动更易于赢得

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及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同情。

显然，正如本书所一再强调的那样，非暴力行动也不是万灵药，不

管何人，用在何地，采用何种方法，它都会有效。笔者认为，非暴力行

动要想取得理想中的成效，必须采取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有效的战略和

策略具体体现在下述这些方面。

第一，非暴力行动要有适当的诉求，也即行动要有具体、得宜的目

标。这些目标能够吸引适当的人的关注和投入。如果诉求失当导致关注

非暴力行动的人很少，那么，非暴力行动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确定适

当诉求的过程也是找到并确认非暴力行动的支持者的过程，同样也是研

判对手可能的反应以及应对方式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决定后面非暴力行

动展开后的博弈态势。

第二，非暴力行动的实际推动者必须有与此目标或者诉求相对应的

行动能力，包括实际操作技巧、领导水平和沟通协调技能。显而易见，

非暴力行动的成效与非暴力行动的领导者与推动者的个人阅历、经验、

见识、能力、乃至名声和成就有非常大的关系。虽然非暴力行动能否取

得最终的成功并不一定取决于是否有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但毫无疑问，

一位或者一群杰出的领导人肯定会大大提高非暴力行动取得成功的概

率。因此，非暴力行动能否形成一种让卓越人才脱颖而出的良性机制对

行动的成效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第三，非暴力行动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让行动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行

动方式牵涉到战术策略的谋划、组织形式的构建和信息的传播和沟通。

战术策略包括选择那种或者那些抗争手段，抗争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与

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配合与协调，何时让行动停止或者升级，进行谈判或

者妥协的时机把握。组织形式的构建是要根据情况确定采取松散的联盟

式结构、分散的多中心结构、还是紧密的集权型结构。信息的传播与沟

通包括行动参与者要有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和能力，保证相关各方及时、

2

译者序言

全面和准确地把握行动的部署和策略，并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地发布给媒

体和其他关注行动者的人士或者机构。

勿庸讳言，中国社会的暴力现象日趋激烈和频繁。借着本书引发的

思考，我们也许可以谈一谈非暴力行动与暴力抗争之间的关系。过去几

年，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和唐福珍事件分别都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关注。

这些事件都是个体性的暴力事件，并且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它们之间

也有着显著的不同，杨佳事件中的暴力指向与他本人无关、但与伤害他

的机构有关的个体，邓玉娇事件中的暴力指向直接的施害者，而最为悲

惨的是，唐福珍的暴力指向的是她自己。不过，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同，

这些暴力行为却无一例外都引起社会的轰动和普遍的关注，对他们个人

命运的探讨和关心也一度成为媒体的热点。如果我们不去讨论他们各自

暴力行为的道德含义而单纯从实际果效来看，他们的暴力行为的后果确

实异常显著，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具有深远的效应。

鉴于他们的事件所造成的冲击性后果，不奇怪的是，他们的暴力在

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传染性，成为效法的对象。不过，这些因个体的遭

遇而触发并对个体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单个暴力事件与本文所谈的社

会运动意义上的非暴力行动是非常不同的。首先，个体性的遭遇具有非

常强的独特性，并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杨佳事件和邓玉娇事件中，

这一点非常明显。从定义上看，群体性的非暴力行动一定是很多人在协

同行动的，而且行动的诉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次，群体性行动需要

一定的组织、协调和整合，多个类似的个体性行动并不构成集体行动。

比如，唐福珍事件的性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拆迁而自焚的暴力现象

也非常多，然而，由于各个拆迁的受害者是各自为战的，他们单个个体

的行动没有构成一种反抗拆迁的集体行动。第三，作为行动策略的非暴

力是非常明确的，是有严格的纪律约束的，是有目的、有计划行动的一

部分，而单个的个体暴力则有非常强的偶然性。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

同样的人遇到同一件事不一定都会采取暴力手段。第四，非暴力是群体

行动的明确准则，因此，它不会受到当局过度的武力迫害，而且很多行

动是处于合法与非法边缘的，当局无法事先采取行动阻止非暴力行动，

而暴力行动则不然，当局会有借口事先采取行动进行镇压。因此，暴力

反抗只能是随机的和突发的。第五，单个个体的暴力抗争对解决其自身

的处境有利或者会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但抗争并没有持久性，一旦采

用暴力行动的个体被逮捕、控制甚或死去，抗争就停止了。

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综上所述，无论单个个体暴力抗争的威慑力、社会反响和实际效果

有多大，它都不能转化为持续的社会运动意义上的集体抗争。因此，从

这些个体性的暴力抗争中得出暴力的普遍有效性（且不论其中的道德含

义）是有问题的。进一步说，单个事件中的暴力的实际果效不能代表暴

力作为集体行动手段的有效性。当然，不管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实际果

效上，暴力作为一种抗争手段的有效性都是不能完全排除的。而且，单

个个体的暴力行动确实能够触发或者促动集体的非暴力抗争，这一点在

邓玉娇事件中曾有生动的体现。所以，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单个

个体的暴力抗争与集体的非暴力行动之间的关系是有着多个维度的。这

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总之，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作为集体行动之策略和原则的

非暴力在当下的时代环境下是最为有效的行动方式。其实，在中国这片

土地上，在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中，就有着具有非常重大历史意义的非暴

力行动，其影响一直被当代的中国人所感知。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小岗

村农民的非暴力抗争。他们在中国万马齐喑的黑暗年代里跨出了勇敢的

一步，在中国极权专制的黑幕上划了一道非常小的缝隙。尽管他们未必

知道他们的非暴力抗争的意义，但这一小小的缝隙却成为中国后来改革

开放事业的先声，引领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不管从那个角度讲，这一

非暴力抗争都是非常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小岗村农民的非暴力行动

是建设性的，而这一点正是所有非暴力行动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最为重要

的原因。

当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暴力冲突与日俱增之际，探讨和

寻找走出“历史三峡”和暴力循环的有效路径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

当务之急。愿我们的翻译能够对当下思考中国转型路径的人有所裨益。

本书上册的翻译分工为：刘荻翻译第一章、第四章和第六章，并与

范冠萍合译了第三章，张大军翻译引言、第五章和第七章，任星辉翻译

第二章，由张大军统校。我们还会陆续将本书的下册翻译出来，以飨读

者，也请读者朋友们多提意见。

4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部分

迈向权力的运动 .................................... 11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 13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 53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有力量 ................................................................. 99

第二部分

抵抗恐怖行动 ..................................... 157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 159

第五章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 185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 215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 239

注释 ........................................................................................... 273

引言

正义和力量必须结合在一起，这样，所有正义的可能都是有力

量的，而所有有力量的可能都是正义的。

——帕斯卡尔

故事

在 1981 年 12 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列赫·瓦文萨以及团结工会的

其他领袖们在一次会议后于格但斯克被捕。在十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

的自由工会运动通过占领工厂和举行罢工而动摇了波兰共产党权力的基

础。那时已经实行了戒严，而团结工会在枪杆子的逼迫下眼看着就要失

败。不过，当他被带走时，瓦文萨质问逮捕他的人。他对他们说：

“就在

这一刻，你们输了。”

“我们被捕了，但你们却加速了你们的共产主义政

权的垮台„„你们会跪着回来找我们。

”1

如果只有暴力才有力量，而且如果没有应对压迫的方法，那么，瓦

文萨的说法就是荒诞不经的。不过，他明白，团结工会已经通过让政府

得不到波兰民众的认可而决定了抗争的走向。当国家穷尽其强制他们服

从的办法时，它就不得不进行妥协。七年之后，曾经关押瓦文萨的沃依

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邀请他与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参加圆桌会谈，

而该次会谈的结果是新政府的选举和组建。瓦文萨在 1990 年成为波兰的

总统，而仅仅在十年之前，他还只是造船厂的一名电工。他从未开过一

枪，团结工会中的其他任何人也没有。不过，他们一起撕毁了专断权力

的遮羞布，并将自由带给每一位波兰人。

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瓦文萨与许多其它国家的首脑一道在每年的

9 月份聚集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这些男女绝大多数都是民

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和总理。如果这种会议是在一百年前举行的话，除几

个人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会是国王、皇帝、将军或者其他凭借暴力手段

或王朝继承获取权力的统治者。

这是 20 世纪带来的最为重大的政治变化，

可是，若没有那些凭籍非暴力力量而非武装力量反抗压迫性统治者的普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通民众的行动，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本书的主题就是，这种力量是如

何发展并被加以运用的。

这一历时一百年的故事讲述的是以非常不同于枪炮和子弹的武器与

根深蒂固的政权或者武装力量抗争的民众运动。在所有这些抗争中，破

坏性的举措被用作惩罚手段，也即用以牵制或惩处对手并赢得让步的进

攻性措施。诸如请愿、游行、罢工和示威之类的抗议被用来动员民众对

运动的支持。诸如罢工、抵制、辞职以及公民不服从之类的不合作形式

有助于打乱政府的运转。诸如静坐、非暴力的蓄意破坏以及设置障碍物

之类的直接干扰行为打击了许多统治者压制其民众的意志。2

历史上的成效是巨大的：独裁者被推翻，政府被颠覆，占领军受到

阻遏，压制人权的政治制度被摧毁。由于人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以摧毁他

们的对手主导事件的能力，很多整个的社会就因此被改变了，不管是在

突然之间还是逐渐地改变的。本书以及我们帮着制作的与之相伴的系列

电视纪录片的核心问题是，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作为非暴力行动之根

基的理念。

所有这一切都肇始于俄罗斯。在鲍里斯·叶利钦于 1991 年站上莫斯

科的坦克并大声嘲讽政变企图之前八十六年，俄罗斯人向圣彼得堡的冬

宫游行，以向沙皇呈交请愿书。在这两个时刻之间展开的是一个充满动

荡的世界性的演化过程，而这一演化导向对力量的一种新的理解：真正

的力量来自它所辖制的那些人的认同，而不是来自对他们的暴力威胁。

在反对独裁政权、侵略以及蔑视人权的伟大抗争中，这种观念诞生了，

而标志着其诞生的是那些非凡的个人所做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功和失

败：

 一位东正教的教士——格奥尔基·沙邦——在 1905 年说服 150,000

名工人同意在俄罗斯古老首都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游行——这是 20 世

纪对专制权力的第一次公开抗争。他激发了全国范围的群体行动，

其结果是，该国首次出现了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打开大门，并要求德

国支付赔款。在此之后，鲁尔区的矿工和铁路工人们于 1923 年抗击

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士兵——他们是被派来攫取德国的资源的。他

们拒绝合作并破坏侵略者的目标，直到英国人和美国人施压让军队

撤出为止。

2

引 言

 莫罕达斯·甘地在 1930-1931 年间在印度领导反对英国人的大规模

公民不服从行动。他说服其跟从者停止支付盐税并不再购买由英国

统治者所垄断的布匹和酒饮料，借此强化该国富有成效的迈向独立

的长期努力。

 在二战中的德国占领期间，丹麦的公民拒绝支持纳粹作战，并在 1944

年夏天让他们的城市陷入瘫痪状态，以此迫使德国人结束宵禁和封

锁；纳粹占领下的其它欧洲国家的民众也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

 萨尔瓦多的学生、医生和商人们受够了一个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

给他们国家带来的恐惧和残暴，于 1944 年组织起公民罢工行动。在

没有拿起一杆枪的情况下，他们使这位将军与其最亲密的支持者—

—包括军队里的人员——疏离，并迫使他流亡。

 在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后不到十年，佐治亚州的一位浸信会传道人—

—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听从甘地的教导，带领其非裔美

国人同胞开展为期十五年的游行和抵制运动，以颠覆美国南方的种

族隔离做法。

 在金博士被暗杀后几年，通过采取苏联集团很少遇到的新的社会行

动方式，波兰的异议人士反抗共产党人的统治。后来，工人们罢工

并赢得进行组织的权利，导致团结工会的产生以及共产主义最后的

终结。

 在波兰的变革酝酿发酵的同时，阿根廷的一群母亲们被政府在她们

的儿子失踪问题上的沉默激怒了，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广

场上游行。她们一直到该国的军人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时才停下

来，这导致政府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溃败之后倒台。

 当阿根廷的将军们倒台时，在安第斯山对面的智利，奥古斯托·皮

诺切特将军正面临着蓬勃兴起的民众运动，而该运动对其独裁政权

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最后，通过一次他按道理讲不会输掉的

全民公决，他们将他赶下台。

 在半个世界之远的地方，在费迪南德·马科斯于 1986 年盗取菲律宾

的一场选举之后，一位被暗杀的反对派领袖的遗孀带领几十万人走

上街头。他们支持由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所发动的叛乱，让那位独

裁者没有任何机会去凭借暴力维持权力，迫使他逃离了该国。

 在菲律宾人重新赢得民主之后不久，通过组织抗议和抵制并建立他

们自己的社会服务网络，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军事占领西岸和加沙

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地带提出挑战。这一波非暴力抵抗行动成了巴勒斯坦起义的最大组

成部分——即便这是最不显著的部分。

 在团结工会继续抗争的同时，南非的抵制组织者、工会和宗教领袖

携手发起反对种族隔离的非暴力运动。与国际制裁一道，它们有助

于迫使当局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并就民主的前景展开谈判。

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几天，成千上万的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瓦兹拉夫

广场的边缘，反复唱道：“我们没有武器„„世界正在注视着。”几

周之内，该国的共产党政权以及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乃至蒙古

的与之相像的其它政权都烟消云散了。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位缅甸母亲——昂山淑姬——在还处于软禁

状态时领导了她的国家的民主运动，当时，在抗争中支持缅甸年轻

人的是一个新的由非暴力活动人士和实践者所组成的世界性群体。

 在 1999-2000 年间，在海外民主团体的支持下，一个由学生领导的

抵抗运动和一个统一的政治反对派动员起来，在投票站击败斯洛博

丹·米洛舍维奇总统。由于其安全部队因非暴力叛乱而失去效能，

在面临着大罢工的情况下，欧洲的最后一位独裁者投降了。

无需暴力而获胜的可能性在上述所有抗争中都存在，而每个故事中

的突出人物之间的互动决定着这种可能是否会变为现实。从德国的钢铁

大王到智利的摄影师，从列夫·托尔斯泰到戴斯蒙德·图图，从丹麦国

王到田纳西州的市长：他们以及这些故事中所描绘的几十位其他人都起

到了作用。毕竟，我们叙述的是个人的言论和做法：那些激励或领导运

动的人士的激情；他们所战胜的独裁者们的傲慢、狡诈和最终的耻辱；

以及 20 世纪“人民力量”次第展开过程中被人发现的那些天生的才能、

愚蠢的失误以及令人震撼的牺牲。

一位著名的非裔美国人牧师及其妻子在 1936 年拜访了莫罕达斯·甘

地，曾一度问他非暴力抵抗是否是“一种直接行动的方式。”甘地铿锵有

力地回答道：

“它不是一种方式，它是唯一的方式„„它是世界上最有力

的行动力量„„它是比电还要积极的力量，甚至是比穹苍更为有力的力

量。

”这好像是说，他没有将它设想为信念的产物，而是视它为一种带有

可应用之法则的科学，并在应用时产生可以预料的力量。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选择非暴力抵抗手段是出于道义上的原

因，但历史记录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20 世纪采用非暴力行动的大多数

4

引 言

人这么做的原因是，武装或者物质力量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有些人只

是缺少足够多的武器来发动暴力反叛；其他人则在最近看到暴力抗争的

失败，并给生命和财产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是，因为攸关人们最为重

要的利益，且因为他们决心将统治者赶下台或者取消压制他们权利的法

律，他们就被迫拿起其它非暴力的武器。那些在我们的故事中采取非暴

力行动的人士不是要缔造和平。他们是要战斗。

冲突

在 20 世纪跨越海洋的重大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其它

的冲突，这些冲突不是出现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并且无关

征服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关乎自主、免受一个党派或者族群支配的自由、

以及民主。在新闻和娱乐媒体，因而也是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这些冲

突受到战争、种族屠杀、地毯式轰炸和恐怖行动的遮蔽。然而，我们讲

述的故事中所采用的非暴力惩处行为与 21 世纪冲突战略与策略的相关性

远远大于战壕中反对德国皇帝的战斗、太平洋上的海军决战或者印度支

那丛林中的游击战。

本书不是一部关于非暴力行动在其中发挥作用的 20 世纪所有冲突的

全面历史。相反，每一故事都表明，非暴力的惩处行为是如何可能成为

一种削弱和罢黜看似难以应付的对手之战略的生死攸关手段的。通过所

有这些冲突，关于非暴力之力量和实践的长达一百年的观念演变过程都

可以追踪到。本书前三部分的构成是为了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被用于

三类主要冲突之中的。

第一部分——《迈向权力的运动》——讲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

何在 20 世纪三次伟大的改变国家的民众自主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世

纪之交的俄罗斯反对帝国王朝的运动，印度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

以及波兰反对苏维埃体制的运动。

第二部分——《抵抗恐怖行动》——阐述在国家暴力达到顶点的 20

世纪中叶，公民抵抗者是如何抗击军事占领者或者统治者的。它讲述德

国人是如何在 20 世纪 20 年代阻挠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人的，丹麦人和

处于德国占领之下的其它欧洲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在二战期间颠覆纳粹政

权的，以及萨尔瓦多人是如何在 1944 年罢黜马丁内斯将军的。它还追述

了阿根廷人和智利人是如何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打击那些也穿着制服

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并让其民众感到恐怖的统治者的。

第三部分——《权利运动》——描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 20

世纪后半期被用于反对许多政府以争取权利的：美国的民权运动是如何

松动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的，南非的黑人多数族群是如何推翻种族

隔离制度的，菲律宾人是如何驱逐独裁者并恢复民主体制的，巴勒斯坦

人是如何抗击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的，以及中国、东欧和蒙古的民

众力量是如何挑战他们国家的一党制政权的。

第四部分——《暴力和力量》——考察了两个相反的案例。在这两

个案例中，选择暴力反抗或者恐怖手段的运动通常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

政治损失要远远多于它们收获的权力。它还探究了先进的技术、国际制

裁以及其它变动中的条件是如何可能让那些在 21 世纪采用非暴力力量的

人士增强影响力或者受到限制的。

每一故事的主线是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与其对手之间的一系

列交锋。我们的有些故事是关于这些缓慢成长的运动的：它们在使用非

暴力力量时表现出很大的动能和灵敏性，但是却为了长期的梦想而放弃

短期的收益。其它故事则是有关那些快速组织起来的运动的：它们的带

领人是卓越的业余选手，但却似乎迅速地克服了一切不利因素。不过，

在所有案例中，决定其命运的是每一方所选择的制裁措施中所内含的战

略。

上述故事所展示的连续性并非只在 20 世纪末才是清晰可见的。推动

事件演变的领袖们常常从早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激励甘地的是俄罗斯

1905 年所发生的事。非裔美国人的领袖们去印度学习甘地的策略。当智

利人在 1980 年代组织起来反抗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政权以及

菲律宾人组织起来反对费迪南德·马科斯时，他们受到理查德·安腾巴

罗的电影《甘地》的影响。

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者——这一对手非常不同于丹麦人所

面对的德意志国防军。美国的民权领袖们有法律和美国宪法的支持——

这一优势是波兰团结工会所没有的。不过，上述冲突中的所有非暴力参

与者都采取非常类似的方法来达成不同的目标，而且由他们的经历所凝

练成的教训都有违于传统的看法：

 对非暴力惩处手段的使用比通常设想的要远为频繁和普遍。它们都

是世界每一角落和 20 世纪每个十年期中的创造历史的斗争中的关键

6

引 言

组成部分。

 非暴力行动在反对所有类型的压迫性对手方面都发挥了功效，而且

下述两个现象之间没有相关性：针对非暴力抗争者所使用的暴力的

强度和它们最终获胜的可能性。有些经受最残暴对待的非暴力行动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当非暴力运动试图将暴力纳入其战略时，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

降低。一旦一个政权受到致命力量的攻击，它聚合内部的支持并展

开镇压的能力就会提升。

 动员和维持一个适合于非暴力行动的民众运动应与强化公民社会和

建立或延续民主体制同步进行。

尽管存在着上述事实，民众的想法还是一直纠缠于两种关于非暴力

冲突的错误观念。首先，既然 20 世纪的两位最为人所称颂的非暴力运动

领袖——甘地和小马丁·路德·金——都是因为宗教上的呼召而崛起的，

因此非暴力行动被定型化为一种道德上的偏好，而非一种讲求实用的选

择，因而模糊了它在冲突中的战略价值。其次，自马科斯于 1986 年垮台

以来，对大规模非暴力行动的新闻报道所造成的印象是，

“人民力量”来

自城市街道上躁动不安的人群的规模或能量。尽管从身体上对抗一位对

手可能是必要的，但有效非暴力行动的真实韵律是自发性弱而目的性强，

戏剧性弱而技术性强。它与大喊口号和将鲜花插在枪管上没有什么关系。

与它有莫大关系的是让政府与它们的控制手段分离。

许多人预测，21 世纪将会出现一系列激烈但却是地方性的冲突。在

这些冲突中，主张收复国土者试图攫取原有的土地，族群党派会争取独

立，不满的少数族群会寻求安置自己的代言人。不过，所有地区性利益

通常都是以渴望权利的形式表达的。民主大国认为，如果权力建立在自

治的基础之上，那么权利就能够自由地加以争取。如果确保民主总是问

题的解决办法，那么下述哪个做法更有优先性呢：是让冲突各方保持原

有状态，还是提倡卷入冲突的办法以至于更有可能结出民主的果实呢？

在至关重要的人类利益一直处于竞争态势的世界上，冲突会发生，

而且只要人们相信暴力有助于他们获胜，暴力就会被用于冲突之中。如

果另一种更为有效、无需付出暴力代价的获胜方法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暴力就会开始被看作是为某一事业而奋斗的一种较为不合理的方法。由

于假定所有的冲突都会趋向于暴力，大部分政策制定者迷恋于削减武器

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或者解决冲突，将它们看作是减少致命性暴力的主要途径。可是，在 20

世纪的十好几场重大冲突——双方在其中争夺对某一国家之前途的控制

权——中，战略性的非暴力行动而非暴力，是具有决定性的争斗模式。

既然暴力作为冲突的手段可以被替代，减少暴力的目标不一定总会因另

一项任务而受到拖累：化解冲突的根源。

“能够发挥很大的能量”

本书讲述的是，20 世纪的人们是如何发展出无需使用暴力而夺取权

力的能力的。我们的每一则故事聚焦的都是非暴力行动在更大的冲突中

的运用。为了说明非暴力力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必须有选择地突出特

定的事件和人物——他们对我们故事的重要性高于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或

地区的整个历史上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没有故意低估其他那些在更广

大的历史背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或故事的影响。比如，我们没有想

要给出一部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瓦解的完整历史。我们确实努力要做

一个公平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报告，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被用来帮助实

现上述结果的。

所有历史著作都受其作者的视角的影响，我们的作品也不例外。在

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试图让事实本身说话，并将我们的大部分

分析性思考留在每一章的总结部分。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评注性资料和

解释性观念的混合体，而这些资料和观念是针对由非暴力行动改变世界

的方式所引发的更大问题的。对于拥有下述观点，我们无须自责：如果

被有效地加以运用，非暴力的惩处行动能够终结压制并让国家和民众获

得解放，而且相比于诉诸暴力叛乱或恐怖手段，它们能够在做到这一点

时面对更少的风险和更大的确定性。可是，它们不是总能发挥效用，当

这样的时刻和我们的故事有关时，我们不会逃避谈论这些时刻。

我们还认为，非暴力抵抗应该得到比它已获得的所有关注更多的关

注。在我们的时代，暴力会制造更多的新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历史

被视为是一出戏。不过，如果历史被更为普遍地视为是一个过程的话，

那么非暴力的惩处行为的动态效果就会更容易获得认可。这种力量形式

并不神秘；它施展的现实性与大部分人生活状态的现实性没有不同，而

且由于这个原因，它是可以理解的。与犬儒式想法相反的是，非暴力行

动的历史不是一连串的绝望的理想主义者、偶尔出现的烈士以及少数有

8

引 言

超凡魅力的解放者的历史。真实的故事是关乎普通民众的，他们被吸引

到伟大的事业中来，而这些事业是从头开始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它讲述

的是人们离弃工作待在家中或者占领他们的工厂和办公室，拒绝带身份

证件，在他们的地下室印刷简讯，以及当他们被告知要离开时并不离开。

打破英国人盐业垄断的印度人、阻挠纳粹军事运输的丹麦人，组织

起来反对独裁政权的智利人：许多采取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士凭直觉就意

识到，力量源自他们做过什么，而不只是源自那些坐在宫殿或者总统官

邸中的人士做过什么。用非暴力力量方面的杰出理论家吉恩·夏普的话

来说，

“非暴力行动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能够针对无情的统治者和军事政

权发挥出很大的能量，因为它打击了所有等级式制度和政府最薄弱的方

面：对被统治者的依靠。

”4

在上个世纪结束时，世界上的无线波段和书店中充满了回顾所谓历

史上最具破坏性之一百年的素材。一卷卷的图书和一页页的文字向我们

展示了大屠杀的情景——据说，这是战胜邪恶的可怕代价。可是，如果

只以那种方式讲述的话，20 世纪冲突的历史将会加重一个可怕的错误：

也即只有暴力才能战胜暴力，攸关最高利益的抗争必须以武装力量来完

成。然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同一个世纪，

拥有可以想象到的所有暴力武装优势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们在所有大陆上

都被那些没有诉诸暴力的人士排挤出局？

有关冲突的最大的错误观念是，暴力总是力量的最终形式，而且推进正

义事业或者击败非正义的所有其它方法都无法超越它。可是，俄罗斯人、

印度人、波兰人、丹麦人、萨尔瓦多人、非裔美国人、智利人、南非人

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证明，冲突中一方的选择并不因另一方使用暴力而预

先被限定，而且其它的非暴力措施可能是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如果上

个世纪被迫做出的生命和名誉方面的巨大牺牲在未来的一百年间有所回

报，这其中的原因就将是，上述真理得到了更为充分的理解。

9

第一部分

迈向权力的运动

暴君……越是拥有资源，越是得到人民的服从，他们的防备就

越强，他们就变得越强大，摧毁和破坏的能力就越强。即便如

此，如果不给他们资源，也不服从他们，那么无须抗争，也无

须挥拳，他们就会变得赤身裸体，手无寸铁，无足轻重——犹

如失去水分或营养的树根，难免干枯死亡。

——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etie）

，1577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无声的坦克

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二个夏天，俄罗斯正处于一片平静之中。在一个

漆黑的周日夜晚，谢尔盖·艾多奇莫夫（Sergei Evdokimov）少校被紧

急警报的声音吵醒。凌晨三点，他和驻扎在莫斯科城外的装甲部队一起

等待命令。命令不久就来了。东方的天空开始发白的时候，营长命令他

们沿着明斯克公路（Minsk Highway）开进莫斯科，占领阵地以封锁蜿蜒

流过市中心的莫斯科河(Moscow River)上的两座桥。虽然他们的武力直

指俄罗斯百姓的聚居中心，而且没有人解释原因何在，但少校和他的人

马仍然毫无异议地服从了命令。于是，1991 年 8 月 19 日周一早上八点整，

艾多奇莫夫命令他的坦克纵队出发。1

同一天早晨，列宁格勒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扎弗洛特尼（Valerii

Zavorotnyi）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戈尔巴乔夫被捕了，”电话另一头的

声音说，

“国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扎弗洛特尼打开电视，发现三个频

道全都在播放古典音乐，从多年来的经验看，这是国家确实发生了重大

事件的常见信号。不久之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位播音员，宣读了由一群自

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高层官员发布的《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

人民书》一开头说道：

“同胞们，苏联公民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正面临生

死存亡的危机。”委员会保证将结束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它的“一号

决议”禁止罢工和示威，宣布接管大众传媒，并且暂停政党和组织妨碍

“正常化”的一切活动。2

苏联广袤土地上的人们都被从电话、收音机或电视中，或者从惶恐

不安的邻居那里传来的同一则消息吵醒了。但是没有人感到十分意外。

几个月以来一直有谣传说共产党强硬派准备发动政变，以扭转苏联总统

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现在噩梦似乎成真。苏联公民在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过去五年中获得的喘息空间即将在枪口下被收回。

然而，政变领导人刚开始发布命令，人们就开始反抗他们。第一个

挺身反抗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在拒绝批准紧急状态后被软禁在他

的夏季别墅里。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则不那么容易

被控制。叶利钦躲过派去逮捕他的克格勃探员之后，便赶往其政府总部

白宫。中午，他爬上外面的一辆坦克，宣读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

呼吁，他宣布政变集团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总罢工。接着

他在电台讲话，他提醒全国的士兵说：

“在这做出抉择的艰难时刻，请记

住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决不能对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

誉决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

”3

叶利钦用其言行敦促人民反抗政变。午后不久，莫斯科人已经在克

里姆林宫墙外举行小型示威活动，并且在地铁内张贴叶利钦的呼吁的影

印本。不久之后人们聚集在白宫外，用建材、电话亭和手边所能拿到的

其它东西搭起路障。出租车司机甚至捐出自己的小汽车来加强这道壁垒。

一列坦克沿着加里宁大街（Kalinin Prospekt）轰隆隆地驶向白宫

时，人们在道路上形成一道人链。他们高呼：

“和人民站在一起！别对自

己的人民开枪！”一个老人喊道：“你们知道，我工作了一辈子——整整

一辈子——来养活这支军队，现在你们却掉转枪口，拿枪口对着我！

”这

句话正合时宜；指挥官将引擎熄火，队列中的其它坦克也跟着照做。人

们纷纷爬上坦克，把糖果、面包和牛奶拿给里面的士兵。

艾 多 奇 莫 夫 少 校 和 他 的 连 队 停 在 紧 邻 白 宫 的 加 里 宁 斯 基 桥

（Kalininskii Bridge）附近时，从搭建路障的民众那里得知了政变的

消息。少数示威者咒骂他们，称他们为法西斯，其他人——其中包括少

校的一位熟人——则试图说服他倒戈加入叶利钦的阵营。这位三十六岁

的职业军官不知如何是好。考虑抗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在开往市

中心的路上下定决心不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动武。他宣布：

“我要留在这里，

我得到了命令。但我们不会枪击或镇压任何人。我保证。

”4

艾多奇莫夫和他的部下原地滞留了几个小时。晚上七点左右，一名

俄罗斯国会议员出现了，他要求少校去和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

(Aleksandr Rutskoi)对话，鲁茨科伊是一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

正在组织白宫的保卫工作。鲁茨科伊告诉了少校戈尔巴乔夫被捕和叶利

钦呼吁抵抗政变集团的消息，然后请求他帮助保卫白宫。艾多奇莫夫回

答道：“给我下命令吧，我会帮助你们的。”然后艾多奇莫夫回到他的连

14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队，带领坦克队穿过欢呼的人群驶往白宫，现在飘扬在坦克上的是俄罗

斯的三色旗而不是苏联的镰刀铁锤旗。

许多记者也拒绝屈从。周一晚间，政变集团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

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年轻的记者塔蒂亚娜·玛基娜（Tatiana Malkina）

只举手问了一个问题，便揭去了政变集团正在极力编制的合法性面纱：

“能否请你们说明，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昨晚发动了一场政变？”那天晚

上，整个国家都从官方新闻节目《时代》

（vremia）的五分钟报导中了解

到了莫斯科的路障和叶利钦在坦克上的呼吁。遭禁的报纸把新闻传真给

活动人士，由他们当街散发。

政变策划者期望展示武力能够吓阻反对声浪。的确，多数人都持消

极态度，就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部分居民也是一样；他们继续过着

日常生活，享受他们的假期，很少关注新闻。叶利钦呼吁全国罢工获得

的响应很少。不过前往白宫的人已经够多了，其它城市也同样出现了类

似的抵抗据点，因此政变集团无法得到他们所需的顺从。这些普通市民

通过张贴传单、参加集会、修筑路障和在坦克上涂鸦来显示他们不惧威

胁。

周二约有十万人鼓起勇气前往白宫参加集会；当时已有更多军队加

入了保卫白宫的行列。帕韦尔•格拉乔夫(Pavel Grachev)和亚历山大•列

别德（Aleksandr Lebed）等高级军事指挥官都宣布支持叶利钦，就连克

格勃高级官员也都明白表示不会参加屠杀。最后，政变集团没有下令进

行原本准备于周二晚间发动的攻击。到了周三早晨，政变已经失败了。

这些在 1991 年 8 月走上街头的男男女女，为俄罗斯人要求政府反映

人民意志的长期斗争写下了新的篇章。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

知道，但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在莫斯科市中心修筑路障抵抗专制统治的俄

罗斯人。八十年前，就在离白宫现在的位置不过几个街区的地方，在长

达一年的民众反抗动摇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之后，成千上万的莫斯

科市民于 1905 年 12 月与武装士兵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过就在他们挥舞

枪支的时候，军队扫射杀死几十名民众——因而遏止了俄罗斯的首次民

主革命。在那一刻之前，俄罗斯本来是 20 世纪第一个坚持用非暴力行动

来争取基本权利的国家。不过其开始的那一天与其结尾的那一天一样：

都发生了暴力。

1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血腥星期天

神父与工人

1905 年 1 月一个寒冷而晴朗的周日早晨，在圣彼得堡市郊的工业区，

一位蓄着长发的年轻神父站在数千名工厂工人面前。格奥尔基•沙邦

（Georgii Capon）神父诵念祷告文，求神赐福所有人，然后询问是否有

人携带武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高兴地说：

“好，我们要手无寸铁

地去晋见我们的沙皇。

”十一点过后不久，群众向市中心出发，一路上吟

诵祷告文。前排的游行者手持十字架、圣像、该国统治者的画像和一面

写着“士兵们！勿对人民开枪！

”的横幅。他们的目的地是皇室的冬宫，

在那里与来自该市其它地方的游行队伍汇合，总人数超过 100,000 人。

然后他们将在冬宫外广阔、有着古典对称性的广场上，在俄罗斯帝国首

都的中心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递请愿书。5

他们携带的请愿书题为《卑微忠贞上奏书》

（A Most Humble and Loyal

Address）

，由沙邦起草。开头为：

“我们是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来

向陛下寻求正义与保护。我们生活贫困，饱受压迫，背负重担„„陛下

不能对自己的臣民撒手不顾„„请允许他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把他们从

无法忍受的官僚压迫中解放出来。请铲平将陛下与臣民隔开的那道墙，

与人民共同治理国家„„”6

沙邦的追随者晋见他们统治者不是为了造反，而是为了祈愿。他们

的请愿书中列有十几项要求，例如最低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然而请愿

书也超越了工人的不满，纳入了会触及帝国中每个人的政治主张。它要

求言论、出版、信仰和结社自由；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召开由普遍和平等的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请

愿书坚称：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请求，其余一切均以此为基础。

”

游行者其实是在要求沙皇结束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时代。1905 年仍

然有效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Fundamental Laws of the Russian

Empire）第 1 条简明扼要地规定：

“全俄罗斯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独断

和无限的权力。

”一位贤明的沙皇会听取臣民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利益，

但不会与人民分享权力，也不会让自己的权力受到独立于自己意志的公

民自由的限制。他的臣民在各个角落都可以感到有国家在插手：审查官

16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决定报刊杂志刊登哪些内容，地方长官可以不经审判就下令拘捕任何人，

最单纯无害的社团或俱乐部也会被禁止。简而言之，独裁统治意味着人

民没有权利。

沙皇对该制度的热爱不仅是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更是因为他相信自

己拥有反映在神圣传统中的神授君权。俄罗斯有产业工人、资本家、现

代政治思想家和艺术运动，但尼古拉二世仍然被各种旧时代的文物所包

围。他坚持公文必须使用古法拼写，他举办化装舞会，舞会上人人都穿

着两百年前的古装的仿制品。他宁可待在有传统的木头建筑和蜿蜒小径

的莫斯科，而不愿居住在位于更新、更欧化的圣彼得堡的巨石皇宫中。

在尼古拉二世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在现实中的话——他对他的臣民犹

如父亲对待孩子一般，受到彼此的情感和在上帝面前的义务的约束。7

但是一些俄罗斯人想要扫除这种幻想，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士渴望政

治改革已有半个多世纪。自从 1825 年的军官起义以来，各种小集团就不

时密谋要把国家从绝对主义之下解放出来。1881 年，民意党（People's

Will）设法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尼古拉目睹了

祖父的死亡），而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团体——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的“战斗组织”

（Battle Organization）——在

20 世纪初日趋活跃。

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拒绝恐怖主义，而是试图组织工人农民来进行民

众抗争。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社会主义者也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就开始鼓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的工人。还有一些人则一心想

说服政府进行自我改革。20 世纪初，在许多地主、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

中间出现了一场自由运动，他们用合法和非法的公开集会和出版物来要

求制宪和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因此，沙邦神父的请愿诉求——自由工会、公民自由、民主——都

是革命派和自由派团体的呼吁中早就出现过的诉求。沙邦的请愿行动之

所以非比寻常，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支持。结束独裁统

治的要求首次来自不成熟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但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的政策本身也助长了这场运动。

政策制定者之一是莫斯科政治警察头目谢尔盖·祖巴托夫（Sergei

Zubatov）。祖巴托夫曾与激进分子有来往，然后成为警察的线人，他担

心国家在争取工人拥护的斗争中会输给革命派。他抨击高官中十分常见

的自满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工人多数来自农民家庭，自然也会

1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反映出农村盛行的保守观点。圣彼得堡的罢工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参与

组织罢工粉碎了这一神话，也促使祖巴托夫想出一个新计划。他和上司

争辩道，工人确有不满，但只有他们认为国家不是敌人的情况下，他们

才会继续保持忠诚——于是他获得内务部批准，在警察线人的监督下在

几个城市的工人中建立由国家资助的互助社团。国家而不是革命派会带

领工人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祖巴托夫的策略被证明是具有爆炸性的。他的组织卷入了工人和雇

主之间的纷争，而且事实上还在许多地方组织了罢工。愤怒的雇主向内

务大臣 V·K·普列韦（V. K. Plehve）大肆抱怨，于是普列韦在 1902

年底把祖巴托夫调到圣彼得堡。但这没有阻止祖巴托夫，他在首都建立

了 一个新 组织— —圣彼得 堡机械 工业工 人互助社 （ St. Petersburg

Mutual Aid Society of Workers in the Machine Industry）

。8

被吸引到这个社团中的年轻人之一是个名叫 N·M·法纳雪夫（N. M.

Varnashev）的二十八岁工人。他从十二岁起就在一个城市的工厂工作，

那座城市在过去十年中涌入了成千上万放下犁头拿起工厂工具的农村移

民。这些工人大多不识字，仍然相当淳朴，他们拥挤在出租房和简陋的

工棚中。但是没有工会来为他们争取利益，罢工是非法的，因而很冒险。

尽管如此，有些人依然在渴望某些更好的东西。9

法纳雪夫在操作机床时经常浮想联翩，他问自己：

“你要是丢了这个

工作而且不能马上找到新工作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要是受伤、生病

或者年老体衰了呢？”与许多工人不同，法纳雪夫会花时间来思考自己

的处境；他热爱读书，而且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甚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

人。作为技术精良的金属工人，他拥有该市数一数二的高薪，还设法在

该市较为高级的社区附近找到了住处。他甚至还用部分收入购买了一种

叫做自行车的新潮玩意。10

1902 年秋季的某一天，法纳雪夫（当时还在学骑自行车）骑车拜访

住在聂瓦河(Neva River)对岸的朋友和同事斯特帕诺夫（Stepanov）。法

纳雪夫在几次擦伤手和膝盖，还撞到一位苹果小贩之后，终于到达了朋

友的住处。他被介绍给一个叫克拉朵菲可夫（Kladovikov）的人，克拉

朵菲可夫告诉了他一个正在工人中酝酿的计划：组织和莫斯科类似的互

助基金。克拉朵菲可夫邀请他参加下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就是这么

小小的一步，法纳雪夫走上了一条使他和成千上万圣彼得堡工人一起，

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公然对立的道路。11

18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祖巴托夫为圣彼得堡的工人社团招募的领导者之一就是沙邦，沙邦

几年前在丧妻之后从家乡省份来到首都。沙邦来自农民家庭，对在城市

里遇到的穷人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他在神学院学习期间还曾在孤儿院工

作。他在城市弱势群体中的声望与日俱增，最后引起了祖巴托夫的注意。

12

沙邦具有超凡的魅力和复杂的个性。他的个人魅力使他赢得了他所

遇到的每个人的信任——从沙皇的官员到煽动反对沙皇的人。他的讲道

可以令人感动得落泪，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内心的光芒”

。他慷慨大方地

对待在祖巴托夫的社团中遇到的工人，没有许多革命派知识分子所表现

出来的屈尊俯就的态度。不过沙邦的激情不受有节制的使命感的控制。

他的个性冲动而善变，这使他经常背叛他说服别人给予他的信任。13

沙邦成为祖巴托夫的社团聚会的常客，他不但细心聆听，还鼓励工

人说出心声，有时还会加以评论。到 1903 年春天，他已经与包括法纳雪

夫在内的几名重要成员成为朋友，法纳雪夫敦促他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但沙邦谢绝了，圣彼得堡许多工人也对当局感到怀疑，不敢参加在警察

的控制之下活动的组织。到了 1903 年底，该社团濒临瓦解。但是沙邦和

法纳雪夫等人却忙着成立了一个名为圣彼得堡市俄国工厂及磨坊工人协

会（Assembly of Russian Factory and Mill Workers in the City of St. Petersburg）的新组织。

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一样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当局认为这或

许会转移工人对劳资矛盾和革命派的煽动的注意。但是工人协会与祖巴

托夫的社团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沙邦说服官员相信警察线人在场会

使工人不敢参加圣彼得堡的社团，他们同意让警察退出工人协会的日常

活动。沙邦全权负责监督协会事务，并保证将工人的精力引向有益的方

向。14

神父最初可能没有政治意图。他曾与该市码头上的码头工人打过交

道。后来他说：

“他们开始信任我，一些人向我坦承自己受到政治思想的

影响。我当时并不认为有必要进行政治变革。

”工人协会背后的驱动力是

爱国主义，他在交给警方的备忘录中解释道：

“基本思想就是在工厂和磨

坊工人中间筑一个巢，”他告诉他们，“如此一来，健康而又富有自我牺

牲精神的雏鸟便会展翅保卫他们的沙皇和国家，帮助自己的工人同事。

”

15

工人协会的领导者被称作“责任圈子”

，多数是技术精良、已婚和相

1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对富有的金属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业区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协会成员们

拿来了家具和书籍，还找来一架便宜的钢琴，挂上沙皇的肖像。有些晚

上这里开会，另一些晚上则有讲座、音乐会或舞会，有时人们只是闲坐

看书或下棋。协会还组织了一个互助基金，并且在劳资纠纷中代表会员

出面交涉。不过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不同的是，协会避免罢工。表面看来

工人协会完全不涉政治，证明官员们对沙邦的判断力和可靠性的信任完

全正确。16

不过，如果这些官员知道这种自助活动的表象下面的真实情景，一

定会感到震惊。虽然沙邦早期的观点在对沙皇的个人忠诚和反对独裁之

间摇摆，但使工人协会卷入政治的鼓动者却另有其人：阿列克谢·卡列

林（Aleksei Karelin）

，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刷工，以前为马克思主义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Marxist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SD） Workers'

Party）党员，19 世纪 90 年代曾经遭到逮捕和短时间流放。卡列林和他

的伙伴们对社民党的策略早已不抱幻想，他们欢迎工人协会所提供的在

合法的外衣下不用担心警察骚扰地接触工人的机会。他们把多年来的组

织经验和法纳雪夫所说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带到了该市的工厂工人中，

当时沙邦并不喜欢这种影响。17

在最初的猜疑之后，沙邦终于像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一样赢得了卡

列林和其他激进分子的信任。晚上十点左右，责任圈子的会议结束之后，

沙邦会邀请包括卡列林一伙在内的少数工人去他的住处，他们抽烟、喝

茶、聊天。在这些午夜聚会上，沙邦流露出逐渐向这些在工人协会中担

任关键职务的新成员的颠覆性政治观点靠拢的倾向。18

1904 年 3 月，沙邦邀请卡列林、法纳雪夫和另外两名工人协会核心

成员到他的住处，要求他们发誓保密，然后拿出一张纸。纸上用红墨水

写着俄罗斯帝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纲领。政治诉求包括公民自由、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和“立即特赦所有因为信念而遭受折磨的人”

。社会诉求包括

工会合法化、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工人参与起草社会保险法和为

农民重新分配土地。这正是卡列林一伙一直敦促沙邦拟订的纲领，它成

为工人协会的“秘密纲领”

。19

“痴人说梦”

“秘密纲领”在工人与在圣彼得堡发酵的更广泛的反对力量之间建

20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立了桥梁。过去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报刊和其它严肃

的论坛上委婉地批评政府，倡导改革。但在 1904 年，自由主义运动已经

开始影响到政权的另外一些潜在反对者。这一点在教育工作者和医生代

表大会上变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两次会议向学生和工人开放，会议迅速

变成了政治讨论会。发言者呼吁公民自由和组建工会的权利。结果警察

解散了教育大会，逮捕了组织者，而医生大会则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与

会者对被迫提前散会感到怒不可遏，对试图压倒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军乐

队扔椅子。20

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代表们正在抵达首都参加解放同盟

（Union of Liberation）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同盟是富有的贵族和激

进的知识分子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多年来，贵族们一直试图让地

方议会（zemstvo）变成宪政改革的跳板。尼古拉二世不仅无视他们的所

有请求，还将其称之为“痴人说梦”

。不过，徒劳的努力会导致手段的改

变，许多从前的革命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准备加入这

一新的运动。解放同盟刊物的宗旨里写道：

“我们的任务不是分化，而是

联合。

”21

1904 年的两起事件有助于激起潜在的不满，也唤醒了俄国受过教育

的上层人士的变革愿望。1 月底，日本袭击了俄国在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

使两国在远东的竞争到达顶峰。战争几乎立刻给俄国带来一连串丢脸的

败仗，暴露出军事技术的落后和指挥官的无能。原本已经对政权的冥顽

不灵和高压统治深感灰心的舆论，现在更是紧咬军事挫败大肆抨击。

在不满情绪不断走高的气氛中，恐怖分子于 7 月暗杀了不得民心的

内 务 大 臣 普 列 韦 。 接 替 其 职 位 的 梅 斯 基 王 子 （ Prince Sviatopolk Mirskii）认识到政府和该国精英之间敌意的裂痕不断扩大，他深感政府

必须与温和派“和解”

。有关梅斯基的和解态度的传言唤起了民众对改革

的希望，而他放松对公共活动的控制也给了自由派畅所欲言和进行组织

的新机会。在这个新近扩大的政治舞台上，解放同盟人士占据了舞台的

中心。22

反对派在以代议制立宪政府的单一诉求扩大了队伍之后，现在开始

邀请地方议会的杰出领袖来推动这一主张。第一届地方议会代表大会于

11 月初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设立有实权的国会，

而这与独裁政治的本质完全相悖。23

为了使运动更加多样化并且给异议活动提供掩护，解放同盟人士从

2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1 月底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宴会，纪念司法改革四十周年。

著名作家高尔基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其中一场晚宴：

“参加人数超过

600 人——作家、律师、

‘地方议会的人’

，总之都是知识界人士。宴会中

有直言不讳的演讲，与会者一同高喊‘打倒独裁！’

‘制宪会议万岁！’和

‘给我们宪法！’„„气氛热烈，非常民主。”各地的宴会强化了变革的

激情，还让许多人首次接触到无拘无束的演讲。24

解放同盟影响到了右翼的温和自由派，还有它的天然支持者城市专

业人士，现在他们又把手伸到了社会主义者当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解放同盟致力于实现充分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宪政改革纲领。到年底时，

解放同盟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代表俄国社会广泛的阶层，包括该国

许多德高望重的公民了。25

尼古拉二世对日益增多的骚动似乎置若罔闻。他整日沉浸于宫廷庆

典和琐碎的行政事务，而且由于他惯于根据个人态度和与皇室的关系亲

疏来任命官员，政府的政策也就经常跟着大臣得宠和失宠来回摇摆。不

过他的内政大臣却非常关注人民不满的原因，而且制定了一个解决方案。

梅斯基告诉沙皇：

“就我看来，大多数善良人民的愿望是„„建立俄国的

法制，宗教宽容和参与立法工作，以防官员恣意发布完全不适当的法律

或者根据某位部长的臆想发布法律。

”他于 11 月底呈给沙皇一整套改革

措施，建议扩大地方议会选举的范围，取消对出版物的事前审查，以及

最重要的一点：设立由选举产生的咨询议会。梅斯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

都不足以瓦解沙皇的统治基础，但是足以分裂反对派，平息政治改革的

呼声。26

不过 12 月 12 日尼古拉二世最终发布的谕令与梅斯基的建议相差甚

远。谕令没有保证进行改革，只是含糊地承诺愿考虑进行若干变革，而

且只字未提议会的事。沙皇坚决表示：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代议制政

府。

”次日发布的第二道谕令则威胁说，如果再有公众骚乱或反政府示威

就要进行镇压。梅斯基提交了辞呈并且告诉沙皇：

“治国而无社会力量的

支持，是不可思议之事。

”27

12 月的谕令不仅把温和派及其对有序渐进地改革体制的希望拒之门

外，也暴露了解放同盟的策略的局限性。只要沙皇坚信自己能够对德高

望重的公民的想法置之不理，只要他坚决反对任何削弱独裁权力的企图，

那么无论抗议声音有多大，表达得有多么清楚，仅靠抗议都不可能带来

实质性的改革。仅仅反对独裁制度是不够的；反对派必须推动政权进行

22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改革。在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沙皇和他的大臣们及自由主义反对派都未

能察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他们脚下快速形成，这股力量就像出乎意料

的冬雪消融一样，将在新的一年里融化他们脚下所踩的冰雪。

“让全俄国都听见”

与律师、教授、地主和知识分子们引人注目的异议活动相比，沙邦

神父和朋友们建立工人协会的工作很难掀起波澜。不过，工人协会在水

面之下迅速发展：到了秋天，协会已有超过 7,000 名会员和 11 个地方分

会，都保持着非政治的外表——其实席卷知识界的政治思潮早已淹没了

工人协会。报纸报导了令俄国丧尽颜面的军事挫败，以及解放同盟、地

方议会和晚宴活动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法纳雪夫写道：

“这一切都成了工

人协会各分会完全合法和令人满意的宣传煽动材料。

”解放同盟成员到工

人协会来演讲，其中有几个人私下会见了沙邦。卡列林一伙和自由主义

者都在推动同一件事：工人必须参加反对独裁的运动。28

11 月 28 日晚间，在士兵们血腥攻击示威学生之后，包括工人协会地

方分会领导在内的大约三十五人挤进沙邦那憋闷、光线昏暗的寓所里。

神父向他们介绍了“秘密纲领”

，然后要求不赞同的人退出会议并保守秘

密。留下的许多人希望采取直接、激烈的行动，而不仅是发声明或派代

表向政府请愿。

“但是大家都同意一点，

”法纳雪夫回忆道，

“如果工人们

要发声，那就不该只让政府听到，而要让全俄国都听到。

”于是他们决定

由沙邦来起草请愿书内容并策划公开呈递的方法。29

沙邦寓所中的会议带来的更多是讨论而不是迅速的行动。但很快发

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迫使工人协会摊牌。12 月初，四名在俄国第一大

工厂普提洛夫金属工厂（Putilov metal factory）工作的工人被解雇或

受到解雇的威胁。沙邦将其视为一项挑战：如果他不能让工人复职，组

织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还可能遭到其它专横行为的打击。12 月的最后

几天里，工人协会领袖拜访了该市的首席工厂督察、普提洛夫工厂厂长

和市长。除了市长之外，另外两人都用十分粗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

们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后的制裁手段：罢工。30

在 1 月 2 日星期日这一天，6,000 名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在工人协会纳

尔瓦（Narva）分会开会，投票决定次日罢工抗议解雇。到了星期二，他

们已经关闭了工厂，使超过 12,000 名工人停止工作。他们的要求是：让

2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来监督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

制，停止加班和免费医疗保健。普提洛夫工厂的罢工者开始走访其它工

厂，到了周末，圣彼得堡超过 400 家工厂的 110,000 名工人参加了罢工。

31

工人协会领袖认为这个机会不仅能够巩固自己的组织，还可以采取

攻势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新主张。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由于又一次军事

挫败——旅顺港海军要塞的沦陷——的消息刚好传到首都，政府的威望

跌至新低。1 月 6 日星期四，沙邦宣布了他的计划：他将率领一支和平但

庞大的罢工工人游行队伍前往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冬宫外的宏伟广

场，在那里向沙皇本人呈递请愿书。游行将于 1 月 9 日星期日举行。32

沙邦的请愿书全盘纳入了“秘密纲领”中的改革方案，包括公民自

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八小时工作制。沙邦附上一篇致沙皇的前言，加

入了一条更进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要求：一个由普遍和平等的投票选举

产生的议会。这项主张反映了沙邦过去一年的思想变化——在卡列林一

伙、自由主义活动家和政治动荡的激昂气氛的影响下——而且与解放同

盟的民主政治秩序目标非常接近。33

到了星期三，工人协会办公室成了罢工的神经中枢。在法纳雪夫所

负责的维堡（Vyborg）分会，一群又一群罢工者把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

工人协会会员则帮他们起草要交给老板的罢工要求。星期四，分会领导

人开始告诉人们游行的事，并且要求大家在纸上签名，以便同请愿书一

起呈递给沙皇。在办公室外的街道上，工人协会会员与罢工者混在一起，

鼓吹把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与更广泛的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结合起

来。法纳雪夫等工人协会领导人从去年春天开始就在会员中进行的谨慎

的政治游说现在终于有了成果。34

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种激动的情绪感染着参加城市各处的室内会议

的罢工者和工人协会领袖。一位社会民主党党员在描述一次会议时写道：

“会议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宗教般的迷狂气氛中，成千上万人连

续几个小时人挨人地站在燥热、密闭的会场里，如饥似渴地聆听工人们

毫无矫饰、极端有力、简单、热情、声嘶力竭的演说。”在一个分会上，

演讲者问群众：

“同志们，如果统治者不愿接受我们，也不想读我们的请

愿书——我们该如何回答？”听众的回答震耳欲聋：“那我们就不要沙

皇！„„不要沙皇！„„不要沙皇！

”35

尼古拉二世直到星期三才听到骚动的消息。计划举行游行的消息星

24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期四才传到政府。沙邦预先把请愿书寄给了许多官员。沙皇的大臣们决

定万万不可让尼古拉二世亲自接受请愿书；事实上他已经离开首都，前

往附近沙皇别墅的皇宫。他们还决定不宣布戒严，因为财政大臣正在与

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洽商一笔急需的贷款，不希望发生任何可能吓跑金

主的事。相反，政府计划展示军力，用军队封锁通往冬宫的路。他们安

慰自己说，游行者只要看到有士兵阻拦就会撤退，既不用让步，也不用

流血。政府于星期六发出警告：

“不容忍街头集会或游行„„为防止群众

骚乱将依法采取果断措施。

”36

星期六晚上，沙邦与法纳雪夫等人开会商讨准备工作。沙邦担心革

命派会试图改变游行的目的，携带红旗和激起暴力。因此他们决定禁止

携带武器，以免给政府暴力攻击游行者制造借口，沙邦当晚撰写了一封

致沙皇的信笺，向沙皇保证亲自接受请愿书不会有任何危险。游行领导

者还制定了发生暴力事件时的应急计划，并要求卡列林的妻子组织工人

协会的女会员照顾受伤者。最后，他们找了一位摄影师合影。37

他们知道游行可能以殉道收场，因此交换了亲人的姓名，以便在罹

难时有人通知家属，还写下了诀别信。工人协会主席瓦西列夫（Ivan

Vasil'ev）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

“纽莎（Niusha），如果我没有回来，

如果我被杀害了，纽莎，请不要哭泣„„把瓦尼乌拉（Vaniura）养大，

告诉他我是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牺牲。

”他们也为其他游行者的牺牲做

好了准备。法纳雪夫所写的关于周六晚间聚会的文章说：

“大家都承认他

们对过程中的牺牲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没有人怀疑”当局会使用暴

力。另一个人写道：

“一次行动的短暂牺牲好过百年的痛苦。”38

“全民抗争的开始”

星期日，法纳雪夫天不亮就起来了，他喝了一杯茶后向家人道别，

然后在清新凛冽的空气中出发前往维堡分会。他到那里时已经有一大群

人等在分会办公室了。他吩咐在十一点之前到达的人自行朝冬宫广场进

发，这样他们就能在军队封锁聂瓦河上的桥梁之前抵达那里。中午时分，

他 和 数 百 名 十 一 点 之 后 抵 达 的 工 人 开 始 沿 着 德 佛 兰 斯 凯 亚 大 街

（Dvorianskaia Street）向冬宫进发。

他们走到街尾就看到步兵和骑兵等在那里。当他们走到 500 步之内

时，一声信号响起。雪亮的军刀在阳光下闪烁，骑兵们冲过来，把游行

2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者驱赶到十字路口。人们或翻墙，或夺门而入，逃进路边的院子，院子

里挤满了寻求庇护的工人。骑兵经过后，法纳雪夫发现还有大约二十个

人倒在街道上，还在匆匆往路边爬，帽子鞋子丢了一地。不久，骑兵又

掉头再次向街道冲锋，用军刀刀背将仍然留在街上的人打倒。大约十分

钟之后，人们发现军队显然已经开往其它地方时才离开院子。许多人回

了家，但法纳雪夫和其他人转身继续朝广场行进，有些人则穿过冰冻的

聂瓦河以避开进一步的冲突。39

与此同时，沙邦正带领着最大一支游行队伍从工人协会纳尔瓦分会

出发。在横跨塔拉卡诺夫卡河（Tarakanovka River）的桥上，他们遭遇

到因听说有革命行动而刚刚抵达城里的伊尔库茨克第 93 步兵团（93rd

Irkutsk Infantry Regiment）。士兵们原本就紧张，当他们看到领头的

游行者不顾警察让他们后退的要求，反而手挽手向军队前进，就更加紧

张了。一位罢工者日后回忆道：

“一开始，群众向广场行进，然后看到士

兵准备动枪，领头的游行者便开始跑向他们，群众紧随其后。军号响了

三次，士兵们两次向天开枪。群众还在跑，眼看就要到达桥梁的入口处。

这时第三次近距离齐射击倒了举旗者„„到处都能听到哭喊、哀号和呻

吟声„„由于场面过于混乱或者指挥官残忍无情，两个连的士兵又交替

向人群开火七次，直到子弹用光为止。

”人们四散逃到附近的街道上寻求

掩护，留下数十位死者和伤者倒在血泊中。沙邦震惊了，他喃喃自语地

躲藏起来，那天晚些时候，他剃掉了自己的长发和胡子，辗转来到作家

高尔基的寓所。40

全市各地的游行队伍遇到军队之后都上演了类似的一幕。但仍有成

千上万的人在两点之前抵达冬宫广场，站在那里等待沙皇。大屠杀的消

息和沙邦被杀的谣言传开之后，愤怒取代了期待。两点的钟声敲响了，

沙皇没有出现。军队终于开始清场，他们向示威者开枪或用鞭子和剑背

抽打他们。暴力冲突持续了一天一夜，多数发生在冬宫附近及河流对岸

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岛（Vasilevskii Island）上。41

政府在血腥星期天的暴力行为，不仅使沙皇热爱人民的说辞成了一

句空话，还造成了革命派的煽动无法造成的效果。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原

本希望他们的统治者听到他们的正义呼声，并且为他们采取行动，现在

这些希望已被粉碎。没有人在表达义愤时比沙邦神父更加直截了当。星

期天晚上，高尔基带着剃掉胡子的沙邦参加自由经济社（Free Economic

Society）的会议，众多知识分子齐聚一堂讨论当天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

26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高尔基站起来发表了沙邦的声明，声明说沙皇和人民之间隔着他们同志

的鲜血。接着沙邦自己高喊：

“和平手段已经失败！„„现在我们必须转

向其它手段！

”在呼吁大家捐款支持工人的斗争之后，他被认了出来，会

议陷入一片混乱，沙邦从后门逃跑——然后流亡海外，不再参与他所促

成的运动。42

1 月 9 日之前，反对沙皇主要是有政治意图的人们的话语。但是从那

一天起，政府和反对派都要开始考虑一股全新、不可预测的力量：活跃

的全民反抗运动。冬宫游行改变了一切：大众对独裁统治的服从已经破

裂，国家即将开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动乱。在组织者眼中，游行是一项

胜利：沙皇的荣耀与合法性如他们所料“淹没在了血泊中”。但那天参加

游行的男女并未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更多深义，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仅是

一项要求正义的卑微请愿，而不是以命相搏的故意冲突。他们在不知不

觉中涉入了一场运动。

沙邦的工人协会还有另一项持久的影响，但在 1 月 9 日，步枪齐射

和骑兵冲锋的声音仍在人们耳中回响的时候，这项影响不易被人们察觉。

圣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工人已经获得了独立行动的经验，这与独裁统治之

下旧的生活方式显得格格不入。在那一年里，首都和其它地方的工人将

以其为基础发展其它组织，并经常与教育水平更高的人们合作争取政治

权利和经济利益。工人协会也产生了几位胸怀壮志、口若悬河的人物，

例如后来在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卡列林。当工人协会成

了一种记忆时，它所培养的思维习惯和领袖仍然是新的人民运动的中坚。

尼古拉二世无法区分国家的危机和他的个人事务，把一切都概括到

一段简单的日记中：

“悲惨的一天！圣彼得堡发生严重骚乱，因为工人想

前往冬宫。城里数个地区军队被迫开枪；许多人伤亡。天啊，多么令人

悲痛心碎！母亲从城里直接去了教堂。与大家共进午餐。与米莎（Misha）

一起散步。母亲待了一晚。

”43

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沙皇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认识到连接他和

他的臣民的忠诚纽带已经断裂。他认为老百姓只是被“一小撮恶棍”带

坏了，只要他的政府更加坚定，就能避免混乱。于是尼古拉二世任命以

铁腕著称的军人特列波夫（Dmitrii Trepov）为圣彼得堡总督，还给了

他与戒严令相配的权力。特列波夫试图通过逮捕罢工组织者和工人协会

领袖、取缔报刊和在发生罢工的工厂驻军来恢复秩序。这一切都强化了

血腥星期天所传达的信息：碍人民的事的正是这个政权。44

2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不过尼古拉二世至少还有几个顾问知道他必须做出一些安抚性的姿

态来重建人民对慈爱的“沙皇父亲”的忠诚。梅斯基和农业大臣尔 A·S·莫

罗夫（A. S. Ermolov）督促沙皇表达他对工人福利的关心。财政大臣还

补充道，如果沙皇不理会工人的不满并平息首都的动乱，将有损俄国对

外贷款的信用。

尼古拉二世同意做出姿态。他精心挑选了三十四名观念保守的工人，

邀请他们到沙皇别墅做客——他们必须站成一排接受脱衣检查，然后聆

听沙皇讲话，沙皇警告他们不要再参加任何骚乱。沙皇特赐洪恩道：

“我

相信劳动人民的荣誉感和他们对我不可动摇的忠诚，因此我将赦免他们

的罪行。

”除了这个厚颜无耻的举动之外，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有选举出来

的工人代表参加的新委员会，来调查首都的工作条件——2 月 18 日，尼

古拉二世在大臣和家庭的压力下，不情不愿地给予个人和机构向内阁请

愿的权利，还宣布了一项关于选举议会的语焉不详的计划。45

如果沙皇按照梅斯基的建议，早在 12 月就发布这些改革措施，他或

许还能多少赢回一些知识精英的忠诚。但是到了 2 月，即使是温和派也

对这样的变革感到不满了，而政府在认为工人代表要求过分而撤消了委

员会之后，也浪费了温和派所给予的一切有利条件。由此可见，社会危

机虽然能迫使政府做出反应，却无法使其做更多的事。

正在沙皇犹豫不决之际，俄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工骚乱浪

潮。在圣彼得堡和其它城市，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

时间，还要求管理者给予更好的待遇。他们在挑战雇主时不顾禁止罢工

的法律，因此首先冒犯了国家。工人公然反抗这个禁止他们组织起来共

同行动的政权，罢工的规模和涉及的地区前所未有。1 月份总共有超过

400,000 名工人参加罢工，2 月份有将近 300,000 人参加罢工。46

对高压统治的反抗在 20 世纪俯拾皆是，只要大众最初对现状的不满

遭到镇压，就会给政治怒火火上加油。改变国家统治方式的运动可能是

自发的，也可能经过精心组织。但是游行一旦开始就很难遏止，除非产

生分裂，受到安抚，或者取得最终的胜利。1905 年 1 月游行前往冬宫的

俄国人，以其大胆的目标和手无寸铁前往权力中心的行为改变了人民与

国家的关系。主动权不再握于沙皇及其大臣手中。现在人民开始决定变

革的进程。

冲突纷起的帝国

28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1905 年春夏，整个帝国的人民开始反抗管制其日常生活的统治阶级。

高层次的抗议和对政治改革的高远要求并未减少，但最激烈的冲突所针

对的问题都是独裁制度的基层，而不是高层的各部门。无论是地主和雇

员，还是地方官和军官，都发现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受到了下层的攻击。

在这期间，当局仍然被惰性所控制。沙皇不愿进行重大改革，而他

的士兵和警察也无法压制住人民。对日战争的最新两次挫败——陆上的

奉天会战和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s）海战——只是加深了政府的

无力感。对马海峡海战尤其令人深感耻辱：在经过数月的航行之后，俄

国的波罗的海舰队（Baltic Fleet）竟在几个小时之内全军覆没，和谈

随即展开。

在这种失败的气氛中，士兵无心执行任务，尤其是在上级要求他们

恢复工厂区和发生农民暴动的住宅区的秩序时。某些部队的士兵还参加

政治集会，阅读革命宣传品，反抗思想横溢军中：一个步兵团百般阻挠

政府逮捕一名士兵，一个步枪连拒绝进行射击练习，直到政府释放一名

被监禁的连队成员。47

军队、城乡、俄国的心脏和帝国的边陲爆发动乱的原因不止一个。

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不满。士兵的薪饷过低，以至许多人不得不出售部

分面包才能勉强生活，放假的士兵不准乘坐火车的头等和二等车厢，不

准上酒吧或餐厅，甚至不准进入部分街道和公园。农民对必须支付的税

收及自己与当地贵族之间在拥有土地上的巨大不平衡感到愤怒。帝国的

非俄罗斯民族则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居于附属地位感到不满，并且要求

自治。48

这些不满都存在已久，它们之所以同时爆发出来，是因为异议分子

现在所面对的政府由于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残杀自己的人民而声名狼

藉。人民不再信任沙皇，他的将领也因战败而蒙羞。国家的老舵手面临

着一片遍布冲突的汪洋。

2 月 8 日，处于帝国的农业心脏地带的库斯克（Kursk）省的农民开

始暴动。成百上千的农民以教堂的钟声和篝火为信号，推着推车，成群

结队地前往当地的庄园，闯进仓库运走谷物，然后根据各家要供养的人

口数来分配。49

2 月 18 日，政府宣布格鲁吉亚进入戒严状态，并派遣了 10,000 名士

兵进驻当地。偏远的古利亚（Guriia）地区的农民从 1903 年起就不听从

2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任何政府当局的命令了。他们拒绝缴税，烧毁沙皇的画像；还杀死了几

名官员（掘墓人拒绝埋葬他们，将其作为抵制行动的一部分）

。古利亚地

区 的 所 有 权 力 都 掌 握 在 古 利 亚 社 会 民 主 委 员 会 （ Guriian Social Democratic Committee）手中，该委员会每周举行公众集会，会议的特

色是无拘无束的辩论。实际上古利亚早已成为自治的农民共和国。长期

宣传不与国家权力合作的伟大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信给一位住在格

鲁吉亚的追随者，告诉他古利亚人正在做的就是他二十年来所写所想的。

托尔斯泰说，他们既不寻求政府的帮助，也不攻击当局，而仅仅是让自

己独立于统治者。50

在赫尔松（Kherson）省的塔拉席诺（Talashino）村，农民们开会

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寄给圣彼得堡的政府。请愿书写道：

“陛下，我们的要

求十分重要！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农民承受着国家的各种苦难，各种错

误：我们的祖先因为俄国的扩张而流血；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忍受着

奴役，让特权阶级得以养尊处优„„许多世纪以来，我们必须缴纳无法

承受的大量捐税。

”然后请愿书要求民主选举议会，公民自由，重新分配

土地，改革地方政府和大赦政治犯。51

在主要纺织中心伊凡诺弗（Ivanovo-Voznesensk）

，超过 30,000 名

工人于 5 月 12 日发动罢工。各工厂选举工人参加代表大会，代表罢工者

出面交涉。代表大会拟订了一份要求清单，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

资，产假，以及言论和结社自由，大会还组织了一支民兵，以免发生暴

力。直到 5 月下旬，军队攻击参加集会的工人，鞭打多人并杀害若干人

之后，罢工才转向暴力：工人连续八天暴动、抢劫，并且在街上与警察

和士兵混战。罢工一直延续到 6 月底，雇主在当局的压力下做出了一点

让步，疲惫不堪的罢工者才返回工作岗位。52

6 月 14 日，黑海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的水兵派代表向军官控

诉他们吃的肉都长了虫。一位愤怒的军官开枪射杀了水兵代表。水兵哗

变，杀死了几个军官，并且在船上升起了红旗。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

来担任指挥，当晚，波将金号驶进敖德萨（Odessa）

，这个重要港市当时

正被罢工的狂潮席卷。波将金号的抵达激起了一场示威，接着演变为暴

动、抢劫和纵火。官员宣布戒严，波将金号返回公海，最终在罗马尼亚

靠岸，水兵在那里投降了。53

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下层阶级都在围攻政府机关和大财主。这些行为

多数是由于受到了国家暴力的刺激，许多暴力事件又促使当局进行镇压。

30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但是古利亚共和国和伊凡诺弗代表大会的建立等事件也为激动不安的大

众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工人农民在对雇主、地主或地方官员采取直接

行动的同时，也要求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

组织工会虽然仍然是违法的，却是争取一席之地的最常见做法。工

会常常在自发的罢工中形成。血腥星期天之后，圣彼得堡的排字工人也

开始罢工，以迫使雇主同意提高工资水平。但是当罢工由于该产业中其

他工人拒绝配合而失败之后，组织者决定印刷行业中所有工人都应该联

合起来，并于 6 月组成工会。1 月至 9 月间成立工会的尝试总共有四十次

之多，但多数都停留在只有少数几个核心活动家的阶段。54

这种全新的民众力量的潮流，也影响到了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1905

年的头几个月里，首先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教师、药剂师、农学家、

作家、工程师、学者和兽医，都建立了全国工会，拟订了自由主义的政

治纲领。那年夏天，莫斯科的农民组织达到高峰，超过二十个省的农民

开会选举了农民代表。代表们一开始在一所医院里，然后在一座谷仓里

秘密开会，他们通过决议，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教会和皇室拥有

的土地，建立国民议会。55

所有这些反对运动都已经超出了国家的镇压能力。虽然沙皇的密探

和地方长官只要一发现罢工的组织者和其他活动分子，就毫不犹豫地加

以逮捕，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控制帝国的每个角落。俄国单位人口

的警察人数远少于英国和法国；举例来说，在农村地区，一名警察一般

要负责 2,000 平方英里的地区和 50,000 人。这个政权可能残酷无情，却

不可能无处不在。

除了组织自己和躲避警察之外，反对沙皇的人还努力在没有自发支

持的地方动员民众的支持，在已有自发支持的地方巩固这些支持。工人

已经成为一支威力强大但难以驾驭的政治力量，有着多年地下斗争经验

和强烈的意识形态驱动力的社民党人怀着满腔热忱来着手完成这一任

务。他们在工厂散发传单和报纸，还投身于组织工会的工作中。不过，

虽然其领袖和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工人所熟悉，但社民党的两大派系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没有吸引到多少成员，也没有能够改

变劳工运动的方向。56

自由主义者虽然声称与工人团结一致，但他们认为由于自己是杰出

的男女，所以也是社会的天然领袖，因此可以指望工人会听从他们的领

导。结果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仍然是“一群没有军士的将军”。

3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57

不过，在俄国反对运动的春天和夏天里，军士并不缺乏。社会各阶

层——农民、工人、士兵、学生、专业人士——都参与其中。报纸通过

报道抗议活动和谴责政府来公然反抗审查制度。人们举行未经批准的集

会，未经批准的团体激增。面对这些，政府连基本的公共秩序也无法维

持，普通犯罪猛增，流氓恶棍四处滋事，还迫害犹太人。简单说来，国

家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之所以还在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反对派缺乏协调

合作。跨越民族和阶级界限的全民组织始终没有出现。到了秋天，一种

有价值但却迟来的整合不同团体、发起反对独裁制度的决定性运动的努

力终于出现，并且为反对派赢得了最伟大的胜利。

为争夺权力而罢工

“同志们，停下工作！

”

沙皇在几个月的无所作为之后，于 8 月 6 日批准成立咨询议会，或

称杜马。杜马将在间接选举之后于 1906 年 1 月召开。不过投票权限制极

为严格，以至于圣彼得堡的一百多万人中只有约 7,000 人有投票资格。

工人事实上被排斥在外。而且杜马的功能仅限于对立法进行初步审议。

沙皇的谕令说，这个新机构将保护“关系到独裁政权本质的、不容侵犯

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

”

，这给他不愿接受真正的民主改革提供了新证

据。新一轮冲突不久就要到来。58

与一月里发生的事情一样，工人再次走到了第一线。9 月 19 日，莫

斯科一家工厂的印刷工人罢工，提交了一个要求清单。到周末时，罢工

已经使该市多数印刷厂关闭，工人们选举代表组成叫做“苏维埃”的委

员会，以便协调罢工。不久之后，面包师、木匠和金属工人也罢工了。

到了 10 月初，罢工转至圣彼得堡。

罢工者的动机一开始是钱而非政治。他们要求雇主提高工资，缩短

工作时间，男女工人平等，还要求老板以礼相待。但实际的罢工行动使

工人必须面对军队。9 月 22 日，打破印刷厂窗户并威胁未罢工者的罢工

工人在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下被警察和士兵包围。一位目击者报告说：

32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哥萨克靠近了，人群里突然响起了枪声，一位宪兵在马上摇晃，然后

摔了下来。群众„„转身就跑。骑马的哥萨克立即追击。

”金属工人和面

包师也陷入了类似的冲突中，数十人受伤，若干人死亡。59

与血腥星期天一样，政府的反应把劳资矛盾政治化了。用印刷工人

工会散发的传单上的话来说：

“我们和平的经济斗争直接把我们引向了一

些人之前想要避免的情况——把我们引向政治斗争，引向反对独裁的斗

争。

”到了 1 月初，印刷工人通过了一个决议，宣称：“只有当全体人民

经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投票，选举出代表来管理国家时，我们

才能在与雇主斗争时得到保护，免遭警察的残暴对待。”60

不过，与血腥星期天不同的是，这次工人不是孤军奋战。现在他们

的斗争是更大的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的一部分。政权知道自己面临威胁，

但不知如何应对。8 月下旬，特列波夫敦促沙皇恢复过去二十年中中断的

大学自治。这么做意味着大学教员可以允许学生举行集会。曾被一位同

事描述为“大概从没读完过一本正经书”的特列波夫认为，这会把学生

的注意力从街上和政治活动中吸引回校园里，使反对运动减少一股力量。

61

学生却使这位总督对自己的决定追悔莫及。他们于 9 月初返回学校，

教室里白天上课，晚上则挤满了举行政治集会的学生和政党活动家。工

人也涌入大学举行大会，邀请革命党人来演讲。官员们会毫不犹豫地派

军队躯散工厂区举行的这种集会，却不得不容忍校园中的集会，希望兴

奋情绪会逐渐消退。62

在街头上，工人和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开始亲密合作。10 月 2 日，学

生、专业人士和工人把一位大学校长的葬礼变成了一场政治游行。他们

沿着纳夫斯克大街（Nevskii Prospekt）向市中心行进，数次与军队发

生打斗，许多人手持红旗，高唱革命歌曲。在冬宫附近的海军广场

（Admiralty Square）上，他们跪下，脱帽，合唱圣歌，以纪念血腥星

期天的殉难者。63

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动机混杂在一起，使反对运动更加强大，

“全

俄铁路职员和工人工会”

（All-Russian Union of Railroad Employees and

Workers）就是其微观表现。工会组建于 1905 年 4 月，已经从经济问题

转向关注能够使总数超过 700,000 名白领和蓝领铁路员工团结在一起的

政治目标。7 月，工会决定推动政治性罢工。几个月以来，准备工作进展

甚微，但到了 10 月初，当 9 月份开始的罢工浪潮逐渐退去的时候，莫斯

3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科的工会领袖终于要求各条线路的铁路员工于 10 月 4 日开始罢工行动。

64

普通员工反应迟缓，但 10 月 6 日，莫斯科-喀山（Kazan）线的火车

司机自行采取了行动。那天晚上，一群司机在拒绝行使货运班次之后劫

持了一个火车头，驶到彼罗沃（Perovo）站，在那里通电宣布全国铁路

罢工。接下来的两天里，火车司机、行政职员和该线路的车间工作人员

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召集其它开往莫斯科的线路的工人。驻守车

站的士兵并未多加干涉。工会提醒工人们：除非他们赢得“政治自由”

，

否则他们希望赢得的任何经济利益都是毫无意义的，工会于 10 月 9 日发

出一份要求清单，其中包括言论和集会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普选产

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大赦宗教和政治犯。65

罢工的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播，一座又一座城市的铁路工人关闭车

站，停驶火车。在莫斯科南边的卡卢加（Kaluga）

，从莫斯科驶往基辅的

火车没有按点进站之时，罢工宣告开始。当晚，另一条经过卡卢加的线

路的电报员发出他们自己的罢工消息后也开始罢工，把罢工的浪潮推向

其它城市。此举使萨马拉（Samara）市的邮政服务中断，于是罢工又扩

展 到 另 一 条 线 路 。 在 南 方 的 工 业 中 心 伊 卡 德 连 诺 斯 拉 夫

（Ekaterinoslav）

，铁路车间的职员和技工于 10 月 10 日开始罢工，并

且在总站集会。军队抵达时，工人们就分散开来。一些人接管了一列火

车，驶往尼兹涅普洛夫斯克(Nizhnedneprovsk）市，将罢工带到了那里

的车间。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连锁反应已经使整个帝国几乎所有铁路线

路的服务陷入瘫痪。66

铁路罢工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成为总罢工的催化剂，总

罢工使俄罗斯帝国多数城市的生活陷于停顿。在莫斯科，一队队铁路员

工分别进入各个工业区，说服工人参加罢工。与此同时，市中心的白领

工人也在市政府职员的带领下走出办公室。煤气厂、自来水厂、电站和

屠宰场的服务中断，市政管理也陷入瘫痪。药房职员和电话接线员也开

始罢工。67

这不是一场局限于市郊工厂区，很容易被居住在高级社区里的体面

市民忽视的普通罢工。这场罢工使所有人——包括没有亲自参加罢工的

人——都无法正常生活。肉价飞涨，谷物供应减少，牛奶完全断货。10

月 16 日一份报纸报导说：

“煤气和电灯都没用了，无论是马拉的还是电

动的街车都没有恢复工作。电报系统、电话和邮局也不工作。多数商店

34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关闭，门窗都用木板封住了。

”68

各行各业的莫斯科市民不再忙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是聚集在大学

和技术学院里，在这些地方，工人、社会主义鼓动家、学生和专业人士

与商人、警察线人和小贩亲切交谈。一位观察者报告说：

“来自冉莫斯克

佛列雪（Zamoskvorech）的商人向工人眨眼示好，工人也做出同样的回

应，而狂喜的学生则时刻准备拥抱任何高喊‘打倒独裁！

’的人。”69

关于新发生的罢工和动乱的报告从帝国各地涌入首都。在哈尔科夫

（Kharkov）

，街上的人们要求关闭磨坊和工厂。在巴统（Batum）和高加

索，所有商店都关闭了，电力也完全中断。10 月份总共有一百多万名工

厂工人罢工，还有数十万名铁路员工、政府职员、办事员和学生参加。70

10 月 11 日，圣彼得堡的铁路工人终于投票决定参加罢工，并于次日

中断了全部四条通往首都的铁路的交通。第三天，大型金属工厂的工人

罢工，并且开始走访附近的小工厂。欧布科夫钢铁厂的罢工者出现在拉

斯特里耶夫（Rasteriaev）工厂的大门口，要求该厂的工人参加罢工。

厂内的工人丢下工具，在工厂里到处走动，大喊：

“同志们，停下工作！”

几分钟之内，马达和机器都停了下来，人们脱下工作服，向老板提出政

治要求。71

在工厂区一个又一个企业的工人发动罢工之际，另一些人则把罢工

推向市中心。接下去几天里，印刷工、钟表匠、办事员、电话接线员，

甚至演员和小学生都离开自己的岗位。大学成为一切的中心，各行各业

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讨论自己的选择和需要，决定是否参加运动。72

10 月 12 日晚间，办事员工会领袖 D·斯维区科夫（D. Sverchkov）

来到大学，发现会议厅、礼堂、楼梯和平台上都挤满了人。他努力穿过

人群进入大厅，然后正当他在敦促数千人参加罢工的时候，有人交给他

一张纸条，上面说该市的电站即将关闭，大楼里将一片漆黑。斯维区科

夫让学生分发折成两半的蜡烛。他事后写道：

“有人点燃了蜡烛，一根又

一根，成千上万微小的火光在大厅各处燃起。我从讲台上看下去，胸中

不禁升起一股狂喜：我们似乎在„„为死去的独裁制度举行追悼会。”聚

会结束后，大厅也打扫得干干净净以供下一个团体使用，斯维区科夫离

开学校，走过聂瓦河朝家走去。平时总是五光十色、十分热闹的聂夫斯

基大道(Nevskii Prospekt)空无一人，灯光熄灭，商店橱窗用木板封住。

只有巡警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这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73

3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手持刀剑”

圣彼得堡的罢工者虽然与其他市民一起参加总罢工，但作为反抗现

政权的一股力量，他们也有与众不同之处。社民党中的孟什维克派从夏

天起就催促工人成立基层组织。孟什维克不是等待国家实施改革，而是

希望工人采取主动，发展自己的组织，这也是后来 20 世纪的非暴力斗争

中，群众运动的行为方式。10 月 10 日，他们号召首都的工人选举代表组

成彼得堡全体工人委员会（Petersburg General Workers Committee）

。

三天后，40 名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两天后的第三次会议有来

自将近 100 家工厂和许多工会的 266 名代表参加。10 月 17 日，委员会投

票 更 名 为 圣 彼 得 堡 工 人 代 表 苏 维 埃 (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Deputies)。74

当时包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革命团体代表正在为谁当

主席而彼此不和，因此苏维埃选举了不属于任何派系的年轻律师格奥尔

基·诺沙（Georgii Nosar）为主席。诺沙曾经两度被流放西伯利亚，他

生活富裕，却对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很有同情心；他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

还帮助他们起草请愿书。苏维埃还决定让主要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执行

委员会。这些活动家多年来一直藏身地下，冒着被捕、入狱和流放的危

险印刷非法传单，为“有知识的”工人组织小团体，他们的努力终于有

了成果。社会主义者终于走上了人民运动的前线。75

他们当中知名度最高的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一个孟什

维克。他原名列夫·布朗胥坦（Lev Bronshtein）

，生于俄国南方大草原

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托洛茨基没有满

足父亲的愿望，反而投身激进的地下活动，结果在沙皇的监狱中度过了

二十岁生日。被流放西伯利亚之后，他逃到西欧，参加了伦敦和日内瓦

的流亡马克思主义者小团体。听到血腥星期天的消息之后，他用假护照

回国；随后躲藏在芬兰，然后在 10 月罢工达到高峰时抵达圣彼得堡。托

洛茨基是一个才华出众，有着超凡魅力的人物，他成为该市革命派的领

袖和苏维埃的重要战略家。

自认为是反对运动先锋的苏维埃陶醉在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权力感

中，他们不仅对政权发出威胁，也开始对社会上其他挡他们路的人发出

威胁。代表们要求该市的工厂主和店主关闭企业，参加总罢工。但呼吁

伴随着警告：

“如果你们不服从这项要求，你们的商店将被砸毁，机器将

36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被破坏„„关掉工厂、磨坊和商店，趁现在还来得及，以免你们成为人

民怒火的牺牲品。

”代表们不明白罢工扩散得如此之快是因为它是非暴力

的，而在他们很快明白这一点之后，政权就带着大量的经验和资源参加

了这场暴力游戏。76

在其它方面，苏维埃能够更有效地控制事态的发展。每天晚上，代

表们都会不做警告地来到不同的印刷所，占领车间，然后在支持他们的

印刷工的帮助下印刷《消息报》

（Izvestiia）

。10 月 19 日，罢工逐渐平

息的时候，苏维埃采取行动结束了圣彼得堡的审查制度。代表们警告说，

排字工和其他工人将拒绝印刷遵守严厉的出版法、在出版前将其内容送

审的报纸。拒绝配合的印刷工将被其他工人排斥。苏维埃事实上是在该

市颁布了新的出版法，几乎所有的报纸都遵守了。77

工人协会是由沙邦神父和他的小圈子自上而下领导的，苏维埃成员

则更喜欢民主决策。在技术学院召开首次会议之后，他们搬到附近著名

的知识分子俱乐部自由经济社的大楼中。代表们每晚穿着工作服聚集在

这座宏伟但破旧，有着镀金壁柱和寓言画的建筑中。他们在入口处脱掉

套鞋，进入挂有将军、显贵和沙皇本人的画像的主会议厅。在绿色长桌

前听完报告之后，执行委员会就退到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做出决议，然后

回到会议厅里提交决议供讨论和批准。78

苏维埃与工会、专业团体和成千上万普通人的轻率行动一道，帮助

把 10 月罢工变成了一场生机勃勃的非暴力运动，这是 20 世纪的首例。

他们没有发动正面进攻，也没有像沙邦的工人们 1 月份曾经试过的那样

向沙皇请愿，希望他答应自己的要求，他们只是停止工作，并且宣布在

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不会复工。国家能够镇压示威活动，逮捕其领

袖——事实上国家经常这样做——但国家却不能强迫人们去工作；而且

在铁路、电报、银行和电厂都关闭的情况下，国家也难以维持运转。

总罢工通过瘫痪连接首都和国家其余地方的交通和通讯网络，使国

家陷入了混乱。地方官员得不到中央的明确指令来指导其应对措施，而

高级官员也缺乏关于各省情况的信息，经常根据传言采取行动。即使是

待在海边彼得夏宫（Peterhof）的沙皇的家务事也不免受到罢工的影响。

铁路交通中断意味着他的官员不得不乘船从首都去晋见他，根据他 10 月

12 日的日记，这种情况至少一次推迟了他的午餐。79

尼古拉二世对人民运动与他的政权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丝毫不以为

意。据一位亲信说，沙皇生活在“非常愚蠢的虚幻天堂中，认为自己像

3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以前一样强有力，大权在握！

”等他终于恐慌起来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

使用武力，但他的大臣们当时已经认识到这样做对恢复多数铁路线的服

务毫无用处：罢工规模太大，超出了军队的控制能力。于是沙皇要求特

列波夫平定各城市的动乱。10 月 12 日，总督命令警察局长镇压所有破坏

活动，两天之后，他在街上张贴布告：

“我已命令军队和警察在遭到群众

抵抗时立即采取最坚决措施镇压这种[制造动乱]的企图——不对空开

枪，不惜子弹。

”80

公众并没有被吓住。就在特列波夫发出警告的那天，圣彼得堡有

40,000 人上街示威，大学礼堂里也充斥着平常的政治集会。警察和军队

没有出面落实特列波夫的威胁。莫斯科和全国各地的其它城市虽有暴力

事件发生，但并不都是由当局引起的。镇压无法平息抗议的浪潮。与血

腥星期天一样，政权发出的暴力信号只会激怒反对者。81

强制手段眼看已经失败，政府内部的改革声音又出现了。其中影响

力最大的是内阁主席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他曾在对日和谈中

为俄国赢得了有利条件。维特是一个聪明、傲慢的人和手腕高明的政治

家，他不是独裁政府的反对者；事实上，他对一年前梅斯基改革方案的

失败负有部分责任。但现在维特认为，政府只有做出重大让步才能挽回

局面。他在一份呈给沙皇的报告中指出，政府没有区分合理的变革要求

和极端分子的煽动。社会中理性温和的人们正在争取自由，政府不能堵

上这条路。国家必须通过把即将到来的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扩大到社会各

阶层和制定保障公民自由的宪法来“把自己置于自由的旗下”

。他指出，

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成为一个愿意血洗国家的独裁政权。82

但是这两种选择沙皇都不喜欢。后来他告诉他的母亲，他可以“任

命一位精力充沛的军人，用一切可能的力量镇压造反。

”不过“那样也只

会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几个月之后我们就会再次被迫使用武力，俄国

将会血流成河„„另一条路是给人民公民权——言论、出版、集会和结

社自由，人身不可侵犯；此外，还有义务通过国家杜马来指导所有立法

计划——这本质上就是立宪。

”83

沙皇苦苦思索了几天。他问特列波夫的意见，特列波夫建议他按维

特的建议做。但是 10 月 17 日尼古拉二世却选择镇压，并让尼古拉大公

（Grand Duke Nikolai）担任军事指挥。但是大公极为激动地威胁说，

如果沙皇按此方针行事，他就在沙皇面前开枪自尽，沙皇这才改变注意，

决定签署宣言，承诺改革。这项文件立即发布，当晚尼古拉二世在日记

38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中写道：

“经过这么一天之后，我觉得头脑沉重，思维混乱。求主帮助我

们，拯救俄国，使俄国实现和平吧。

”84

《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极为简短——政府将实施三项

重要改革：政府将“根据人身不受侵犯，良心、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的原则”给予“基本的公民自由”

；政府将扩大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最终

目标为全民普选；政府还将给予杜马批准法律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宣言

结尾呼吁：

“俄罗斯的忠诚儿女„„帮助结束这场前所未有的动乱，并与

朕一同为恢复我们祖国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一切努力。”沙皇既已做出让

步，便不会再容忍他的帝国有任何动乱。85

“感谢上帝，‘宣言’已经签署。现在新生活即将开始。”特列波夫

写道。尽管人们认为他是独裁制度的捍卫者，但他也开始认为改革能够

达到镇压无法达到的目的。一开始，特列波夫的乐观似乎是有根据的。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人们上街欢庆，莫斯科市议会通过决议支持宣言；

首都议会给沙皇发电报，颂扬他为“自由国家的沙皇”。一家报纸欢呼道：

“让我们作为自由人，作为自由、宪政的俄罗斯的公民而拥抱吧。

”86

但是这一天结束之前就有迹象显示，

“宣言”可能不足以安抚反对派。

在莫斯科的自由派卡德党（Kadet Party）成立大会上，演讲者声称这些

变革并不足以建立民主制度。社会主义者更加尖锐地谴责宣言只是欺骗

工人阶级结束罢工的诡计。列夫•托洛茨基在一个大学的阳台上坚决地向

一大群挥舞着红旗的工人和学生指出斗争尚未结束。托洛茨基大吼：

“公

民们！现在我们已经把统治集团逼入墙角，他们承诺给我们自由，但是

自由的承诺就等于自由吗？„„我们必须手持刀剑捍卫我们的自由。至

于沙皇的宣言，看，它只不过是一张纸。它就在你们面前——在我的手

心里被揉成一团。今天他们发布它，明天就会拿走，撕得粉碎，就像我

现在在你们眼前把这纸上的自由撕得粉碎一样！”87

依然斗志昂扬的不仅是激进分子；右翼分子也掀起了一连串暴力事

件。被称作“黑色百人团”的右翼群众连续数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

街头徘徊，砸毁商店橱窗，殴打甚至杀害学生、工人和其他被怀疑参加

革命活动的人。警察容忍甚至鼓励他们。在这两大城市之外，混乱情况

尤甚。非俄罗斯人和非基督教徒是攻击的主要目标。在里海石油城市巴

库，黑色百人团蓄意攻击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基督教徒，但不是东正教

徒），希望把他们赶走，杀死超过六十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尤其血腥。基

辅有 12 人被杀，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有 34 人被杀，

3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明斯克有 54 人被杀，敖德萨有超过 500 人被杀。与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一样，有证据显示地方当局和警察参与了这些事件。88

由于激进派信心倍增，不彻底摧毁独裁制度建立共和誓不罢休，而

反动派却不愿把街道让给政权的敌人，于是也野蛮地进行反击。“宣言”

标志着圣彼得堡街道上从冰天雪地的 1 月开始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残酷

无情的新阶段。

“几乎毫无限制”

10 月 17 日之后的几天里，

《消息报》上的一篇社论描述了“宣言”

发布之后的矛盾状态。文章坦言：

“我们得到了集会自由，但我们的集会

却被军队包围。我们得到了言论自由，但审查制度仍然存在„„我们得

到了学习自由，但大学却被军队占领„„我们得到了维特，但我们还有

特列波夫。我们得到了宪法，但独裁制度仍在。”89

“宣言”承诺改变政府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但一纸文件本身无法带

来这种新秩序。就在沙皇和他的大臣们还在争论如何落实“宣言”的时

候，圣彼得堡的市民已经把自由据为己有。报纸更加大胆地报导和评论

各种事件，市民们抢购支持各种政治观点的出版物。其中最具煽动性的

是像《机关枪》

（Pulemet）这类的讽刺刊物，里面印有反映官员们和沙

皇的嗜血和残暴的漫画。当局偶尔会突击搜查某家出版社，但没有试图

有计划地扑灭这种新出现的事实上的出版自由。

拉斯特里耶夫金属厂的工人们再也不用把自己的地下报纸藏在机器

下面。他们公开阅读苏维埃的声明，并且张贴革命党的决议。10 月底至

11 月，圣彼得堡每周都要举行几十次公众集会。人们排队涌入礼堂，聆

听关于政府与法律的原则的演讲。1905 年秋天，新的工会不断涌现，遍

及各行各业，包括裁缝、面包师、烟囱清扫工、家庭佣人和警察。90

这段著名的“自由时光”不只局限在城市里。乡村的农民也集会讨

论宣言，并且邀请教师、农学家等“农村知识分子”来发表演讲。在离

莫斯科仅 150 公里（93 英里）的马尔可夫（Markovo），村民大会投票决

定扣留税款，拒服兵役，拒不服从地方官员的命令，直到民主、全民公

共教育、大赦政治犯和土地重新分配等要求得到满足为止。他们宣布成

立“马尔可夫共和国”，选举了总统，还控制了学校和刑事法院。91

士兵和水手也把《十月宣言》当作旧规则不再适用的信号。在波罗

40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的海小岛上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服役士兵要求缩短服

役时间，提高薪饷，允许参加公众集会和出入公共场所，有权饮酒和选

举纪律法庭。水手们认为沙皇给予人民“公开集会”的权利是为了“表

达自己的愿望和说明自己的需要”

，因此，他们对一位步兵同伴因向指挥

官提出要求而遭到逮捕感到怒不可遏。数千名水手暴动，他们捣毁商店，

冲天鸣枪，还袭击军官和平民。结果有 26 人被杀，2,000 多人被逮捕。

10 月 17 日之后的六个星期里总共有超过一百次军事政变。与喀琅施

塔得的政变不同的是，这些政变多数是在军官们至少部分答应服役士兵

所提出的要求后和平结束的——同时也默认不再保持军官下令士兵服从

的军事纪律常态。这对沙皇的官员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国防大臣亚历山

大·列第格（Aleksandr Rediger）将军回忆道：“每天都收到十几起不

同单位报告的骚乱事件！很明显，连军队也靠不住的时候快要到了，崩

溃要开始了！”92

俄国人从未感受过言论、出版、集会和组织的自由。他们享有这些

自由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是因为他们夺取了这些自

由，而当局惊慌失措，没有阻止他们。孟什维克领袖费丹（F. I. Dan）

在致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信中写道：

“我们

仿佛生活在一种陶醉的状态中；革命气氛就像美酒一样使人陶醉。言论

和集会自由事实上几乎毫无限制。气氛简直太棒了。

”93

不过“自由时光”也是危险的时光。虽然右翼极端分子最猛烈的攻

击已于 10 月结束，但零星的暴力事件仍然存在，一场新的风暴也在发出

威胁。11 月初，右翼运动开始通过新成立的俄罗斯人民联盟（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URP）组织成形。俄罗斯人民联盟吸引了希望稳定的商

人、在旧制度下取得成功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及一些农民和工人。它

在捍卫独裁制度的同时还沾满了阴谋论的污泥。俄罗斯人民联盟成员根

据捏造的《锡安长老议定书》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认

为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阴谋集团在俄国发动了革命，以便在基督教世界

制造混乱，以此来实现犹太人霸权。俄罗斯人民联盟要求政府进行镇压，

还组成了杀手团暗杀反对派领袖。94

右翼的呼吁使沙皇恢复了信心。他在 10 月 27 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

“全体忠诚的人民”正在反击一小撮使他们误入歧途的“坏人”

，其中包

括“犹太佬”

，也包括俄罗斯知识分子和煽动者。尼古拉二世收到的大量

电报使他相信舆论已经转向反对革命。维特向他保证改革会带来和平；

4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但是没有，现在是结束混乱的时候了。95

就在尼古拉二世越来越焦躁不安的时候，维特的影响力也下降了。

尽管维特的履历十分出色，但他在宫廷里却一直是个外人——这部分是

由于他娶了一位离过婚，而且据传是犹太人的女人为妻。现在沙皇对改

革失去了信心，便开始倚重宫廷统帅特列波夫。在尼古拉二世看来，特

列波夫既坚决果断又忠贞不二。但在知识分子眼中，特列波夫是残暴愚

蠢的俄国军方的代表。维特后来写道：

“特列波夫和所有无知的人一样，

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很简单：如果人民暴动，就打击他们„„”96

一连串新获得的自由，死灰复燃的暴力活动和暗中在改革和反动之

间摇摆不定的政府，使得反对派处于转折点上。反对派从迫使沙皇发表

《十月宣言》中赢得了几个月前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胜利，但许多人却

得寸进尺，想要得到更多。施压太猛会使维特进一步失势，刺激沙皇进

行镇压，这会抹杀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如果他们在沙皇垂死挣扎

之际停止斗争，就会失去取得更大胜利的机会。而且无论他们采用哪种

做法，至关重要的是要保持那种推动十月罢工的同舟共济感。

“暴力冲突„正在临近”

十月罢工不是由哪个政党、工会或其它组织单独推动的，也没有哪

个人是核心或主谋。十月罢工期间，使政权的反对者能够一致行动的，

是之前各种团体为了在公民自由和代议政府这两大主要目标之下团结起

来所做的大量工作。记者和印刷工、工程师和金属工人之间有许多分歧，

但过去一年中发生的事件却教会了他们如何把精力集中在共同的目标

上。现在自由似乎已经到手，他们的团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十月罢工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卡德党，是“自由时光”中自由派的

主要组织。他们现在的目标是继续发展 10 月中成熟壮大的反对派，劝说

政府遵守其诺言，努力在新秩序之下实现更进一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

对卡德党人来说，革命已经结束，其余的事情就是在已经取得的进步基

础之上进行巩固和建设。

卡德党和解放同盟一样，代表着超越阶级和党派界限的反对运动。

他们宣扬民主和宪政主义，认为这些理念可以让地主和自由派与工人和

社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但是与解放同盟一样，卡德党实际上只代表了

人口中少数阶层的意见，主要是地主和城市精英。领导该党的律师和专

42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业人士与不愿服从他们领导的工人和革命派社会主义者渐行渐远。

10 月 17 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圣彼得堡工人便显示出除了政治改革

之外，他们还另有所图。10 月 24 日，涅夫斯基船舶机械制造厂（Nevskii

Ship and Machine Works）的工人投票决定，通过在工作八小时后就下

班的简单方法来缩短工作时间。该市其它工厂的工人也都照办。十月罢

工期间原本针对政权的斗争意志，现在转向针对厂主和老板。97

十月罢工期间，雇主容忍了工人的抗议行为，许多雇主甚至还继续

给发部分工资。但他们对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反应截然不同。11 月 10

日，厂主锁上了大门，几天之内，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拒之门外。少数企

业的工人向老板妥协，回到了生产线上。其他工人则拒绝任何没有八小

时工作制的解决方案，继续在街头抗争。98

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不仅引起雇主的敌视，也招致自由派的批评。工

人们咄咄逼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使他们与就在几周前还与他们一道罢

工追求激动人心的变革的政治活动家产生了隔阂。但另一方面，工人们

得到了苏维埃的同情，苏维埃于 10 月 29 日通过决议支持该运动。但革

命派领袖和自由派看法相同，认为经济斗争削弱了本来可以用于政治斗

争的力量。一位社会主义领袖告诫支持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苏维埃代表

说：

“我们还没有战胜专制制度，你们就想与中产阶级为敌了。”由于运

动拖延了很长时间，被关在工厂门外影响了工人的士气，11 月 13 日，代

表们要求停止行动。99

激进分子对工人阶级的角色另有打算：在消灭政权的的决战中担任

步兵。在过去几个月中，社会主义者参加了各种形式的非暴力行动——

罢工、示威、地下出版——但他们从未放弃自己认为暴力是革命的最终

手段的信念。只要沙皇受到宪法的约束，自由派就能与沙皇共存，但社

会主义者渴望推翻政权——完全彻底地推翻。而且历史上似乎有很多证

据显示，只有极端的手段才能带来极端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最伟大

的例子——而且很少有证据显示可以不用暴力就推翻一个准备使用暴力

的政权。

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来说，全民武装暴动的形象能够引起强烈的

情感共鸣。法律系学生弗拉基米尔·瓦汀斯基（Vladimir Voitinskii）

在几十年后写道：

“我认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正在临近，我也感

到有种冲动，甚至是道德义务，要在决战时刻与人民在一起„„”他加

入了布尔什维克，该党认为暴力能够达到目的。虽然他们知道政府军的

4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武力远远超过自己，但他们认为士兵会拒绝服从开枪的命令。托洛茨基

注意到有些士兵朝天开枪，而不对着平民开枪。他断言：

“今天朝天开枪

的士兵明天就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

”100

血腥星期天之后，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对手列宁也得出

了相同的结论。列宁从日内瓦写信指出：

“只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是人民

自由的真正堡垒。无产阶级越早武装起来，它在罢工和革命中坚守战斗

岗位的时间就越长，军队就会越快开始动摇；越来越多的士兵终将认识

到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会站到人民一边。

”夏天时观察到的军纪败坏和秋

天时的公开哗变都加强了这一推论，这削弱了进行新的非暴力行动的动

机。101

布尔什维克整年都在游说工人拿起武器。1 月份，革命派在圣彼得堡

罢工者中发传单，要求他们不要跟沙邦神父去冬宫。一份传单说：

“自由

是用鲜血换来的，自由是用武器在激战中赢得的。

”工人们当时对此充耳

不闻，在春天和夏天也不理睬这种恳求。10 月份，布尔什维克演讲者在

大学集会上要求把总罢工变成全面起义，要求工人们 10 月 16 日带武器

到大学来。但只有 200 人挥舞着刀子、指节铜套和小左轮手枪出席，组

织者决定让他们回家而不是挑起与武装更好的军队的战斗。102

《十月宣言》之后，革命派向苏维埃争取发动武装起义。第二天，

诺沙向代表们宣读了执行委员会决议，提议他们“为了最后的斗争”而

武装自己，托洛茨基提醒他们准备迎接“一场对摇摇欲坠、只有一次胜

利的人民起义才能消灭的君主制度的更大、更激烈的进攻。”苏维埃支持

诺沙和托洛茨基的声明，但是要求沙皇下台不可避免地使革命派和从前

的自由派盟友产生了隔阂，自由派没有任何推翻政府的意图。失去自由

派盟友是布尔什维克乐意支付的代价；托洛茨基不信任他们在十月罢工

中扮演的角色。他声称是工人在 10 月迫使独裁政府做出让步，现在也是

武装的工人要给予最后的一击。103

不过，促使工人准备战斗的与其说是革命热情，还不如说是他们想

保护自己免遭黑色百人团的袭击。10 月的最后一周里，圣彼得堡有谣传

说右翼团体正在计划对犹太人和其他颠覆分子展开新的攻击。拉斯特里

耶夫工厂的工人们购买枪支，并且在附近的街道上巡逻。全市的工人们

弄到了手枪和步枪，还制造刀子和棍棒。10 月 29 日的苏维埃集会上，人

们摆出了成千上万的武器。最后没有大屠杀发生，但武器和武装队伍却

保留了下来。104

44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整个 11 月里，苏维埃一直在鼓吹武装起义，但是革命派除了提醒工

人获取武器之外，什么准备工作都没做。囤积武器——这对政府来说并

不是秘密——只是促使镇压行动提前到来罢了。此外，工人们更感兴趣

的仍然是与厂主做斗争，而不是对政府进行武装斗争。苏维埃——一个

有民主程序的公开审议机构——也很难成为策划军事行动的理想工具。

由于言辞激烈而遭到孤立的苏维埃，在沙皇政权这头猛虎面前就像一只

待宰的羔羊。

11 月 26 日，警察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诺沙。其余的代表继续集会，并

且选举了新的主席团，托洛茨基担任主席，不过代表们在等待政府的下

一个动作时越来越紧张和沮丧。他们煽动起义的激情只是使镇压行动更

为扩大。警方已经逮捕了全俄农会（All-Russian Peasants' Union）和

邮电职员工会（Union of Postal and Telegraph Employees）的领导人，

尼古拉二世也免除了自由派司法大臣的职务。几个再次爆发农民暴动的

省已经实施戒严。到了 11 月底 12 月初，地方官员的紧急处置权扩大，

铁路、邮政和电讯罢工都被禁止。在莫斯科，警察突袭了工人运动组织

者的集会地点，逮捕了一条铁路线的收票员工会（ Union of Ticket

Collectors）领导人。

“自由时光”就像西伯利亚针叶林中的桦树叶一样

消失了。105

12 月 2 日，苏维埃诉诸于最后的非暴力策略。秋末，政府陷入了严

重的财政困境。继续对日战争和应付国内动乱的成本巨大，农业歉收和

持续不断的罢工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减少了政府的收入。预算赤字膨胀，

黄金储备减少。只有维特正在与法国财团洽商的大笔外国贷款才能避免

财政灾难。苏维埃领导人看到了机会：如果他们能对政府本来已经岌岌

可危的财政状况给予突然一击，或许能说服法国银行家贷款给俄国风险

太大，破坏维特的贷款计划，使政府陷于破产的境地。

苏维埃与农会和几个左翼团体共同发表《财政宣言》

，敦促国民从银

行取出存款，并且要求银行全部用黄金支付。文件宣称：

“我们必须切断

政府的最后一条生路：财政收入。

”但是大规模民众运动所反对的不是政

府的存在，而是独裁统治。因此在这种宣传之下，这种手段不可能得到

足够的存款者的支持，因此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但是随后几周内仍然有

9000 万卢布被从储蓄银行中取出。106

《财政宣言》促使政府做出了迅速反应：在宣言发布的当天，当局

充公了圣彼得堡八家印有该文的报纸，并且逮捕了报社编辑。次日——

4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2 月 3 日——晚间，苏维埃代表像往常一样抵达自由经济社大楼。在讨

论了几项事务之后，执行委员会才知道大楼已经被步兵、哥萨克骑兵和

警察包围。托洛茨基命令代表不要抵抗，但委员会一直工作到士兵进入

房间时为止。最后他宣布会议结束，在场的所有人——执行委员会和 200

名代表——都遭到逮捕。叫嚣武装起义的圣彼得堡苏维埃未发一枪一弹

就束手就擒了。107

“行动毫不留情”

10 月以来，莫斯科的革命派也和首都的同志一样一心想要战斗。社

会主义者领袖 V·M·晋季诺夫（V. M. Zenzinov）回忆道：“武装起来！

武装起来！——这是所有革命派的口号。

”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莫斯科驻

军的支持，因为驻军中的哗变风波刚刚退潮。但也有些人对他们是否能

够获得军队的支持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士兵的不满是由于受到虐待，而

不是来自对政权的敌意。另一些人则感到如有必要，他们就要独自战斗。

晋季诺夫回忆道：

“宁死„„也不要不经战斗就束手就擒。

”108

三个激进团体——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成员

陶醉于骄傲的心态和自己的暴力言辞中，他们举行了会议，投票决定号

召总罢工作为起义的前奏。12 月 7 日，莫斯科苏维埃（两周前成立）支

持罢工号召，得到了巨大的反响：两天内有 80,000 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

商店关门，正常生活再次陷入停顿。109

战斗直到 12 月 9 日晚间才爆发，当时军队炮轰了一座藏有 100 名武

装人员的建筑物。革命派为了避免人员过于集中，于是让称为义勇队

（druzhinniki）的武装队伍在全市各地流动，他们不知从何处冒出来，

解除小股军警力量的武装。义勇队向军队射击时，军队的反应是向人群

开枪。在纺织工厂所在地普列斯尼亚（Presnia）区，似乎人人都在修筑

路障：老年妇女拿来了床架，门房拖来门板，电线杆和路灯也被拖到了

街上。莫斯科市总督致电圣彼得堡请求增援时说：

“全市的路障包围圈在

不断缩小。

”110

革命派虽然控制了工厂区，但从未试图占领市中心的重地。如果他

们期望士兵违抗命令参加起义，那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最初几天这

些希望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士兵对罢工者十分友善，似乎也认同他们的

目标。但是革命派没有做任何事来加强这种认同或者从穿制服服役的工

46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人阶级和农民子弟中招收真正的党员——期望某种结果和为之进行组织

策划完全是两码事。射击开始之后,士兵的情绪有了明显变化。士兵向用

枪对着他们的工人开枪时毫不内疚，这使列宁的预言落空。

12 月 15 日，形势发生了逆转。来自首都的军队刚刚抵达莫斯科，全

市多数地方的起义就开始土崩瓦解，因为许多工人回乡与家人一起庆祝

圣诞节。不过一个抵抗中心仍在继续抵抗：在普列斯尼亚区，军队和警

察仍然被路障所阻挡。来自圣彼得堡、1,500 人编制的谢梅诺夫斯基团

（Semenovskii Regiment）得到任务，要把顽抗者驱逐出去，指挥官奉

命“行动毫不留情”

，

“消灭叛乱团伙，抓捕叛乱领袖。”次日早上，被工

人占据的工厂遭到炮火攻击。虽然几乎没有遭到还击，但该团仍然炮轰

了整整两天，杀死成百上千名抵抗者和普通居民。111

到了 18 日，布尔什维克和莫斯科苏维埃都承认失败，起义停息。被

杀的革命者和平民有七百多人，而警察和军队却只有七十人。莫斯科的

煽动者从一开始就知道，除非他们点燃一场全面革命，否则他们的事业

注定要失败。但革命大火的导火索在 12 月中旬受潮了。圣彼得堡工人举

行了短暂的总罢工，但从未拿起武器。另外几个城市也有小规模起义，

但不足以迫使军队重新部署。112

政府在粉碎莫斯科起义的同时，也加紧了 11 月底开始在全国各地展

开的镇压行动。就连维特也要求军队“果断无情”地对付武装起来的对

手。尼古拉二世热情支持官员和将领所表现出来的所有好战迹象。这时

他相信：

“必须用恐怖来回答恐怖。

”指挥官得到全权，可以采取一切必

要行动来镇压反对派。基辅总督得到命令：

“若遇抵抗就消灭叛乱者，烧

毁其房屋。”派到西伯利亚结束铁路罢工的部队用绞刑和鞭刑来对付人

民。派往波罗的海省份的军队进行草率处决、公开殴打和纵火。113

政府在 1905 年年底释放出来的镇压的豺狼威吓民众，把激进分子关

进监狱。到了 1906 年初，政府已经没有理由害怕革命了；政府用流血的

手段结束了一场流血的叛乱。在整个镇压期间，维特还在坚持不懈地避

免财政灾难。几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他终于在 4 月 16 日从国内外一些

银行获得了超过五十亿法郎的贷款。沙皇说这是他整个任期内的最大成

就，他也难得在重大事务上判断正确一回。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的革命派错估形势的代价重大。他们舍弃非

暴力行动而代之以武力，停止了最能动摇政权根基的行动，给政府提供

了好对付的敌人。本来为革命的政治成果感到欢欣鼓舞的列夫•托尔斯泰

4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不久之后撰文说，他不得不“为那些幻想自己能够成功，实际上却毁掉

了自己的成果的人感到悲伤。旧政权的暴力只能通过不参与暴力才能摧

毁，现在所进行的新的暴力愚行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114

政府在尚未完全消灭反抗之前就发布法律规范新秩序。12 月 11 日，

杜马选举程序公布。选举权既不普及也不平等，而这是反对派的两项重

要要求。妇女、无地农民、士兵及一些工匠和工人被排除在外。而且在

间接选举中，地主的一票等于农民的十五票，工人的四十五票。虽然工

会在后来得以合法化，但其活动受到限制，政治活动完全被禁止。

1906 年 4 月 23 日，新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颁布，确定了杜马的

权力。正如《十月宣言》所承诺的，任何立法都必须经过杜马批准才能

成为法律。但是杜马只能控制大约 60%的预算，也不能插手军事和外交事

务，大臣只对沙皇负责。部分由沙皇任命、部分由少数有选举权的人选

举产生的国务院（State Council）也有立法权。杜马休会时，沙皇可以

通过颁布命令来立法。

新秩序达不到政权的反对派及自由派和革命派在 10 月和 11 月那些

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所希望达到的目标。选举远远不是民主的，尼古拉二

世仍然自称为独裁者。政府落实了《十月宣言》的书面承诺，但没有多

让一分。不过，俄罗斯帝国虽然没有成为立宪君主国，但也不再是权力

不受限制的专制国家。政党、工会、大胆的媒体，以及对统治者权力谨

慎但实在的限制，这些都保留了下来——这场充分发挥其所长的运动的

成就并非来自街头的武装分子，而是来自拒绝与失去信誉的政府合作的

人民。

* * *

接近 20 世纪末的时候，俄国人又在对另一种独裁制度——新生的一

党专制制度——发出挑战，而且再次用非暴力抵抗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

俄国人民在 1991 年的胜利既迅速又惊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迅

速反对试图掌控国家的政变集团，还让公民和士兵做出一个严峻的抉择：

他们要么支持自己选举的政府，否则就要服从共产党的保守势力。一遇

民众的抵抗，仓促起事的政变集团就垮台了。非暴力的力量和军方拒绝

48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提供支持，决定了政变的命运。

1905 年反对沙皇制度的各个团体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

一个从古老的专制主义传统中产生，统治俄罗斯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王

朝。这个对手可不是一小撮自封为王的篡位者；独裁制度虽然笨拙脆弱，

但它会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也会诉诸传统和宗教的权威。它会进行策略

上的让步，调动军队和警察，并且利用整个帝国的资源来保住政权。只

有长期在多个方向持续不断地施压，才可能迫使沙皇政权崩溃。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沙皇的反对者突然起事，揭开了其权力的

假象。反对者的行动比精心计划的行动更具自发性，他们消耗了国家财

政，挫败了警方，中断了通讯，打击了官员的士气，而且只要一有机会

就拒绝服从政府的法令。反对派来自社会的最上层，也来自社会的最下

层，来自所有的社会阶层。农民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工人离开工作岗

位上街游行。士兵违抗指挥官的命令。学生把大学变成政治庇护所。记

者揭露政府的无能，谴责其放肆行为。律师、医生和工程师则要求改革。

非暴力行动一再给沙皇的大臣们提供两难选择。如果政权使用武力

来压制抗议者，关闭报纸，公众会被激怒。但如果转向其它方式，做出

让步，反对派就会要求更多的改革，同时利用新的机会来组织自己和宣

传自己的观点。然后，在几个月的行动和牺牲之后，工人、白领职员和

专业人士们偶然发现了一种能够打击国家的重大利益，而不会使自己遭

到国家的武力攻击的手段。整个帝国的人民没有对政权进行正面攻击，

而仅仅是放下工作回家，这比他们可能进行的任何暴动都更能动摇这个

政权。

但是这股争取新的权利和分享权力的力量从未联合成统一、有纪律

的运动。与 1991 年的莫斯科人不同，他们缺乏能够使人们集合在周围的

象征符号——一位民选领袖或（具有讽刺意义的）俄罗斯三色旗——也

没有公认的领袖来协调各方的行动。1905 年并不缺少争夺反对派领袖地

位的组织——革命派社会主义者、自由民主派和温和的立宪派都在提出

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没有彻底搁置彼此的政治分歧来聚合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民众支持。

分歧不仅存在于政治愿望中。革命也释放了阶级和种族仇恨，造成

了农民与地主、工人与雇主、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沙皇的反对

者常常由于无法合作而无法以每一次的成功行动为基础进行规划和建

设。他们没能利用政权的弱点，当政权最终采取行动结束“自由时光”

4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时，他们惊慌失措。1905 年的大规模非暴力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变革是真

实的，但是如果行动得到了有着聪明的战略的统一运动的引导，20 世纪

的俄国很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1905 年的非暴力行动发生在一连串以实质性暴力为特征的事件中。

和平示威常常演变成骚乱或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街头斗殴。多数暴力是

偶发的，不在任何组织的控制之下，常常是由政权的残暴行为引起的。

但是有一个团体却处心积虑地计划使用暴力来推翻沙皇。几个月以来他

们一直在呼吁追随者拿起武器。他们声称不必害怕沙皇的武器，因为士

兵们也会参加起义。然后就在政府逐渐重新站稳脚跟之际，革命派发动

了起义。当起义在短短一个多星期之后结束时，莫斯科有一整片地区成

了废墟，政权不仅大获全胜，还准备好进行更多的镇压。

1905 年莫斯科工人向军队开枪时使用的路障，离 1991 年俄罗斯白宫

的所在地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手无寸铁的平民就在那里劝说艾多奇莫夫

少校等军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两条路线和两种结果之间的对照说明了一

切。1991 年，在许多士兵眼中，非暴力的公民力量胜过了政变集团，这

把他们变成中立的旁观者或白宫的积极捍卫者。1905 年 12 月，在沙皇的

军队面前挥舞的枪支所得到的回答是正规军面对敌人时的狂怒。

托洛茨基和列宁当时坚信真正的变革需要一场革命，而革命必然是

暴力的。他们被这一关于“应该发生什么”的观点所蒙蔽，没有看到可

能发生的事。正如 20 世纪世界各地一再出现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依靠

人民的力量来改变一个国家，很少是一个从以独裁者的念头为基础的制

度直线变为以民意为基础的新制度的过程。民众运动要知道何时巩固成

果和为下一阶段的斗争重整旗鼓，何时利用直接的优势施加压力而不轻

易妥协。

如果反对沙皇的运动把握住几个重要的机会，尼古拉二世可能会被

迫扩大改革的范围，从而避免导致十二年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连串

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有更多反对政权的人士把《十月宣言》当作

一项突破——承认人民拥有权力和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一套令人

鄙夷的权宜之计，那么宫廷内支持改革的人士就有可能说服沙皇镇压是

不必要的。但当时激进派过于狂热，右派的暴力和左派的过于自信破坏

了这一良机。

如果 1905 年的反对派有系统地吸收士兵和水手参加，那么当政府选

择镇压时，其强制手段可能就会不那么可靠，如果《财政宣言》能够得

50

第一章 俄罗斯，1905 年：人民罢工

到更大面积、更积极的宣传，那么政府的财政命脉可能就会遭到严重削

弱。内外交困之际，政府可能无法重整旗鼓，也无法收回其所承诺的宪

政改革。

如果苏维埃及其支持者不听从拿起武器的呼吁——如果运动在这一

紧要关头拒绝暴力而不是采纳暴力，如果运动采用政权不知如何对付的

手段——那么，对政权力量的最终考验就是贷款违约和电力耗尽的程度，

而不是流血和牺牲。政权需要财政能力和对日常事务的控制，而运动能

够破坏这两者。人民运动需要保持民众的支持和实现实际的目标，但是

如果支持者在街头被杀害，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让步被其领袖拒绝，这两

项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由于反对沙皇的运动杂乱无章，这些不同的路径不可能都得到采用，

或许其中任何一个替代路径都不可能得到采用。20 世纪初采用非暴力行

动的人，对这种自己所点燃的斗争方式的了解要比后人少得多。但他们

所遵循的关于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方针，却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托洛茨基诋毁《十月宣言》

，说它“什么也不是”，并且要求建立人

民共和国时，他实际上是对运动已经实现的成果视而不见，并且让获得

立即满足的欲望成为最终胜利的敌人。在冬宫游行前，列宁从日内瓦写

信说人民必须武装起来才能获得自由，他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罢

工和非暴力抵抗使政权几乎是处处受挫，并且开辟了通往宪政改革之路。

但列宁和他的政党对暴力坚信不疑。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错误的。1905 年主张使用暴力者使俄国历史上

首次真正的人民要求民主权力的运动步入歧途。此外，1905 年的暴力也

为 1917 年的暴力播下了种子，然后创造了一个比沙皇政权更加有系统地

将暴力作为国家权力的基础的新政权。暴力没有给俄国人民带来自由，

而是给他们带来了另外八十年的政治苦难局面，这种苦难局面直到非暴

力抵抗的新篇章战胜了逆转民主改革的企图之后才结束。

如果托尔斯泰能够看到 1991 年发生的事，一定会欣喜若狂，因为他

知道是什么使其成为可能：就是他在 1905 年所说的“推动人类和国家前

进的基本力量”——不需暴力就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人民意志的表达。如

果反对沙皇的运动理解这一机制，如果其非暴力行动是战略性的而不是

反复无常的，那么 20 世纪的俄国和全世界一定会大不相同。不过，就像

足够长的杠杆可以撬动整个世界一样，1905 年的俄国人也改变了 20 世

5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纪，而且是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 20 世纪。115

52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一种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法

在世界各地数百万关注报纸上关于 1905 年俄国革命的报道的读者中

间，没有谁比在南非的一位低调的印度律师更加满怀热切。对 36 岁的莫

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来说，发

生在俄国的事件是一个新世界的征兆。了解到俄国人早先曾试图通过暗

杀统治者来推翻独裁统治以后，他相信他们现在“找到了另一种虽然简

单，却比叛乱和谋杀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法。

”甘地写道，俄国人“宣布总

罢工并停止了所有工作。他们丢下工作，告诉沙皇除非正义实现否则他

们决不会恢复工作。沙皇又能怎样应对这种情形呢？„„用刺刀驱使罢

工者重返工作，这甚至是沙皇的权力都做不到的。

”1

这 不 是 甘 地第 一 次 了解到 人 们 用 非暴 力 行 动手段 （ nonviolent

sanctions）来反对政府。19 世纪 80 年代末，当甘地还是伦敦的一名法

科生时，他就开始密切关注包含抗租（rent strike）行动在内的爱尔兰

自治（home rule）运动了。他也知道南非和印度已经在抵制白人统治者

强加的限制和税负。而正当他评论俄国事件的时候，他又了解到一场孟

加拉印度教徒为反对英国分割他们领土的计划而抵制英国布料的行动。2

甘地注意到，在这每一个案例中，人们都是通过拒绝合作而非攻击

来挑战政府，它们的经验表明，

“即使是最强大的政府，离开被统治者的

合作也就无法统治下去了。

”在俄国正确的东西，在他那印度人正在反抗

英国统治的家乡当然也同样正确。甘地断定，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之所以

可能，仅仅是因为那里有服务于它的人民。我们也能展现出俄国人民已

经展现过的同样力量„„”不过在 1905 年，当这位年轻律师的思绪从已

经发生在俄国的事件，飘向可能会在他的家乡印度发生的事件时，他依

然是南非正在进行的事态中的重要部分。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甘地在南非

“容不下一位自尊的印度人”

甘地出生在印度西海岸一个小土邦（princely states）的讲古吉拉

特语的（gujarati-speaking）家庭，和孟买、加尔各答这样的城市相比，

这里比较闭塞。家人希望他能走父亲的老路，当一名地方行政官员，这

就是他们送他去伦敦学习法律的原因。但在英国的学习并没有让甘地准

备好在印度从事法务工作，1891 年回国后，他被证实在法庭上极端胆怯：

他在代理的第一起案子中结结巴巴，在进行交叉询问的中途放弃了。他

不久便沦落到回到家乡的拉杰果德（Rajkot）撰写法律文书维生。当他

得到一份代表一家印度公司在南非的贸易商的工作时，他抓住了这个机

会——离开在职业上惨遭失败的印度，在新的大陆寻找新的起点。4

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多数是为了清偿债务而去

割甘蔗或捡咖啡豆的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ers）。他们挣得自由

以后，很多人还是会留下来从事商人、园丁或仆人之类的营生。也有从

甘地的家乡古吉拉特（Gujarat）地区移居而来的印度商人。世纪之交时，

仅纳塔尔（Natal）一地就有 5 万印度人，虽然远远少于 40 万非洲人，

但大体上和白人人口持平。到处都有规模较小但发展迅速的印度人社区。

5

印度人，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富人还是穷人，受

过教育的还是未受教育的，高级种姓还是低级种姓，在南非都有。不过

在白人看来，他们都是“苦力”

（coolies）或“亚洲人”

（Asiatics）—

—一个低等种族。对他们的歧视已经被固定为一系列的成文法律（这违

反了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帝国范围内保障免受宗教或种族歧视之害的 1858

年文告）

。他们的选举、入境及在国内旅行、从商以及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都受到限制。6

没多久甘地自己就感受到了这些限制。就在到德班（Durban）一周

以后，和任何一位体面的大律师一样，他订了张头等火车票，去比勒陀

利亚（Pretoria）为一桩案子辩护。在一位白人乘客投诉他以后，他被

54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要求离开头等车厢；他当场拒绝，然后被踢赶下火车。随后，也是在同

一行程中，他不能和欧洲乘客一起坐在公共马车内，而不得不和驾驶员

一道坐在外边。

“我明白，南非容不下一位自尊的印度人，

”他后来写道。

7

在德班，甘地经营着自己欣欣向荣的法律业务并以高道德标准——

也因乐意妥协——而闻名。此时，印度社群饱受一系列歧视性法律之苦。

当纳塔尔政府提议拒绝承认他们的选举权时，甘地组织印度人反对这样

的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先是在德班，之后在约翰内斯堡——他

开展了新的抗争，通过诉讼、请愿以及媒体，反对向前契约劳工征收人

头税、限制移民、为印度商人设置的许可程序（licensing procedures）

以及对印度人从商和居住地点的限制。他虽然取得了一些暂时性的胜利，

但不可能阻挡住反对印度人的浪潮。8

令甘地印象深刻的俄国事件发生一年后，德兰士瓦（Transvaal）

（甘

地后来生活的地方）通过了进一步限制印度移民并要求他们持有登记卡

的法律。甘地义愤填膺，觉得他们必须采取新的行动方式。1906 年 9 月

在约翰内斯堡帝国剧场的一次聚会上，甘地请求每个人宣誓不遵守新法；

当法律生效时，他组建的“消极抵抗协会”在登记机构外进行纠察。接

着，登记卡在一所清真寺外被付之一炬，人们大规模非法越境进入德兰

士瓦，而且矿山工人举行了罢工。数千人被投入监狱——甘地本人被关

三次。最后，政府在 1914 年态度软化，撤销了登记法案及其它一些冒犯

印度人的法令。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矿山工人还是商人，都参

加了甘地领导的这场运动，并以违反不公正的法律和因此入狱的方式迫

使变革发生。9

“消极抵抗”

在南非的多年奋斗把曾在印度吞吞吐吐、不成功的年轻律师甘地，

塑造成了一位工作在另一个复杂而多样的社会中的自信政治家。但在这

个小巧的印度人身上，也发生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转变。差不多一到南

非 ， 甘 地 就 开 始 寻 求 一 种 他 此 后 一 生 坚 持 的 灵 性 认 识 （ spiritual understanding）。尽管他依然是个印度教徒，但他在家乡、伦敦和南非

认识并结交了穆斯林、基督徒、拜火教徒（Parsis）以及耆那教徒（Jains）

——他受与之通信的耆那（Jain）教徒、珠宝商和诗人梅塔（Rajchandra

5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Ravjibhai Mehta）的影响尤其深，梅塔向甘地强调“真理的多面性”—

—没有哪个人或者宗教可以全然知晓它。1909 时甘地写道：

“各宗教是通

往同一地点的不同道路。既然到达的是同一目标，我们选择不同的道路

又有什么关系呢？”10

对于认为所有生命都有共同源头的甘地来说，灵性和实践活动不可

分离，而他也努力身体力行。在他看来具有实践价值的一项灵性原则是

ahimsa 或（大体上可翻译为）“非暴力”（nonviolence）。既然没有哪个

人或者组织能够宣称绝对掌握真理，就没有人应该使用暴力强迫其他人

反对他们对真理的不同但也同样真诚的理解。非暴力（Ahimsa）在耆那

教、佛教（Buddhist）和印度教思想中有很深的根源，不过甘地在基督

教思想中也找到了同样箴言的有力表达，特别是在《登山宝训》和托尔

斯泰的作品中。1894 年他阅读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时，发现自

己完全被这位俄国人反对暴力的雄辩说服了。11

非暴力（Ahimsa）对政治冲突来说有着非常明显的意义。甘地相信，

用 以 反 抗 压 迫 的 暴 力 不 仅 是 不 道 德 的 （ wrong ）， 而 且 是 一 个 错 误

（mistake）

。它不可能真正地终结不公正，因为它所激发的偏见和恐惧

正好助长压迫。对甘地来说，不正当的手段从来不会产生出正义的结果。

1909 年时他写道：

“手段可以比作是一粒树种，而结果就好比一棵大树。

手段和结果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和种子与大树之间的联系一样„„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2

然而，甘地还得找到奏效的政治行动方式。作为印度人的领袖，他

在南非的行动是非暴力的，但是演说、请愿、通信及与官员会谈几乎不

可能改变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法律。他寻找的是一种能迫使白人认识到印

度人应被平等对待这个道理的方法，而在帝国剧场宣誓之后的抗议运动

中，他找到了它。

最初他称它为“消极抵抗”

（passive resistance，后来他对这个提

法弃之不用）

。手法很简单：宣布反对一部不公正的法律（例如对迁徙自

由的限制）；

（以非法越境的方式）违反法律；最后承担后果（逮捕、人

身伤害、监禁）

。甘地相信，抵抗者从容而不失尊严地承受苦难，会开启

压迫者受蒙蔽的双眼并削弱压制背后的敌意；这样，他们就会不得不认

识到什么是正当的，而不是他们的对手被迫要屈服了，这将使他们改变

自己的想法和行动。甘地把这种行动命名为“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

该词糅合了印度教中的“真理”和“坚持”这两个词的意思）

。13

56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不过，“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很快就有了更宽广的含义，这

种含义更多地与其可行性而较少与其灵性作用有关。甘地认识到个体牺

牲的示范价值的局限：即使是最坚定的抵抗者，所能承受的苦难也十分

有限，难以尽快消解稳固的政权所惯有的傲慢和偏见。甘地认识到，要

让“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变成一种实用的政治手段，它就必须产

生让它的对手来承担的压力。

“如果没有无论是道义的还是物质的力量来

支持，我不相信呼吁会有用”

，甘地写道。14

甘地相信，“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改变对手立场的潜力，源

自统治者依赖可以在服从和抵制之间做出选择之人的合作。尽管他一直

主张“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能够向对手揭示真理并争取到他们的

支持，但他经常用军事术语来表述它，并策划意在使对手不退步时利益

受损，却对感化他们着墨无多的行动。就这样，他使“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成了那些关注如何产生变革甚于良知判断的人的一种现

实可行的选择。15

因此，甘地并没有使非暴力（ahimsa）成为绝对的信条。他在官方

有组织的暴力和受压迫人民的自发暴力之间做了区分。他对前者痛心疾

首，对后者虽不宽恕，却说它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还会有助于实现维

护尊严的目的——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诉诸暴力总比卑躬屈膝的怯懦可

取。甘地的非暴力（ahimsa）和“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不是专为

圣人准备的；它们被构思出来，供热爱正义的人民用以规划如何促成变

革。16

1909 年夏天的伦敦之旅促使甘地更多地思考如何将“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应用于印度。虽然甘地此行的目的是为南非的印度人游

说，但他卷入了关于他的祖国的争论。在他到达前不久，居住在伦敦的

一 个 印 度 青 年 暗 杀 了 英 国 官 员 威 廉 · 柯 森 威 利 爵 士 （ Sir William Curzon-Wyllie）

。这个行为，以及移居国外的印度人抱有的恐怖主义是

实现解放的最有效途径的观点，都让甘地非常震惊。为了反驳这种看法，

在乘“基尔多南堡”号（Kildonan Castle）返航的途中，他花了十天时

间，在轮船的信笺上写一篇文章。他写得如此飞快和紧迫，以至于右手

发酸时他只是换到左手继续写。17

写成的作品《印度自治》（Hind Swaraj）最先发表在甘地在南非主

持的古吉拉特语周报《印度评论》（Indian Opinion）上。在这篇对话体

文章中，“读者”表达的是印度恐怖分子的观点，“编辑”代言甘地。文

5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章 谴责把 恐怖当 作民族抗 争的策 略，鼓 吹非暴力 的“非 暴力抵 抗”

（satyagraha）

，在关于暴力的争论之后，文章还很好地讨论了印度民族

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民族主义者声称他们向往“自治”

（swaraj）——

和英语中的“政治独立”

（political independence）或“自治”

（home rule）

的概念相当。甘地说他太向往印度自治（swaraj）了，但是他把它定义

为“自我治理”（self-rule）：“我们学会管理我们自己，这就是自治

（swaraj）

。

”18

甘地问道：如果印度不能把自己从英国人带来的残暴和低贱的生活

方式中解脱出来，即使像恐怖分子所想的那样用暴力把英国赶出去，又

怎么样呢？甘地呼吁印度人重返他们本真的印度之根；他认为一旦这种

形式的自治（swaraj）实现了，政治独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如果我

们整理好自己的屋子，那么只有适合住在它里面的人才会留下来。其他

人会自觉离开。

”

不过自治（swaraj）的含义可不止抛弃西方作风那么简单。他承认

印度生活中有不能归咎于外来统治者的严重“缺点”

，比如童婚。他解释

说，自治（swaraj）同样意味着变革印度自己的作风。它可不只是赶走

英国人就能获得的政治境况。它也是通过先驱除自我之恶才能获得的社

会和个人境况。19

在南非的二十年中，甘地对这种形式的自治（swaraj）身体力行。

他放弃西式作风，身着朴素的印度农民服饰，让自己的孩子在家里而非

欧式学校里接受教育，他或家人生病时也不使用西药。甘地还抛弃了一

些根深蒂固的印度习俗，特别是和种姓有关的规则：他和家人完成全部

家务，包括像洗衣服、理发、清洗夜壶等被认为只有最低级的种姓才做

的事。他的生活以体力劳动、简朴和纯净为特征，这在他克制的饮食习

惯和 1906 年的禁欲起誓中表现得最为清楚。20

不过，他返回印度却是由于外在工作的原因。南非政府决定废除登

记法案以后，甘地认为结束那里的政治和精神体验，而把所得的学识应

用于印度的时间到了。他带着独特的经历归国：生活在国外让他有了全

面审视印度的视角，而空间的阻隔又使他远离国内政治争论的陈腐氛围

并 帮 助 他 发 展 了 自 己 的 思 想 。 1914 年 7 月 ， 怀 揣 他 自 力 更 生

（self-reliant）且自由的印度之梦，甘地启程回国。

58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英国统治

领主

16 世纪英国人最初来到印度时，他们的身份是商人而不是征服者，

他们在沿海建立起坚固的据点，并未染指尚在中亚入侵者的后代穆斯林

莫卧儿（Mughal）皇帝控制下的印度内地。但莫卧儿王朝并没有建立中

央政府，而代之以同地方统治者做交易，由后者为他们征税和提供兵源。

18 世纪时，这套体制由于印度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纷争涌起而分崩离析。

由于政治动荡危及商业，垄断英国对印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组建了军

队，并于 1765 年控制了它在加尔各答的总部周围的孟加拉。在随后的五

十年里，东印度公司把它的势力向西和向南扩展，覆盖了印度次大陆的

大部分地区，它的军队也增长到了 250,000 人以上。它拥有的领土

（domains）被分为三个“辖区”

（Presidencies）

：加尔各答、东南沿海

的马德拉斯（Madras）和西部的孟买。英国统治（raj）牢固地建立起来

了。但是统治印度——面积相当于除俄国之外的欧洲——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东印度公司为节约直接管理的成本起见，以提供军事保护为回报，

和支配着广阔区域的王朝（princely dynasties）签订了协议。21

英国人一直明白，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印度盟友们。马德拉斯的东印

度公司官员托马斯·蒙罗（Tomas Munro）1817 年时写道：“毫无经验以

及对人民情况的无知，使得我们更需要寻求既有权势集团（ regular

establishments）的帮助以管理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应该有乐意支持我们统治的村庄头领群体。”服务于英国的印度人可

是好处多多：薪水、地位、影响、分红（rights to revenue）以及其它

物质和象征性的奖赏。22

在收买失败的地方，英国人诉诸武力。1857 年印度士兵和平民的反

抗横扫整个印度北方，英国人不但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控制住局势，而且

援军也来自海外。地方统治者对英国统治（raj）久已不满的地方，自然

麻烦不断。但在乡村权贵因地位和财富而向英国人感恩戴德的地方，他

们维持着秩序，没有发生动乱。一份政府报告承认，忠实的诸侯们是“防

止我们被波浪卷走的防波堤。”23

在东印度公司被解散，印度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

5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以后，政府接管了保持印度权势人物的忠心的工作——用金钱、土地和

荣誉等奖赏，并提拔他们进入谘议会（consultative assemblies）。他

们的控制手段从一开始就在改进，但英国的战略始终如一：通过为合作

者提供相应的奖赏和保护来控制印度。甘地 1906 年时这样写：“英国人

并未征服印度，是我们把它献给了他们。就力量而言他们无法在印度立

脚，但是我们帮助了他们。

”24

民族主义者

一些印度人一直在反抗英国统治（raj）

，而到 19 世纪末期时，少数

人加入进来，让这种反抗成为一种全民性的事业。这些人大多是专业人

员，他们所受的英语教育帮助他们跨越了印度杂乱的方言所带来的障碍。

作为记者、律师或者公务员，他们常搭乘英国统治者（raj）修建的快速

而便宜的铁路在全国四处流动。对他们而言，印度逐渐不只是一堆风格

迥异的条块，而同时也是一个完全融和的整体。他们不但使用英国统治

者（raj）的语言和铁路，而且开始带着民族主义的新思维吸收和应用欧

洲 19 世纪的政治观念。25

民族主义政治的中心是成立于 1885 年的印度国大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每年 12 月代表们聚集在一个城市，进行三天的会

议、演讲和社会活动，最后通过决议并呈送英国官员，然后闭会。国大

党最初根本不是个煽动性的团体；它由主张改革而非推翻政府的温和派

控制。他们批评英国统治（raj）加剧了贫困，设法减少帝国对印度资源

的攫取，但他们的方法十分温和——决议、请愿和媒体宣传——并以“忠

实的反对派”自居。英国人只当他们是刺头，从来不认为是什么威胁。26

政治活动可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唯一出路。有些人更沉不住气，完全

终结英国统治（raj）的决心更坚定，因此乐于采取军事行动。第一个秘

密恐怖团体组建于 19 世纪 90 年代。他们认为摧毁英国统治（raj）就像

杀掉管理它的英国官员一样简单——一种后来的 20 世纪的革命者所共有

的关于暴力力量的错误观念。虽然他们选择的制裁方式和温和派不同，

但激进分子也有同样的战略构想：自上而下地改变印度。

在波澜壮阔的印度民族主义潮流中，有两股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力

主促进本土工艺和教育发展的“建设性工作”

（constructive work）

；另

一种更具政治性，由国大党中打算动员民众停止和英国合作的极端分子

60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领导。极端派领袖之一保·甘加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902

年时说：

“虽然被压制和忽略，但你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拥有使政府管理失

效的力量，如果你们选择使它如此的话。是你们在管理铁路和电报，是

你们在帮助解决问题和收税„„”27

任何设法使印度人加入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都不得不先解决印度

林立的宗教和语言的隔阂问题。和多数印度人一样，大多数国大党领导

人都是印度教徒。但 19 世纪末时，约四分之一的印度人是穆斯林，他们

有些是早期入侵者的后代，有些是从印度教皈依而来。穆斯林在印度北

方的部分地区和孟加拉是多数或接近多数。有少数印度人是锡克教徒，

他们多数居住在印度北部平原上的旁遮普（Punjab）

，在当地是规模可观

的少数族群。

虽然许多国大党成员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精通英语，但其他人都

说地方土语。印度有两个主要的语族（linguistic groups），每个语族

包含许多不同的语言，每种语言又包含不同的方言。印度北方以印度伊

朗语系（Indo-Iranian languages）

（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

和古吉拉特语）为主，德拉维语系（Dravidian languages）（像泰米尔

语和泰卢固语）则在南方占优势。结果形成了政治和文化风格迥异的混

杂语言区域。

在这些差异之外还有另一个难题：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有特定的

种姓，种姓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层归属和在宗教仪式中的角色，还有他

们可以和谁结婚以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大多数地方，像婆罗门

（Brahmans）这样的高等种姓被禁止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一般是地主、

行政官员或商人。最底层则是从事鞣制皮革或掏粪之类工作的“贱民”

（untouchables）

。虽然种姓制度不是全然僵化——人生选择并非绝对捆

绑于出生时的运气——但它还是把许多印度人区隔了开来。

英国人竭力强化印度的这种区隔状态。比如，当东印度公司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吞并锡克教徒治下的旁遮普时，它使用以孟加拉人为主的军

队来进行这项血腥工作。而当孟加拉士兵十年以后在印度北方叛乱时，

锡克教士兵则被征召来报复和镇压。然而，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只会加

剧早已存在的紧张局势，其中最严重的是宗教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之间的敌意经常升级为群体暴力冲突。比如，1893 年一场印度教徒阻止

穆斯林在节日里宰牛的运动引发了许多严重的骚乱。28

如何使印度矛盾重重的地区团结起来，只是 20 世纪开始时民族主义

6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者们面临的困局之一。最终目标是改革还是结束英国统治（raj）？如何

把运动拓展到受过良好教育且富足的国大党成员的小圈子之外？应该使

用合法且无破坏性的手段、大众动员，还是也使用暴力？1914 年时，无

以解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人来指引方向。但这种情形即将改变。

甘地和他的国家

“一种真正的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甘地回到了印度。虽然战场位于遥远的欧

洲，但英国招募印度人去为帝国的利益作战和送命，并为此在印度国内

征税。对于基本支持战争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些牺牲是主张他们

的权利的新理由。他们认为，由于印度正在承担自己对一个自由国家联

盟的责任，所以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1916 年，国大党和穆斯林联

盟（the Muslims League）联合提议通过宪政改革实现完全自治（home

rule）

。29

在甘地看来，国家的宪法地位并非首要问题。在南非时，他已经开

始确信自治（swaraj）需要由社会基层的改革和民众的非暴力行动，而

非高层的政治改革来赢得。一回到印度他就直接着手这些事务，尽管他

所致力的方案在其他全印领袖看来并不重要。意想不到的是，他远离社

会热点所在的工作会把他推到民族主义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甘地花了一年时间乘火车周游印度，他始终搭乘三等厢，并由下而

上观察印度——他敏锐地意识到，祖国欲实现自我治理（self-rule）还

必须得经历深远的转变。他 1917 年说，自治（swaraj）需要一种“生命

的全方位的觉醒”

，而它必须开始于个体的觉悟。它将推动不同种姓和宗

教团体间的团结，对印度一切事物的爱，以及对地方行政、教育和公共

卫生的切实改进。

“我们可以向政府请愿，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权利进行鼓

动„„但对于人民的真正觉醒而言，更重要的是内省性的活动。”30

甘地在此后的生命中为这项目标奔走奋斗。他谴责宗教不宽容，呼

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一致。他痛心于妇女所受的恶待，比如妇女在

月经期被强制隔离并避免与他人接触。他吁求地主和雇主为穷人负责（但

62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他并不倾向于像土地改革之类的重新分配财富的要求）。甘地对“贱民”

制度尤其深恶痛绝，他说——和半个世纪前林肯对美国奴隶制的看法相

像——“只要这项祸害在我们当中一天不除，我就一天坚持认为我们在

这片神圣土地上遭受的任何灾难，都是对我们犯下的这宗弥天大罪的合

适惩罚。

”31

甘地的“建设性计划”

（constructive program）可不只是一连串向

他人宣讲应该如何生活的规劝。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也通过公开与穆斯

林和“贱民”来往以及与穷人打成一片，来拆除分隔印度人的壁垒。而

且，他一直穿着手工纺织的印度土布制成的衣服，组织协会来鼓励纺纱

并在日常生活中安排时间参加，即使在领导全国范围的运动期间也不例

外。32

甘地为愿意按照他的自治（swaraj）理念生活的观念相近的人组建

了公社。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古吉拉特小镇阿姆达巴德（Ahmedabad）的

萨巴玛提修行所（Sabarmati ashram）

，它的成员起誓坚持真理和非暴力

（ahimsa）——保持独身，过以祈祷和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生活，不理

会什么“贱民”制度。最后一项誓言最难坚持：修行所启动数月后，一

个“贱民”家庭的加入导致很多成员退出。

（甘地成功地从一位当地商人

那里筹集到足够的钱来维持公社运行。

）33

在甘地看来，社会的重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非暴力行动的准备

工作。这是因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积怨、公共生活对妇女和“贱

民”的排斥，以及困扰着大量印度人的贫困和无知，都是一场统一、有

节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障碍。

他在印度的首场“非暴力抵抗”行动（satyagraha）是一次个人抗

议：1917 年他去比哈尔省（Bihar）昌巴兰（Champaran）地区调查蓝靛

种植园主剥削农民劳工的指控，当地官员命他离开，但他拒绝听从。作

为回应，政府委派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情况。第二年早些时候，他卷入了

纺织工人抗议削减工资的阿姆达巴德劳动纠纷当中。他起初敦促妥协，

然后组织了一场罢工，最后宣布进行绝食（这是之后许多同类行为的开

端）

，终于使问题得到解决。

通过为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进行干预，甘地在民族主义政治家中脱颖

而出。

“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可不是一个仅供高层和有势者玩弄

的精巧词汇；对于受压迫者而言，它有着很实在的好处。他在各地征募

义工修建学校、改善公共卫生并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并由此与教师、律

6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师、商人和种地的农民建立了联系。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将成为他最忠

诚的盟友。最后，这些“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引起了公众

的注意，使甘地誉满印度，被看作能引领民族主义事业之人。34

“我看到了弹痕”

就在甘地从事社会改革和组织地方非暴力行动的同时，国大党继续

鼓动自治（home rule）。但它的领袖们很快认识到，他们需要甘地无人

能比的声望及其作为组织者和战略家的能力，而甘地也越来越多地确信，

在领导层实现自治（swaraj）与建设基层自治（swaraj）密切相关。他

们都准备进行合作了。

最终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了合作的契机。1919 年的《罗瓦特法案》

（Rowlatt Act）扩大了战时紧急措施的适用范围，包括对煽动行为进行

行政拘留、由法官而非陪审团审判的规定。甘地感到非常震惊。

“我觉得

我不可能再对能如此立法的权力通过的法律表示平静的服从了，”甘地

说 。 现 在 ， 他 首 次 考 虑 进 行 一 场 全 印 范 围 的 “ 非 暴 力 抵 抗 ” 运 动

（satyagrahas）

。35

甘地首先策划了一场由宣誓不服从法律和杜绝暴力的守纪律的积极

分子进行的小规模运动。他指定在 1920 年 4 月 6 日，模仿习俗中称作“罢

市”

（hartal）的哀悼日，进行绝食和祈祷；然后抗议将局限于公开出售

禁书。甘地向温和派政治家们保证，这样行事会使反对英国统治（raj）

的活动远离暴力。他在给一位温和派领袖的信中说：

“成长中的一代将不

会满足于请愿等行事方式。在我看来，‘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是

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

”36

罢市（hartal）基本按原计划进行：遍及全国，人们停止工作，关

闭商铺，进行集会。然而，罢市之后发生的事件脱离了甘地的控制。他

已遭逮捕的传言激怒了阿姆达巴德的作坊工人（mill-hand），那里超过

五十栋的建筑被烧毁，二十八人身亡。在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罢工和集

会 演 变 成 了 抗 议 者 和 警 察 的 街 头 冲 突 。 驻 守 旁 遮 普 阿 姆 利 则 市

（Amritsar）的雷吉纳德·戴尔将军（General Reginald Dyer）觉得这

实在太过分了，因此他决定镇压动乱——也算是给人们一点颜色看看。

13 日，戴尔决定禁止超过四人的公开聚会。民族主义者们对其置之

不理，召集人们于当天下午在贾利安瓦拉广场（Jallianwallabagh）—

64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一块开阔的露天场地，四周都是砖房，仅有几个出口——集会。数千

人开始聚集时戴尔置若罔闻，不过下午四点刚过，他就指挥着两辆装甲

车和大约五十名士兵赶来了。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他就下令开火了。

十分钟后他们撤走了，而现场四处都是死伤者。

（一个英国官方委员会的

统计是 379 人被杀；印度的说法则是高达 1，500 人。）随后，毫无悔意

的戴尔承认集会本来可以不流血而结束，但是他使用了“从军事角度而

言能够产生必要的道德的和普遍的效果的最低限度武力„„不能仅考虑

在现场的人，而要顾及整个旁遮普。

”37

接下来的几周里，英国人贯彻执行了这项“道德效果”。戒严开始，

禁止集会，举行走过场的审判，刑讯囚犯并在公共场所执行鞭笞和死刑。

军用飞机轰鸣而过，从上面扫射印度人。在很多城镇，印度人被命令向

英国军官敬礼或鞠躬。戴尔更要求，印度人在经过英国妇女受到过攻击

的道路时，必须手脚并用地爬行。38

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阿姆利则和它的创伤。后来的拉合尔大学

（Lahore University）学生活动家希瓦·杜阿（Shiva Dua）记得自己

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被家人带到贾利安瓦拉广场时的情形。她回想道：

“我被慢慢地抱起来，我看到了墙上的弹痕。我们带回了被血染成红色

的泥土„„姐姐说：

‘这是圣物，应该存在银匣子里。你必须每天为它献

花，这是每天清早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旁遮普的腥风血雨只能使人们

更渴望自治（self-rule）

。39

反罗瓦特法案运动不经意引起的暴力使甘地感到震惊。他禁食三天

进行忏悔，但他对英国统治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他把英国官方的阿

姆利则事件报告称作“粉饰”

（whitewash）

，戴尔将军成了部分英国民众

心目中的英雄的消息尤其使他愤怒。他之前还对印度在英国的宪政框架

下实现自治（swaraj）抱有希望，而现在却认为英国统治（raj）“穷凶

极恶”且“毫无诚信可言”

。他认为，印度人不应该再容忍这样一个政府

了。40

不合作

为了团结印度人反对英国统治（raj），甘地转而向国大党寻求组织

上的支持，并介入其党务，使其发展壮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精英

辩论社团上。国大党扩展了它在各省和地方的委员会，吸收新成员并为

6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鼓动工作。温和派对宪政之外的手段充满疑虑，

但是甘地的才干使得他们难以阻挡。很快，他就赢得了国大党对不合作

的认同，他起草的旨在使其更有效率、更具代表性的新章程也得到了批

准。从形式到实质都在发生改变：西装革履不再成为风尚，取而代之的

是甘地所倡导的手工布料或印度土布的衣服。41

不合作的不同阶段也设计好了：在筹集起资金、建立好组织以后，

开始抵制学校和法院；接下来将抵制外国布料，同时推广手工纱线织成

的布料。不合作将以印度公务员辞职和在筛选出的少数地区进行谨慎的

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作为结束。甘地希望通过细心地筹

备、循序渐进地进行以及对以身试法的严格控制，这场新的运动不会像

在旁遮普的那样衍变为暴力。42

虽然很少有律师抵制法院，也没有多少公务员辞去工作，大多数学

生也很快返回了学校，但是国大党首次把民族自由的事业带到了印度民

众中间。甘地是排头兵：他跑遍全国——搭乘火车、马车甚至徒步——

向人们传播他的观点。各处的人民，无论是否受过教育，也不分穷富、

城乡，印度教徒也好穆斯林也罢，都响应召唤，或纠察出售外国布料的

商人，或加入义工团体，或者以其它方法来支持这项事业。43

但是国大党领导人在证明他们能够发动群众抗议的同时，也发现自

己很难驾驭它。茶叶种植园外来务工者的罢工让阿萨姆（Assam）的国大

党领导人措手不及；孟加拉和安得拉三角洲（Andhra delta）的领导人

未能阻止农民拒交租税和违反森林采伐规定。甘地明确表示，运动的目

的是结束帝国统治而不是解决繁杂的地方不平等问题，因此，他把罢工

和反对地主的行动排除在外。但这并不能阻止很多人乘便假公济私。44

在 甘 地 看 来 最 糟 糕 的 是 ， 有 骚 乱 发 生 了 。 在 联 合 省 （ United

Provinces，简写为 U.P.，即后来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

，农民哄

抢集市、查抄地主。在孟买，人们聚众攻击欧洲人、英裔印度人及拜火

教徒。甘地这样回应：

“我承认除非完全的非暴力精神在人民中产生，否

则我无力通过公民不服从运动成功解决任何问题。不过，我既然能摆脱

与政府有组织的暴力的任何干系，那就更能与人民这种无组织的暴力一

刀两断了。

”1922 年 2 月，正当国大党准备新一轮的公民不服从时，甘地

由于联合省的 22 名警察遭到残杀而取消了所有的不合作行动。45

发展到现在，在甘地领导才能的推动下，受国大党变革的促进，并

经日渐成长的社会基础的强化，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一种新的成

66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熟状态和活力。但是，甘地的盛名却是件好坏参半之事。无论他到哪里，

人们都成群结队地来听他演讲，或者只是为了一睹他们心目中的圣雄

（mahatma）的真容。

“这个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太惊人了，”马德拉斯的

行政长官这样说，他的一位助手也“对到处人山人海，而人们秩序井然

并对领袖表现出深切爱戴，印象极为深刻。

”46

然而，他的声名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人们对他的理念的接受。尽管忠

实追随者的数量在增加，但和那些与甘地绝少共识，只是把他当作实现

他们的目标或手段的伪装的人相比，还是很少。对联合省某处的农民来

说，“甘地的自治”（Gandhi’s Swaraj）意味着一个没有地主和地租的

世界这样的极端图景，他的名字甚至被用来为打劫开脱。47

此外，尽管甘地使印度人逐步对他们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但他的

运动还是没能实现自治（swaraj）。无论是传统政治家寻求的政治自治

（political autonomy），还是甘地视为自治（self-rule）的脊柱的国

家团结和纪律，都毫无踪影。不合作运动之后的年月里，甘地和国大党

都放弃了大众非暴力行动，转而通过其它手段追求他们的目标。对许多

国大党成员来说，1919 年英国主导的改革在省一级给了他们有限但切实

的权力，为他们个人开启了新的契机。也许在体制内努力可以促使英国

进行更多的改革——或许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1922 年，不合作运动停止几周以后，甘地被捕，被监禁了差不多两

年。这是他阅读和深入思考的时间。获释之后，他继续在国大党框架下

活动。但现在他基本上把精力投到回国之初即主张的“建设性工作”

，诸

如促进纺纱、缓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反对“贱民”

制度之类上来了。他没有放弃政治领导权和“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

的打算，但至少在目前，他重返建设性工作。48

公民不服从

“全国性的呼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衰退和混乱期。甘地基本退出

了，国大党的政治家们则在怎么对付英国统治（raj）的问题上争吵不休。

6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那些赞成通过选举进入省级议会的成员，受到主张继续追求完全独立的

激进派的非难，地方和省级委员会衰落了。同时，由于印度教成员热情

高涨和穆斯林成员锐减，国大党也遇到了宗教关系紧张的难题。49

和以前一样，英国人的动作再次刺激了国大党。1927 年，他们成立

了以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为首的委员会来审查 1919 年改

革的效果，这是进一步改革的前奏。但是这个委员会中连一个印度人都

没有，这传递出的信息是，英国人在构造国家的宪政远景时，并不把印

度人当作合作伙伴。用甘地的话说，这个委员会是“对一个民族有组织

的侮辱”

。印度领导人们抵制它的听证会，而当委员们在全国考察时，恭

候他们的是罢市和示威。50

印度政治家们现在迫不及待地想成立一个反对英国统治（raj）的联

合阵线。抵制委员会的团体派出代表组成了各方会议（ All-Parties

Conference）。会议受命为一个自由的印度起草宪法，产生了把印度拟想

为不列颠王国自治领、由全部有选举权的成年人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和全

印立法机构的《尼赫鲁报告》

（Nehru Report，以起草者之一莫提拉·尼

赫鲁命名）

。但大多数穆斯林领导人拒绝接受该报告，因为它忽略了他们

提出的地方分权（decentralized states）和在省立法机构为穆斯林预

留席位的要求。此外，尼赫鲁的儿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国大党激进派同伙对报告未要求完全独立便嘎然而止愤怒

不已。

由于分歧威胁到刚刚复苏的运动，甘地被搬来救场。甘地回应说，

只有“当这个民族主动要求我领导并有一个全国性的呼声时”

，他才会重

返领导工作。不过他同意出席 1928 年 12 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场国大

党会议，并在那里提出了激进派和温和派都接受的解决方案。国大党会

采纳《尼赫鲁报告》

，而英国被限在 1929 年结束前决定是否接受它。如

果拒绝，那么一场争取完全独立的非暴力抗争将会启动。同时，甘地坚

决要求国大党重振组织并进行建设性工作——由于他以再次退出国大党

政务相威胁，他们接受了他的提议。51

得益于 1928 年古吉拉特巴多利（Bardoli）地区的一场运动，此时

他们对“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的潜力也有了全新的信心。建设性

工 作 已 经 在 巴 多 利 扎 下 深 根 ， 尤 其 在 富 足 农 民 的 种 姓 帕 地 达 人

（Patidars）中间。在甘地的鼓励下，帕地达人建立了推动纺纱、节欲

和公共福利的修行所网络。当英国人决定将土地税征收额（land revenue

68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assessment）提高 22%时，他们利用这个网络进行对抗。他们以和甘地有

密切联系的帕地达律师瓦拉帕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为领袖，

决定拒交所有租税，除非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52

这场运动成功地获得了巴多利全体居民的支持。当政府拍卖因拒交

租税而没收来的土地时，拍得它的人也受到抵制。帕特尔定期和甘地沟

通 ， 甘 地 则 在 他 编 辑 的 两 份 期 刊 上 传 播 巴 多 利 “ 非 暴 力 抵 抗 ”

（satyagraha）的消息。省府原本打算出兵镇压，但英国统治当局（raj）

担心运动扩散，施加压力让省府官员和帕特尔谈判，致使征收额度最终

大幅削减。53

巴多利的行动不仅是帕地达人的胜利，它同时也是甘地的远见卓识

的证明。它表明非暴力抵抗在由有组织、有纪律且团结的人民推行时，

能够取得成功，而且英国人也能被迫让步。

“确实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甘地说。现在他再次准备好在广袤而多彩的印度尝试“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了。54

“我知道„„如何领导”

巴多利的成就应该更大规模地复制。而只有国大党能为此提供必要

的全印范围的组织结构。但是它的许多省级委员会只是在名义上存在，

没有正式的资金、成员登记，甚至连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有像古吉

拉特这样的少数几个地区，才有结构健全的委员会。55

所以，甘地于 1929 年采取措施为国大党注入新的活力，一波波新成

员和朝气蓬勃的迹象由此在某些省级组织中出现。比如在联合省，国大

党旧班底半死不活，因此对省部进行了大变动，加快招募成员，还筹集

资金来维持义工工作，这些消息也通过媒体和群众集会传播了出去。贾

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各自的联合省之行更是激起了巨大的热情。但

发生在那里的并非皆可放之它处。应该做的实在太多，国大党无望在区

区一年之内返老还童。56

基层力量的复杂和不均衡情况，是国大党高层持久分歧的结果。老

一辈一直不愿意卷进这种破坏性的群众抗争中来，他们希望和英国人达

成某种程度的和解。斗志激昂的年轻成员们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对

暴力策略跃跃欲试；孟加拉国大党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苏哈斯·昌德拉·博

斯（Subhas Chandra Bose）甚至和恐怖分子过从甚密。部分通过运作使

6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由此保持激进成员们的忠诚，

甘地成功地避免了国大党的分裂。57

甘地还面对着弥合族群不和（communal discord）的艰巨挑战。在

之前所有的“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中，无论是在南非还是

在印度，他都能和穆斯林领袖结盟并说服普通穆斯林参加。但是现在，

甚至和国大党曾有过合作的穆斯林领袖，也对这场由印度教徒为主的政

党领导的运动产生了疑虑。甘地努力让他们相信国大党不会以“印度教

统治”（Hindu raj）来代替英国统治（British raj），但是他自己对印

度教象征的倚重，可能削弱了他的可信度。谋求穆斯林政治精英支持的

努力失败了：只有一小部分所谓的民族主义穆斯林愿意把国大党看作合

作伙伴。58

种种迹象都显示新的非暴力运动不会一帆风顺：恐怖分子在 1929 年

频频袭击英国官员，包括试图暗杀总督；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激进工会在

孟买、孟加拉及其它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这显示，阶级斗争对产

业工人的吸引力不亚于国家团结。59

即使是在甘地政务繁忙的 1929 年，

他的建设性工作也没有丝毫懈怠。

他继续痛斥“贱民”制度和妇女所受的恶待，并为抵制外国布料而斗争，

借此拓展政治行动的范围。任何人——甚至幽居家中的老人、病残者和

妇女——都能通过他们生活中的简单改变，加入到这场争取自由印度的

运动中来。在这场浩大运动发生时还是个小女孩的埃露·达斯图尔（Aloo

Dastur）看到，人们在各处，甚至是在火车上，都在用小纺车纺纱。当

她的学校采用白上衣和深蓝色裙子作校服时，母亲让她买来蓝色染料，

给她缝了一套印度土布衣服取而代之。60

甘地再次开始在全国到处演讲和筹钱。没有其他政治家会以他这样

的方式来认识印度，但他的所见所闻使他对这个国家是否为另一场非暴

力运动做好了准备产生了疑问。他写道：

“我知道如何领导公民不服从运

动，但前提是存在准备好以我所要求的方式来实践它的人民。但我看不

到一线这样的希望。

”甘地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一小群愿意接受他的方式的

活跃分子：萨巴玛提修行所。因此，他开始把这个修行所看作发动一场

有限规模的“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行动的替代基地。他依然在为

全印范围的运动做准备，但他对能否进行心存疑虑。61

另一位颇具正直和智慧之名的人正在从统治（raj）的高处审视着这

些进展。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林德利·伍德，即欧文男爵（Edward

70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Frederick Lindly Wood，Baron Irwin）

，自 1925 年起担任印度总督，

他之前和此后都有着长期的卓越政绩：他将在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之后担任纳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内阁的外交大

臣。正如后面这个职位所表明的，他是个可以和任何人坐下来谈的人，

甚至是跟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他更喜欢谈判而不是战斗，即使他自己

濒临险境时也是如此。

欧 文出生 在约克 郡，父亲 是第二 代哈 利 法克斯子 爵（ Viscount

Halifax），他一生都浸染着笃厚的宗教信仰和对同胞的深切情怀——有

时候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表达出来。1928 年他就写信给甘地，吊唁甘地侄

子马甘拉尔（Maganlal）之死。欧文说：

“我能体会到失去他对您还有他

的家人意味着什么，因为不幸和故亡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人类在

共同的经验上也是基本相通的。

”62

1929 年对甘地来说是不完美的一年，对欧文来说也是。他提出了一

个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的新改革方案，具体细节则要待印英双方代表在伦

敦召开圆桌会议来决定——尽管他所在的托利党强烈反对，但他的政策

还是得到了新的工党内阁的支持。但是，政府的提议未能满足国大党去

年 12 月开列的条件。不过，欧文还是希望国大党温和派能够在不失颜面

的情况下，赞成这个方案。63

温和派确实催促给予表示和解意愿的回应，但国大党中的其他人依

然反对妥协。对甘地来说，对欧文的动作的恰当回应并不是不言而喻的。

最初他倾向于达成协议，但短短几周之内他就产生了疑虑。他怀疑把宪

政改革寄托在与政治脆弱的工党内阁的会谈上的明智性，特别是在这项

政策在伦敦遭遇麻烦之后。而且，他也知道他一旦同意欧文的提议，博

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们跃跃欲试的追随者就会脱离国大党。

12 月底，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与欧文会面。欧文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参

加谈判的条件，于是双方都准备面对冲突了。64

几天以后，国大党年会在拉合尔开幕。甘地的方案——国大党的目

标是以公民不服从争取完全独立——在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获得通

过。但是，他在国大党中的权威更多来自他调解各派分歧的技巧，而不

是成员们对他的计划的倾心。温和派抵制强迫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

的做法，并阻止甘地把抵制法院、学校和市镇委员会采纳为正式方针。

看来，统治当局抛出的诱惑——名望的诱饵和遥遥无期的渐进改革——

对很多人来说还是赏心悦目的。

7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国大党激进派则要求采取诸如总罢工等甘地不认可的策

略。此外，一份谴责暗杀欧文的企图的决议仅以微弱多数通过，这揭示

出为数不小的少数派在反对暴力上并不坚定。甘地再次恳求他的政党中

桀骜难驯的派系尽快归队，他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要我来指挥公民不服

从，我会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你们也必须成为这场战役的士兵。”65

行动策略

甘地没有确切的运动计划就离开了拉合尔，在新的年份里他也不急

于制定出一个来。相反，他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萨巴玛提修行所，他常

常在他简陋家中的阳台上与人谈话，并独自思考，等待明智的策略浮出

水面。与此同时，国大党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1 月 6 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走向前台并命令所有国大党成员退出

各省议会；拒绝执行者将被从党内选举产生的机构（elective bodies）

中除名。由此引起的反应强烈但不一致，许多人依然不愿意放弃合作可

以得到的奖赏。最让甘地困惑的是，甚至是在前一两年的风暴之后继续

和国大党合作的穆斯林，多数也拒绝遵从辞职的命令。66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把 1 月 26 日命名为独立日，由甘地和尼赫鲁起草

的宣言会在这一天四处宣读。整个次大陆的印度人都聚集在树下或公共

广场上，聆听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召唤自由的呼声的

当代回声：

“我们相信印度人民和其它任何民族一样，享有不可剥夺的追

求自由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对任何一个压制他们的政府，人民都有改

变或废弃它的更高权利„„因此我们相信，印度必须切断它和英国的联

系，获得高度自治（Purna Swaraj）或完全独立。”67

甘地和工作委员会在几周之内解决了一旦出现激进分子的暴力事件

将如何应对的问题。1922 年时，作为对杀害警察事件的回应，甘地取消

了当时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但尼赫鲁认为，如果甘地这次采用同样的处

理，那英国人就可以通过引发暴力轻而易举地使新运动流产。甘地承认

了这一点，决定不对那些弃绝他的策略者的事端负责。他不会让他们的

暴力打断他的运动。68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因为如果甘地把他对暴力的深恶痛绝置于所有

其它利益之上，那他无疑会授人以柄，让他的反对者破坏这场依然非暴

力的更大运动。他认识到，非暴力抵抗的力量不是一个说开就开、说关

72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就关的水龙头。即便是，他也不可能一直控制着它。工作委员会于 2 月

中旬决定由甘地来督导公民不服从的第一阶段——但在甘地不出所料被

捕以后，国大党自身特别是各省委员会将会承担起领导职责。逮捕的人

越多，主动权也就越往下传递，也就越贴近人民。69

在修行所的这段时间里，甘地萌生了将一场以食盐税为对象的“非

暴力抵抗”行动（satyagraha）作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开局的想法。政

府自 19 世纪就垄断了食盐这一饮食必需品的制造并对其销售征税。现在

甘地计划通过发动印度人自己制盐来破坏这项法律。对一些印度领导人

来说，在和英国的斗争中，食盐问题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争取政

治自由的崇高目标而言也无异于不务正业。但甘地有他的考虑。

首先，食盐税是完全不公正的，它对最贫穷的印度人的损害最甚，

而英国官员也难以为它辩护。甘地主张说，事实上是政府从人民那里窃

取了它，然后再让人民花费巨资把它赎回。他宣称：

“当人民意识到他们

的权力时，他们完全有权利拿回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因为食盐税具体

体现了殖民统治的不公，所以破坏食盐垄断能以对最底层的印度人有实

质意义的方式促进自治（swaraj）

。食盐运动中所展示的自治（swaraj）

，

不只和光荣的政治目标相关，而且也关乎印度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控制。

70

甘地希望制盐不仅可以吸引穷人们加入自治（self-rule）事业，而

且也能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一道反对这项对他们有同样影响

的错误制度，会加强他们的共同目标感。在所有对英斗争中，食盐运动

还具有战略价值。由于它并不威胁英国统治当局（raj）的重要利益（食

盐税在政府的全部收入中仅占一小部分）

，因此它不至于招致先发制人的

阻挡或激烈的回应。相反，它会使运动从容发展，并吸引同情却不敢贸

然犯险行动的人们加入。71

确定了这个目标以后，甘地主动提出如果欧文在废除食盐税之外，

再满足包括变动汇率、降低土地税额度、削减军事开支以及对外国布料

征税在内的 11 项要求，他们就取消运动。尽管欧文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

但它们的影响超出了印度政治精英的头脑，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特别

是商界和农民。甘地释放出的信息是，自治（swaraj）有实实在在的经

济价值。72

3 月 2 日，还是在萨巴玛提，甘地给欧文写了一份公开信。他把这位

总督称为“朋友”，说他对英国人民没有恶意，只是反对统治当局（raj）

7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的制度。在强调了帝国统治带来的经济重负后，他要求欧文帮助避免迫

在眉睫的冲突，并告诉他——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公民不服从将

在 3 月 11 日从食盐“非暴力抵抗”开始。他得到的全部答复，是来自欧

文秘书的一份承认信已收到的函件和一个对甘地的意图表示遗憾的声

明。甘地公开了他的信和收到的回复：他已向对手伸出了修好之手，但

他的好意被拒绝了。73

欧文无意妥协。“目前，食盐运动的前景还不能使我彻夜难眠，”3

月 20 日他在给伦敦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官员们相信，就像他们抵挡住

了不合作运动一样，他们承受得了公民不服从。利害所在再清楚不过了：

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相信他们能“通过造成政府失灵迫使我们屈服，

”

国务大臣皮尔爵士（Lord Peel）在 1929 年 1 月给欧文的信中说。“我们

当然会果断地让他们知道那不可能。

”74

虽然国大党不会合作，但欧文依然想举办圆桌会议来讨论宪政改革，

同时他也认识到，如果国大党之外的印度政治团体也不参与的话，圆桌

会议会成为一个笑话。尤为重要的是穆斯林领袖和更温和的印度教民族

主义者的参与。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政府在应对公民不服从时将不得

不避免过火行动，并要保证最低限度的合法性。此外，印度事务大臣威

廉•威基伍德•贝恩（William Wedgwood Benn）警告说，中断普通文官统

治会破坏印度在国际市场中的信誉。

与此同时，政权也离不开在军队、政府和警察岗位上服务的印度人

的忠诚，这就意味着无论遭遇如何强烈的反对，当局都得以一切都牢牢

在握的形象示人。

“必须记住，如果我们使警察都觉得政府无力维持它的

地位和权威，那必将导致灾难，

”情报局主管写道。政府政策必须足够强

硬，以使服务于它的人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个会在印度继续掌权的政权工

作，但也不能太严厉，以免吓跑国大党外仍然愿意接受英国统治（raj）

的温和派。75

给地方政府的指示是：

“政府的控制行动必须有效，但不得超过情势

的实际需要。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甘地一旦违法就要逮捕他；超过情势

需要而任其逍遥法外，只会鼓励他的支持者，并削弱政府的力量。76

“绝不退缩”

在 3 月 5 日的祈祷中，甘地号召修行所的同仁 7 天后和他一道参加

74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前往海边的游行，他们会在那里制盐。游行是甘地轻车熟路的战术。在

南非时他曾领导一大帮底层群众，不顾当局的持续骚扰，穿越不友好地

区，进行了 5 天的游行。这次，游行者人数虽然较少，但彼此关系紧密，

他们的行程也会更远，并将经过极端崇拜甘地的古吉拉特农村。甘地把

游行看作向亲眼目击者和通过媒体向全国进行形象表演的政治舞台。77

甘地知道这七十人左右的游行者都致力于实践他提出的原则，而不

像国大党中的很多人那样。他们忍受体力劳动和修行所的克制生活，他

相信他们的行为准则足为其他印度人效法。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宗教团

体和种姓，暗喻国家在一项正义的事业下结合。然而，甘地指示游行不

接纳妇女参与。当一些妇女积极分子被拒绝时，他解释说如果妇女参加，

英国人会指责说印度男人把她们当作避免警察袭击的挡箭牌。他希望妇

女为自治（swaraj）做出贡献，但是在这件事上，如何应付英国人的现

实考虑更为重要。78

开始前的一周是紧锣密鼓准备的时间。甘地在他在古吉拉特的主要

盟友帕特尔的帮助下，设计了一条从阿姆达巴德向南到海边村庄丹迪

（Dandi）的 240 英里长的路线。游行者途中会在近年来建设性工作和“非

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产生了回响的村庄停留。学生勘察路线，

搜集这些村庄的信息，在各地停留的时间表发表在甘地主持的古拉吉特

语周刊《Navajivan》上。为在印度乃至外国媒体上宣传游行，已经做了

一切努力。79

随着 3 月 12 日的临近，修行所和阿姆达巴德的氛围变得一触即发。

甘地抑扬顿挫地说道：“这是终结之战。面对子弹的威胁我们当面无惧

色„„无论代价如何我们都决不退缩。

”当局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局势：一

位地方官员 3 月 7 日逮捕了帕特尔，由此引发了一场罢市，导致纺织厂、

学校、商铺和市政办公室都关门停业。12 日晚，人们彻夜不眠地守候，

并在拂晓时祷告和吟唱灵歌。然后是甘地发言：

“这场斗争不是一次公开

表演；它是最后的抗争„„我要求你们返回到这里时，要么已为自治献

身，要么是它的赢家。

”甘地的妻子卡斯图巴（Kasturbhai）为他戴上印

度土布制成的花环，又给他一支手杖。在大步走出修行所时，这位印度

领袖在围观者中引起了激动并多少有些矛盾的情绪反应。对他的秘书马

哈德夫·戴赛（Mahadev Desai）来说，甘地使他想起两位伟大的战士来：

“在征服斯里兰卡的途中”的拉玛王（Lord Rama）和“被解救受苦受难

的受压迫者的使命所激励”的佛陀（Buddha）

。80

7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游行者进入每个村庄，都会有群众聚集起来，敲锣打鼓地欢迎。甘

地会发表简短演讲，批评食盐税“不人道”

（inhuman），声称食盐“非暴

力抵抗”

（salt satyagraha）是一场“穷人的战斗”

。每次停留时他也会

劝告村庄主事者们辞去职务，并指示对拒绝辞职者进行个人抵制：希望

他们的头领辞职的村民们可以拒绝出席在他家里举行的婚礼或其它庆祝

活动，但他们不得在必需的服务上发难。

“诉求必须通过理智和心灵，而

不是对强力的恐惧来实现，

”他坚持说。81

甘地想通过到海边的游行，把普通村民们领进争取独立的更广阔运

动中来。他明白对穷人们宣讲何为休戚与共远远不够；游行者们应该通

过简朴和无私的个人行为来证实他们的主张。甘地命令大家每天晚上都

睡在户外，除了简单的食物及休息和洗漱的地方之外，不得向村民提任

何要求。但是，对一些人来说甘地设定的标准太苛刻了；他说他为一些

游行者享用运来的牛奶和蔬菜并搭乘汽车感到耻辱。他在巴特干村

（Bhatgan）谈到了这些奢侈行径。一位观察家说：“大家听出他声音中

的忧伤，都十分安静。他的话语穿透了我们的心灵。一个接着一个，所

有的油灯都熄灭了，会场一片漆黑，只有一盏小小的灯还燃烧在甘地附

近。

”82

印度社会持久难愈的裂缝显然也和这次游行相伴。出席村庄和城镇

里的聚会的穆斯林很少，有“贱民”

（untouchables）参与游行也引起了

一些人的嫌恶。尽管如此，随着终点渐近，赶来聆听甘地演讲的人也越

来越多。距巴多利“非暴力抵抗”的地点不远的苏拉特（Surat）有 3 万

人迎候他；还有超过 5 万人聚集在去丹迪的火车站。地方官员辞职的浪

潮紧随其后：苏拉特地区几乎三分之一的村庄头领们在 4 月第一周辞职

了。83

食盐游行引发的热潮远远超出古吉拉特的范围。甘地一路上写作和

接受采访，印度媒体也常以整个头版来报道游行，广泛传播了甘地的事

迹。

“神灵作证，虽然那时我只是个学童，但可以说当我约略意识到他正

在慢慢接近目标时，我被惊得目瞪口呆，

”演员阿里格·帕丹斯（Alyque

Padamsee）回忆道。三家孟买电影公司派出机组随行拍摄新闻短片，外

国记者把甘地变成了一个在欧美家喻户晓的名字。

（1930 年年底，

《时代》

杂志评选他为“年度人物”

。）84

经过 3 周的跋涉，游行者们在 4 月 5 日早晨抵达丹迪，比原计划提

前 1 天。当晚超过 12,000 人聚集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甘地称赞政府没

76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有干扰行进，并把这归功于世界舆论的关注。他呼吁国际公众表态支持

印度独立，并告诉印度人他们正在前往“自治女神的神殿”，除非目标实

现否则他们决不让政府有半刻安宁。他说丹迪的海滩是“圣洁之地”。85

第二天，也就是 4 月 6 日的拂晓，甘地站在岸边，俯身掬起一团泥

巴，这是开始破坏盐业垄断的信号。游行者们马上开始往容器中灌海水。

深思熟虑、有系统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终于开始了。86

“满街都是甘地式的帽子”

从阿姆达巴德到丹迪的游行是一次可贵的胜利。在全国上下的注视

下，甘地为使用非暴力行动反对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政府现身说法。通过

自己掷地有声的话语和坚定的范例，他吁请印度人宣布政府的法律和征

税与他们无关。他告诉英国人他将蔑视他们的权威，他游行数周鼓吹即

将发生的违法行为，并告诉每个人同样行事是他们的义务。

对英国官员的任何行动，甘地都准备好了应对办法。如果他们逮捕

违反食盐法者，那么他们将为民族主义运动制造出烈士，并且会证实甘

地所声称的他们的暴虐意图。如果他们对食盐抵抗者置之不理，那必将

助长人们怀疑他们面对印度人的对抗时，执行自己的法律的决心。无论

选择哪个，他们都只赔不赚。

由于任何人只要使用海水就能制盐，所以参与运动非常容易：把海

水装入容器、进行蒸煮，然后刮起残留物，这是全部需要做的。虽然制

盐仅在孟加拉、马德拉斯、特别是孟买的沿海地区成为一项普通活动，

但据报道几乎全国都有这类活动发生。在孟买市，那些在户外制盐的人

被一打之多由义工手挽手组成的同心圆包围，以保护他们免遭警察干扰。

和父亲一起在联合省镇子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售盐的贾瓦哈拉尔·尼

赫鲁回忆：

“就像一个弹簧突然松开了。制出的东西是好是坏真的不相干

了；重要的是去触犯可恶的食盐法„„”87

在食盐游行后的几周，甘地在寻找能刺激当局逮捕他的法子。于是

他在 4 月 24 日预告了一个特别具有挑衅性的行动：他将领导一起针对达

拉萨那（Dharasana）食盐厂的袭击行动，而这必定会遭遇暴力。威基伍

德•贝恩明白这是甘地设下的圈套，他写道：“他们费尽心思，试图使我

们面临或者采用他们将视为无理和残酷的镇压，或者承认他们的要求的

两难境地。他们不会让我们冷落他们的。

”88

7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食盐游行开始时，欧文自忖他有以应对：他将任甘地作为，一旦违

法则立即逮捕他。然而当这个短小精干的身影步入丹迪的海边时，总督

犹豫了。当时再明显不过的是，逮捕甘地会引发一场抗议风暴并刺激欧

文想拉拢进圆桌会议的温和派。

其他官员更关心如何维持秩序。孟买的行政长官坚持认为，甘地逍

遥法外使政府的支持者们倍感气馁，却助长了它的反对者的气焰。面对

这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实在无处可避。一份民族主义报纸说：

“逮捕甘地

无异于点燃整个印度，不逮捕他又等于允许他在草原上纵火。

”欧文最终

拿定了主意：以 1827 年一项无需审判或固定刑期的法规为依据，在 5 月

4 日晚上逮捕甘地。89

对甘地的拘禁没能阻止住达拉萨那的行动。76 岁的退休法官阿巴

斯·塔巴基（Abbas Tybaji）走到前列，和甘地的妻子卡斯图巴一起，

于 5 月 12 日带领 300 名义工去了食盐厂。他们在到达之前就遭到逮捕并

被判处 3 个月的监禁，但是达拉萨那的“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依

然没有结束。诗人、工作委员会成员萨罗基尼·奈杜（Sarojini Naidu）

赶往海边接管工作。她和义工们多次接近工厂，但每次总有警察挡住他

们的去路，于是他们干脆坐下来等待，有一次就这样僵持了 28 个小时。

有数百人被投进了监狱。90

奈杜明白袭击会引起暴力，而她所希望的则是它并非来自袭击者：

“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任何暴力。你们将遭到殴打，但决不能

反抗：伸手抵挡开都不行。

”5 月 21 日，示威者们试图突破环绕食盐厂

（salt pens）的铁丝网。警察冲了上来，用称作 lathis 的钢尖棍子抽

打他们。一个外国记者这样报道：

“没有一个人哪怕抬起胳膊来格开抽打。

他们像被保龄球击中的瓶子一样倒下了„„剩下的人没有溃散，只是默

默地坚强向前行进，直到被打翻。

”当第一批人被打倒时，担架队组建起

来救走伤员——接着每天都有更多的对抗。直到 6 月 6 日，达拉萨那的

行动才算结束。91

在往丹迪游行的途中，甘地已经在思考运动的下一阶段。他相信公

民不服从应该继续集中在食盐垄断上。抗税和违反林业法规受到劝阻，

因为其对象没有一个像食盐税那样先天地不正当。但他觉得在运动中应

当抵制外国布料和酒，这样行事并不违法，却能销蚀英国的统治（raj）

。

运动应当坚持不懈，但应有良好的管理——不过不是由他来进行。甘地

和他的同事们明白，他们不可能指挥每个城市、镇子以及村庄的运动，

78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特别是在他们遭到逮捕以后。他们让各省的委员会因地制宜，谋划各自

的策略，但有一个条件：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严格非暴力。92

勒克瑙市（Lucknow）的国大党组织者在制盐和抵制布料上没那么走

运，他们转而采取另一种方式迫使官方在镇压和退让之间选择。1857 年

叛乱之后，统治当局（raj）在古老的印度小区中辟出了两条大道——拆

毁房屋甚至墓地——以保证军队快速通过。他们还开拓出一块新的英国

飞地（enclave），被称为哈慈勒佳尼（Hazratganj）的商业街贯穿它的

中心。每个人都明白，英国人视为自家自留地的商业中心的秩序，象征

着帝国对勒克瑙的控制；国大党很早就被禁止在哈慈勒佳尼组织游行。

现在民族主义领袖们决定出招挑战：勒克瑙的任何地方都不得禁止印度

人进入。93

5 月 14 和 22 日，试图到哈慈勒佳尼游行的国大党义工们两次都被警

察阻拦，但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也都被允许进入。13 位领导人因此被捕，

但国大党被告知如果事先申请许可的话，可以游行。英国人将允许印度

人进入自己的自留地，但他们先得承认英国统治的无上权威。还没有被

捕的国大党领袖们不会让英国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摆脱困境。5 月 25 日，

一场由大约 200 名义工举行的未经许可的游行，在一些妇女的带领下向

哈慈勒佳尼进发，但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位地方官员警告说如果

他们不撤退将使用武力驱散，之后他们等了几分钟；接着警察拖开了前

面的妇女。当骑警队出动时，领导人们命令抗议者们卧倒，然后有警察

把他们拖走。当时一些人开始反抗，然后警察开始用钢尖的棍子劈头盖

脸地抽打游行者，连旁观者也未能幸免。超过 100 人被打伤，很多人受

伤很重，国大党声称一些人被杀害。

针 对 哈 慈 勒 佳 尼 地 位 的 挑 战 ， 就 像 一 部 摊 开 的 “ 非 暴 力 抵 抗 ”

（satyagraha）的教科书。国大党找到了一个对人民有个人意义，也象

征着英国统治的总体不公的问题。然后义工们致力于违反英国人的法令，

最后招致警察攻击赤手空拳的人民，而他们自己戒绝暴力。抗议者们承

受的身体疼痛是胆略的标志，也提醒人们记住统治当局使用的代表其特

性的暴力。

然而冲突并未就此止步。第二天，市政官员听说国大党计划再次尝

试以后，大约 400 名警察和士兵袭击了它的总部，清空了街道并拉下了

国大党的旗帜。领导人们于是取消游行，军队和警察这才撤离。愤怒的

居民们追着返回驻地的警察不放——国大党义工劝他们回家，但无济于

7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事——并投掷砖头、石块和瓶子，最后扬言要把驻地付之一炬。大约半

小时后，警察开火了。4 人被打死以后，军队才算恢复了秩序。

当局实行了宵禁，禁止大型集会和游行，并逮捕了很多人。勒克瑙

的公民不服从并没有赢得在象征英国权力的街道上游行的权利。但民族

主义者们获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迫使统治当局放弃仅靠枪口来维持帝

国统治的幻想。然而他们也吸取了一次沉重的教训：许多他们希望唤醒

来反对英国统治的人并不理解非暴力原则的道理，而对这一原则的破坏

使得更暴力的一方掌握了主动权。

勒克瑙并不是食盐游行之后，让英国统治者（raj）发现自己的困境

并不得不在放弃控制和使用武力之间选择的唯一地方。4 月 6 日之后的数

星期以致数月里，各省发往德里（Delhi）的电报和报告，挫破了英国抱

有的运动无法形成气候和产生不了严重威胁的期望。甘地所号召的公民

不服从在全国许多地方引起了大大小小的震动，使统治当局（raj）失去

了信心。

在孟买市，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和布料纠察行

动（cloth picketing）遍布四处，义工们接管街道来指挥大规模的有序

游行。据新德里（New Delhi）的内务部长 H.G.黑格（H.G. Haig）记录：

“国大党办公室公开指挥这样的反叛运动。满街都是甘地式的帽子，身

着制服的义工们以和警察一样的规则和纪律担起纠察的任务。

”在孟加拉

辖区的米德纳普（Midnapur）地区，警察对制盐义工的一次袭击引起了

一场乡村叛乱：农民们把村庄变成了堡垒，用竹子和树木修建路障，并

在野外挖筑战壕。

“我觉得恢复哪怕一点安宁的希望都非常渺茫，除非我

们再次开枪，

”惊慌失措的地区官员 6 月时写道。94

随着事件开始呈现出起义的意味，甘地发动的运动的轮廓有时候被

歪曲的面目全非。在同属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

，恐怖分子在一

场以非暴力（ahimsa）精神开始的运动中掺杂了他们的方式。5 月 28 日，

大约 60 人洗劫了当地的军械库，夺取了大批武器。在被警察和士兵赶走

之前，他们兴高采烈的喊着“甘地的统治开始了”来庆祝，并发布了一

份独立宣言。95

对政府来说更坏的消息从以穆斯林帕坦人（Pathans）为主的西北崎

岖边境传来了。阿卜杜拉·贾法尔汗（Abdul Ghaffar Khan），一位从族

群尊严和社会改革的捍卫者转变而来的非暴力行动的拥护者，是关键人

物。他的追随者在白沙瓦（Peshawar）的酒品商店外执行纠察任务时，

80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领导者遭到逮捕，于是一大群人穿越街区有秩序地游行抗议。士兵们开

火了，枪杀了至少 65 人；后来，两排印度教信仰的枪手拒绝执行镇压以

穆斯林为主的人群的命令，最后官方从市里撤走了所有士兵。英国失去

对白沙瓦的控制达 10 天之久，骚乱也扩展到了农村，那里官员辞职，税

务和法院都陷入瘫痪。欧文说该省的长官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

。

支撑英国统治（raj）的梁柱似乎正在倒掉。96

镇压和反弹

在甘地被捕之前，政府对公民不服从除了坐待其消退之外，束手无

策。后来地方官员被给予特别权力，他们采用赤裸裸的武力来对付公民

不服从行动。甘地能被容许走 200 多英里路到丹迪而不受干扰；而其他

违反英国统治当局（raj）法律的印度人明白，他们不会得到这么客气的

对待。5 月底，地方官员被授权起诉执行纠察任务、威胁公务员或煽动“罢

税”

（no-tax）抗议的人。97

6 月 3 日，总督府（Viceroy's Council）许可省级政府宣布“公民

不服从运动的组织团体”非法，到夏末时，大多数地方的工作委员会都

被宣布为不合法。监狱里开始塞满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父子和帕特尔也

在其中。国大党的通信也受到强制审查，而官方也于 10 月时开始没收被

取缔组织的房屋和财产。政府也准备了一部无所不包的《紧急状态权力

法令》

，以应对严重危机。98

英国平定运动的策略也有比较体面的一面。圆桌会议将在 10 月举行，

欧文依然希望国大党届时参加——仍忠于统治当局（raj）的印度领袖也

抱有同样的期望，他们知道参加没有国大党的圆桌会议会让他们严重孤

立。因此他们中的两位拜访了狱中的甘地和尼赫鲁父子，详细讨论国大

党参加会议的条件。多个回合的讨论之后，三位囚犯同意让步，但得满

足包括释放因公民不服从而入狱者，撤销特别法令，归还被没收的土地，

允许纠察行动和制盐，以及承认印度脱离帝国的权利等在内的条件。欧

文显然无力满足这些包揽无遗的要求，到 9 月第一个星期时，双方都放

弃了达成协议的努力。99

欧文的策略——兼用镇压和谈判以恢复常态——告败了。但是政府

的手段——逮捕、发布命令、对抗议者施暴——使公民不服从复杂化了。

如果国大党想让运动继续进行，并使已获得的势头继续增强，就必须设

8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法使政府的压制尝试失效。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确保暴力不至于吓跑有

意加入运动的人们。抗议者的大规模集中，就像在达拉萨那或勒克瑙那

样，使人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国大党强调诸如制盐、抵制布料和

酒这样小规模、分散，较少可能使人们面临棍棒和子弹的行动。

国大党也明白，必须使统治当局为镇压付出代价。甘地遭捕在许多

城市和镇子引发了示威和罢市，此前还反对停止和统治当局合作的要求

的温和派，也因此退出了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s）

。同情他们的

记者也报道了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时触目惊心的细节，国大党则

公布了达拉萨那的伤者的照片。每个镇压行动都能被国大党用来赢得印

度人更坚定的拥护。100

此时，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坚定的对手的英国，才明白遏制

公民不服从需要先使它的组织机构瘫痪。当他们试图阻止民族主义的杂

志和报纸发往外地时，国大党以印刷并散发传单以及——在政府没收印

刷机以后——给地方领导人们发送信件、电报和派出信使来回应。然而，

面对压制，全印范围的协调还是受到了限制。除了号召食盐“非暴力抵

抗”（salt satyagraha）和抵制布料，及劝诫人们要保持非暴力之外，

国大党不再给省级机构发出具体指示。

“斗争的策略应当„„根据当地情

形决定并由他们随时调整，

”一位作者 7 月在甘地主持的《青年印度》杂

志上宣称。政府的攻势没能遏制运动，只不过让它分头进行罢了，在各

省领导人被捕之后，地方积极分子们又蜂拥而来。101

无处不在的抵抗

甘地作为运动领袖最卓越的功绩，在于通过把国家独立——一小部

分精英抱有的崇高目标——和为数百万印度人提供切实改进的现实要求

融为一体，来为他的事业集结支持，从而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在他的

想象中，印度人争取自治的最初方式是把自己从政府不公的食盐垄断中

解放出来，在这之后，地方领袖们将会认识到应该围绕什么问题组织抗

议。英国统治（raj）对印度人生活（或生计）的每项侵入都是潜在的抵

抗对象。

公民不服从最顽强的实践者，当数居住在孟买以北的古吉拉特肥沃

平原上的帕地达人。印度没有任何其它地方，国大党、甘地的行动主义

和公众意见能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国大党地区领导人帕特尔在 20 世纪

82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20 年代和甘地一道，把古吉拉特改造成了建设性工作的温床；他们也领

导 了 一 些 为 他 们 赢 得 人 民 的 忠 心 的 小 规 模 “ 非 暴 力 抵 抗 ” 运 动

（satyagrahas）

。

帕地达人由于其坚韧、自力更生和团结而广受尊敬。一位满怀敬意

的征税员 1930 年记载道：

“他们能在这片土地上做成任何事情，无论好

坏。他们的足智多谋和顽强意志确实令人赞叹。”因此，他们是公民不服

从的理想人选，而在甘地到达丹迪海滩后不久，制盐活动就在古吉拉特

沿海开始了。数千勇士因为制作和出售食盐而遭逮捕和殴打。102

但对帕地达人来说，土地税才是关键问题。英国人认为自己是这些

由帕地达人（及其他印度人）开垦的土地的最终所有者，他们把该项税

收看作一种租金。抗缴——古吉拉特的帕地达人之前这样干过好几次—

—等于公开宣告独立，拒绝承认英国对一项基本资源的占有的合法性。

它也是一种能对政府运行造成实际损害的非暴力制裁行动。103

鼓动违反土地税收法的行动，在公民不服从正式发动前几个月就已

经开始了。帕特尔不顾甘地先把运动限制在食盐方面的想法，和凯达地

区（Kheda district）的农民见面，推动他们停止缴税。地区的征税员

把帕特尔拘禁在拉斯村（village of Ras）

，但为了挑战这次监禁，村民

们拒交他们的税款，而周围村庄的帕地达人也自发地加入拒交之列。3

月 19 日食盐游行者到达拉斯时，甘地想让帕地达人停手，不过最后，虽

然他警告说政府的反应不会温和，但他还是觉得必须支持这项行动。104

为了防止征税员没收他们的财物充抵税款，帕地达人收拾好他们的

炊具、首饰和其它值钱的东西，穿越边界把它们运到了巴罗达土邦

（princely state of Baroda）

，很多人在那里有亲戚。巴罗达官方考虑

到本地帕地达人的反应，没有没收这些东西。到 5 月中旬，罢税的努力

扩散到了古吉拉特其它地区，并与释放帕特尔和甘地——两人均遭逮捕

——的要求结合了起来。然而，真正的较量要到数月之后的 12 月，也就

是下一轮税款开征时才算到来。在孟买当局的请求下，中央政府下令要

求因拒交税款而罚没的土地不得归还给所有者，辞职的官员也不得重返

岗位。

古吉拉特的国大党组织者们尽了最大努力来劝阻他们的支持者使用

暴力。在凯达地区，由于巴雷亚人（Baraiyas）嗜好暴力报复，所以他

们避免把巴雷亚种姓的地主们拉入罢税运动。奥德（Od）村庄的领导人

甚至在一群帕地达人和巴雷亚人共同袭击了一名臭名昭著的警官以后，

8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取消了抗税活动。这些预防措施使罢税运动保持了非暴力的趋向，但它

也使运动难以扩展到帕地达人为主的村庄之外。

秋天时，帕地达人需要回来收割和出售庄稼，并要在被截获之前穿

越边境赶到巴罗达去。但征税员们在庄稼还在地里的时候，早早就来催

征税款了。数卡车的警察在一天早晨突然出现，包围了村庄，殴打村民

并夺走了他们的金饰品。一些人被绑起来痛打；其余的人被强迫赤身裸

体地站在村子中间，而警察则闯入各家，把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但帕

地达人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超过 20,000 人逃到巴罗达，在那里建起了营

地。一位英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

“许多村庄被完全抛弃。我从窗子里看

进去，发现所有的财产都被带走了。要不是一只猴子从屋顶跳过小巷，

死寂的街道上连个可以动一下的东西都没有„„”105

抵制土地税的行动同样发生在联合省。1930 年下半年，农产品价格

锐减——全球大萧条的结果——使得税款成了许多农民无法承受的负

担，罢税“非暴力抵抗”

（no-tax satyagraha）的压力在夏天陡增。10

月，联合省国大党发起行动。组织者发动游行和集会，并在活动中要求

人们做出加入抵抗的书面保证。警察猛烈回击，破坏庄稼并牵走牲口。

在一些地方，农民们为了躲避征税员而大批出走。106

在印度其它地方，抗税的主要对象是为了维持负责向警察汇报当地

动向，被称作 chaukidaris 的联防员（watchmen）而向各村庄征收的税

款。米德纳普地区的农民对这样干扰村庄生活感到非常愤怒，让所有人

更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还得为此掏钱。待季风季节的到来暂时影响到食

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时，联防员们马上就成了公民不

服从的焦点。包括联防员在内的村庄官员们都受到了骚扰和排斥。大约

有 1，000 名联防员辞职，在一些地方，多达 80%的人拒交这项税款。107

对于内陆中央省（C.P.）的龚德（Gond）和科尔库（Korku）部族居

民来说，制盐没那么容易。他们有一个更加迫切的不满：使用国有森林

受到限制，在其中放牧牲口也得缴纳高额费用。夏天，大批民众突然带

着棍棒和斧头涌往森林，砍伐树木和竹子并牧牛。统治当局（raj）准备

用暴力来阻止这些毁坏国有财产的行为。

“我将严厉打击，可能还得枪杀

一些，

”省行政长官 7 月底时报告说。到 10 月底，警察行动基本上平息

了劫掠森林的活动。108

在乡村公民不服从中，国大党常常发现自己跟不上民众行动的步伐，

它极力争取（不会总是成功）给予一些指引并制止暴力。另一方面，城

84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市里的抗议总体上由国大党主动发起，并基本固定在象征性的问题上。

没有哪个地方的非暴力行动能比孟买的更有创意。食盐抗议平静下来以

后，国大党指派纠察员巡查布店和酒品铺前的街道，散发传单，在夜里

焚烧外国布料，在海滩上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宣布定期罢市以抗议

逮捕或警察滥用权力，并带领长长的游行队伍走街串巷。

孟买的活动高峰出现在 12 月。当纠察员们躺在街上阻拦装载外国物

品的卡车时，一位年轻的义工被杀害了——据国大党的说法，是被卡车

碾死的。消息传遍城里，黄昏时人们在惨案地点进行祭拜。第二天，国

大党义工散发关于事故的简报，带领人们抬着死者遗体向焦帕蒂海滩

（Chowpatty Beach）游行。警察用刺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并冲击在附

近街区围观的人们；整整一天冲突不断。死难地后来变成了鲜花覆盖的

圣地，警察刚清除掉已有的，马上就会有新的花束送来。

“你只有生活在

孟买，才能感受到对英国的那种愤怒氛围，”埃露·达斯图尔回忆说。109

马德拉斯市、加尔各答及其它地方的国大党组织者采取了类似的策

略，公然违抗统治当局（raj）的法律或者夺取公共场所的控制权。有时

警察对他们置之不理；另一些时候他们又被用棍棒驱散。由于这些对抗

是设计给成百上千来围观的普通民众看的，所以它们很少切实伤及英国

统治（raj），但是警察打击非暴力的男男女女的情景，却会赢得巨大的

公众同情。另一方面，这种招致武力的行动也是双刃剑：它可能引来有

暴力倾向的支持者，因此使对暴力的责任变得模糊、使旁观者感到恐惧

并得冒遭受更严厉镇压的风险，而这反而会延缓运动。110

公民不服从以集体行动为形式，但参加这些抗争的个体面临的是强

烈的个人抉择。拉合尔的大学生以挨家挨户地搜集外国布料，把它们堆

积起来付之一炬的方式来参与。希瓦·杜阿的家人已经改用土布，丢弃

了大部分外国布料的衣服。仅剩的一样是杜阿从她已逝的母亲那里继承

下来的一匹莎莉（sari）

。她怎么可能把这东西弃之火海呢？但当她看到

邻里们朝下面街道上的学生们扔东西时，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她下

定决心：

“母亲归母亲，但祖国高于母亲，必须放弃莎莉，所以我交出了

它„„”111

英国人也好，国大党领导人们也罢，他们都没有想到妇女们会如此

热烈地参与到运动中来。妇女们把大水罐搬到海边，烧水制盐。在村庄

里她们抵制拍卖被没收的物品，还骚扰和羞辱购买者。她们被警察抽打，

可能有 20,000 人在 1930 年入狱。妇女也成了省区和全印公民不服从的

8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发令人”

（dictator）

。拉合尔的一位学生抗议组织者说：

“印度妇女给

了英国政府沉重一击。我们再也不是„„甘于待在四壁之内，胆怯、温

和、目不识丁的那种印度妇女了„„”112

就多方面而言，甘地在妇女问题上还是个传统主义者，尽管他认为

妇女拥有更强的道德纯洁性和忍耐苦难的能力，这使得她们成了“非暴

力抵抗”

（satyagraha）的理想人选。最初他想把她们限定在纺纱和为家

人们制备土布衣服的范围内，后来才允许她们执行纠察布料和酒品商店

的任务，但表示违反法律的行动应该留给男人们。当妇女们对这种排除

抱怨连天时，甘地让步了。甘地无疑激发了许多妇女参与公民不服从，

但大多数妇女是自发参加而非受他鼓舞。113

尽力维持，遭遇挫折

1930 年，公民不服从几乎涌现在印度的每个省份，尽管英国为扑灭

它不惜使用严酷手段。一次又一次，统治当局不得不依靠警察来重获控

制。有时——在白沙瓦是暂时的，在古吉拉特持续数月——甚至连棍棒

和监禁都难以奏效，官员们只得承认他们在一些地方的统治去日无多。

在许多地方进行的镇压措施，动摇了英国统治（raj）的财政和心理基础。

抵制酒品、拒交土地税和联防员税款以及劫掠森林，在一些省份造

成了财政收入减少。比如，比哈尔和中央省都倚重酒品消费税（excise

taxes），因此在那里酒品抵制的效果立竿见影。布料抵制减少了中央政

府课征的关税（并导致英国工业收益下降）

；布料进口额一年内下跌了一

半。这部分是由于经济萧条，因为它削弱了印度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布

料进口的降幅要比其它商品为大，这可就是抵制造成的差异了。114

由于警务工作花费颇高，新增的直接开销使非暴力制裁引起的预算

紧张更加严重。从食盐游行到与帕地达人的斗争（1931 年年初时还在进

行）

，一度有 60,000 人因公民不服从而被关押。孟买、孟加拉和中央省

不得不增加监狱投入，寻找安置囚犯的临时办法（如临时营房），并往动

乱地区配送额外的警力。地方官员蜂拥辞职更使恢复秩序的活动雪上加

霜。115

但相比之下，统治当局的大老爷们更担心的是运动对他们的印度雇

员们、特别是省警察部队的斗志的影响，而不是打击公民不服从的财政

耗费。阿姆利则惨案以后，英国宁可依赖警察，而不愿再动用士兵去驱

86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散或制止印度抗议者们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民族主义者们能够

削弱警察部队中印度人的忠诚和纪律，那他们就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继续

统治的根基。116

公民不服从给警察带来了可怕的负担。正如一份关于联合省情况的

报告所承认的：

“他们遭到公开辱骂和贬低，而且频频遭受攻击；店主们

有时候拒绝为他们服务，他们不体面的工作使他们不被接受；甚至连他

们的妻子和家人也经常遭遇社会抵制。

”孟买的总警督报告说，他都不确

定是否可以依靠他的警官们去执行政府的镇压。117

曾在孟买市服务的英国警官约翰·考特·克里（John Court Curry）

在他的自传中坦承说，他“对必须驱散这些非暴力的民众感到非常不满，

尽管违法者受到的伤害几乎总是非常轻微，但对这些人使用暴力还是和

使用暴力来对付危及他人生命的暴徒的迫切需要相当不同„„我对这种

做法的反感逐渐增加，以至于每有国大党举行大规模游行，我就感到身

体严重不适„„”118

英国官员给那些承受运动主要压力的人们提供慷慨支持。比如，马

德拉斯政府使警察免于其他公务员都承受的减薪，并给和抗议者打斗的

警官优厚的奖金。警察们也得到保证说，高层会使他们免于因暴行而受

指控。相比之下，国大党破坏警察忠诚的努力就从来没有连贯性。最初，

国大党诉诸他们的爱国情操；在马德拉斯，积极分子给警官邮寄明信片，

恳求他们克制针对“同胞”的暴力。但是警察的越轨行为使国大党转而

反对他们，而指责警察又有助于凝聚民众的支持。国大党消减英国统治

（raj）合法性的目的和赢得它的保卫者的支持的目标相抵触。119

1930 年 9 月，总督终于可以向伦敦报告说国大党在动摇警察的士气

上已然“确定失败”

，新警员也很容易招收到。结果是，印度作为一个整

体没有被公民不服从搞得难以统治。随着时间一月月过去，欧文和他的

同事对他们抵挡住国大党攻势并把运动分割成一系列地方问题的信心与

日俱增。在 1930 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运动的浪潮好像到了顶峰并开始衰

退。虽然抗税（anti-tax）行动在少数地区依然顺利进行，但当局觉得

已经安全到没有必要颁布仲夏时起草的《紧急状态权力法令》了。120

尽管国大党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统治（raj）的全国运动，但它没有

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地进行，而且还被甘地早就预料到的社群分裂所削弱。

1929 年年底时，他已经明白穆斯林领袖们不会和国大党正式合作。但他

希望通过把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和对经济不平的非暴力制裁紧密结合起

8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来，国大党可以克服普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不信任，并且在激烈

的战斗中锻造平时难以实现的情谊。国大党也通过重申没有他们同意不

会接受任何宪政协议的承诺，努力消除穆斯林政治家们的疑虑。

但良好的初衷和政治姿态没能唤起多少穆斯林对公民不服从的热

情。大多数穆斯林领袖坚持公开指责国大党的立场，而普通穆斯林不愿

参与国大党地方组织者策划的抗议。1930 年 11 月，在因为公民不服从违

法行为还在狱中的超过 29,000 名囚犯中，只有 1,152 名是穆斯林，这可

作为全国参与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没有穆斯林的有力参与，运动在地

理布局上就只能不完整了：以穆斯林为主的旁遮普和信德（Sind）

，1930

年没给英国造成多少麻烦，而穆斯林的冷淡也削弱了其它地区的运动。

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偏远的西北边境，贾法尔汗在那里用甘地的原则来鼓

舞他的义工们。121

阶级分化削弱了运动的力量。国大党和特权团体——比如资助国大

党并支持布料抵制的商人、作为乡村地区中坚的地主——有着财务和组

织上的联系。尽管甘地向包括最贫穷的人在内的社会所有阶层都伸出了

手，但国大党和富裕、有权势的印度人的关系还是抑制了它对下层社会

的感染力。甘地甚至避免策划一场总罢工——这在损害英国统治（raj）

的同时，也会伤及印度商业——而工业区富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 1930 年

自始至终都是一块未开发的资源。122

对运动的限制不都来自内部；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妨碍了它。虽

然早期的下放控制权和分散行动的策略帮助运动从高压攻势下存活了下

来，但警棍抽打、大规模逮捕、惩罚性的警察袭击、宵禁以及其它形式

的迫害所造成的人身伤害，限制了公民不服从在全国部分地区的扩散，

并消解了其它地区的运动。

在政权的暴力没能吓退运动参加者的地方，统治当局找到了惩罚不

服从的印度人的其它办法。扣押抗税者的土地是一个毁灭性的策略。准

备好入狱甚至经得住人身伤害的人，发现难以承受丧失他们的土地、从

而使家人陷入穷困这样的事实。比如，比哈尔的土地扣押迫使农民们 1930

年年底重新开始缴纳联防员税费。123

经济疲软也制约了运动。最初配合抵制的布商随着损失的增加，开

始失去信心。刚到 7 月，孟买的商人和温和派政治家们联合起来，试图

说服甘地和尼赫鲁父子与统治当局达成妥协。同年晚些时候，由于商人

们暗地里出售外国布料，集体纪律几乎在孟买之外的所有地方都开始涣

88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散。124

1930 年下半年时，国大党自己就疲惫不堪了。逮捕迫使领导层把主

动权交给了在镇压下陷入混乱的省级委员会，而双双不支的中央和省级

控制则削弱了非暴力原则。印度很少有地方像古吉拉特一样，那里的帕

地达人有“非暴力抵抗”

（satyagraha）的经年经验，并承诺恪守非暴力。

米德纳普的抗税者、中央省的森林劫掠者以及孟买市和加尔各答的民众

都对暴力的风险缺乏判断，针对警察、护林员和英国统治当局（raj）中

其他人员的攻击开始增加。甚至古吉拉特也有一位拒绝辞职的地方官员

被谋杀。公民不服从越是肇始于地方性的不满而非战略意图，就越有可

能偏离非暴力的标准。125

休战

当国大党还全神贯注于一场在许多地方逐渐衰落的运动以及一个支

离破碎的组织时，英国人正注视着伦敦圆桌会议桌子另一边的其他印度

代表。圆桌会议从 10 月底开到次年 1 月中旬，参与者包括英国官员、土

邦代表以及穆斯林、印度教徒和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但没有一个人来

自最有资格代表印度的组织：国大党。

会谈产生了一个非国大党的印度与会者和英国都能接受的宪政改革

方案：土邦和英国治下的印度组成一个行政权向立法机构负责的联邦。

总督在转型期间将享有某些“保留”权力，比如防务和财政。在印度自

由派看来，这个协议是朝向自治的进步。穆斯林也对保护他们免于印度

教支配的联邦结构感到放心。甚至强烈反对欧文 1929 年改革努力的英国

自由派和托利党人，也支持这种安排下的自治领地位。但非民主的土邦

在立法机构中的影响力，以及为行政控制之便保留的权力，怎么看都是

为了捍卫英国统治（raj）

。126

但是，由这群没有代表性的印度代表在伦敦开始的进程，如果排除

国大党的话，将不会有多少发展潜力。虽然欧文对说服国大党参与下阶

段的会谈还没有把握，但他觉得使印度人同意一个相当有利于英国统治

（raj）的协议的机会失不再来。他也希望缓解公民不服从对他的统治及

国库造成的重负和消耗。这样，表态愿和国大党和睦相处的时机就成熟

了，而他也于 1 月 24 日宣布，将无条件释放所有工作委员会成员。127

甘地一获得自由就坚持国大党不会停止公民不服从和参加会谈，除

8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非政府先满足某些要求——诸如允许进行纠察和制造食盐、返还没收的

抗税者的财产及废除镇压法令。然而在幕后，他听到国大党内外都认为

该是和政府达成协议的时候了。一直对公民不服从颇为犹豫的国大党温

和派现在想放弃它了。而抵制温和路线的激进派在莫提拉·尼赫鲁于 2

月 6 日去世以后，也失去了领头人。

甘地也仔细调查了商界的意见，他发现他们渴望妥协。加尔各答印

度商会主席凯坦（D.P. Khaitan）2 月 11 日宣称：

“我们提醒甘地和国大

党，现在是他们考虑达成一个体面协议的可能性的时候了，这大概不会

有 错 。 我 们 都 想 往 安 宁 。” 最 终 ， 甘 地 自 己 抱 有 的 “ 非 暴 力 抵 抗 ”

（satyagraha）的实践者所承受的苦难能改变他们的反对者的坚定信念，

让他相信这种改变可能会在和政府的当面会谈中显露出来。于是，2 月

14 日他写信给欧文要求会面。总督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28

被认为正派、虔诚的欧文，给甘地的印象是解决冲突的理想合作者。

而欧文，作为对甘地的尊重的回应，也有意加强这种印象。他写信给威

基伍德•贝恩说，他努力让甘地相信他的诚心、

“同情”和“对他的期望、

犹疑和失望的理解”

。他采纳了一位印度自由派人士的建议，带着他“最

深沉的精神面貌”出席会谈。129

2 月 17 日下午，甘地围着毛织披肩，像几年前一样，阔步踏上了新

德里总督府的台阶。娱乐喷泉和大象雕塑，笼罩在高拱的圆屋顶下，恰

当地表露出了帝国精神。他爬上宽阔的阶梯，被带往欧文的书房，欧文

正坐在那里的壁炉前烤火。甘地每天和欧文谈完后，就回到一位朋友的

家里，在那里和工作委员会成员们一连几个小时推敲事情。

这是初步的、没有约束力的商讨——澄清作为第二轮会谈基础的议

题和立场。首先是来自最近的圆桌会议的宪政问题：国大党是否应该在

联邦制、负责任的中央政府以及行政部门暂时保留各项权力的框架内谈

判？其次是如何对待公民不服从的问题。欧文清楚表示，如果国大党停

止运动，他会释放所有公民不服从囚犯、废除相关法令并召回惩罚性的

警察部署。但是甘地要求的更多：恢复辞职的地方官员的工作、归还抗

税者被没收的土地、允许制盐和执行纠察酒品、布料商铺的任务以及调

查警察滥用权力。

不过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宪政方面的。尽管政府的改革方案远远没

有达到独立的目标，但甘地得到欧文的保证，他说国大党在下一轮会谈

中可以提出印度脱离帝国的权利的问题。此外，从甘地个人的观点来看，

90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宪政问题——印度是得到自治领地位还是完全独立，以及转型如何进行

——并非他心目中所想的印度自治（swaraj）的关键。

但是让甘地在其它问题上放弃原来的主张没那么容易。毕竟，他的

运动战略以抵制诸如食盐垄断和布料进口之类英国统治最切实的表现为

基础。如果他在这些问题上让步，公民不服从就会被前线的许多印度人

认为是一场失败。对帕地达农民而言，宪政改革和他们失去土地的沉重

打击相比，微不足道。同样，在达拉萨那流过血的儿女们几乎不会接受

一个保留他们的抗议对象、并豁免警察对暴力的任何责任的协议。在这

些问题上妥协，对欧文来说困难一点儿也不少。他的省级官员们明确说，

任何惩罚警察或者让运动在日常问题上得胜的协议，都会使每个英国统

治（raj）依赖其力量才得以维持的人失去信心。“我们不得不主要用来

判断任何拟议中的行动路线的，并不是它对国大党的可能影响，而是它

对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的警官以及其他人的可能影响，”欧文的一位部长

在德里会谈前几天提醒说。130

2 月 27 日，甘地和欧文开始再次商谈。在联邦制、责任政府和保留

权力这三点的基础上，他们很快就宪政谈判的原则达成了共识。但是在

运动如何终止的问题上，会谈几乎破裂。最终，欧文只让步了一点，而

甘地则作了大量妥协，他们这才达成协议：公民不服从将终止；政府会

废除镇压法令、撤走惩罚性的警力、释放囚犯并允许被取缔组织恢复运

行。原来辞职的印度官员，只要他们的空缺没有被正式填补，也能重返

岗位。

另一方面，不会对警察滥用权力进行调查。农民也不能重获已出售

的被占土地。对布料和酒品商铺的和平纠察可以继续，但不再作为一种

政治制裁。并且，尽管食盐法依旧存在，但政府不会干涉家用的小规模

制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非常失望，但甘地设法获得了工作委员会的

同意。休战条款于 3 月 5 日公之于众。131

甘地的赌注是，和坚持下去相比，通过取消公民不服从和参加圆桌

会议进程，国大党会收获更多——或者损失较少。尽管在几个方面保住

了面子，但他难以声称在任何基本问题上获得了明确的胜利。然而，他

似乎赢得了重建国大党被破坏的组织的时间，而领导层也保持了完整，

尽管激进派不满甘地的和解路线。他们之所以能保持一致，是因为相信

一旦 8 月召开的新圆桌会议无法达成协议，他们就能重捡法宝、继续运

动。

9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德里协议》

（Delhi Pact）签署四天之后，欧文写信给在伦敦的威

基伍德•贝恩，如释重负地说他终于不用在“诸如警察行为、镇压手段之

类„„困扰双方的诸多问题„„”上让步了。总督关注的依然是他的控

制手段，而协议对此并无妨碍。虽然协议没有阻止国大党重新组织起来，

但它同样没有对英国统治（raj）拥有的充分强权构成约束。欧文强调说：

“纵观整个事情，我确实认为甘地能被说服达成一致是非常让人惊讶

的。

”132

警察和公务员队伍中的许多印度人对协议就没有欧文那么热情，而

英国官员们则决定必须使警察明白，重新发生冲突时他们不会束手束脚。

孟加拉的省政府告诫说，

“在无异于宣布政府决意维护自己并镇压颠覆性

运动的毫不含糊的条款之后，紧随同样毫不含糊的切实证据”会保证警

察的忠诚。于是休战协议墨迹才干，官员们就迫不及待地起草了新的《紧

急状态权力法令》。133

由于双方的强硬派都坐待休战破产，事情似乎正在走向失败。方案

的设计师欧文勋爵 4 月回到英国，一去不复返，而接任他总督职位的威

灵顿勋爵（Lord Willington），却是另一番秉性。对于现在负有保持和

平义务的国大党来说，民众针对地方问题的抗争也成了问题。在古吉拉

特和联合省局部地区，部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窘，部分是为了抗议，农

民们继续拒交土地税款。在西北边境，贾法尔汗的力量再次活跃起来，

他们监督布料商店并呼吁抵制土地税。甘地自己一边劝告地方活跃分子

们保持克制，一边敦促官员们进行妥协。帕特尔和尼赫鲁等其他国大党

领导人开始怀疑，为了遵守休战规定，失去地方的支持是否值当。134

甘地 8 月启程前往英国，作为第二次圆桌会议的唯一国大党代表，

他在会议上面对的是英国以及印度其它党派和土邦的代表。英国人坚持

认为关于印度最终地位的任何进展，都得取决于在不同社群如何被代表

以及国家的联邦结构如何精确布局问题上的协议。正如他们所预料到的，

印度代表们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僵局，而甘地化解分歧的努

力也无济于事。当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2 月 1

日结束会议时，印度没有比会议开始时多靠近自治领地位一步。135

随着圆桌会议无果而终，重新进行公民不服从成了承认失败之外的

仅有选择。甘地返回印度时，政府已经发出了严重的挑衅。孟加拉、联

合省及西北边境的省级官员重新制订了镇压性的法令，同时还关押了包

括尼赫鲁在内的一些国大党活跃分子。甘地要求和新总督威灵顿勋爵亲

92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自商讨所有这些事情，但被断然拒绝了，于是国大党在 1932 年的第一天

宣布重启公民不服从。

然而，这次政府已经知道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挫败非暴力行动上

也显示了更多的信心。数月前就计划好的一场先发制人的镇压，通过一

股汹涌而来的逮捕和新法令实现了。甘地自己也在 1 月 4 日被关押。事

实上，英国的新政策无非是戒严法。与此同时，由于运动先前的中止和

对地方行动的限制，国大党的许多关键支持者都已脱离运动。现在他们

不愿再次加入，把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奉献给另一场运动。新一轮公民不

服从虽然在两年内从未正式宣布结束，但最初的 6 个月之后，它就完全

不对英国统治（raj）构成严重挑战了。

* * *

印度 1930 年至 1931 年反英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结果显然喜忧参半。

就国大党的既定目标，以及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样坚决的民族主义

者的希望而言，运动失败了。当第二阶段的运动最终在 1934 年偃旗息鼓

时，无论是在帝国内取得自治领地位还是完全独立方面，印度人都进展

甚微。在甘地认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及日常问题上，他们也都没有得到任

何较大的让步。

但是，纵使运动没能产生宪政改革或者物质利益，它还是表明普通

印度人拥有推动事件的力量。在印度一些地区，民族主义者成功削弱了

支撑统治的基本结构。抗税、产品抵制以及辞职，耗竭了政府两股紧密

相连的力量——收入和人事。少数几次——4 月底的白沙瓦，1930 年大

部分时间的古吉拉特局部地区——公民不服从向英国人展示，如果他们

再也不能把担任殖民政府和执法职务的印度人的可靠性看作理所当然，

那会是一副什么光景。而且，英国人也不能确定始于这些地区的小规模

运动不会传递到次大陆的其它地区。遏制运动的代价大到足以促使欧文

以他的同事们并非全都乐意的条件来谈判，以结束冲突。

然而在表象之下，英国统治从未面临过一场整体性的统治危机。民

族主义者根本没能削弱警察部队的忠诚，而镇压尽管经常不便使用且总

是代价高昂，但也从来没有被有效制止住。运动在设计时即倾向于进行

9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分散性的打击——当全印领导人们被捕的时候，地方积极分子们没有错

过一次打击的机会，并且有太多人参与其中，又散布在太广阔的范围，

这让当局难以扑灭所有的反抗。但是，殴打、监禁、土地扣押及其它手

段，在许多地方使抵抗陷入疲软。而不论国大党为抵消镇压做出什么样

的战略调整，都不会改变有大量印度社群不参加运动的事实。没有穆斯

林及产业工人的齐心协力，甘地的追随者所进行的公民不服从也就只能

做这么多了。

国大党虽然没能摧毁英国统治（raj）

，但它确实成功地撕碎了英国

统治的合法性。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政权向以和善自居，支持健

全的经济和渐进式改革——而且从长远来看，好像有意朝自治方向发展。

只要印度人尽他们的本分，并与它的法律和制度合作，英国人就能维持

这种假象。但公民不服从摧毁了它。

印度人一次又一次并且此起彼伏地违抗他们认为不公的法律，而他

们的统治者则殴打他们、监禁他们、夺走他们的财产、禁止他们的出版

物并取缔他们的组织。在勒克瑙的街道上、达拉萨那的食盐厂里、古吉

拉特的村庄中，政权在光天化日之下显示出殖民统治只不过是一种控制

形式的本质。在可能的任何地方，英国人都乐于看到印度人的顺从，不

过，一旦顺从缺位，他们就会用棍棒和枪炮来统治。公民不服从揭示了

这个真相，而这一真相对未来的英印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没有什么能比入狱对印度人的意味的变化，更能揭示英国统治（raj）

所遭受的权威流失。入狱曾经是耻辱的标志，而现在则成了荣耀的象征。

纳拉扬·戴赛（Narayan Desai）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父亲（甘

地的秘书）被抓往监狱时在警车后座里充满欣喜的叫喊：

“这次不会少于

两年！

”监禁依然是一种人身强制手段，但在大多数印度人眼里它已不再

可能带来耻辱了。136

国大党领袖们所做的可不止是摧毁英国统治（raj）的权威；他们还

努力成为代言人民的唯一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非暴力大众行动是这样

的一种努力：国大党为从英国人那里夺取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而试图以压

倒性证据证明，尽管是英国人在统治印度人，但“领导”他们的却是国

大党。国大党宣布进行和暂停运动，国大党领袖和义工们进行最广为人

知的公民不服从行为，并承受赤裸裸的暴行。而且在大多数冲突中，甘

地和他的同仁们都设法保住了主动权。

但是他们的地位从来都不是不受挑战的，至于原因，则更多与印度

94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人而非英国人有关。国大党对自己的定位是引导民众进行有纪律的非暴

力行动，但是它的全国和省级领袖们经常批准他们没有发起也不可能控

制的行动。国大党经常发现自己是在追随而不是在领导，是在约束而不

是在动员。此外，没能使大多数穆斯林和锡克教徒加入抗争，意味着国

大党不能代言全印，也为以后印度的分裂及延续到英国统治之后的激烈

社群冲突埋下了隐患。

然而，公民不服从的实践改变了经历过它的人民。就在上一代，印

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热切意识还局限于主要由受过教育的城里人组成的

少数人，对宗教团体、种姓制度以及语族的忠诚也遮蔽了公民身份。但

遍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印度人在反对触及他们所有人的不公体制的集体非

暴力行动中联合之后，一种新的公民精神在印度诞生了。

食盐游行使印度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冲动，并在来自不同阶层和地

区的印度人之间铸就了持久的纽带。为坚持布料抵制而放弃衬衫生意的

孟买商人，由于纠察而被投入监狱的拉合尔大学生，以及在达拉萨那遭

受痛打的国大党义工——所有这些印度人现在彼此、同时也与像甘地和

尼赫鲁父子这样受人尊敬的领袖一道，分享着一段共同的历史：他们为

了促进将英国赶出去这一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得失。印度不再仅仅是地

图上的一块拼图——它也是公众心目中的一个成熟理念。

对抗当局的简单行为驱除了殖民统治所助长和需要的自卑感。乌

莎·梅塔（Usha Mehta）回想起家里上了年纪的妇女们参与食盐“非暴

力抵抗”

（salt satyagraha）时的那种自豪来。她大婶和祖母把盐水带

回家，熬出盐来，“然后她们扯开嗓子喊：

‘我们违反食盐法了。’”运动

还改变了人们看待英国领主们的方式：英国人不再不可战胜。他们的总

督和莫罕达斯·甘地谈判，虽然短暂，但承认了这位因明确表达他的人

民的憧憬而获得权威的人。纳拉扬·戴赛说，在他们和甘地坐到一起之

前，英国人“都是老爷（sahibs）

，而我们顺从他们。但自那以后再也不

会这样了。

”137

甘地在公民不服从运动中有着突出的个人作用。对数百万印度人而

言，他是国家目标的化身。他的才干使他在国大党内部有着极大的影响

力，他借此把不同派系团结在一起，并推动国大党向大众政治组织转变。

此外，甘地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和自治（swaraj）的理念，

激发了国大党骨干们的思考，1930 年他们中的多数人致力于以非暴力行

动来追求独立。

9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然而，公民不服从运动源于甘地的领导，并不意味着那就是他的理

念的纯粹体现。甘地最初构想的“非暴力抵抗”的进程是，以违抗英国

统治当局（raj）的法律开始，然后迫使英国惩罚抗议者。他们的苦难将

打动压迫者，暴露出其统治的不公并创造条件让英国选择离开。甘地甚

至天真地相信，欧文愿意谈判象征着他本心的改变。但是甘地和欧文不

等同于印度和英国：欧文钦佩甘地，不过他的政府可没打算承认印度人

民的主权。

除了欧文以外，英国人单纯地把甘地看作一个鼓动无知民众的部落

巫医；丘吉尔说他是一个“骗子”

。尽管从外表来看，他是一个圣徒般的

不谙世事的人物，但甘地其实非常明白印度解放的现实政治。他知道公

民不服从必须重创帝国控制，让英国得不偿失。而他的“真理力量”

（truth

force）适于这个世俗目标：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加入非暴力行动不是为了

寻求某种道德理想，而是为了战胜他们的对手——通过拒绝给予使其控

制印度成为可能的合作和税收来进行。让英国人知道他们错了根本不是

重点所在；目标是赶走英国人。138

非暴力行动在 1930 至 1931 年间没能赶走英国人，也没有产生甘地

所期望的效果——但它产生了效果。抗议者所受的苦难没有改变英国人

的看法，但它改变了印度人对英国人的看法。对数千万印度人而言，

“非

暴力抵抗”

（satyagraha）及其结果使与统治的合作从幸事变成了下作。

英国心安理得地依靠印度人的默从来控制的旧秩序被打破了。查尔斯·英

尼斯爵士（Sir Charles Innes），一位省行政长官，在公民不服从期间

向他的同事表达了他对事件的分析。他承认：

“英国只有在得到同意的基

础上才能保有印度。我们不可能依仗刀剑来统治它。

”139

英国人失去了那种同意，而如果公民不服从更有纪律，如果国大党

成功剥离了英国统治的压迫手段，以及最重要的，如果印度团结一致，

那么，英国人可能会远在失去帝国这颗最耀眼的宝石之前很早就丢掉了

它。

余波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由于公民不服从暂时停止而英国统治依旧，印

度民族主义者制订了新的方针。甘地仍然是他们事业的统一象征，在情

势需要时他会短暂地走上政治舞台。但他所致力的首先是建设性工作：

96

第二章 印度：自治运动

解放“贱民”和妇女，推动村庄实业，改革教育和公共卫生。好像是为

了象征这些，他把家搬到了位于印度中部村庄赛瓦格拉姆（Sevagram）

的新修行所。

国大党继续关注印度独立，但在 1935 年的改革放宽选民资格、提高

选举出的省立法机关的地位以后，它的领导人们转而在体制内努力。它

把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变为选票，在 1937 年选举中赢得了一些省的多数席

位并组成了省级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这种参与的终结。殖民政府跟从英国议会，

在没有向任何印度代表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对德宣战，并拒绝用满足民族

主义者的要求作为对忠诚的回报。1939 年 10 月，国大党命令它的各省部

长们辞职，再次进行全面反抗。1942 年，一项“滚出印度”

（Quit India）

的决议引发了一场主要是自发进行，而且十分暴力的人民起义，差不多

100,000 人被捕，超过 1,000 人遇难。同时，苏哈斯·昌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国外组建了一支“印度国民军”

，同日本人一道对英作

战。

统治当局克服了这两个问题，但英国刚走出战争就面临着国大党的

新一轮反抗，并且不得不在镇压运动或接受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这两者之

间选择。他们以前多次对付过激烈的抵抗——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都有，

但警察的纪律和忠诚在战争期间严重下滑，而印度战士的可靠性也存在

疑问。在印度国民军中和英国作战的那些人被当作英雄称颂；他们的例

子也许会使政府士兵对他们是该向英国统治者（raj）效忠还是向印度效

忠提出疑问。

而且，在印度进行任何新的镇压都会成为英国空虚的战后经济的沉

重负担。尽管丘吉尔依然把印度视为帝国的宝石，但他的怀旧并不被英

国公众广泛认同，并且它显然不是英国的强大盟友美国的兴趣所在。在

工党于 1945 年 7 月大获全胜并承诺优先重建英国自身以后，变革的时机

成熟了。

到那时候，任何政治协议不仅要赢得国大党的同意，而且也要赢得

作为穆斯林抱负的主要载体的穆斯林联盟的同意。现在，问题的性质已

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印度内部的社群关系了，而是可能另外创建一个把

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合并而成的独立国家巴基斯坦。没有任何族群由此

受到的威胁比锡克人更大，他们在旁遮普的家乡眼看着就要被分割给两

个国家了。由于穆斯林脱离一个印度教为主的印度的决心不断增强，紧

9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张状态最终在 1946 年和 1947 年骤变为暴力。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

人都参与并遭受了暴力。

由于印度眼看着就要在他们周围崩溃，英国人开始急着离开了。1947

年 5 月达成的方案——之后不久就得到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锡克领袖

的同意——要求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自治领地位。英国议会

和王室在 7 月批准了《印度独立法案》

，两个国家从 8 月 14 日午夜开始

获得自由。

甘地卓尔不群，没有参加在德里举行的庆祝活动。印度赢得了独立，

然而却是以一分为二为代价，这打碎了他的统一之梦。新的印度依然保

留着甘地视为对印度文明的极大玷污的阶层不平等、种姓歧视和性别压

迫。这位伟大的贤者活着看到了英国统治（raj）的终结，却在 1948 年

被一位印度教地方自治主义者刺杀，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相信印度自治

（swaraj）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甘地可能对印度作为国家的品质非常失望，但他当然知道自治之门

最初是由他所唤起和领导的民众非暴力运动开启的。对一个没有代表性

但稳固的政府发动系统的非暴力反抗，之前从来没有被召集到这个程度。

汇集和发展这样的反抗，使印度领袖们培养了对于运作可行的民主而言

至关重要的政治技巧。这项改变了国家历史的运动同样为维持一个公民

社会铺就了基石。甘地之后又三代人了，印度仍然被信仰、阶层和种姓

所分隔，不过它同时还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98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有力量

1980 年 8 月 16 日，星期六

那天晚上，波罗的海边上吹拂着微风。24 名工人坐在庞大的列宁造

船厂内一动不动的起重机下一间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他们争论到黎明，

代表 5 万名罢工工人起草了将向政府提出的一系列从提高薪水到延长产

假的要求。其中最前面的要求将让波兰在此后六十八周里闹翻天：工人

成立自治工会的权利。

与 1930 年 4 月的印度，或 1905 年 10 月的俄罗斯一样，1980 年的波

兰也处于紧要关头。但是和圣彼得堡苏维埃或是印度的国大党不同，格

但斯克（Gdansk）的工人们并不是要改变政府。他们知道，苏联的坦克

曾经两次——1956 年于匈牙利和 1968 年于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东

欧人建立更自由的政治制度的企图，而他们不会让波兰再遭受同样的命

运。他们想要的是工作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那间会议室中的男女会作出一系列决定来挫败

政权每一个压制罢工而不接受他们主要要求的企图。他们的策略不是在

运动的刺激下临时产生的，因为 8 月的罢工不是波兰工人第一次为自己

的工会而斗争。那间屋子里有些人已经为这个目标而奉献了他们生命中

很多个岁月。他们失去工作，承受长时间的审讯和拷打，进监狱，目睹

暴动和屠杀。但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在冲突中精明地策划、谨慎地行动，

而现在他们准备好将这些付诸行动。

20 世纪的倒数第二个十年中，一场大规模的大众运动即将在波兰兴

起，它将通过非暴力行动来改变国家的命运。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自我组织

承诺，承诺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哈里•杜鲁门、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

夫•斯大林在德国城市波茨坦会面，重画了东欧地图。他们同意，波兰的

边界将西移，让出领土给苏联。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一些过去属于德

国的土地，包括在波罗的海岸边德国曾称为但泽（Danzig）而波兰人称

为格但斯克的海港。

1945 年 3 月，苏联赶走德国人的时候，格但斯克古老的中世纪城镇

和现代化的工业海港成了废墟。工厂、公寓大楼、桥梁、电厂和泵站不

是被夷为平地就是遭到严重破坏。在这里已经居住好几代的德国人被驱

逐，取而代之的是数十万筋疲力尽的波兰人，他们由于战争或是因为苏

联人吞并了东部领土而流离失所。在这些来到这块衰败的贫穷之地的人

中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名叫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

。

战争让瓦伦第诺维茨成了一个孤儿。她的双亲都被杀死，哥哥死于

苏联的劳动营。她于 1945 年来到格但斯克地区，先做农场佣工（farm

servant）

，然后又做了些别的工作，1950 年她成为格但斯克船厂(后来的

列宁造船厂)的焊接工，该厂是新的共产党政府从德国人那里接收过来

的。共产党人只是一小撮，没有多少大众支持。他们操纵选举、关押对

手、依靠苏联军队的恐吓来建立专制统治。不过，虽然他们用暴力和欺

骗来攫取权力，但他们也给人民许诺一些比人们以前所知道的更好的东

西。他们会在旧波兰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波兰——一个平等的社会，

有良好的教育和繁荣的经济。那些将要建设这个新秩序并享受其好处的

是像安娜•瓦伦第诺维茨这样的工人。

瓦伦第诺维茨到了格但斯克之后，工人们和共产党（波兰语缩写为

PZPR）确实创造了一个新波兰，表面上看来也很壮观：泽兰汽车厂（Zeran

automobile factory）庞大的新兴工业综合体、华沙周边的乌尔苏斯拖

拉机厂（Ursus tractor）和克拉科夫城外的诺瓦•胡达钢厂（Nowa Huta

steel mills）。数百万农民离开乡村来到这些工厂、西里西亚（Silesia）

的煤矿、罗兹（Lodz）的纺织厂以及波罗的海岸边的船厂工作。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有大约 15,000 人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工作，另

100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有 8,000 人在邻近的港口城市格丁尼亚（Gdynia）的巴黎公社船厂（Paris

Commune Shipyard）工作，还有 10,000 人在什切青（Szczecind）的瓦

尔斯基船厂（Warski Shipyard）工作。

然而共产党的许诺并没有落实到波兰的生活中。资源流进了工业基

础设施：钢厂、化工厂、电厂和矿井。从农业出口中得来的钱转而投在

工业上。消费品、住房和公共事业仅得到剩下的残羹，因此波兰工人们

购买的产品不是紧缺就是劣质。肉类很少出现在餐桌上。要等待多年才

能得到私人公寓，在此期间各家各户只能住在狭小的屋子或是工厂宿舍

里。多数没有自来水或电话。

虽然波兰共产党鼓吹波兰是“工人的”国家，但工人们注意到他们

不仅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更穷，也比他们更缺少自由。他们可以

在选举中投票，但是选票毫无意义，因为共产党禁掉了所有的政治竞争。

另外，真正的决策由党委闭门做出，而不是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做出。

只有通过入党，在官僚体制中升上去，一个人才能发出声音。

工人们也无权组织起来在雇佣他们的国有企业面前代表自己。1945

至 1946 年，共产党挫败了工人们成立车间委员会（shop-floor councils）

和独立工会的企图。取而代之的是官方工会，其领导人由官方任命，对

官方而不对会员负责。从原则上来说，这些工会应该根据工人的不满采

取行动。而事实上，他们不会替工人们协商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

间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有个玩笑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是为了

在资本家面前保卫工人。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在工

人面前保卫社会主义者。

”1

尽管如此，波兰工人们仍然设法表达他们的不满。有时候他们会举

行未经工会允许的罢工，而有些人则会在工厂的党委会议上为提高工资

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争论。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就是其中一个。她曾经是那

种 获 得 过 奖 章 ， 参 加 过 国 际 青 年 大 会 （ international youth

congresses）

，将共产党许诺更好的社会当真的模范工人。但是正因为她

相信他们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所以当党的官员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而

车间（shop floor）里的工人们毫无权力时，她无法保持沉默。瓦伦第

诺维茨变得如此不讨人喜欢，因此后来她被解雇了，在一批工人为她签

了一份请愿书之后才被重新聘用。

1956 年，因为对工资水平不满，波兰工人们走上波兹南（Poznan）

、

格但斯克和华沙的街头，捣毁了一处党委大楼。政权倍受震惊，用对抗

10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议者开枪来回应，这激起了整个国家的怒火。共产党上来一位新的领导

人，带来一些新的改革。工人们感受到了这阵新鲜的微风，他们试图恢

复车间委员会，但是骚扰和吸收激进分子削弱了这些委员会的独立性。

但这确立了一个先例：工人们拒绝做体制中沉默的齿轮并要求组织起来

的权利。他们失败了，但对自由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它会在反击中再次

出现——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叛乱会被镇压”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波兰经济开始停滞。1956 年以来，波兰统一工

人党首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惊慌地看到

波兰可能会落后于邻国。哥穆尔卡警告说（作为对斯大林的回答)：“在

生活中，弱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会挨打”

。但是共产党宁愿决

定将压力加到波兰的劳工大众身上，也不愿改革没有效率的命令经济。2

1969 年到 1970 年，政权宣布缩减卫生和住房开支，工资水平冻结两

年，降低计件工资——这意味着需要做更多工作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

工厂召开会议，劝诫工人们更卖力地工作——这传达了一个信息，波兰

经济的不幸应该归咎于工人，而不是计划者或政治家。对于格但斯克的

工人们来说，消息就特别糟糕了：从长远来看，造船业会被逐步淘汰，

不会得到多少投资。海岸边散布着低落的情绪，不久就会转为愤怒。

1970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天下午 4 点，3,000 名在列宁造船厂工作的

波兰共产党党员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大声宣读政治局的一封信：从午

夜起食品全面涨价。肉类价格上涨 17.5%，鱼类上涨 11.7%。党员们惊呆

了。有人哭了起来。他们知道工人们把将近一半的工资花费在食品上。

他们预料到会有麻烦。

造船厂工人们整个星期天都想着哥穆尔卡的这份圣诞礼物。他们星

期一黎明前来上工，在储物柜前抱怨，经理们打发他们去车间工作。有

些人决定罢工，鼓动者中就有安娜•瓦伦第诺维茨，还有一位名叫列赫•

瓦文萨（Lech Walesa）的年轻电工。他们在厂里一路游行到厂长办公室，

中途拉进来更多工人。米洛斯拉•马克西尼亚（Miroslaw Marciniak）那

时正在吃午餐，他听到一群船体装配工边走边喊。他说：

“因此，部分是

出于好奇，我也去了。我那时一点都没想到会发生罢工。事实上，我压

根不知道什么叫罢工。”3

102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罢工者很快聚集到厂长楼前，他们不仅仅要求取消涨价，还要求那

些对此负责的人辞职，包括哥穆尔卡。厂长提出给他们发奖金并命令他

们回去工作。有人喊道应该从船厂游行到本省的党委，迫使官员们倾听

他们的不满。上午 11 点，大约一千人走出船厂，带着自卫用的棍子和金

属工具，唱着社会主义的圣歌《国际歌》和波兰国歌，充满义愤却不知

道该做些什么。

他们来到党委大楼前高喊“我们要面包！打倒哥穆尔卡！

”有些人在

墙上涂画，而警察在一边旁观。一位党委领导告诉罢工者他无能为力后，

罢 工 者 们 在 格 但 斯 克 到 处 游 走 ， 要 求 其 它 船 厂 的 工 人 和 技 术 学 院

（Polytechnical Institute）的学生加入。回到党委大楼时，他们遇到

了缩写为 ZOMO 的国内安全警察（internal security police）的警戒线，

但他们试图冲过去，他们挡开警棍，投掷石块，捡起催泪弹，照着警察

砸回去。夜幕降临的时候，街上充满了骚乱者(rioter)。

星期二早上，工人们来到列宁造船厂，听说昨天晚上罢工领袖们在

家里被抓了。他们再次从船厂涌往市中心，在那里他们和数千名来自其

它国有企业的罢工者会合。他们首先袭击警察局，试图救出昨晚被抓的

人。然后他们游行到工会大楼前，推倒大门蜂拥而入，将桌子和椅子扔

出窗外。上午 10 点时，罢工者在党委大楼前投掷石头和燃烧瓶（Molotov

cocktails）

。建筑物里开了一阵枪，但群众却不退却。士兵们抗命，不

愿继续开枪，他们将武器和警棍扔出窗外。有人甚至将自己的裤子扔了

下来。这时，建筑着火了。

党委纵火被当作一次胜利来庆祝。但就在火苗儿高高地燃烧的时候，

两个师已在华沙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批准下，踏上前往格但斯克的途

中，准备用武力镇压这次罢工。下午运兵车开进了市中心。工人们将点

燃的碎布塞进运兵车的排气口，用铁管来卡住轮胎表面；一个人被运兵

车辗过。那天晚上，一名政治局委员在电视上说罢工者是“一伙罪犯和

流氓”

。另一名政治局成员在党的省委会议上勃然大怒，说这是反革命行

为，发誓说“即使死掉 300 名工人，也要把叛乱镇压下去”。4

星期二下午，党委大楼被烧后，罢工者回到造船厂；那天晚上，虽

然多数工人回到家中，但罢工领袖们还没有走。黎明前他们醒来时，看

到造船厂被军队和坦克包围。海湾里的军舰上也有火炮对准他们。一群

年轻工人走出 2 号大门时，迎接他们的是子弹。有 15 人受伤，4 人被杀。

更多的罢工者走出来，捡回尸体，撤回来，高唱国歌，然后将一面缀有

10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黑绉边的波兰国旗下半旗。

2 号大门前的枪击是产生刺激性反应的一刻。工厂里的工人们立刻选

举了一个由普通的激进分子主导的罢工委员会，其中包括瓦伦第诺维茨

和瓦文萨。他们的要求超越了面包和黄油问题，比如说，他们坚持工会

领导人不能是党员。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罢工者要求军队撤退，废除党官

和军官们享有的特权，还要求工会独立于党和管理方。工人们决心要将

在罢工的混乱中创造出来的自我组织的空间制度化。波兰共产党控制的

工会会为工人说话的神话已一扫而空。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工人的要求有力量因而具有可信度。焚烧党委

大楼只会带来军队的镇压。而且现在——星期三的上午——列宁造船厂

被封锁了。里面的人已经看到如果他们企图冒险回到街上，会有什么后

果。因此罢工者选择了除投降之外唯一的道路：他们宣布占领性罢工

（occupation strike），发誓日夜守在船厂中，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

足。

夜幕降临的时候，罢工者收集了易燃易爆物品，准备军队攻击时自

卫用。但晚上 10 点时，他们听到军队指挥官新发布了一道强硬的最后通

牒：如果他们四个小时内不出去，船厂会遭到军队的地面攻击和空中轰

炸。他们已经看到了足够多的暴力，因此投票决定结束罢工，他们低着

头从警察和军队的队伍中走出来，瓦伦第诺维茨回忆说，就像是俘虏。

他们虽然被打败，却开始发展出一种会在若干年后取得胜利的非暴

力行动策略。他们鼓动了其它企业的工人的支持，在自己的队伍中找到

了领导者，组建了一个短暂的组织，还推出了有意义的变革要求。他们

以一种艰难的方式学到：在开放的地方与警察和士兵较量既沒有用又危

险。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待在船厂中能够在一个很有能力通过摧毁财产

和屠杀人民来压制抗议的政权面前给自己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下一次，

事情再次发生时，船厂工人们会知道该怎么做。

格丁尼亚巴黎公社船厂的罢工结果更加清楚地表明，没有控制工作

场所只会更加危险。星期三晚上，广播警告罢工者明天必须回去工作。

整个晚上，义务兵军队涌入城市，占领了关键建筑周边的位置。黎明之

前，一辆辆载满工人的电车开始陆续来到船厂车站，工人们下了车，沿

着一条小径前往船厂时，他们听到喇叭大叫：船厂已关闭，他们必须回

家。更多的电车进站时，新来的工人堵塞了退路。士兵开了枪，前面的

人身不由己地被后面的人推进了子弹扫射中。

104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更有希望的一课来自西边数百英里的什切青，瓦尔斯基船厂的工人

在星期四早上展开罢工。事情按照格但斯克的模式发生。瓦尔斯基的工

人游行到了市中心，在那里他们和来自其它工厂的工人会合。他们烧了

党委大楼，没有受到多少来自士兵的阻拦。那天晚上，警察来到活跃分

子家中，将他们拖进监狱，这时候华沙的领导人们下令调动军队，包括

坦克、直升机、海军舰队和超过 60,000 名士兵。星期五早上瓦尔斯基厂

的工人来到船厂时，必须穿过一道武装封锁线才能进去。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罢工者在船厂外对军队发动了进攻，军队开枪

后，两人被打死，工人们才撤退下来。工人们十分愤怒。一名技术员找

到一个麦克风，号召占领工厂，然后他们选举了一个罢工委员会。委员

会向另外一个也在举行占领性罢工(occupation strike)的船厂派出了代

表。两拨罢工者一起拟定了二十一点要求，最主要的是要求废除中央工

会委员会（Central Trade Union Council），成立新的独立工会。通讯

员们将要求清单送往其它工厂。那些工厂也派出代表到瓦尔斯基船厂，

成立了一个全市范围的罢工委员会。

他们的时间选择得很巧。星期五晚上，政治局在收到苏联大使明确

指责他们对工人使用武力并劝告他们进行谈判的信函后，将哥穆尔卡赶

下了台，代之以据说能缓和矛盾的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

。星

期日早上，什切青的官员提议进行谈判。第一轮谈判在船厂边上一所学

校举行，后面两次则在别处的政府大楼里举行。此举切断了谈判者和普

通工人之间的联系，谈判者中有些人是党员，他们把对工人和对党的忠

诚混在一起(mixed loyalty)。最终的协议比较薄弱：官员们同意考虑涨

工资，取消一些涨价，免职了一些官员，并对死伤工人的家属作出补偿

——但在自由工会这一关键问题上却一点没有让步。

1971 年 1 月，波罗的海岸边再次爆发新的罢工。这次波兰共产党邀

请工人们在官方许可的会议上提出要求。工会改革再次排在清单前面。

然后，官员们在工厂中召开会议，要求工人帮助解决经济危机。在瓦尔

斯基船厂，大多数工人拒绝买这种花招的账。为了掩盖令人尴尬的到场

人数，官方篡改了电视新闻镜头，让它看起来像是来了大批愉快的群众。

瓦尔斯基的工人为此罢工抗议，直到见到盖莱克本人才回来上班。1 月

25 日，波兰共产党领袖在列宁造船厂召开会议。他解释说自己也曾是像

他们一样的工人，他请求他们参与一次爱国行动来拯救这个国家。

“你们

愿意帮我么？”他问道。“我们愿意帮你！”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列赫•

10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瓦文萨和其他依然情愿相信的人喊道。

1970 到 1971 年间的戏剧性事件中还有另外一幕。这一幕的中心发生

在波兰中部的罗兹（Lodz）

，主角是工资微薄的纺织工人，大多数是妇女。

2 月份她们展开罢工的时候，政治局派来高层官员，包括总理，像盖莱克

曾经做过的那样发出爱国主义呼吁——但三千名聚集起来的妇女甚至都

没让他们开口。一名罢工者对总理喊道：

“你的妻子在三明治中夹火腿，

而我的孩子们却只能吃干面包。

”当被要求帮助党的时候，她们用一个响

亮的“不！

”作为回答。第二天，当局让步，宣布恢复原来的食品价格。

那年冬天给波兰共产主义带来了沉重的包袱。格但斯克、格丁尼亚

和什切青的工人永远不会忘记士兵和警察枪杀他们的同志的那一幕。后

来的岁月里，这场屠杀的周年纪念日成了非官方的悼念日。一个用坦克、

机关枪和军队来对付罢工者，将他们称为反革命流氓团伙的政权，很难

说服这些工人自己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工人们有了一种新的集体力量的感觉。在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波

兰统一工人党曾经武力镇压罢工。但共产党新领导人选择避免冲突，不

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在什切青他们威吓了罢工者的谈判代表，但还是

谈判了，而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是前所未有的。两个月后，当他们

被罗兹数千名坚强的妇女逼视时，他们完全让步了。从那时起，波兰工

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他们团结一致采取系统的行动，他们就能让当局

弯腰。

不那么明显的是另外一样遗产：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在和国家的冲

突中学到了宝贵经验。焚毁党委大楼虽然满足了激进分子，但却没有达

成什么战略目标，仅仅给了当局开枪的借口。工人们找到了更好的抗争

方式：他们可以劫持他们的船厂和工厂，把自己组织起来，而且不仅限

于一个企业，而是扩及整个城市。在什切青，罢工者打破了波兰共产党

二十年的拒绝，迫使波兰共产党就他们的议题举行会谈。最重要的是，

工人们找到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比涨一次工资更大，但又不到造成政

治威胁的程度：通过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会来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我们的自由始于我们自己”

独立工会的要求反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核心规则：将所有的权力集中

在党内。共产党夺取波兰时，他们模仿其苏联支持者，将工业国有化，

106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实施中央计划，将农民的土地并入大型集体农场。他们还攫取了对媒体

和艺术的控制权，强加了一套什么可以写、什么可以说甚至什么可以画

的标准。他们甚至侵入了天主教会的领域，不仅充公财产，关闭宗教学

校和期刊，篡夺了批准教士任命的权力，还将教会的首席主教红衣主教

斯德望•威斯津斯基（Stefan Wyszynski）软禁起来。

然而在整个东欧，极权主义的意图与现实之间有一道鸿沟，这道鸿

沟在波兰最宽。斯大林死后犹豫不决的自由化终于在 1956 年变成一场大

规模的撤退，当时当局在罢工和游行下被迫向工人们妥协。这种宽松背

后的主要动力是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他放松了审查制度，允许教会重

获对教徒和教会报纸的控制，允许独立的讨论俱乐部，认可工人们选举

的工厂委员会。社会公正，自决权甚至民主都进入了官方词汇表。

但是苏联集团被匈牙利起义所震惊，当局暂停了进一步的宽松化，

结束了工厂委员会的自治，让对官方路线持异议的学者和作家们沉默。

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说，当局“允许想但不允

许说，允许哼哼但不允许唱歌”

。波兰比东欧其它地方有更多自由空间，

但是没人怀疑谁在掌权。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波兰知识分子才放

弃对党内改革派可能会重新占上风的希望，1967 年哥穆尔卡也将政治局

里残余的改革派踢了出去。5

1968 年 1 月，官员们以会引发反俄情绪为由，禁演备受尊敬的 19

世纪剧作家和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的一出戏。此

举引发了一波抗议，学生们和知识分子们召开会议、请愿要求表达自由。

3 月 8 日学生们在华沙大学示威，警察突袭了校园，棒打抗议者。数千名

学生被开除，教授被解聘，数百人被捕。媒体上出现了反犹言辞，数千

名犹太人——包括党员——逃离了这个国家。共产党人自我认同于波兰

最反动的一部分。

最后一项打击摧毁了任何改革的希望。8 月 20 日，波兰军队与华约

（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国缔结的军事联盟）国家军队一起侵入捷克斯洛伐

克，按照莫斯科的命令粉碎那里共产党改革派带来的民主变革。现在，

即使波兰领导人想要答应自由的要求，也很清楚莫斯科不会答应。对想

要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的波兰人来说，前景令人沮丧。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一些 20 世纪 60 年代曾经参加反对运动的人推出了一个新的

政治行动策略，一个更加适应 1968 年之后的生活的策略。

这一策略的设计者包括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

10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他们

都经历了从信仰社会主义到对党幻灭，进而完全反对的历程。其中最年

长的柯拉科夫斯基曾是华沙大学的一名政治哲学家，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他正式放弃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仍然是一名党员，成了当局一边

的刺儿头，他抨击当局未能兑现多元化的诺言。1966 年，他被开除出党，

并于 1968 年被大学解聘，然后就离开了波兰，但并没有对波兰的事务撒

手不管。

1956 年，雅采克•库隆是华沙大学的一名学生抗议领袖。他还曾经是

一名相信具有批判能力的人能够在党内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组织

了一个童子军组织来给下一代灌输共产主义价值观。但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他逐渐感到不满，他和同事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一同起草了《致党的公开信》，说党无法改革，只能被一

场工人革命推翻。1964 年，库隆被逐出党内；第二年他被逮捕并被判刑

入狱。库隆出狱时正赶上组织 1968 年 3 月的群众集会，仅仅两天后他就

发现自己又被抓了起来。

米奇尼克是一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儿子，11 岁时曾加入库隆的童

子军。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被这么教导：

“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个为

社会公正、自由、平等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他因为信念而入狱多

年„„但一被放出来，就再次进行革命活动。

”和他的导师一样，米奇尼

克发现党内没有理想主义者的立足之地。上中学时，他因为分发库隆和

莫泽莱夫斯基的“公开信”而被捕。他领导了 1968 年华沙大学的抗议活

动，第二年他也进了监狱。6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和中期，这些人在流亡和地下报刊上的系列文章

中分析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米奇尼克写道，他们曾经以为“权力系统可

以人性化和民主化。

”他们曾把赌注下在共产党精英中的“改革派”身上

——但是 1968 年他们系在党身上的“脐带”宣告断裂。柯拉科夫斯基现

在很清楚：共产党统治的不宽容和残暴并不仅仅是一些坏领袖的错误，

而是这个政权的本质。7

但党是没有指望的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毫无希望。柯拉科夫斯基说，

相信一切都不会改变，就批准了“每一个怯懦、消极和与邪恶合作的行

为”。问题是如何反对它。米奇尼克说，试图推翻这个政权是不现实的。

因为苏联会干预，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一样。另外，革命的地

下组织“只会对警方有利，让大众歇斯底里并刺激警察”

。共产党对捣毁

108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阴谋反对运动很在行。即使成功了，通过赤裸裸的暴力获取权力，可能

也只会以一种教义来代替另外一种。

“用暴力摧毁一个已有的巴士底狱，

我们会无意中建造出一个新的来。

”8

渐进改革没有结果，正面突击也是一个死胡同。但柯拉科夫斯基、

库隆和米奇尼克相信有别的事情可做：政权的反对者与其试图改变政府，

不如去改变波兰社会——通过抵制党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倾向。库

隆称，公民们发起的每一个独立行动，每一个在党外自我组织的榜样，

“都

挑战了国家的垄断，从而挑战了党行使权力的基础”

。米奇尼克写道，反

对派知识分子的当前任务，是去建设“一个真实、日常的自由人社区”

。

9

看似矛盾的是，波兰人的通向政治变革之路始于对政治的摒弃。米

奇尼克宣称：

“我们的自由开始于我们自己”——而这样做，就呼应了甘

地六十年前的理念的精神。寻求从英国独立出去的印度人必须在国家能

够自治之前实现生活中的“自治”

。波兰反对运动的参与者从甘地的策略

中借鉴了两点精华：拒绝使用暴力和通过点燃个人行动的火花来培养人

民对自己负责的习惯。10

但是，独立的自我组织并不意味着放弃改革国家的目标。库隆和米

奇尼克认为政权可以被推动发生改变。库隆写道，

“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

种力量，一种任何政权都必须认真对待的力量”。如同米奇尼克所说，

“没

有什么比自下而上的压力更能教育当局。”民主和公民自由是最终的奖

赏，而发动和组织波兰人民是必要的第一步。11

为此，知识分子需要盟友。第一个盟友必定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

是波兰社会中能够发出独立声音的主要团体，虽然它和波兰的知识界的

关系并不友好。20 世纪 50 年代柯拉科夫斯基曾经谴责教会的“宗教狂热

主义”

，而红衣主教威斯津斯基曾为知识分子“精神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

而悲痛不已。但是现在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教会已经发言支持所有

波兰人而不仅是天主教徒的人权，而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对共产

主义感到幻灭，也对其中的唯物主义和过分的理性主义感到幻灭——也

开始寻觅道德权威的新来源。12

库隆和米奇尼克还希望在工人阶级中找到伙伴。他们认识到 1956 年

和 1970 年工人曾经两次造反并迫使政权让步。米奇尼克写道，党对工人

们比对其他群体更加害怕，所以他们应该成为所有推动波兰走向民主的

运动的一部分。当沿海的工人们被 ZOMO 防暴警察和军队镇压时，知识分

10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子们什么也没做，这是库隆的个人羞耻感的一个来源。下一次，他们必

须显示出团结。13

“社会自我组织的责任”

下一次机会出现于 1976 年。食品价格又暴涨了。6 月 24 日，总理宣

布了六年来的首次涨价：部分物品的价格——糖和香肠——将会翻倍；

其它物品涨 50%。第二天，罢工遍布波兰全境——包括罗兹的纺织厂、沿

海的船厂、波兹南的机械厂、西里西亚的矿井和诺瓦•胡达钢厂。在华沙

郊区，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弄断了火车轨道，中断了华沙和巴黎之

间的铁路交通。在首都四十英里外的拉多姆（Radom），工人们焚烧了党

委大楼，那场面让人回想起六年前的格但斯克。暴乱还没平息，总理就

回到广播里说取消涨价。

和 1970 年一样，当局退却了，但它仍要吓阻未来的抗议：拉多姆的

骚乱者被指斥为“醉醺醺的恶棍和歇斯底里的妇女”

，政府还展开了一场

报复运动来惩罚拉多姆和其它地方的罢工者。部分群众遭到警察棍棒伺

候。超过 2,000 人被逮捕，其中超过 300 人被判刑，有些刑期长达 10 年。

还有数千人被解雇——他们不仅仅失去了工资，还失去了在一个几乎不

提供失业救济的国家中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

和 1970 年不同，这次知识分子站在了工人一边。没几天，库隆、米

奇尼克和其他十二个人（包括两位神父）与罢工者一起签署了《团结宣

言》

。7 月份，对乌尔苏斯工人的第一场审判开始时，法院大楼里挤满了

被告家属、外国记者、穿便衣的安全人员，以及大约十二名来自华沙的

异议人士，其中包括雅采克•库隆。他们前来帮助工人家属，但这并不容

易——特工到处尾随他们并拍照，而家属们也对这些陌生人很有戒心。

一次休庭期间，两位女性异议人士安慰了一名哭泣的亲属，这才打破了

隔阂。

一如预期，家属们对法庭指定的律师不满意，异议人士推荐了一名

律师，代付了律师费，并为一名工人的孩子提供托儿服务，以便他妻子

能参加审判。来自华沙的知识分子和来自其它城市的学生们给拉多姆面

临审判的工人们的家属提供了类似的帮助。那里甚至监视得更紧，活动

分子们勇敢地面对拘留和毒打；当局将库隆征召去参加后备役以让他远

离现场。

110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为了持续对工人提供帮助，一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打算更为公开地活

动，并且吸收重要人物加入，他们相信如果能够进行负面宣传，就不大

可能发生镇压。一些年长的知识分子害怕正式团体更容易成为镇压的目

标。但是 9 月 9 日波兰主教发表的一项捍卫工人权利的声明鼓舞了年轻

的活动分子，他们成立了保护工人委员会，其波兰语缩写是 KOR。委员会

遵循库隆和米奇尼克等人构思的策略：它要求赦免被捕工人，并让那些

被解雇者恢复原职。

保护工人委员会声称，

“除了团结和互助之外，社会没有其它手段来

抵御无法无天。无论受压迫者在哪里„„社会都有责任组织起来保卫他

们”

。一位发起人写道，他们希望自己的榜样可以“激励新的自治活动中

心”

。14

保护工人委员会一开始有 14 名成员，后来也从没超过 33 人，主要

由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律师、作家、哲学家和神父组成。他们吸收了

一 些 著 名 的 人 物 ： 著 名 小 说 家 耶 里 • 安 德 热 耶 夫 斯 基 （ Jerzy

Andrzejewski）、受人尊敬的经济历史学家爱德华•李宾斯基（Edward

Lipinski）

、得奖女演员哈琳娜•米克拉耶斯卡（Halina Mikolajska）以

及当时是牛津大学教授的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另一些成员二战期间曾

在反德地下组织中战斗过，或是来自 1956 年和 1968 年起而反抗政权的

一代。米奇尼克 1976 年身在海外，1977 年也参加了进来。这个组织在意

识形态上很多元，包括天主教知识分子、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

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政权的反对和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

这个新组织专注于给被控告、被殴打和被解雇的工人提供当局所拒

绝提供的服务。保护工人委员会找律师给他们辩护，找医生为他们开具

验伤证明（以作呈堂证据）

。它从其成员、教会、广大公众和海外人士那

里募集资金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救助基金。索尔•贝娄（Saul Bellow）

、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和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等外

国作家捐献了他们的作品在波兰销售的版税。西欧的工会也捐了款。从

1976 到 1977 年，

保护工人委员会一共为数千人发放了大约 325 万兹罗提。

保护工人委员会还筹划了一波公开宣传活动来对当局施压。波兰共

产党领袖盖莱克显露出他会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因此该组织就印发了

关于抗议、随之而来的镇压以及工人受到的审判的报道，他们还鼓励因

受警察虐待而起诉检察院(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1976 年末，

超过 1,000 名乌尔苏斯和拉多姆工人签署了一封致盖莱克的信。大约同

11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一个时候，数百名学者、神父、作家和艺术家签署了致波兰国会（Sejm）

的请愿书，要求调查警方虐待事件。

保护工人委员会知道党对国外的舆论和对波兰人的言论一样留心，

因为盖莱克已经在海外塑造了一个仁慈的形象，他知道西方的贷款有赖

于他们相信波兰有一个“开明的”共产党政权。保护工人委员会无情地

攻击这一软肋：库隆和李普斯基（Lipski）在华沙会见德国记者，而米

奇尼克则于 1976 年在西欧与法国和意大利记者谈话。他、柯拉科夫斯基

和另一位身在牛津的侨民沃泽米耶• 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在伦

敦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寻求经济援助。奉行他们的理念的团结委员

会在伦敦、巴黎和纽约成立。

他们的策略起效了。1977 年 3 月到 7 月，所有去年 6 月以来入狱的

工人都获释了，大多数被解雇的人也回到了工作岗位。当局看来希望通

过满足保护工人委员会的主要诉求来让国内外压力消失，也让这个组织

消失。然而，帮助乌尔苏斯和拉多姆工人的工作结束后，活动分子们转

移了目标。他们宣称，

“我们会继续行动，因为我们确信对付当局所加限

制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所有公民的积极团结。

”15

出版是最重要的一件武器，唯有打破政权对大众媒体和信息的垄断，

才能打破它对波兰生活的控制。除非人们能够交流，否则各种独立的行

动就没法相互协调。波兰异议人士过去曾要求放松审查，偶尔国家控制

的媒体会稍稍开放一点。但是限制仍然存在，这就在人们心中养成了自

我审查的心理，他们害怕毫无保留地说话会让他们完全失去发表的机会。

现在，1976 年以后，异议人士们干脆不再理会官方媒体，开始在他们自

己的报刊和书籍上发表言论。

1976 年 9 月，保护工人委员会发行了它第一份出版物《通讯》

（Komunikat）

，大致每月出一期。

《通讯》刊载保护工人委员会的宣言和

诉求，也发表关于工人受审和活动分子遭致报复的新闻。

《通讯》不同于

任何波兰官方的出版物，其文字简明真实，目的仅在于提供可靠的信息

来源。起初，成员们不得不手工打字，交给别人，别人再复打传递下去；

后来，保护工人委员会从国外偷运进来了油印机。保护工人委员会还帮

助催生其它新闻和评论报刊，例如产业工人的报刊《工人》

（Robotnik）

，

其内容涉及有关成立组织、工作安全、卫生保健和工资等问题的建议。

到了 1978 年末，每期大约印发 20,000 份。

保 护 工 人 委 员 会 成 员 、 化 学 家 米 洛 斯 拉 夫 • 寇 杰 奇 （ Miroslaw

112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Chojecki）

，借助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资金和油印机，创办了一家名为诺瓦

（NOWA）的地下出版社。该出版社的第一本书于 1977 年 8 月面世，之后

还出版了 100 多本图书和小册子，包括小说、回忆录和政论文章。那些

永远不会获准在官方渠道出版的作品出版了，例如切斯拉夫•米沃什

（Czeslaw Milosz）的诗歌，米沃什是一名居住在美国的立陶宛波兰流

亡者（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还有乔治•奥威尔、诗人奥西普•曼德

尔斯塔姆（Osip Mandelstam）和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

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诺瓦有自己的印刷厂、仓库和发行渠道，通过销售

和捐赠获得资金。

波兰异议人士在通过不理会审查制度来与之斗争的同时，也通过资

助自己的讲课来对抗党对高等教育的控制。1977 年秋天，保护工人委员

会成员和其他学者们一起创办了飞行大学（Flying University）。大学

城中的非官方学生组织为每次演讲排定时间和地点，通常是在私人公寓

内。几十名学生和其他人士到时会出现，塞满屋子，散坐于家具和地板

上，倾听他们在正规教室里从来不会听到的言论，例如《人民波兰的历

史》

（亚当•米奇尼克）和《当代政治意识形态》

。在克拉科夫（Krakow）

，

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提拉（Karol Wojtyla）在教会的产业中为人们提

供了能够容纳更多人，还能防止警方骚扰的集会厅。第一年结束的时候，

飞行大学已经举行了 120 次演讲。

1976 年保护工人委员会出现时，它是唯一正在运作的异议人士团体。

一两年间，它就成为了自我组织的一般模型。六所大学中成立的学生团

结委员会（Student Solidarity Committees），是党控制的学生组织之

外的另一种选择。在格但斯克、什切青和卡托维兹（Katowice），和保护

工人委员会有联系的工人们成立了自由贸易工会团体来领导工厂中的运

动，保护工人委员会活动分子还帮助成立了一些农民自卫委员会。反对

保护工人委员会中库隆和米奇尼克等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也成立

了一些其它的异议团体。

那些帮助工人及其家属或是印刷地下报刊、发表地下演讲的知识分

子、专业人士和学生们，反抗了一个丝毫不想让它对公共生活的控制受

到侵犯的政权。警方殴打、抓捕和关押活动分子，秘密监视他们，搜查

他们的住处。1977 年 5 月与保护工人委员会合作的学生斯坦利斯劳•皮雅

斯（Stanislaw Pyjas）被发现死于克拉科夫的一条小巷中。大多数人相

信是安全部门（Security Service）所为。保护工人委员会成员、女演

11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员哈琳娜•米克拉耶斯卡也是残酷虐待的对象：她收到侮辱电话和信件，

汽车被破坏，某天早上还有一群男人闯进她的公寓，对她大声威胁。其

他的活动分子遭到解雇，或是被指控一些普通的罪行。学生团结委员会

的成员被大学开除。警方洗劫印刷场所，没收设备和书籍。

1979 年初，飞行大学开始遭到持续打击。当局安插了“参与讨论的

人士”来搞乱演讲，在外面的人则遭到骚扰。一次米奇尼克和两名学生

挨了打，打他们的人喊道“你们这些卖国贼，中央情报局给了你们多少

钱？”库隆曾被从楼梯上扔下来。还有一次一群流氓出现在他的公寓中，

威胁他的妻子和儿子，不让他儿子为父亲呼叫救护人员。那时本来计划

有一场演讲，但是推迟了。这期间警车一直围着这所建筑，但却拒不干

预。16

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它周边的团体不顾这些惩罚，把公开性作为自己

的标志。例如，刊物列出编辑们的姓名、电话号码和住址。他们不在暗

中，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工作，这是激励其他人追随他们的榜样的唯

一方法。虽然这让他们成了靶子——反对派中的主要人物是谁一点都不

神秘——但也提供了一些保护。当局如果必须公开行事就会难以下手。

持不同政见者越显眼，骚扰他们的政治代价就越高。政治抵抗的策略虽

有风险，但确实有效。

当局从未试图彻底铲除反对派。它对一小部分人无情打压，对更多

的人则是略加惩罚。召开会议，参加演讲，传播独立出版物是困难的，

有时候会有风险。但是人们没有都被抓起来关押数年，因为党害怕大规

模镇压会带来国内的愤怒和国外的抗议，他们不愿危及国内稳定和 1970

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对外经济关系。如果容忍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其它团体

所取得的有限自治是维持这一状态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它会支付这一

代价。

尽管如此，持不同政见者仍然过着受困扰的生活。虽然这不足以吓

阻铁杆活动分子，但足以让许多抱有同情的公民不敢参加。作家卡兹米

耶日•布兰迪斯（Kazimierz Brandy）在他 1979 年 3 月份的《华沙日记》

中如此记述“社会憎恨当局，但却感到无能为力。人们仍然有所顾忌—

—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日常生活。这就足以让人们畏惧。

”

17

异议人士激起了波兰独立社会文化生活的革新；他们在工人和教会

之间建立了联系。但是，除非他们能限制政权的权力，否则自我组织的

114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成果仍然有限而脆弱。而迫使政权接受这些限制则超出了保护工人委员

会所能。这需要一场更加多元的运动，规模宏大且有力，能够对重大的

国家利益造成打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和共产党角逐波兰的未来。

“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五一节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主要节日，既是政权庆祝它们在 19 世纪

社会主义中的根源的机会，也是普通人在怡人季节出外逛街的机会。1978

年五一节到来时，波兹南的公寓大楼上挂满旗帜，横幅上写着常见的官

方标语：

“波兰统一工人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万岁”和“全世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

”但在这些街头上可以看到的官方装饰的背后，几乎每

一扇窗户背后都有着一些别的东西：一件中世纪圣像的复制品——琴斯

托霍瓦的黑色圣母像（the Black Madonna of Czestochowa），这是波兰

天主教最受珍爱的象征。18

波兹南的圣母像揭示了波兰生活的一个矛盾：无神论是国家的官方

教义，但每个星期天却有数百万波兰人——包括许多党员——参加弥撒。

在那里，他们进入了一个共产党的教导鞭长莫及的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之

中。斯考斯基（Radek Sikorski）回忆去布龙贝格（Bydgoszcz）镇的教

堂的情形时写道：

“你会以为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宗教复兴，而不是生

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

”让政权大为吃惊的是，教会的威望看来与日俱增，

争夺着党的教条的吸引力。19

教会的主旨本身也是展示教义。布道和牧师的信和党的文辞都以告

诫式的语言出现；两者都建构了善与恶在其中战斗的世界，而且都以绝

对权威的姿态呼吁信众。教会和党一样都是等级制的，自上而下发动，

因此一眼看去不像是那些视自由思想和民主为神圣的波兰人合乎逻辑的

盟友。20

但那就是教会要扮演的角色。虽然共产党政权是每个波兰人生活中

无所不在的强制性存在，而教会却依赖自愿的接受和参与。对于在一个

视宗教信仰为反动影响的政府统治下的公民来说，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好处。为了在共产党波兰生存和繁荣，教会必须满足

真正的需要，与受到尊敬的传统相联系，表达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因

此天主教会不仅关注信仰问题，而且对重大的国家问题也都直言不讳。

教会首席主教斯德望•威斯津斯基和克拉科夫大主教辖区的主教卡

11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罗尔•沃依提拉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将教会推向了审慎但是明白无误的反对

立场。威斯津斯基的布道表达了对产业工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情，并为“勇

敢捍卫自由和为了自己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权利”欢呼，其词句基本上

认同保护工人委员会这类团体的工作。因此，教会之树给波兰饱受折磨

的异议人士提供了受到欢迎的遮蔽，他们中不信上帝的不在少数。21

如果说教会在波兰生活中已经有了无可匹敌的地位，那么 1978 年红

衣主教沃依提拉当选罗马教皇更加强了它的影响。

“人们在华沙的大街上

奔跑欢呼”

，卡兹米尔•勃朗狄斯（Kazimierz Brandys）这么回忆十月份

选举结果宣布那天。常上教堂的老妇和世故的知识分子都说这是一次“奇

迹”

。梵蒂冈几乎立刻就与波兰当局开始协商何时允许沃依提拉——即现

在的约翰•保罗二世——以世界罗马天主教领袖的新身份回到波兰。22

1979 年 6 月 2 日，约翰•保罗二世抵达华沙，在胜利广场对一大群人

讲话。后来他去了一些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地方——“波兰天主教的摇

篮”格涅兹诺（Gniezno）

，以及雅斯纳古拉（Jasna Gora）的修道院，

那里存放着琴斯托霍瓦的黑色圣母像——最后以荣归故乡克拉科夫结

束。教皇的话以一种明白而诚挚的优雅，而不像是政治家的陈词滥调在

两个层面上挑战了政权：他确认基督教徒反对无神论的信仰，还间接地

谴责了对人权的侵犯和苏联对波兰的主宰。他预言说：波兰的未来“取

决于有多少人会成长为不服从者（nonconformist）

”

。

到了 1979 年，教会领导人这么说已不新鲜。但这位新教皇的话之所

以不同寻常，是因为他能利用无线电：数百万听众听到了他的讲话。他

将胜利广场——一个当局用来进行正式活动的地方——变成了一大群波

兰人一遍又一遍吟唱“我们需要上帝”的场所。而且他在以全世界天主

教徒最高领袖的身份说话，这个权威大到甚至连共产党都在他面前变成

哑巴。23

教皇的访问使波兰人的独立组织的活动超出了保护工人委员会所梦

想过的规模。国家靠边站，允许教会做大多数安排工作。在克拉科夫，

学生简•库比克（Jan Kubik）和其他志愿者由修女们提供饮食,日夜赶制

红白波兰旗和黄色教皇旗。教皇到来的前夜，他们站在脚手架上给一座

宫殿挂旗子，这地方的街灯却神秘地灭了。人们自发地驱车过来，打开

车灯，让工作得以完成。库比克回忆说：“没有人抱怨坏掉的电池。”一

名天主教知识分子对一名美国记者解释说：“我们能自己做所有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政府„„”24

116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教皇到来之前曾有一些关于会发生什么的令人沮丧的传言：数百万

农民会涌到城市，随处睡觉，留下“疾病、粪便和尸体”

。庞大的人群会

挤死上千人。但一名作家冒险走上街头，却发现了一种“不同的走路方

式，风格和节奏发生了变化„„人群缓慢地起伏，人们行走着而不撞到

彼此，互相让路„„”。平民们维持秩序；所见之处没有警察。“成千上

万的群众目睹了它自身，因为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而变得强大。

”另外一位

相信由于教皇的来访“人们彼此更加靠近了”的是安娜•瓦伦第诺维茨：

“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25

最后一次在克拉科夫露面时，教皇为 300 万人做了弥撒，这是波兰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众集会。这个国家突然在一瞬间成了世界的中心，

而每个波兰人都知道这一点。在这样一个瞬间，空间无需国家的命令就

被创造了出来，国家变得几乎完全无关紧要。正如亚当•米奇尼克所说，

人民“曾经被压制了这么久，但突然间就重获了决定自身命运的能力。

”

26

格但斯克的摊牌

“第一次体会到„„团结”

卡兹米耶日•布兰迪斯在 1978 年 12 月的日记中描写了华沙一家鱼店

外肮脏的雪地里排着长队的人群，他们听到传言说有鲱鱼送来。这家店

上午 11 点才开门，但是第一个人凌晨 2 点就来排队了。那天晚上，他在

电视上看到一位政府官员为国家的经济成就欢呼。对普通波兰人来说，

排队是一种经常要面对的苦差事。而对当局来说，排队意味着它早晚要

做一件 1970 年和 1976 年的动乱证明它不能做的事情：涨价。27

盖莱克 1971 年决定取消其前任的涨价计划，这改变了波兰经济的进

程。通过抑制消费来推动工业增长的旧政策，已经极有政治争议性，所

以他放弃了这条路。为了在不让消费者物质生活发生困难的情况下为工

业获得资金，贷款成了政府眼中的魔棒。政府从西方大量贷款，用硬通

货贷款来为工业获取技术，也让购物者买到消费品。在工业变得更有生

产力后，对西方的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钱还贷。政府会得到工业增长，

11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稳定。或者说理论上是这样。

有几年，盖莱克看起来像个魔法师。借着这些贷款，20 世纪 70 年代

初投资迅速增加，工业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店铺的货架上焕然

一新，堆满了牛仔裤、电子产品、食品和其它进口商品。人均肉类消费

在 1970 到 1975 年间增长了几乎 50％，而住房和医疗保健也更容易获得

了。

但是盖莱克的好日子不长了。当局没有为改革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

做出任何真正的努力，而像钢铁和造船这样的重工业，出口前景不好但

在政治上却很重要，因此在投资中占了最大的一份。资金也被腐败官员

贪污了一部分，他们购买游艇，建造奢侈的度假住处。工人们的工资迅

速增长，但农场的生产却没有跟上步伐，所以得进口更多食品。当贷款

日积月累，而进口的收益却从未实现，外债就剧增起来。新的贷款几乎

完全用来偿还旧的债务。食品和其它商品的进口必须缩减。最终从肉类

到剃须刀片所有商品都短缺。

到了 1980 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被它自己的愚蠢错误困住了。缩

减食品进口就需要提高价格来分配有限的供应。官员们在 7 月初宣布涨

价。他们对工人们会怎么回应一点都不抱幻想，但他们希望至少能避免

骚乱。地方当局被要求在有麻烦的地方以涨工资和大量供应肉类满足工

人的方式来扑灭所有的火星。当局希望局部的让步就足以减少愤怒。

华沙市内和周边的罢工马上就开始了。罢工向其它城市蔓延时，官

员们也忙着消除不满。但是这次他们难以让波兰人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雅采克•库隆在华沙的公寓中呼吁全国各地的活动分子收集和散布罢工

信息。他联系了西方记者，后者通过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

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将新闻传回波兰。一个城市的工人听到其它地方

的工人罢工并涨工资之后，他们就也如法炮制。在拉多姆等一些地方，

官员们抢先提出涨工资来消除不满。没有发生罢工的地方之一是格但斯

克。到了 7 月底，涨工资看来起作用了，风暴平息了。

然而就在 8 月初，就在党的领导人喘了口气的时候，格但斯克列宁

造船厂的官员却做了件他们很快有理由后悔莫及的事情。8 月 7 日，他们

解雇了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她已经在船厂干了几乎整整三十年，再过几

个月就有资格领养老金。她起先是做焊工，后来做过吊车司机，这个工

作让她在广大厂区里广为人知。她是一个身穿印花衣裳的祖母般的人物，

她赢得了诚实不倦地为工友们辩护的名声。但她不只是受人欢迎而已。

118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她也是格但斯克城里日益壮大的政治反对派和船厂里成千上万名工人之

间的纽带。

1978 年夏天，瓦伦第诺维茨从 BBC 广播上得知格但斯克一些活动分

子希望工人们有自己的工会。她很快加入了这个团体；该团体包括安杰

依•格维雅茨达（Andrzej Gwiazda）和琼安娜•杜达－格维雅茨达（Joanna

Duda-Gwiazda）夫妇，他们都是造船工程师，年轻的历史学家鲍格丹•博

鲁塞维奇（Bogdan Borusewicz）

，他参与过 1968 年的学生示威，也是格

但斯克唯一的保护工人委员会成员，还有列宁造船厂医务所的一名护士

阿莲娜•皮安科斯卡(Alina Pienkowska)，她在保护工人委员会发行的《通

讯》中读到博鲁塞维奇的演说稿后参加了这个团体。与瓦伦第诺维茨同

为 1970 年罢工领袖的列赫•瓦文萨也几乎同时加入。他们还拉进来一些

年轻的工人，包括来自列宁造船厂的杰西•伯鲁兹扎克（Jerzy Borowczak）

和安杰依•库罗德兹（Andrzej Kolodziej）

，以及来自附近的艾尔莫船厂

补给公司（Elmor shipyard supply enterprise）的鲍格丹•里斯（Bogdan

Lis）

。

工会活动分子和城里的反对派团体通过博鲁塞维奇联系了起来。他

们在本地工厂中散发工人报刊《工人》

（Robotnik）

。1978 年 8 月他们开

始制作自己的报纸《沿岸工人》

（Robotnik Wybrzeza）。该团体的多数精

力用在每年 12 月组织纪念 1970 年被杀船厂工人的仪式上。每次周年纪

念之前几周，瓦伦第诺维茨和朋友们会在城市里张贴海报，在电车上和

工厂的大门外发放传单；在那一天人们会在船厂 2 号门外聚集，献上鲜

花，一分钟默哀，唱国歌，听演讲。

虽然当局没有用武力来驱散参加纪念仪式的人，但组织者个人还是

付出了代价。他们被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审判，被短期拘留，被不

知来历的人攻击，被解雇。来自艾勒托莫塔兹（Elektromontaz）工厂的

年轻工人塔德乌什马•什切潘斯基（Tadeusz Szczepanski）帮助举办了

1979 年的仪式，几周后他失踪了。春天他残缺不全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

河上。

对如此野蛮行径采取行动需要巧妙的决心，而在这方面没有谁比列

赫•瓦文萨更好。他 1967 年来到格但斯克，和另一位新来的年轻人旦努

塔（Danuta）结婚，从事船厂电工工作。1970 年罢工的时候，瓦文萨已

经算是一名领袖了。他聪明且不怕说出心里所想的，但也富有幽默感。

他以经验丰富、工作勤奋著称，这意味着船厂的官员们不得不对他多点

11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容忍。1970 年之后，他通过反复帮助组织纪念仪式、在工会会议上骂官

员来试探这种耐心。1976 年一次特别长的激烈演说之后，他终于被开除

了。

这之后的几年里，瓦文萨不断遭到各家工厂解雇。在失业期间，他

和他越来越大的家庭依靠来自教会、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其它反对派团体

的捐款以及工人们的捐赠生存了下来。虽然当局让他的日子难过，但他

们也激励他成为了一名激进的组织者。他在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中已经

广为人知，并且在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时将独立工会的消息散布

到其它工厂。在待业期间，他是一个全职的活动分子，人们经常看见他

驾着一辆涂画着波兰 1791 年民主宪法的小汽车在城市周围转悠。他还在

格但斯克政治团体的聚会中出现，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寻找盟友；他

看上去谁都认识，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瓦文萨和瓦伦第诺维茨早就认识到官方工会是假的，工人如果想争

取自己的利益就必须组织起来为自己说话。1970 年的罢工让他们知道当

行动的机会再次来临时，哪些手段会失败，哪些手段会起作用。现在，

由于和格维雅茨达、博鲁塞维奇等人的关系，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船厂和

格但斯克之外的事情的一部分。瓦伦第诺维茨信赖保护工人委员会的材

料，她阅读持不同政见出版物，还参加飞行大学的演讲。而瓦文萨则觉

得和其他活动分子一起工作是他“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人类团结。

”28

1980 年夏天之前，自由工会团体遵循由库隆和米奇尼克设计、保护

工人委员会贯彻的反对运动模式。他们不是通过抗议来要求改革，而是

蔑视当局假装可以控制社会。他们不要求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他们就

当已经有了这些自由一样行事，印发自己的报纸，举办自己的活动。他

们通过这些工作让工人获得信息，让 1970 的记忆保持鲜活，反复宣传独

立工会的需要，同时也在格但斯克异议知识分子和激进工人之间建立了

联系。

然而自由工会团体心中有着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组织全波兰的工

人。他们有意要推进体制本身发生根本变化，让工人们有权利自我组织、

自我防卫。到了改变体制的时候，华沙知识分子们所开创的方法就不够

用了；这需要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并和政权发生激烈的冲突。1980 年夏

天，瓦文萨和他的朋友们突然发现他们自己正在领导这么一场运动。而

解雇瓦伦第诺维茨则是点燃导火索的火花。

120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正在占领船厂”

瓦伦第诺维茨被开除的那天晚上，大约六名格但斯克活动分子在皮

欧特•迪科（Piotr Dyk）的家中聚会。迪科是一名医生，还是民族主义

反对派团体青年波兰（Young Poland）的成员。在场的有瓦文萨，还有

博鲁塞维奇、皮安科斯卡和安杰依•格维雅茨达以及两名年轻工人：在列

宁造船厂工作的鲍格丹•费尔斯基（Bogdan Felski）和曾因试图发动罢

工而被解雇，此时正要到巴黎公社船厂工作的安杰依•库罗德兹（Andrzej

Kolodziej）

。他们害怕迪科的公寓被装上了窃听器，于是出去，到了公

寓区后面的院子里，在那里他们谈到要进行一次罢工。29

接下来几天里，博鲁塞维奇和三名年轻的船厂工人——费尔斯基、

杰西•伯鲁兹扎克和路德维希•普莱德金斯基（Ludwig Pradzynski）——

制定了计划。7 月他们试图罢工时，船厂的工人没有响应。这次有了一个

能打动人心的议题：瓦伦第诺维茨。他们印发了数千本小册子说明为什

么她被解雇，要求让她复职，他们还要求涨工资及为 1970 年 12 月被杀

的工人建造一座纪念碑。

在船厂内，伯鲁兹扎克悄悄地试探了几个工人，看这些议题能否让

他们罢工；答案是肯定的。四名组织者对他们的计划保秘，即使是自由

工会团体的同事也只知道罢工已经不远了。但是他们知道需要有更有经

验的人在自己一边，所以他们在 8 月 12 日星期二找到了瓦文萨，问他能

不能在明天早上领导罢工。瓦文萨婉转拒绝——因为旦努塔刚刚生了第 6

个孩子；他需要留在家里。但到星期四他就有时间了。因此罢工被推迟

了一天。30

星期四早晨 4 点 30 分，博鲁塞维奇正在格但斯克北部郊区开往船厂

的线路上一个电车站里，提着几千份关于瓦伦第诺维茨的传单。黎明的

时候，与他一道发传单的伙伴来了，两人一起搭乘一辆载着第一批早班

工人的向南去的电车。他们分发传单，在下一站下车，然后登上下一辆

经过的车——此时另一个小组正在从南部出发的电车上发传单。发完传

单之后，博鲁塞维奇才疲惫地回家。

他们到达船厂时，数千名工人已经知道了瓦伦第诺维茨的经历和她

被解雇的事情。他们读到她三次获得奖励，她为其他工人而斗争，她和

自由工会团体的工作。他们知道 8 月 7 日她被开除前管理方如何骚扰她。

传单称：“当局难以容忍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因为她保卫其他人，而且

12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能够组织她的工友”

。传单还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能抵制这件事，就没

有人能出来为反对提高工作量、破坏安全规范或是强迫工人超时工作说

话了”

。安娜•瓦伦第诺维茨保护过他们；现在是他们保护她的时候了。31

快到 6 点时，小型 K-5 船身组装车间的大约 200 名工人走进衣帽间，

他们看到号召罢工的海报。整晚都没睡的伯鲁兹扎克刚刚贴出海报。他

们换上蓝色工作服时，伯鲁兹扎克又在每人手中发了一份传单。同样的

事情也发生在更大的 K-3 车间，普莱德金斯基在那里工作，还有 W-3 车

间，费尔斯基等人在那里发了传单。

费尔斯基、普莱德金斯基和伯鲁兹扎克在衣帽间和车间里解释这次

罢工，请求工友们出来，进入广阔的船坞里。虽然许多人——特别是老

工人——不愿意，但有些人同意了。他们经过船身和车间时呼喊着：

“离

开机器，跟我们走”

。伯鲁兹扎克和费尔斯基带领的人群会合，来到船厂

一端普莱德金斯基的 K-5 车间里，已经有 2,000 人聚集起来。然后他们

又往回走，人数不断增加。

现在时间刚过早上 9 点，他们来到 1970 年罢工者被枪杀的地方，臭

名昭著的 2 号门前。一些人开始嚷着说应该离开船厂，游行到党委大楼。

但领导者已经做好准备，他们不想重蹈 1970 年的覆辙，再造一张烈士名

单。伯鲁兹扎克等人呼吁为 1970 年受害者默哀片刻，随后带领大家唱国

歌，然后让罢工者平静下来，继续留在船厂中。32

一小会儿之后，罢工者聚集在行政大楼外的广场上。刚刚 22 岁的伯

鲁兹扎克爬到一台开凿机升起的铲子上，将它变成了一个讲坛。他拿着

扩音器，呼吁罢工者选举一个委员会。

“我们需要可以信任的，在车间和

工作小组里有权威的人”

。不同车间和部门的工人们聚集起来，选出了他

们的代表，一共 20 人。33

然后，船厂厂长克莱门斯•格尼希（Klemens Gniech）出现了，他爬

到了铲子上。格尼希广受工人们喜爱和敬重。他 20 年前从一名船体装配

工人做起。与其他党员一样，他曾参加过 1970 年 12 月的罢工，他被看

作是一个进步人士。因此当他说一旦罢工者回去工作，他就会坐下来和

罢工委员会的人谈判时，许多人已经准备相信他。看起来仅仅几个小时

之后这场罢工就进行不下去了。34

格尼希突然发现列赫•瓦文萨来到了铲子上，站在他身边。“你认识

我么？”，瓦文萨问厂长。他花了整个早上的时间试图甩掉那些习惯性地

跟着他的安全人员，几分钟前他刚刚翻过了船厂边上的围墙。现在他站

122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在数千名工人面前质问格尼希。他要求道：

“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被船厂解

雇了。我偷了东西？我是个贼么？我在这家船厂已经工作十几年了，我

现在还自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船厂工人。我已经有 4 年没有正常工作了。

”

当伯鲁兹扎克将瓦文萨的名字加入罢工委员会，让他成为第 21 个成员时，

瓦文萨大声地说：

“我们正在占领船厂！

”罢工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

保证说：

“我会最后一个离开„„”35

瓦文萨的出现让格尼希在谈判开始前就结束罢工的希望破灭，那是

一个夺走工人代表的所有优势的计谋。现在，正在这两个男人不自在地

一起站在开凿机的铲子上的时候，罢工者们喊出了自己的条件：安娜•瓦

伦第诺维茨也必须纳入罢工委员会，并用格尼希自己的车子送到厂里来。

罢工者们知道他们占据上风，他们享受着稍稍报复一下他们的头儿的机

会。瓦文萨加上第二个条件：谈判过程要用高音喇叭在整个船厂里广播。

这样普通人可以就跟进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知道代表们没有出卖他们。

然后罢工委员会离开了，在瓦文萨以前车间的自助餐厅驻扎。

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喝茶，并且制定出了超出罢工组织者几个小时前

所提出的要求。必须重新雇佣瓦伦第诺维茨和瓦文萨。必须给工人们涨

工资并附加生活费用条款，肉类涨价必须撤销。给警方和军官的特别津

贴必须废除。必须为 1970 年的烈士竖立一座纪念碑。罢工者们需要不秋

后算账的保证，工人们还需要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正如瓦文萨和他的

同事们在过去几年中所坚持的那样。

委员会带着这些要求回到行政大楼，与格尼希坐下来谈。但是厂长

并没准备那些先决条件。他告诉他们，会议室没有和广播系统连接，因

此广播谈判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麻烦瓦伦第诺维茨，他说；她

不是很舒服，而且这些兴奋场面会让她感到心烦。但是委员会不会这么

容易被打发。瓦文萨宣布除非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他们不会进行谈

判，工人们走了出去。

中午时分，罢工者们站在广场上，一辆灰色的小汽车载着瓦伦第诺

维茨从 2 号门缓缓开进院子，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小胜一把。罢工者蜂拥

着包围汽车的时候，瓦伦第诺维茨走了出来，爬到开凿机的铲子上。人

们向她送上一束玫瑰（那天早晨从格尼希办公室外的灌木丛中采的）后，

她几乎说不出话来，不得不擦着自己的眼泪。后来格尼希让步了，允许

通过高音喇叭广播谈判。谈判将在明天星期五举行。36

星期四下午罢工者们为留在船厂作了准备。在船厂边上的诊所工作

12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的皮安科斯卡向格但斯克人民散播需要捐献食品的消息，还招募一群学

生去挨家挨户收。其他罢工者守着船厂入口，并禁止饮酒。有人竖起天

线收听自由欧洲电台，还将厂内的易爆物收了起来。另一些人着手解决

新鲜水的供应，住在附近的人回家带来床垫和毛毯。当白昼逐渐消逝的

时候，一个由闲置的帆布做成的帐篷营就搭建起来了。37

罢工者在里面忙着的时候，皮安科斯卡一了解到罢工的细节就开始

给雅采克•库隆打电话。消息从库隆口中传到了外国记者那里，然后再通

过自由欧洲电台传回波兰。鲍格丹•博鲁塞维奇来到港口，让码头工人知

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前往其它工厂。在这些地方，作为外人的他

很难说服别人接受罢工的风险。但自由工会团体却和格但斯克－格丁尼

亚地区一些大型企业的激进工人有联系，星期五早晨这些人采取了行动。

星期五是安杰依•库罗德兹在巴黎公社船厂工作的第二天。那天早上

在公车上，这名 20 岁的陌生人接触他的新工友们，告诉他们列宁造船厂

的罢工，呼吁他们不去工作。他在船身装配车间的衣帽间继续劝说，然

后又到了一天开始时挤满工作小组的广场上。看起来他和其他年轻鼓动

者都失败了，领班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员们催促工作小组前往车间和船

身。但不一会儿之后，数十人离开了岗位，回到广场上；不久数千人加

入了他们，罢工开始了。

在和列宁造船厂很近的艾尔莫工厂，安杰依•格维雅茨达和鲍格丹•

里斯——他与自由工会团体合作，而且身份特别，是该厂党委书记——

带领 2,000 名工人出来罢工。另外一个盟友亨里卡•柯兹渥努斯（Henryka

Krzywonos）说服了城市交通工人罢工。修理船厂（the Repair Shipyard）

和格但斯克北方船厂（Northern Shipyard）的工人也不工作了，北方港

口的码头工人也是如此。到了星期五中午，大约 50,000 名工人离开工作

岗位。各个企业的罢工者都留在原地，准备占领厂房，选举罢工委员会，

派出代表到列宁造船厂，后者看来成为了这一区域的神经中枢。

从星期四黎明开始罢工不到 24 个小时，一小批年轻的活动分子除了

传单和海报之外没有其它装备，就发动起大批人来。第二天整个区域都

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各地的罢工者都保持克制，没有冲进城市和警察对

峙；而是呆在院子和工厂里——这是他们能控制并且民主地组织起来的

受到保护的空间。通过向一个中心地点派出代表，他们开始建设一个单

一的组织来团结和指导所有罢工者。而他们要求独立工会提高了事情的

重要性：必须有比工厂管理者级别更高的官员介入进来。

124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这些都是一个没有预料到的扩大过程的第一步，这一扩大过程发动

了一场超出自由工会团体预料之外的运动。一旦活动分子们引发了罢工，

他们就不能完全引导下一步要发生的事，因为罢工的动力来自成千上万

个体的行动。但是第一天的关键决定——占领工厂，组织起来和要求独

立工会——不是自发的。这些决定反映了那些经历过 1970 年创伤的工人

从中学到并传递给年轻工人的教训；它们也在自由工会团体的出版物中

流传很多年。博鲁塞维奇回忆说：

“我们不需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应该

到街上去，为什么他们应该待在厂里。

”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们已经知道

了应该做什么。38

“谁想要罢工？”

正当这一地区的工人加入罢工时，地方当局正在等待来自华沙的指

令。盖莱克缩短了在苏联的假期，星期五早上回到华沙。政权决定通过

扑灭格但斯克中心的火焰来窒息这次罢工。第一步是将该市和波兰其它

地方隔绝开来。星期五所有通往市外的电话和电传线路被掐断，道路被

封锁。在列宁造船厂，格尼希奉命接受工人的多数经济要求。政府告诉

他：

“做任何能结束罢工的事情”。只是工人们的“政治要求”——尤其

是独立工会的诉求——必须被拒绝。官员们相信，一旦与船厂的工人们

达成交易，其它地方的罢工者就能被说服回去工作。39

这个计划的问题是，列宁造船厂选举的罢工委员会绝大部分由激进

分子组成——像伯鲁兹扎克那样强硬的年轻人和瓦文萨和瓦伦第诺维茨

那样有经验的老手——他们不大会被涨工资收买。但是格尼希想出了一

种能让罢工委员会屈服的方法。星期五早上谈判开始时，工人们从高音

喇叭里听到他建议说，由于委员会中的代表仅仅来自船厂一些部门，应

该每个部门选出三名代表来产生一个更有代表性的委员会。

瓦文萨等人无法表示反对而又不让其他罢工者觉得似乎违背了自己

的民主原则。但是他们担心许多部门的官方工会会员和党员——他们能

授予特权或是解雇、调离某人——会逼着工人选举他们自己或是其他小

心谨慎的员工。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那天晚些时候，新的更大的委

员会组成之后，罢工组织者成了一个较保守的群体中的少数。40

星期五的谈判中，格尼希给了罢工者想要的多数东西。瓦伦第诺维

茨和瓦文萨可以回来工作。地方党委书记可以保证罢工者不会被秋后算

12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帐。会为 1970 年的受害者竖立一座纪念碑。厂长还给出了取消食品涨价

和改革现有工会的含糊许诺。到了这天结束的时候，剩下来的一个问题

是涨工资的幅度。下午和晚上，其它工厂的代表赶来的时候，他们发现

正当这场罢工在这个区域愈演愈烈的时候，罢工的中心却快要溃不成军

了。

当星期六上午谈判开始时，格尼希拖延了一会儿，然后提出了和原

来的要求差不多的涨工资幅度。委员会的成员现在看来急着拿到钱回去

工作了，但是瓦文萨却在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应当坚持他们所要的工资、

取消涨价、罢工津贴，而最重要的是成立自由工会的权利。格尼希许诺

说如果他们结束罢工，他们还是能得到这些，他成功了。多数投票结束

罢工。瓦文萨感到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拿起麦克风宣布罢工结束。

数千名在船厂待了两个晚上的工人爬起来向大门走去。

大楼之外一片混乱。瓦文萨和其他的委员会成员出现时，他们被来

自其它企业的代表包围了。其中一个人叫道“格但斯克船厂在背叛我们！”

亨里卡•柯兹渥努斯和瓦文萨很熟，面对面地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做，

列赫。如果你抛弃我们，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突然间，瓦文萨知道

他无法拒绝这些请求。他告诉人们：

“我们必须尊重民主，因此要接受这

些妥协，即使它不那么好。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抛弃其他人。我们必须出

于团结继续罢工直到所有人都获胜为止。我说过我会是最后一个离开船

厂的人。我是说真的。如果聚集在这里的工人想要继续罢工，那么罢工

就将继续。现在谁想要罢工？”人们高喊“我们要罢工！

”41

瓦伦第诺维茨和皮安科斯卡冲回会议室想要广播继续罢工的决定，

却发现麦克风被掐断了。格尼希回到办公室，通过高音喇叭告诉工人们

罢工已经结束，他们必须回家——下午 6 点之后被发现继续留在这里的

人将遭到起诉。许多工人只听到格尼希的话，因此已经离开，剩下的人

很快也会跟着离开。

但是两名妇女跑到 3 号门。皮安科斯卡平常是很柔和的一个人，她

抓起扩音器，锁上门，要求大家安静，然后宣布：

“三分钟后，所有人都

可以离开，但是我想要说几句话，三分钟的时间你们总可以等。”她站在

一个桶上，告诉工人们厂长说的是假话。工人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不会有自由工会。

“如果你们出去，1976 年那样的事情就会再次发生；留

下來的人会被军队包围镇压。他们会被解雇„„这就是你们想要的？”

她看来正在将他们争取过来。

“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团结，所有的工厂，所

126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有的工人的团结。

”这时工人们欢呼起来，大门再次打开时，只有 4 个人

离开。然后皮安科斯卡乘上一辆电动载货车去了其它大门，她在那里做

出了同样的恳求。42

船厂的规模让消息无法传到每个人那里，许多罢工者疲倦了，急着

要走。所以尽管皮安科斯卡十分努力，下午结束时多数罢工者还是离开

了。有多少人留下了并不清楚；根据有些记载是 400 或 500 人，根据另

一些记载则是大约 1,000 人。这些铁杆罢工者必须坚持整个周末，希望

工友们星期一早上出现时会再次加入罢工。与此同时，通讯员们赶往其

它罢工工厂去说罢工仍在继续，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为了整个国家”

躲在造船厂中的活动家们不仅拯救了罢工，也拯救了独立工会运动。

但是要赢得组织工会的权利，就必须动员整个沿海地区甚至整个波兰的

工人阶级。只有规模庞大的总罢工才能造成足够多的经济损失，从而迫

使政权在这种重大问题上让步。现在他们已经阻止了格尼希（Gniech）

在野火蔓延之前将其扑灭的企图，便有机会召集一场更大规模的运动。

用博鲁塞维奇（Borusewicz）的话来说，首先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计

划——“一个大家都会追随的标语或旗帜。

”周六晚间，二十个罢工企业

的代表聚在造船厂卫生安全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也就是与格尼希会

谈的地点，并且宣布成立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Inter-Factory Strike

Committee ， 其 波 兰 语 缩 写 为 MKS ）。 瓦 文 萨 、 瓦 伦 第 诺 维 茨

（Walentynowicz）

、格维雅茨达（Gwiazda）和柯兹渥努斯（Krzywonos）

是核心成员。经过多年来的散发传单、举行纪念仪式和遭受安全人员的

虐待之后，现在他们成了数以万计罢工工人的发言人。出席会议的还有

许多长期与自由工会团体合作的异议知识分子。他们一同工作至周六深

夜，周日也工作了一整天。工作完成之后他们提出了二十一项要求。43

第一条是成立独立于党的自由工会的权利。这是格但斯克活动家们

的旗帜，也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沿海地区普通工人的梦想。第二条是

禁止秋后算帐，接下来是具体的福利要求：罢工津贴，2,000 兹罗提加薪

和生活津贴。与格奥尔基•沙邦（Georgi Gapon）及其俄国同胞在血腥星

期天向沙皇递交的请愿书一样，这些要求中也包括基本的权利和正义，

例如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恢复由于政见问题而被解雇或从大学开除

12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者的工作或学籍，以及取消安全部门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的特权。还

有些变革要求不仅对工人有影响，而且对所有波兰人的生活都有影响：

降低退休年龄、改善医疗服务、普及日托服务和延长产假，以及周六放

假。

不过这些要求并没有挑战政府的权力。周六晚间，热忱的人权活动

家塔德乌什马•斯祖劳斯基（Tadeusz Szczudlowski）提议要求完全废除

审查制度。博鲁塞维奇表示反对。他坚持说他们不应威胁波兰统一工人

党（PZPR）的政治控制力。他提醒他们说：

“你们知道 1968 年捷克斯洛

伐克废除审查制度的结果。

”他们必须尊重现实：波兰是苏联集团的一部

分，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放弃了要求自由

选举的提议。罢工开始才不过三天，罢工领导者就已经在遵守挑战政权

的速度限制了。44

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希望罢工能够成为民众运动的主要

推动力量。其领导者知道，除非工人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否则他们不

可能在长期斗争中获胜。因此他们给罢工加上了能够广泛激起共同的价

值感的象征符号。周日上午，亨里克•索卡尔詹科斯基（Henryk Jankowski）

神父来到 2 号大门前主持弥撒。成千上万人从城里赶来参加，他们手捧

鲜花，高举波兰国旗。有人在大门上贴了一张约翰•保罗二世的照片。厂

内的工人和厂外的市民齐唱圣歌，神父则给 1970 年工人遇害之处的木头

十字架祝圣。随后还给十字架挂上了红白两色国旗颜色的丝带和黑色的

圣母像。十字架顶端的一张纸上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带领波兰脱离

俄国独立的英雄约泽夫•毕苏斯基（Jozef Pilsudski）的名言：

“只要愿

意，就能做得到。

”于是罢工者的梦想与波兰的民族精神合而为一。45

周末即将结束之际，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也面临着必须把罢工扩大

到二十二家已经参加罢工的工厂和造船厂之外的任务——先扩大到格但

斯克周围数以十万计的工人中，然后再扩大到西里西亚的煤田、克拉科

夫（Krakow）和华沙周围的工业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另一大港口什切

青（Szczecin）

。不过现由国家控制的媒体中充斥着反对罢工的声音。格

但斯克的报纸坚称罢工会使经济恶化。总理在电视上警告说，如果罢工

不能很快平息，波兰的“盟友”——指苏联——将会感到不满。仍然待

在造船厂内的罢工者被描述为一小撮不满分子，不顾广大工人的意愿阻

止他们回去工作。

周日晚间，地下印刷厂印出了第一批关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及其

128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诉求的传单。周一一群通讯员开始行动，将传单送到沿海的各个工厂。

运货至列宁造船厂的卡车司机也把消息带回供货的工厂。工人很难通过

封锁格但斯克的路障，但是同情罢工的学生、医生和工程师却能成功通

过。在华沙的库隆（Kuron）的帮助下，整个波兰的自由欧洲电台听众都

知道了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及其诉求。周一，成千上万周六回家的工人

返回造船厂，重新加入了驻守者的行列。三十多家新加入罢工的工厂也

派代表前来；守卫人员一整天都在宣布有新的代表到来。到了傍晚，联

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已经囊括了该地区 150 多家工厂的代表。

得到这股新的支持力量之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已经做好了谈判

准备，但现在局面已变，当局拒绝谈判。周一，政治局成员斯坦尼斯瓦

夫•卡尼亚（Stanisław Kania）与省党委开会，秘密制定了一个新计划

来结束危机。政府之前曾经试图与造船厂工人达成协议，从罢工的中心

破坏它。现在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与十几家尚未加入联合工厂罢工委员

会的企业的罢工者谈判，承诺大幅加薪——同时试图与加入联合工厂罢

工委员会的各家企业的罢工者分别达成协议，以此来分裂他们。但基本

策略还是一样的：收买工人，使他们远离自由工会的目标。同时他们还

希望通过强行封锁格但斯克的电话和公路，骚扰罢工通讯员和监禁包括

库隆在内的反对派人士来阻止罢工向外蔓延。最重要的是：他们无论如

何都不会承认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

周二，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员一度考虑过另一种选择：用武力来镇压

罢工。整个周末，列宁造船厂中的监守者都在担心遭到攻击，他们想象

会有伞兵从天而降。但卡尼亚和格但斯克党委书记塔杜兹•费兹巴克

（Tadeusz Fiszbach）都希望和平解决；1980 年不是 1970 年，盖莱克也

不是哥穆尔卡。盖莱克反复表示他会竭尽全力避免伤人。多亏库隆和随

后来到格但斯克的外国记者，造船厂的戏剧性场面不仅进入了许多波兰

人的视野，也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罢工者挟持了价值昂贵的船舶和

机器做护身符，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些保护。宣传则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

保护。46

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这场冲突的未来发展要取决于政府的贿赂、

造谣和威吓是否能够阻止爆发于上周、本周一仍然波涛汹涌的罢工动员。

如果这些手段不管用，罢工广为蔓延且持久不衰，政府最后就要面临一

个艰难的抉择：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谈判，或者使用军队镇压。

与此同时，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成员正坐在造船厂会议厅内的三张

12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长桌前，在列宁的雕像下聆听新加入的罢工代表的发言，相互辩论并且

制定计划。会场后方的技术人员把会议实况转播到造船厂的各个角落，

还录制录象带给其它工厂的罢工者看。会场外，造船厂门卫把安全人员

等不受欢迎的人拒之门外。另一些人则在看管船舶和机器，以免损坏。

翻译们给外国记者和摄影师提供帮助。屠夫宰杀活猪活牛，饭菜用人们

从各处带来的肉类、马铃薯、乳酪、面包和其它农产品做成。47

周三，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发表声明，坚称罢工者“不是为了自己

微不足道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正义而斗争”

，全国民众似乎都同

意这一点。每天都有一大群祝福者聚集在大门外。周三，格但斯克技术

学院（Gdansk Polytechnical Institute）代表团抵达造船厂，宣布支

持罢工；第二天，格但斯克作家联盟（Gdansk Writers' Union）和格但

斯克大学（University of Gdansk）也做出同样的举动。自由欧洲电台

广播了一篇支持罢工者的声明，该声明由天主教周刊编辑塔杜施•马佐维

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起草，另有六十四名华沙知识分子联署。

星期五午夜过后，马佐维耶茨基和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布罗尼斯瓦

夫•盖莱梅克（Bronislaw Geremek）从华沙赶来与瓦文萨会谈。他们同

库隆等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担心自由工会的要求走得太远，可能会引起

冲突。他们虽然未能动摇瓦文萨的意志，但是在瓦文萨的邀请下决定留

在造船厂中担任顾问。

罢工一直在沿海地区不断蔓延。到了周二晚间，263 家企业参加了联

合工厂罢工委员会；第二天又有 40 多家企业参加——其它地方的罢工消

息也开始传入格但斯克。什切青的涡尔斯基造船厂（Warski Shipyard）

于周一停工；随后该地区另外几家工厂组建了自己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

会，与苏联接壤的埃尔宾（Elblag）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周四晚间，

格但斯克各家曾经与政府个别谈判的企业的罢工者也加入了联合工厂罢

工委员会。

政府分化瓦解的策略已经失败。本周一开始罢工者就已经赢得了格

但斯克人民的支持，激励了异议人士，还吸引了一群外国记者。现在罢

工已经使整个格但斯克-格丁尼亚（Gdynia）地区陷入瘫痪，而且随时可

能扩散到其它地区。周五晚间，政府高层准备尝试新方案。既然联合工

厂罢工委员会一再邀请他们进行会谈，那么他们或许能够在让步不多的

情况下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达成协议；他们带着这样的希望表示将于

周六前往造船厂。

130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经过一个星期的僵持之后，这场运动已经迫使政府承认联合工厂罢

工委员会是罢工工人的代言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罢工领导者已经超

越了 1970 年的经验。他们号召了这些年发展出来的新盟友：农民和市民

为罢工者提供补给，专业人士和学生把罢工消息传遍沿海各企业；学者

和异议人士为外国媒体做翻译，还为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提供建议。这

一广泛的联合阵线没有发动罢工，但却挫败了政府孤立和消耗罢工者的

企图。与 1970 年不同的是，现在工人不是孤立无援的。

“我们实现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周六晚间，双方在卫生安全大楼会议室会谈，与会议室仅隔一道玻

璃墙的会议厅里有数百名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代表旁听。外面还有成千

上万的罢工者能够听到会谈的每一个字，政府人员进入会议室时必须从

他们当中穿过去。政府一方以副总理梅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Mieczysł

aw Jagielski）为首。7 月他曾设法结束了卢布林（Lublin）的总罢工，

因此赢得了纠纷解决能手的名声。瓦文萨、格维雅茨达、柯兹渥努斯、

库罗德兹（Kolodziej）

、皮安科斯卡（Pienkowska）和其他罢工发起人

则代表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发言。

现在数百家工厂数以十万计的工人有了共同的目标，联合工厂罢工

委员会希望为进行更广泛的动员消除障碍。他们要求停止逮捕和殴打罢

工通讯员，官方媒体广播有关会谈的新闻，并且恢复连接华沙的电话线，

否则将拒绝就二十一项诉求进行谈判。雅盖尔斯基及其同僚大吃一惊。

他们知道参加罢工的工厂越多，他们的地位就越弱，因此他们做出了一

般性的保证，指出“技术上”有困难，还试图引导讨论回到核心诉求上。

其中一位官员声称电话无法恢复是因为昨天晚上飓风袭击了华沙，摧毁

了大半个城市，包括电话总局。皮安科斯卡指出：

“请允许我指出，连接

华沙的电话线上周五就被切断了，那是整整一个星期以前。那时可没听

说有什么飓风。

”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会一直等到

政府满足这些先决条件再进行谈判。他们在谈判中占有优势，他们会充

分利用这一点。48

一开始政府不知所措。直到周一晚间，连接格但斯克和华沙的电话

才恢复通话，地方和国家电视台也开始播放关于会谈的报导。周二谈判

再次开始，同时更多的宣传也给罢工风潮推波助澜。当天弗罗茨瓦夫

13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Wroclaw）工人罢工，并且成立了委员会，从而使罢工逼近了上西里西

亚的重要煤田。到了星期三，格但斯克地区已有 500 家工厂罢工。另两

个工业中心布龙贝格（Bydgoszcz）和托伦（Torun）也爆发了罢工，巨

型钢铁厂诺瓦•胡达（Nowa Huta）厂的工人也在准备罢工。到了星期五，

20,000 名 铜 矿 工 人 也 参 加 了 运 动 ， 波 兹 南 （ Poznan ） 采 盖 尔 斯 基

（Cegielski）机械厂的工人警告说，如果格但斯克会谈没有达成协议，

他们就会罢工。现在政府在与时间赛跑，因为每过一天经济损失都会增

加。

虽然最高领导人已经失去了全国工人的服从和对通讯的控制，但他

们仍然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上挽回一些东西。他们认为如果在经济要求上

让步，或许就能避免根本性的改革，尤其是独立工会。政府曾在 1956 年

和 1970 年两度面临工人起义，两次都用在经济问题上让步和承诺改革现

有的工会平息了风波。甚至有些为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作顾问的知识分

子也认为，官方工会民主化就是他们所能要求的极限，顽固拒绝接受这

种方案只会破坏达成协议的机会。但他们与之谈判的这些人已经把独立

工会当作一生的核心目标，决不会在离目标如此之近的时候放弃。

周二谈判恢复时，雅盖尔斯基保证将彻底改革官方工会，联合工厂

罢工委员会代表不为所动。码头工人代表坚持道：

“事实是，我们目前的

工会毫无用处，一事无成。

”鲍格丹•里斯（Bogdan Lis）说得更加生动：

“我们不要输入新血，我们要一个全新的器官。”短暂休息之后雅盖尔斯

基提议双方指定“专家”举行闭门会谈，起草协议文本，主要谈判代表

继续公开会谈。这违背了罢工领导人 8 月 14 日以来一直要求的公开性原

则，但瓦文萨等人同意了。他们感到——后来也证明他们是对的——政

府已经准备退让，只是希望避开公众和外国媒体的目光。49

波兰统一工人党终于准备在罢工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让步了，协

议最终能够达成也是因为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准备有所回报。表现为忠

诚的反对派而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统治的威胁可能只是一种表象，但这

润滑了谈判的车轮。周二的会谈一开始，瓦文萨就保证罢工者“不反对

社会主义制度”

。本周晚些时候的“专家”小组会议上，一名政府谈判代

表坚持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必须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工人一方表示同

意。一党专政很难得到支持，但用政治羞辱来强行灌输这种观点会有危

险。50

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还做出一项让步。虽然委员会希望所有波兰工

132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人都能获得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但政府拒绝了；格但斯克以外的工人

必须自己争取这一权利。有些罢工者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坚决顶住，但瓦

文萨、格维雅茨达和顾问们都主张让步，他们获胜了。

到了周末，协议已经近在眼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也面临重要关头。

政治局会议在华沙召开，争论究竟是接受协议还是诉诸武力镇压。安全

部 门 头 目 卡 尼 亚 和 国 防 部 长 沃 依 切 赫 • 雅 鲁 泽 尔 斯 基 (Wojciech Jaruzelski)反对镇压，他们担心部队会违抗攻击造船厂和其它企业的命

令。当天晚些时候，雅盖尔斯基得到指示尽快完成协议。

周六和周日两天，全体谈判代表敲定了最后的细节。政府将尊重工

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利，但要求工会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的

领导地位”

，

“不反对现存的国际结盟体系”

。这就是重点所在：工人得到

了自己的工会，但工会不能参与政治，也不能反对苏联。罢工者还赢得

了罢工权、新的新闻法、对政治压迫进行调查和经济保证——政府还承

诺不对罢工者和帮助者秋后算帐。

周日下午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瓦文萨知道不是所有的联合工厂罢工

委员会代表、罢工者和异议人士都对协议——尤其是关于党的领导地位

的条款感到满意。他问道：

“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没有，我

们没有实现一切，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实现了很多。我们实现了我们力所

能及的一切„„我们也将实现其余的目标，因为我们有了最重要的东西：

独立自主的工会。这是我们将来的保证。

”然后他宣布罢工结束，随后他

与雅盖尔斯基签署文件。当时是 8 月 31 日星期日晚间，数以十万计的工

人将于第二天早晨返回工作岗位。51

协议承认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是代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地区工人

的新工会的创始委员会。几天之内新工会就在格但斯克市郊的一家旧旅

馆里建立了办事处。瓦文萨任主席，他邀请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

担任首席顾问。罢工组织者决定给新工会起名为团结工会，这个名字来

自造船厂出版的罢工简报的标题，它抓住了 20 世纪 70 年代激励了反对

派运动的共同抗争精神。8 月 30 日什切青罢工者与政府签署协议之后，

也给当地的新工会选择了同样的名字。

根据承诺，官方媒体刊登了协议全文，所有波兰人都知道了格但斯

克工人赢得了哪些东西。没过几天其它地区的工人就开始要求同样的权

利，然后又向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询问应该如何占领工厂和组建联合工

厂委员会。波兰各地的工人受到沿海地区罢工的鼓舞，抓住组织工会的

13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权利不放。9 月 17 日，各地代表在格但斯克开会，谋求建立全国性组织

——选举全国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ssion），以便

为地区性工会提供指导。当时全国的团结工会会员人数已经超过 300 万，

到年底时团结工会会员人数已经接近千万。

8 月间，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确信，罢工者坚持要求的

自由工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其他异议人士一样，他确信政府决不会

容忍自己控制全国的铜墙铁壁上有任何裂缝。但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让

政府别无选择，波兰绝大多数领薪者成为不受党或国家控制的全国性组

织成员。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52

十六个月

“外表„„必须原封不动”

八月罢工尘埃落定之后，团结工会发现自己的处境与 1905 年《十月

宣言》之后的沙皇反对者类似：运动刚刚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但政

权却分裂成温和派和强硬派，而且可能退回到专制的老路上。起于造船

厂但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的冲突不可能很快平息。

狭义而言，团结工会的目标是迫使政府遵守格但斯克协议中的二十

一条，尤其是工会权利。不过团结工会虽然从罢工中产生，而且目前仍

然是一个工会组织，但它也成了一场吸引了成百上千万人——其中许多

并不是工人——参加的运动的先锋，这些人决心为让所有波兰人都能独

立结社开拓空间。团结工会事实上继承了 1970 年的罢工者和保护工人委

员会（KOR）中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而政府认为这些人都是对共产主

义的威胁。8 月之后，站在运动前线的人都知道，过于催逼政府可能会导

致镇压，甚至引来苏联的军事行动。1980 年秋天，团结工会领导人在演

讲中一再坚持他们不反对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地位和《华沙条约》

。正如

八月罢工期间所做的那样，他们把真正的民主排除在议程之外。

在这些限制之下，天主教会似乎可以成为团结工会的榜样。教会通

常能够处理自己的事务，也能保持大批忠诚的信众。作为回报它放弃了

正面批评共产主义统治的做法，不过个别教会人士仍然敦促政府尊重人

134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权。有些人认为团结工会能够成为另一个独立而稳定的公共领域，为另

外一些类型的信众提供庇护——让共产党统治名存实亡，成为一层包裹

着民主和自治的社会的萌芽、防止苏联入侵的外壳。英国记者尼尔•阿彻

森（Neal Ascherson）写道：

“波兰就像受到文物保护令保护的老房子。

内部可以现代化，甚至全面改装。但外表和屋顶必须原封不动。”53

团结工会的计划——与党竞争对波兰未来的控制力，而不争夺党对

国家的领导地位——不仅需要高度的自制，还需要从其民众基础中汲取

一切力量。这种努力要想取得成功，工会的支持者就必须团结在“自我

限制”的目标下，虽然许多人对此感到不满。罢工期间，瓦文萨全靠自

己的个人声望和政治手腕才平息了大家对接受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的反

弹。这些迫切要求民主而不顾苏联干涉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人一定会

再次发言。而且如果经济继续走弱，党无法兑现所承诺的物质利益，那

么团结工会就不得不在工资和物价问题上与政府进行正面对抗，否则就

可能会失去普通工人的支持。

团结工会的优势地位还要取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否承认自己的影

响力下降。八月协议签署后没有几天，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

就被心脏病发作所击倒，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被选为第一书记——这标

志着党内务实派的出现，他似乎准备在“革新”的口号下执行与罢工者

签署的协议，并且避免新的对抗。但党内和安全部门中许多人没有如此

开明——他们可能会竭尽全力阻止波兰统一工人党做出更多让步。

最后，团结工会希望实现的一切目标，都要取决于苏联是否选择作

壁上观。不过早在八月协议签署之前，莫斯科就已经有所警觉，

《真理报》

和《消息报》谴责罢工是“反革命事件”

，并且声称“反社会主义”的知

识分子正在利用工人。思想正统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政府的指责甚至

更加尖锐，东欧另一些共产党政权也表示，如果华沙无法摆平团结工会，

那么“友邦的援手”就可能会伸出，无论是否受到邀请。入侵波兰的国

际、经济和军事成本巨大，但总有人认为苏联会愿意付出这一代价。据

报导，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10 月 29 日在莫斯

科的政治局会议上说：

“我们绝对不能失去波兰。”54

演习与汽笛

1980-1981 年秋冬，波兰不断在危机的出现、解除和重现中循环。当

13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局一再违背八月协议中做出的承诺，或者做出违背其精神的举动——延

缓涨工资的步伐，制定新的审查法规及骚扰试图建立新工会的工人。11

月，警方突袭了团结工会在华沙地区的办公室，逮捕了一位名叫杨•纳罗

兹尼亚克（Ja Narozniak）的年轻印刷工，指控他“散布国家机密”。1

月，政府宣布波兰工人每月有两个星期六必须工作，违背了星期六放假

的承诺。官方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不断攻击保护工人委员会，并且

对其“反政府”行为展开调查。雅采克•库隆于 3 月 5 日被捕并被拘押六

小时。

这些公然冒犯的行为造成了一种两难局面。如果团结工会无所作为，

那么敌友双方都会认为它是纸老虎，没有支持八月协议的决心。但是如

果它进逼太紧，又可能会招致强硬派的反弹。团结工会找到了一条中间

路线：精心设计每次回应，保持变革的势头而又不把政府逼到悬崖边上

——它提出要求，呼吁或威胁举行抗议罢工，然后会见政府官员达成妥

协方案。团结工会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新的涨工资承诺，纳罗兹尼亚克获

释，每月只有一个星期六工作，反对派可以上电视和广播发言，还可以

出版一份报纸。这些半吊子的成就并不能令其支持者完全满意，而且一

旦协议达成，瓦文萨和其他领导者就会忙着说服工人取消罢工。但紧张

得到了缓解，新的矛盾出现之前有了短暂的喘息空间。

1981 年 3 月，团结工会立场中存在的矛盾——有权制约政权，但使

用这一权力则会面临危险——浮出了水面。波兰农民从秋天起就在为自

己的工会——称为农村团结工会（Rural Solidarity）——寻求承认。

他们得到了团结工会和教会的强力支持，但政府顽固拒绝给这个组织登

记，声称农民不拿工资，因此不能组织工会。经过几个月的摩擦之后，

这场争端终于酿成全国性危机。

3 月 19 日，农村团结工会代表与团结工会地方分会领导恩•鲁劳斯基

（Jan Rulewski）一同前往布龙贝格市参加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他们被

告知可以发言支持对农民团体进行登记，但会议在他们有机会发言之前

就休会了。然后活动家们和一些委员会成员留下来撰写联合声明。到了

晚上他们还待在那里，200 名警察两次进入房间要求他们离开。他们手挽

手站成一圈拒绝离开，还高唱国歌，直到警察把他们拖出去。后来有人

说他们像 1976 年的被捕工人那样遭到夹道殴打。包括鲁劳斯基在内的三

个人遍体鳞伤。

这一消息激怒了整个波兰。布龙贝格的群众高呼“盖世太保”

。团结

136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工会要求进行调查，并在办公室里挂上受害者满脸是血的照片。次日，

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的代表在布龙贝格开会，

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许多人希望用最后的手段——总罢工——来加以

威胁。八月谈判的顾问和老将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和布罗尼斯瓦夫•盖

莱梅克警告说，总罢工只会给强硬派提供镇压的借口。第二天，瓦文萨

提议于 3 月 27 日星期五举行四小时全国范围的警告性罢工。如果四天后

没有与政府达成协议，就会号召无限期总罢工。但代表们想要立即发动

总罢工，只有在瓦文萨愤而退席之后他们才接受了他的计划。他们提出

五项要求，包括惩罚布龙贝格的肇事者和承认农村团结工会。

接下来的几天里，气氛紧张得让人无法忍受。苏联领导人延长了正

在波兰举行的华沙条约国家军事演习，波兰首都处于苏联军队的攻击距

离之内。华盛顿和西欧国家政府都警告说可能会发生入侵。与此同时团

结工会也在动员其会员。全国委员会在列宁造船厂内设立了办事处，地

区总部也从毫无防护的建筑中搬到了工厂大本营。布龙贝格的分会则在

铁路车场工作，那里的维修车间和火车能够提供防护。如果发生总罢工，

团结工会会员将占领工厂，并且按照去年 8 月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和列

宁造船厂的模式组织起来。如果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罢工者将组成影子

委员会，一旦团结工会领袖被捕就接手他们的职务。如果苏联入侵，公

民们将更换路牌并且拒绝给占领军提供补给。

星期五早上八点，波兰各地的工厂都响起了汽笛声，工人们放下了

工具。一百多万名共产党员违抗政治局的命令，服从了罢工号召。电视

屏幕一片空白，上面只有“团结——罢工”的字样。只有少数企业——

各种基本服务、钢铁厂、兵工厂等等——没有参加罢工。当时还是高中

生的雷德克·斯考斯基(Radek Sikorski)回忆道：“当时的景象很诡异。

没有一家售货亭开张，也没有一辆街车或公共汽车开动。

”建筑披上了红

白两色的旗帜，人们也戴上了红白两色的臂环。中午时分汽笛再次响起，

罢工结束。55

团结工会展示了实力。但苏联也毫不示弱：坦克仍然隆隆作响地驶

过乡村，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则发布了一则歇斯底里的报导，称“颠覆

分子”正在试图夺取波兰的政权。就在团结工会准备于周二发动总罢工

之际，盖莱梅克和马佐维耶茨基敦促瓦文萨悬崖勒马。红衣主教威斯津

斯基（Wyszynski）也建议工会领导人为危机寻找出路。教皇也在罗马恳

求双方和解。瓦文萨也小心谨慎，虽然他知道普通工人一心想要罢工，

13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但还是决定“民主必须受到限制”

，他将于本周末和工会顾问一起与政府

谈判。瓦文萨与政府谈判代表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

Rakowski）对峙时，其他团结工会领导人只能待在华沙一家旅馆的房间

里，无从得知会谈内容。56

周一晚上 7 点半，波兰人民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在工作场所储存食

物和睡袋以备罢工之后，纷纷打开电视收看新闻。他们看到安杰依•格维

雅茨达（Andrzej Gwiazda）在宣读一份声明：团结工会已经与政府签署

协议。当局承认布龙贝格警方的行为违反了关于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的

共识，并且对殴打事件表示“遗憾”

；犯罪者将受到惩罚。农村团结工会

登记等待批准期间政府不会对其进行干涉。团结工会方面则决定取消罢

工。不久之后瓦文萨解释他决定签署协议的原因时说：

“我认为风险太大

了。

”57

全国委员会周二和周三两天在格但斯克开会，代表们对瓦文萨表达

愤怒之情。他们怒斥他被苏联的坦克吓倒了，没得到多少回报就轻易放

过政府——代表们还被他的“反民主”手法所激怒。被瓦文萨说服宣布

停止罢工的格维雅茨达也谴责自己参与此事的错误，并且提出辞去在委

员会主席团中的职务。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主张

团结工会无论如何都应该继续进行罢工，因此被撤消了列宁造船厂代表

的职务。团结工会的创会核心四分五裂。

尽管布龙贝格的事件引来许多争执，但团结工会在 1981 年春天所取

得的成果似乎证明了接受较少的让步以防止爆发冲突的战略的正当性。

团结工会的主要手段是 1980 年 8 月由沿海工人所创造，然后在接下来几

周里被整个波兰的工人所复制的占领性总罢工。对一个有着大约 1 千万

名会员的全国性组织来说，发动罢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破坏国家的经

济。不过团结工会通过挥舞棍棒而不使用的方式避免了冲突，同时几乎

使整个波兰改头换面。

最基本的变化是一大部分波兰工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的机构之

外组织了起来。团结工会会员不仅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括教师、医护人

员、工程师和技师，甚至还包括警察。一百多万名农民参加了农村团结

工会。大学生也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在共产党国家中建立自组织社会

的理想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变成了现实。

同样令人振奋的还有公共生活方向上的改变。12 月 16 日，包括团结

工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教会领导人在内的 100,000 多人聚集在列宁造

138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船厂外一个新建的 140 英尺高的纪念碑下，纪念 1970 年的屠杀事件。整

个活动中大家都遵守了工会的禁酒令——此举展示了公众的清醒节制，

而政府从未能够成功地诱使这个并不以自制著称的民族做到这一点。克

拉考斯基（Kolakowski）

、库隆和米奇尼克所倡导的私下发展的公民社会

终于变成了现实。

早在 1980 年秋天，国家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就有所放松。人们在报摊

前排起长队抢购官方报纸，因为上面刊有关于政治辩论的生动报导，还

呼吁公众参加清洁环境等活动。团结工会在各地的分会都有自己的报纸。

对电视新闻的审查仍然十分严格，但团结工会拥有固定的电视和广播时

段，周日弥撒也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波兰人民已经开始尝到自由的滋

味了。

措辞严厉，希望渺茫

这些新的自由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团结工会有力量用能够削弱

国家的罢工来威胁政权对国家的控制。工人们巩固这股力量的决心激励

了波兰其它希望自我组织的团体——毕竟，布龙贝格危机就是由试图发

起农村团结工会的农民遭到攻击而引起的。但是到了 1981 年，随着时间

的流逝，巩固这股力量的战略却越来越难以实施。

团结工会的做法依赖于其对手拥有远见这一乐观假设。20 世纪 70

年代米奇尼克曾经写道，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成员都是实用主义者和机会

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信徒。米奇尼克断言：“党的‘务实派’

没有理由追求民主改革——追求多元主义和真正的自治。但他们确实有

理由明白与支持多元的力量妥协的益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镇压什

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会给社会不满的再次爆发提供理由，而且其后果

难以预料。

”如果米奇尼克是对的，那么团结工会持续但小心地施加压力，

就可能会成功赢得一连串的妥协，每次妥协都会给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

新的空间。58

八月事件之后的两位波兰统一工人党首脑似乎都符合米奇尼克的实

用主义者形象。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似乎与爱德华•盖莱克是

同一类型的共产党官僚，卡尼亚与其前任一样都出身于下层社会，通过

精通政治游戏的规则而在党内步步高升。他会竭尽全力避免公开冲突。

多亏了他的影响力，波兰统一工人党才签署了八月协议而不是诉诸镇压，

13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他也一直在与新工会谈判。

1981 年 2 月开始担任总理的国防部长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则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性格。到 1980 年为止，党内精英多是受教育有限

的粗人，很容易遭到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嘲笑。相对而言，雅鲁泽尔斯基

是旧地主家庭的后代，这一点从其言谈举止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以自律

和诚实著称，在 20 世纪 70 年代那些腐败泛滥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中显得与众不同。人们普遍误认为 1970 年起义中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不

让军队向工人开枪。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担任总理后，瓦文萨对他表示欢

迎，说他是“善良的波兰人”

，布龙贝格危机期间，瓦文萨称他为“我们

可以信任的军人”

。59

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看似都是能够与团结工会达成妥协的理智之

士，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妥协，而是因为其它方法更糟。但政权中的其它

势力则没有如此灵活——由于新工会而失势的老工会官员，如果八月协

议得到遵守就会失去特权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僚，以及其势力将因工作

场所民主化而受到限制的企业经理。广播电视和报纸上无拘无束地谈论

政府的罪行和错误触怒了他们，对他们来说，卡尼亚屈从于团结工会的

要求是一种背叛，是对“无政府主义”的退让。

比起党内同志的不满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有更加值得担心的

事。苏联领导人一直认为团结工会只是企图切断波兰与苏联的关系的社

会主义的敌人的幌子。出现任何反苏情绪的苗头都会激怒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甚至会抱怨普罗威（Pulowy）这样一个小村庄的团结工会通

讯中刊有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漫画。

勃列日涅夫本人开始通过电话骚扰卡尼亚，有时一天打三次电话，坚持

要求他实施军管。一次克里姆林宫首脑甚至建议波兰政府在秘密地点放

置一批武器，然后当局再“找到”它们，并且声称这些武器是团结工会

的，将其作为镇压的借口。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数次被拉去会见苏联

政治局成员，被威胁恫吓几个小时，并被指控为纵容对手。雅鲁泽尔斯

基后来说，1981 年他与苏联军事指挥官维克多•库列科夫（ Viktor

Kulikov）元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自己的妻女在一起的时间还多。60

还有另外一种不稳定因素。八月罢工激起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草根阶

层的反抗。300 多万名党员中有 20 多万人退党，可能还有 100 万名仍然

留在党内的人也加入了团结工会。这些人多数不是中层官僚，而是普通

党员，他们迫切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民主化——废除特权，党内会议上

140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允许公开讨论，以及举行自由和公开的领导层选举。这对党内精英中的

软硬两派都是个威胁。

改革派一度似乎有可能成功。1981 年初，各省的党代会举行了竞争

性选举，以此来选择参加 7 月代表大会的代表，结果会议却变得混乱失

控。代表们大肆抨击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并且改革了党内的工作方

式。不过苏联政治局的一封信把推进民主称为“分裂党的工具”，无疑使

许多代表感到了威胁。该信暗示走得太远可能会有危险。虽然代表们拒

绝改选多数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仍有少数改革派进入了新的领导

层。妥协派和强硬派仍然在高层维持着不稳定的平衡。61

团结工会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的骚动显得毫无兴趣。对多数团结

工会活动家来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已是强弩之末。他们只期望波兰统一

工人党能够有尊严地撤退，这样体制顶端的笨重身躯才不会压制年轻自

由的社会的崛起。如果像雅鲁泽尔斯基这样的著名人物都准备承认波兰

统一工人党地位的下降，团结工会为什么还要寄希望于想要使波兰统一

工人党重振雄风的党内反对派呢？

但波兰统一工人党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无法对克里姆林宫

的怒吼充耳不闻。早在 3 月初，也就是布龙贝格事件发生两周之前，第

一份有雅鲁泽尔斯基签字的军管应变计划就已经送往莫斯科。1 个月之

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被带到苏联边境之内一节挂有花边窗帘的废

弃火车车厢里，花了六个小时来聆听苏联政治局的两位资深委员——尤

里 • 安 德 罗 波 夫 (Yuri Andropov) 和 德 米 特 里 • 乌 斯 季 诺 夫 （ Dmitrii Ustinov）——要求确定镇压日期的谈话。波兰领导人尽量拖延，但问题

不是是否镇压，而是何时镇压。9 月中旬最后的军管计划已经完成。10

月 18 日，卡尼亚被解除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职务，雅鲁泽尔斯基接

任。62

人们事后回想起来时也无法确定军事解决方案是从何时起变得不可

避免的。军管的准备工作发生在团结工会的视线之外，因此工会也没有

得到何时应该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的明确信号，虽然列赫•瓦文萨

（Lech Walesa）曾经警告过同事们不要低估政府。即使工会领袖们知道

面前的危险，他们也很难改变越来越不受他们控制的运动的方向。到了

1981 年底，推动团结工会的是民众的激情而不是冷静的战略思考。

黯淡的经济使冲突更加恶化。商品越来越少，商店前面的队伍则越

来越长。糖、面粉和肉现在都要定量供应。几个月的艰苦生活开始碾碎

14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去年诞生于格但斯克的乐观气氛，人们很难在基本需要难以满足的情况

下去享受新的自由。人们认为短缺是由腐败、顽固守旧的官僚们的破坏

或苏联对波兰的经济剥削造成的。1981 年夏秋两季，自发罢工和食品抗

议开始增加。饥饿的群众似乎随时有可能造成阵发性的暴力事件。

经济危机给团结工会的策略增添了复杂因素。工会不能在会员遭受

苦难之际袖手旁观。但在工资和物价上与政权做斗争将会危及社会自由

空间的拓展，而且在无法偿还外债的情况下，罢工只会使经济更加不稳

定。更加聪明的做法似乎是达成另一项协议。如果团结工会约束其会员，

制止自发罢工，说服工人放弃一些周六假期——甚至支持政府官员一再

建议的提价——工会就能够要求在经济政策制定中拥有发言权。团结工

会就能够在分享权力的同时维持秩序。63

但在 1981 年即将结束之际，团结工会却偏离了 1980 年 8 月设置的

自我限制。自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在列宁造船厂召开首次会议以来，

每当政治要求被搁置时，团结工会活动家总是进行自我检查。他们中多

数人对苏联的统治深恶痛绝，而且渴望真正的民主，但只要不给对手提

供镇压运动的理由，有些不足也是可以忍受的。但在团结工会诞生一年

之后，这些克制的做法逐渐消失。反对派中的激进分子陶醉于团结工会

所享有的压倒性的民众支持和对国内不满气氛的反映，因此提高了声音。

最坚定的言辞来自民族主义团体独立波兰联盟(Confederation for

an Independent Poland，KPN)，该组织要求自由选举，而这意味着结束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统治。至于这样做了苏联会有什么反应，布龙贝格殴

打事件的受害者之一恩•鲁劳斯基宣布：

“考虑真实或想象中的来自苏联

的威胁是一项错误。

”独立波兰联盟领袖坚持说：“如果我们有行动的意

志，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

”64

团结工会领导人要想仍然居于前锋位置，就不能落在最激进的意见

后面太远。虽然团结工会不倡导结束一党专政，虽然它屈服于“战后欧

洲的权力体系”

，但团结工会也于 10 月初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并说拯救

波兰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民主和全民主导的基础之上改革国家和经济”

。

地方政府必须民主化。全体公民必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也应该

独立。65

就在团结工会忙着起草宣言和呼吁达成新的妥协时，雅鲁泽尔斯基

及其下属却在准备军管——并且评估其部队的可靠程度。普通警察毫无

用处；超过四分之一的警察参加了团结工会。军队士兵——大多是义务

142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兵——与世隔绝，而且受到了反团结工会宣传的灌输——但两年的服役

期即将于 10 月届满，届时将有 150,000 名新义务兵应征入伍，大家都在

揣测他们会忠于哪一方。为了慎重起见，政府把即将退伍的士兵的服役

期延长了两个月，但是无论如何军队扮演的只是次要角色。突击部队将

由特殊的准军事单位担任，尤其是 100,000 人的国内保卫部队（Internal

Defense Forces）和 ZOMO 防暴警察；他们养尊处优，与普通波兰人隔离，

而且都受过强力的政治灌输。他们会服从命令，这是无庸质疑的。

虽然军管的策划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但政府策略的改变却是看得见

的。官方媒体从夏末开始大肆抨击团结工会。与团结工会的会谈虽然还

在继续，但团结工会在经济政策上分享权力的提议却遭到了拒绝；政府

似乎宁愿让经济下滑，同时将其归罪于团结工会。也有证据显示军方有

些动作。到了 10 月底，政府宣布将向 2,000 个村庄派遣部队协助食品供

应和维持法律秩序的工作；一个月之后政府又向大型工厂派遣了部队。

11 月底，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波兰议会授予政府紧急权力，

包括禁止罢工的权利。最后，ZOMO 防暴警察终于在 12 月 2 日展示了自己

的实力，他们用直升飞机降落在屋顶上，闪电突袭了被学生占领的华沙

消防学院。

事后来看，政府打算关闭团结工会为波兰社会打开的窗户，这似乎

是显而易见的。但对全神贯注于日常事务的团结工会领袖来说，这似乎

并不是那么明显。多数人看到雅鲁泽尔斯基正在收紧控制，但没有想到

即将到来的打击会有多重。或许团结工会领袖在谈判桌上会见了一个又

一个的政府官员之后，已经把他们视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再把他们当

作冷酷无情的冷血动物。或许他们确信现在的政府首脑出身军旅，因此

可以指望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对波兰人来说这意味着决不自相残杀。与

1905 年俄国的先行者一样，他们确实不认为军队中的年轻士兵会向自己

人开枪。有些人可能还认为如果政府发动攻击，工会可以号召总罢工，

从而在短短几天时间内迫使政府屈服。

无论如何，团结工会领导人除了储存了一些印刷器材之外，对军管

几乎毫无准备。他们发起了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民众运动，

但却只知道如何在阳光下运作。而黑暗即将来临。

“战时状态”

14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2 月 11 日星期五，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在格但斯克开会。代表

们名副其实地退回了起点：列宁造船厂的卫生安全大楼会议室里。瓦文

萨像他一整年以来一直在做的一样，劝告其他成员要小心，并一直坚持

抱有希望，认为妥协是可能的。他说：

“我用我的全部权力宣布：我们支

持协商„„我们不要任何对抗。

”但另一些人认为工会必须做些什么来抗

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夺取紧急权力的立法企图。因此他们同意把 12 月 17

日定为抗议的日子。

第二天委员会继续开会，但全国各地的军队都有不寻常调动的传闻

甚嚣尘上。鲁劳斯基照旧表现得最为偏激。他建议团结工会于明年年初

举行公民投票，以便给人民提供一个对政权投“不信任”票的机会，同

时为团结工会组建临时政府扫清道路。多数表决采纳了他的计划。瓦文

萨环顾会场，显然对其同僚感到不满。晚上 10 点左右，代表们得到报告

说，连接格但斯克的电报线已被切断。午夜会议结束时，外地代表回到

旅馆，格但斯克代表则回到家中。

乌尔苏斯（Ursus）工厂一名二十七岁的技师比格涅夫•布扎克

（Zbigniew Bujak）决定不回旅馆。他和另一名华沙代表比格涅夫•恩尼

斯（Zbigniew Janas）去火车站买了当晚的回家车票。他们从月台上发

现 ZOMO 防暴警察包围了代表们落脚的两家旅馆之一摩诺波尔旅馆（Hotel

Monopol）

。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们另一家旅馆也发生了同样的事。ZOMO

防暴警察于一小时之后离开，布扎克和恩尼斯回到旅馆，得知整个团结

工会主席团都被带走。安全人员逐屋搜查其他代表。回到街上之后他们

听说瓦文萨居住的公寓被封锁，团结工会地区总部也被包围。他们约好

第二天在一家教堂集合，然后分头离开。66

整个波兰的昌盛景象突然遭到打击。警方围捕成千上万名团结工会

领袖、知识分子和其他活动家。大城市遭到封锁，电话和电报线路被切

断，军队设置了路障。军队接管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第二天早上波兰

人民一打开电视就发现播音员都是军人。媒体反复播放雅鲁泽尔斯基长

达二十三分钟的演讲，其间穿插着肖邦的钢琴曲。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声

称团结工会领袖昨晚试图夺取政权，为把波兰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政府

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一个称为救国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uncil of

National Salvation）的组织接管了国家，该组织由二十一名高级军官

组成。军队将履行其爱国职责，结束“无政府状态”

，并把经济带上复苏

之路。

144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政府颁布的其它命令还有：禁止公众集会和罢工，团结工会“暂停

活动”

。每天晚上 10 点至早上 6 点宵禁。电话和邮件将被检查。有危害

国家安全嫌疑者将被不经审讯无限期关押。军队接管重要企业。工人矿

工和不服从命令者将面临刑事起诉。

团结工会若要发起抵抗，就要依靠尚未被捕的活动家。弗罗茨瓦夫

的代表周六晚间登上了一列驶离格但斯克的火车，并且在到达弗罗茨瓦

夫车站之前就跳下了车——警察正在车站等着他们。布扎克和少数几个

人躲过了天罗地网，仍然留在格但斯克。其中一些人于周日前往列宁造

船厂，成立了全国罢工委员会（National Strike Committee），并且印

刷了一份总罢工呼吁书，声称只有取消战时状态，释放所有被拘留者，

他们才会开始谈判。

周一，造船厂开始进行占领性罢工，一两天之内全国各地都爆发了

类似的罢工。但这一次政府似乎没有兴趣谈判。相反，部队包围了工厂，

坦克撞毁了围墙和大门，ZOMO 防暴警察冲了进来，释放催泪瓦斯，把罢

工者赶了出去并且逮捕了领导者。然后他们关闭了造船厂，以免再被工

人夺回。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发生了暴动，数百人受伤。坚守到最后的

是 1,000 名矿工，他们占领了地下 1,000 英尺深的矿井，坚持了两周之

久，最后因饥寒交迫而不得不放弃。现在雅鲁泽尔斯基政权下面那些穿

着笔挺制服的军人牢固地控制了全国各地。

团结工会一败涂地。短短几天之内，波兰的军事统治者——他担心

自己对国家的控制力即使不会被团结工会这个对手夺走，也会被苏联老

大哥夺走——就已经着手粉碎在不到 500 天时间里生根发芽的独立公民

社会的组织基础。数以万计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活动家遭到清洗，有着

上千万会员的工会也从公共舞台上消失。

团结工会未能适应自己发动起来的政治变革，从而无意中提高了军

管的可能性。1980 年 8 月到 1981 年 3 月之间，团结工会已经精通了对一

个希望不诉诸暴力就能保持控制的政权进行非暴力斗争的艺术。团结工

会反复通过组织或威胁总罢工给波兰统一工人党提供三种选择：用持久

战拖垮工人，用武力来结束罢工，或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经济疲软排

除了第一种选择，不愿重蹈 1970 年的覆辙排除了第二种选择。政府每次

都选择妥协，而这些局部胜利让团结工会能够在波兰扩展独立生存的空

间。

但是到了 1981 年初，政府却开始逐渐偏向不妥协的立场，但决策过

14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程保密和领导层的持续性为此提供了掩护。到了年底，雅鲁泽尔斯基屈

服于苏联要求镇压团结工会的威胁，开始打这场他本想避免的仗。闪电

战开始时，团结工会重施故计：发动总罢工。但政府已经从之前的交手

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12 月 12 日的夜间逮捕，在游戏开始之前就把团结

工会几乎所有领导者踢下了木板。封锁道路和截断电信使罢工限制在各

自的城市之内，同时包围工厂的军队和坦克又阻断了市内的协调工作。

这次政府没有给罢工者成立临时组织的时间。军队占领了罢工的工厂，

甚至不惜发生伤亡。这次，对手比团结工会以前见过的更加狡猾。

冷战给夹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人民造成了一种吊诡的处境，华盛

顿的美国官员早就知道雅鲁泽尔斯基的镇压计划，但没有给团结工会提

供任何警告，虽然团结工会代表了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强有力的争取自由

的行动，并且已经成为现实。一年前，吉米•卡特总统曾经通过其国家安

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zski，出生于波兰）

警告团结工会和教皇，苏联可能于 1980 年 12 月入侵波兰，但入侵并没

有发生。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波兰军队的作战部副部长理查德•库克

林斯基（Ryszard Kuklinski）上校是中央情报局间谍。虽然 1981 年 11

月之前库克林斯基一直在任，但新上任的里根政府中却没有一个人——

无论是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是由副总统乔治•布什任主席的波兰

形势工作组——决定告诉团结工会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计划；他们都执

着于苏联的可能举动而不是波兰政府的可能举动。67

如果团结工会事先获得消息，它能做哪些事来躲避政府的攻击呢？

最显而易见的预防措施就是建立由藏身处和通讯员组成的地下交通网，

一有严厉镇压的迹象就能投入使用，而且要能够运走尽可能多的领导者

和活动家。另一项措施是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因为工会的银行帐号可能

会被政府冻结）

，以及储藏食物和其它补给品供工厂内和附近的罢工工人

使用，这样如果军队没有发动攻击，占领者就能坚持更长时间。68

如果工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领导者和资源，那么一旦最初的攻击结

束，工会或许就能转型成一个协调良好的地下运动。但团结工会从一开

始就是一个开放和民主的组织，不适合从事秘密活动。1981 年底有少数

活动家试图藏匿金钱和印刷器材应急，但遭到了工会中激进派的嘲讽。

团结工会和 1905 年俄国的反对派一样，没有努力破坏军队的忠诚度

来提高政府下令镇压时军人犹豫不决的可能性。雅鲁泽尔斯基自己都认

为这种事有可能会发生。1980 年 10 月，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

146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曾经告诉政治局说，雅鲁泽尔斯基担心“军队不会攻击波兰工人”

。事实

上当攻击发生时，鲍格丹•博鲁塞维奇（Bogdan Borusewicz）就认为格

但斯克公路上成队的抛锚坦克更可能是士兵不愿攻击工人的结果，而不

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他还看到来到列宁造船厂的一位坦克兵

眼里含着泪水。69

不过雅鲁泽尔斯基也向士兵们灌输过反团结工会的宣传，以防不满

情绪在军中扩散，而团结工会没有对此进行反击。几年之后布扎克称这

是一个错误，他指出当时士兵们认为团结工会“准备谋害政治人物及其

儿女”

。但是调动正规军主要只是为了支援；攻击的主力是 ZOMO 防暴警

察和其它精英部队，他们较不容易受到离间。70

对团结工会来说，赢得这次对决或许和失败一样危险。如果波兰政

府无法凭一己之力完成镇压，结果或许不会是与团结工会达成新协议。

波兰军事统治者遭到丢脸的挫败或许会导致华约国家的入侵。1981 年，

莫斯科决不可能允许自己的西部邻国向一个被正确地评价为对共产主义

统治的严重挑战的运动做出决定性让步。

从一败涂地到圆桌会议

“缓慢瓦解”

1981 年 12 月 13 日之后的几天里，少数漏网的团结工会活动家都藏

在朋友和同情者家中，以躲避安全人员。他们逐渐取得了联系，并且拼

凑成一个地下网络。格但斯克的核心成员有鲍格丹•博鲁塞维奇、鲍格丹

• 里 斯 ， 以 及 某 民 族 主 义 组 织 出 版 的 期 刊 的 编 辑 亚 历 山 大 • 霍 尔

（Aleksander Hall）

。布扎克伪装成铁路工人回到华沙；1 月初他会见了

其他反对派人士。弗罗茨瓦夫和克拉科夫的活动家也成立了类似的小组。

短短几周之内，团结工会就从一个在街道和工厂中拥有上千万坚定支持

者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只有数百名信徒的地下组织。

到了 1982 年初，这些以城市为根据地的组织开始通过通讯员彼此联

络，并且开始计划成立一个成熟的全国性地下组织。4 月，里斯（来自格

但斯克）、布扎克（来自华沙）、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Wladysław

14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Frasyniuk，来自弗罗茨瓦夫）和弗拉迪斯沃夫•豪尔代克（Wladysław

Hardek，来自克拉科夫）会面，并且宣布成立临时协调委员会（Interim

Coordinating Commission，其波兰语缩写为 TKK）。里斯和布扎克反对成

立中央集权式的组织，因为他们不愿使运动易于遭到第二次斩首打击。

因此临时协调委员会只规定大方向；真正的组织工作由基层来完成。71

格但斯克和弗罗茨瓦夫的委员会决定在工厂内成立组织，以此来对

军管发动反攻。他们敦促团结工会公开活动时期的激进工人组成秘密的

工厂委员会。里斯希望，如果他们能动员起足够多的地方，就能号召总

罢工，并迫使政权用正规军来镇压罢工，这或许能够激起兵变。与此同

时，为了显示抵抗仍然活跃，他们每月将举行十五分钟的停工，他们还

计划于格但斯克协议周年纪念日时举行街头集会。72

不过又一波逮捕行动干掉了弗罗茨瓦夫地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停工活动也只能让人们被开除或入狱。参加格但斯克集会的人寥寥无几，

10 月，团结工会被正式禁止之后，列宁造船厂举行的罢工也因为地下组

织领导者反对扩大行动规模而很快结束。临时协调委员会计划于 11 月 10

日举行四小时的警告性罢工，但工人反应并不积极。由于军管迫使反对

派只能秘密活动，因此 1982 年的反对派无法像 1980-1981 年的团结工会

那样在工人眼中获得合法性，因为当时的团结工会是一个公开活动的民

主型组织。地下组织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方向。73

雅采克•库隆在 1982 年 2 月偷运出监狱的文章中希望团结工会建立

紧密、中央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并且向发起全国性攻势的方向发展，最

后行动是总罢工和“同时攻击所有信息和权力中心”

。库隆论证道，到了

那时反对派就应该表明自己准备与政府妥协，并且宣布自己“对苏联抱

有善意”

，以免遭到入侵。74

布扎克和另一名活动家维克多•库勒斯基(Wiktor Kulerski)不同意

这种观点：他们在地下刊物上争论说，公开对抗只会引来更多的镇压，

或许还会引来苏联的干涉。中央集权化的抵抗运动会遭到渗透和摧毁。

地下组织与其在短时间内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倒不如进行“阵地战”，

并且准备好“长期苦战”

。所有反对派力量都应该参与设计“一种在生活

中各个领域内反对政府的垄断行为的机制”

。工厂内的组织者应该通过在

必要的时候举行罢工和抗议来集中精力捍卫工人的权利。教区应该建立

委员会来帮助穷人和由于政治理由而被解雇的人。简而言之，他们应该

恢复 1980 年之前的反抗方式。75

148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库勒斯基用战略语言来表达这一观点：既然他们不能通过狂风暴雨

式的运动来取得控制权，那么就应该努力“缓慢瓦解体制”。一场去中心

化的运动可以让当局“能够控制空荡荡的商店，但是无法控制市场„„

能够控制国有媒体，但是无法控制信息的流通„„能够控制邮局和电话，

但是无法控制通讯，能够控制学校，但是无法控制教育。

”一旦政府失去

了对社会的控制，那么它就必须实施“渐进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用布扎

克的话来说，这项战略“把负责反对运动的力量和形式的主体，从领导

人身上转移到了整个社会。

”76

临时协调委员会虽然没有宣布放弃总罢工的策略，但确实深信布扎

克和库勒斯基的思想，而波兰公民也早已在按这一路线行动了。这一路

线可以概括为保护工人委员会帮助 20 世纪 70 年代镇压的受害者，工厂

委员会收取会费，神父则为被解雇的工人募捐。1981 年 12 月入狱和后来

被逮捕的人得到了帮助。一名犯人写道：

“我的家人得到了许多帮助。这

体现了这个国家最美好的品质。

”波兰人通过这些行动使团结工会的精神

幸存了下来。一位妇女在知道丈夫被逮捕之后甚至暂停办理离婚手续。

她说此事“关乎荣誉”

。77

独立媒体很快恢复了元气，因为作家、编辑、印刷工和发行者都恢

复了过去的工作方法。地下委员会印刷自己的公告和报纸；华沙委员会

的报纸每周发行 15,000 至 40,000 份。1984 年，布扎克估计，所有非官

方报纸的读者总计超过一百万人。地下出版社诺瓦（NOWA）仍在工作，

员工超过 200 人。飞行大学也重新出现。

波兰统治者再次面对一个组织起来抵抗压迫的反对派。反对派并不

攻击政权，而是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信息来忽视它；这当然是一项老策

略。不过军管期间波兰人也采用了新方法，即抵制行动。团结工会遭禁

之后，政府组织的新工会成了特别的抵制对象。临时协调委员会鼓励成

立“拒斥阵线”

（这个术语最初是官方媒体创造的，指拒绝承认以色列的

阿拉伯国家）

：工人不应加入新工会，加入者会受到排斥。鲍格丹•里斯

说：

“如果不能匿名加入的话，那么只有承认自己是叛徒的人才会加入政

府工会。

”78

官方媒体成为第二个抵制目标。该国多数最出色的演员拒绝在电视

上露面，荧屏上充斥着谈话节目和重播。广播肥皂剧的制作者只能巧妙

安排剧情转折，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主角都不见了。与工会一样，

拒绝抵制者自己也会遭到抵制。抵制媒体的抗议活动有时超出了供方的

14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范围，斯威德尼克(Swidnik)镇上的人还特意在播放晚间新闻的时间外出

散步。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已经形成僵局。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看来，镇压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千上万人被监禁，公

民自由被取消，这些措施已经瓦解了团结工会，也阻止了地下组织用总

罢工来反击的计划。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摆脱了曾经多次迫使它妥协的

公开的反对派。但活动家们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并且给生活中的一部分

带来了库勒斯基对“地下社会”的想象。国家再也没有一个动员起来的

公开对手，但到处都有小规模的抵抗，政权的合法性正从千疮百孔之中

逐渐流失。

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波兰的控制很早以前就失去了人民的认可，1981

年 12 月的军事镇压也是这种衰弱的信号。1981 年之后四分五裂的反对派

活动虽然无法加速最终崩溃的到来，但却代表了波兰的另一种未来——

一种早已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的未来。当政府穷尽了所有选择之

后，他们就能登堂入室，按照另一种模式来重建波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管标志着波兰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结束。

雅鲁泽尔斯基再也没有试图恢复往日的光辉，而是主要通过安全措施来

维持对波兰的控制；一个又一个地下组织领导人被捕入狱：1982 年 10

月是弗罗茨瓦夫的弗莱谢尼乌克（Frasyniuk）

，1984 年 6 月是里斯，1986

年是博鲁塞维奇和布扎克。雅鲁泽尔斯基还试图通过做出许多团结工会

曾经要求过的改革来讨好民众，并且声称实施“战时状态”是为了拯救

1980 年之后的革新。政府向工人许诺新工会将会给予他们罢工的权利。

官方媒体发表各种不同声音，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如

同在 20 世纪 50 年代支持哥穆尔卡一样。雅鲁泽尔斯基还通过允许教皇

在 1983 年再次来访、给新教堂提供补贴和转播复活节礼拜仪式来寻求教

会的支持。

雅鲁泽尔斯基的自由化措施甚至扩大到了他的老对手。列赫•瓦文萨

于 1982 年 11 月获释出狱。两年后，自首的地下组织领袖获得了特赦。

（这

么做的很少。

）最后，1986 年秋天，所有根据军管令遭到拘留的人都获得

了全面大赦。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重新赢得外国的好感，尤其是 1981 年

12 月之后对波兰实施经济制裁的外国政府。

到了 1986 年底，雅鲁泽尔斯基的策略又受到了另一项迫切需要的推

动：经济问题的初步症状需要用政治手段来加以麻醉。短缺和排队购物

150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等现象再次增加，眼看就要再次采取紧缩措施。但这次的涨价却被宣传

为基本经济改革——包括扩大私人企业的范围——的一部分。政府开始

寻求直言不讳的反对派成员的支持，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也逐渐成熟：

政府将进一步开放公共生活空间，并且与反对派领袖协商，而反对派领

袖将支持新政策。一位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员说，现在反对派已经被承认

为“我国政治版图上长期存在的组成部分”

。79

胜利的席位

1986 年人们展望未来时，还很难看出正在国内实施大胆的经济和政

治政策——改革与公开性——的苏共新领导人很快将会容忍东欧的类似

变化。当时显而易见的变化是：新一代波兰工人——没有参加过 1980 年

的罢工，与残存的反对派网络少有联系的年轻男女——或许能够进行新

的鼓动，迫使政府在逐渐解冻之外走得更远。

1980-1981 年的重要人物仍然活跃在舞台上，但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

编写新的角色。雅鲁泽尔斯基把自己视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这一比

喻在某一方面十分恰当：他已经拉开了共产党统治的线轴，而且很快将

要瓦解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团结工会，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这个

名字已经不再是指一个能够领导数百万人的庞大民众运动了。“团结工

会”现在的意思是前工会领导人和顾问，现在他们成为了一个虽小但仍

然受人尊敬的政治战线。团结工会的新形式虽然权威性较小，但仍在即

将在波兰建立多党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

1988 年 4 月物价再次上涨之后，新一轮罢工冲击了波兰，但这次罢

工不是由团结工会号召的。列赫•瓦文萨说：“虽然我不反对罢工，但我

也没有参加罢工。

”而且他还出面帮助结束了格但斯克为期九天的停工。

煽动这次罢工的年轻活动家们蔑视瓦文萨等运动中的“参议员”，但对政

权来说瓦文萨等人似乎更负责任。四个月之后新一轮罢工爆发，雅鲁泽

尔斯基决定，政府在处理自己无法控制的事件上需要得到帮助。80

8 月 26 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告诉政治局，他希望无条件与反对派

举行圆桌会议。强硬派坚决反对，不过五天之后国防部长私下告诉瓦文

萨，如果他帮助结束罢工，政府就会让团结工会合法化。瓦文萨看到了

机会，于是伸出援手。几周之后他受到邀请，参加了一场与共产党工会

主席进行的电视辩论，瓦文萨用他和蔼可亲的方式解除了对手的武装。

15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对雅鲁泽尔斯基来说，政府的这次失败极为有用——这下党内的顽固分

子怎能再把瓦文萨当作狂热分子不予理睬？

1 月的中央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听到了更多对与团结工会打交

道做法的谴责，他威胁说如果党不批准谈判，他就辞职，然后离席。强

硬派清醒过来之后让了步，1989 年 2 月 6 日，二十九位波兰统一工人党

代 表 与 二 十 六 位 团 结 工 会 代 表 和 教 会 观 察 员 一 起 坐 在 总 督 府

（Namiestnikowski Palace）一张直径超过八米的精致橡木圆桌前，讨

论波兰的困境。事后一位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评论工会人士说：

“我们认

为最狂热的结果却是最理性的。

”

（雅鲁泽尔斯基后来甚至阅读亚当•米奇

尼克的著作，并且认为他“忠于自己和自己的原则”

。）81

对瓦文萨、米奇尼克、布扎克、里斯、库隆和其他反对派先锋来说，

他们在圆桌会议上的席位最终使他们进入了决定国家未来的中心位置。4

月 6 日，他们实现了自己热切盼望的目标：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扩大

新闻和结社自由，司法独立和自由的国会选举。接着，1989 年 6 月 4 日，

团结工会将其民众支持度转化为选票，在投票中以压倒多数战胜共产党。

8 月 24 日，波兰国会（Sejm）任命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为由团结工会领

导的联合政府总理，结束了波兰的独裁统治。

1999 年，圆桌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成千上万波兰人在冬季的寒风

中排队进入总督府，走过那间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厅，一位从前的铁路

工人说：

“这是我们的自由开始的地方。

”他错了。他的自由始于波兰成

千上万个地方，始于 1970 年罢工者要求成立自己的工会的地方，始于

1976 年入狱工人的家庭得到食品和金钱的地方，始于 1980 年罢工者放下

工具拒绝工作的地方，也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阅读地下报纸的地方。

只有实际的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之后，谈判才能带来变革，1989 年雅鲁泽

尔斯基交出波兰的权柄时，他早已失去了领导地位。82

* * *

共产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并不是衡量波兰非暴力反对运动所实现的成

果的唯一标准。1989 年，东欧各处的共产党政府相继垮台，即使在只有

自发而毫无组织的抵抗运动的国家也是如此。即使没有保护工人委员会，

152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没有八月罢工，没有团结工会，也没有库隆，没有瓦伦第诺维茨，没有

瓦文萨，没有布扎克，波兰统一工人党也不会再掌权多久了。这些名字

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他们带来了暴政的结束，还因为他们在共产党

垮台之前就复活了波兰的自治精神。

这条道路的第一公里铺设于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采

取了直接的行动——帮助工人，出版期刊和书籍，授课。但保护工人委

员会和其他异议人士未能迫使政权接受对其权力的制度限制和为自由社

会开辟合法空间。这带来了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1980 年 8 月的罢工。

波罗的海工人从 1970 年起义和保护工人委员会中学到了经验，他们在短

短几周之内就大规模地组织了起来，唤醒了公众，战胜了工厂内部的党

组织，并且迫使政府谈判。

然后团结工会成了所有波兰人的工具。这个生机勃勃的新工会以威

胁总罢工为手段，不仅迫使政府承认了自己的存在，还迫使政府允许其

他人组织起来和表达意见。如果说保护工人委员会打了一场非暴力游击

战，解放了独立空间的滩头堡，那么团结工会则为夺取整片自由的海岸

获得了民众的授权。在那光辉灿烂的一瞬，共产党波兰有了一个自由的

公民社会。当团结工会被镇压所瓦解之后，反对派再次出来争夺对波兰

人生活的控制权。即使在军管令之下，争取自我组织的斗争也在继续。

后来，80 年代接近尾声之际，雅鲁泽尔斯基为了找到挽救日益下滑的经

济和阻止新一波混乱的方法而求助于团结工会所代表的另一股势力——

并且很快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这场改变波兰历史的运动的兴起，是莫罕达斯•甘地（ Mohandas

Gandhi）动摇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之后，人民力量反对专制统治的最

重大展示。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让印度人与自己合作管理国家，通过

这种方法来控制印度。同样，三十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一直在通过吸

纳改革派和孤立反对声音来抑制不满情绪——直到人们发现另一种反对

压迫的方式：与政府脱钩而与人民接轨。

比格涅夫•布扎克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当作

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工作。哈维尔认为专制政权的弱点是必须依赖人民的

合作，因为它要求人们生活在谎言中——而那些找到“生活在真实中”

的空间的人将会开创“独一无二、具有爆炸性和无可估量的政治力量”

。

那些仍然“生活在谎言中”的人“随时可能——被真相的力量所触动”

，

一旦他们发生改变，真相也将摊开在阳光下——通过“社会运动、社会

15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动乱的突然爆发和表面看上去无比强大的权力结构内部的尖锐冲突”来

进行。83

八十年前，甘地曾在南非说过，这种“真理力量”——或称非暴力

抵抗（satyagraha）——一旦被抵抗者所利用，最后一定能把权力从压

迫者手中夺回来。波兰的情形正是如此。列赫•瓦文萨在造船厂中创造了

独立空间，于是政府前来与他谈判。布扎克潜入地下，八年之后雅鲁泽

尔斯基邀请他和瓦文萨等人帮助重建国家。1989 年圆桌旁的所有反对派

人士之所以能够坐在那里，正是因为他们最初拒绝与国家合作——他们

停止自欺——然后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场所中创造了空间，让真实

成为行动的基础。

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所以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拒绝使用暴力。哈维尔

说，真正的异议人士“必须根本反对暴力变革的想法”。布扎克拒绝“任

何暴力行动”。即使在面对暴力时也是一样吗？1981 年格但斯克事件发生

一年之后，一名工人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已经准备好扛起自己肩上的十

字架，这个十字架将以进攻我们的坦克履带的形式出现。

”84

20 世纪的武装解放运动经常把挥舞着枪支的殉道者的形象——世界

各地的切•格瓦拉们——标榜为自己的象征，但这些斗争都没有带来自

由。多年来，团结工会举行仪式和游行时，高举的唯一肖像就是教皇的

肖像，他对波兰同胞最具煽动性的训谕就是要做“不服从者”

。团结工会

摆放在工厂大门和纪念碑上，献给领袖和英雄的最常见的装饰，则是花

环和花圈。铁锤和镰刀、权杖和握紧的拳头，这些都是革命的象征，都

可以用来当作武器。花朵则不然。

唾弃独裁者十分容易。但唾弃独裁者所喜爱的工具——暴力——则

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暴力威胁到你的时候。不过放弃暴力能够得到回

报——以实现权力的形式出现。波兰工人还记得 1970 年和 1976 年他们

烧毁党委大楼后取得的进展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团结工会像勃列日涅

夫要求卡尼亚栽赃的那样，藏匿了后来只会被人发现的武器，或者布扎

克组织了暗杀队来行刺波兰统一工人党首脑，那么 1989 年波兰统一工人

党强硬派谴责布扎克等团结工会领袖是政治罪犯时，雅鲁泽尔斯基还会

置之不理吗？正如甘地告诉印度人的那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虽然弃绝暴力的最终报偿在 1980 年 8 月时还很难预料，但暴力的直

接危险却清晰可见。列宁造船厂内每位罢工者都知道，政府、全国和全

世界都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造船厂厂长第一次智胜他们的时候，

154

第三章 波兰：团结就是力量

他们将他痛打一顿扔到街上，政府还可能会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来吗？后

来，如果团结工会刺激布龙贝格的群众，煽动他们攻击警方，军管令是

不是会更早实施，而且会被认为是应对公众骚乱的合理措施？发动暴力

者通常要付出失去名誉的代价。如果运动的最后行动是血腥的起义而不

是非暴力行动，那么长年的“战时状态”中，人们还会认为政府令人厌

恶，团结工会值得尊敬吗？1983 年，列赫•瓦文萨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世界对波兰人民的事业的祝福，也是那些横加阻挠者的另一个耻

辱标记。

坐在圆桌旁的人感到自己肩负着波兰的命运。但此时历史的微风吹

过的已经是人民领袖而不是政府官员的后背。二十年来，历史的风速加

强、减弱——然后再次加强。吹灭共产主义的风不是暴力的狂风骤雨，

而是从波兰人民在专制意志的天花板下面建立的新的公民社会的气候中

产生的。它穿过异议人士聚会的每座教堂、罢工者占领的每座工厂和藏

匿过地下组织成员的每座房屋的屋檐和窗台。

为了在共产党波兰的土壤中栽种自由的葡萄，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人民运动向一个从属于当代最凶残的暴政集团的政权提出了挑战。从斯

大林消灭富农到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整个民族都牺牲在共产

主义的名义下——如果不是服务于共产主义本来的理想的话。波兰统一

工人党还没有如此残暴，但那些为挑战其统治的人保留的牢房对反对派

来说并不令人鼓舞。然而为了攻克这一堡垒，反对运动制定了明确的目

标，集合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争取了教会和外国的帮助，还避免了会立

即招致镇压的策略，他们对罢工和自我组织手段的使用也达到了非暴力

行动史上的高峰。反对运动唯一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做好应对军事镇

压的准备。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虽然对波兰发生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但他认

为团结工会是一把指向帝国心脏的短剑的看法却是正确的。团结工会拒

绝尊重党的领导，公然违抗政府的命令。它要求生活和工作条件要由波

兰人民的同意而不是政府的命令来决定。它还大胆利用经济混乱、政治

僵局和国际毁誉来威胁政府同意其要求。团结工会做到了这些，而且轻

而易举地改变了共产主义的历史——也没有砍掉任何一位波兰统一工人

党党员的脑袋。如果团结工会的目标是砍脑袋，那它自己或许永远也不

会掌权。

155

第二部分

抵抗恐怖行动

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

——《圣经•阿摩司书》2章14节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给德国人点颜色看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年之后的一个冬日下午，法国和比利时士兵

迈着十分整齐的步伐跨过比利时边界，进入德国最大城市之一埃森

(Essen)。他们占领了学校和旅店作为侵略行动的指挥部。骑兵和摩托化

小队占领了电话和电报局。最重要的是煤业辛迪加和铁路总管办公室也

被占领了。该市如此轻而易举就被占领，几乎不像是真的。一名法国士

兵后来说：

“给德国人点颜色看看，他们总是屈服于武力。

”1

埃森位于风暴的中心，1923年1月的这个星期四之前，这场风暴聚集

在德国工业中心鲁尔（Ruhr）上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法国和比利时决

定通过进入战败国夺取资源来强制执行停战条约中的条款。德国人眼看

着这件事发生，对柏林的领导人未能解决这一危机感到愤怒。这天上午，

埃森市民前往该市主要的音乐厅，他们受到勉励要抵抗侵略，然后他们

涌上街道，到处都响起了“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ber alles）的歌声。但是随着这一天的过去，爱国歌声

让位于逐渐逼近的侵略的阴影。2

士兵们成群结队地走过埃森占领阵地的时候，餐馆和酒吧的主人关

上门窗。市中心火车站周围的广场和街道上挤满了一言不发的人们，没

有示威的迹象。下午结束之后，埃森市民不情愿地接待了4,000多名士兵

和十几辆装甲车——而且他们开始担心从前的敌人来这里不仅是为了保

护派来接管鲁尔的煤矿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工程师。3

一位老人在看到自己的城市投降时，把头埋在手帕里轻轻地哭着，

他是1870年的普鲁士战争的退伍老兵，那场决定性的战争打败了法国，

还导致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当被问道为什么哭时，老人简单地回答道：

“我们从没想过他们真的会这样做。

”4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德国的心脏”

除了打仗的军队所蒙受重大损失之外，这场被称做“大战”的战争

还蹂躏了法国最富饶的土地。该国最北边的地区事实上已被夷为平地。

德国将军们在仍然抱着赢得战争的希望时，他们计划吞并法国北方的煤

田，占领比利时的矿井。当形势变得明朗，德国即将战败的时候，埃里

克·鲁登道夫(Eric Ludendorff)将军命令炸毁矿井，放水淹没。唯一的

目的是破坏敌人的工业。5

停战六个月之后，法国参议员保罗·杜美（Paul Doumer）把被大水

冲毁的地区描述为“一片沙漠，一个死亡、杀戮和毁灭的地区。人的尸

体之上覆盖着马和树的尸体。”战前这里有该国最好的农田和最强的制造

能力。现在显而易见的是，除非北部的国土复兴，重新繁荣起来，否则

法国就不会复兴。6

有一个人对北方的痛苦深有感触，他就是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

，战争时期任法国总理。他来自法国和德国的交界地带洛林，

那里的资源使其一千年来一直是各种入侵者的必争之地。1870年法国被

普鲁士击败，当时只有十岁的普恩加莱看到德国军队走在家乡的街道上

——占领一直持续到法国支付了战争赔款为止。总理经常指出这一点来

为自己对德国的强硬立场辩护：

“德国人在法国一直待到1873年，直到得

到赔款才撤出我们的领土。

”7

法国批准《凡尔赛和约》不久之后，普恩加莱的任期结束，但他没

有像许多战争时期的领导人那样退出政治舞台。他是个英雄，公众非常

赞赏他。在礼节性访问战时的法国战场时，他质疑德国人遵守和约的动

机。他在凡尔登的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问道：

“谁允许这些德国人签署

承诺却不遵守承诺了？”1916年，法国军队阻止了德国在凡尔登的推进。

8

和约要求撤出所有被占领土，德国所有军队撤出莱茵河西岸，协约

国占领其左岸。德军削减至100,000人，海军削减至15,000人，禁止拥有

重炮、坦克和军机；在鲁尔地区，警察只有随身武器。阿尔萨斯和洛林

割让给法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一部分归丹麦所有。东

部的几个地区归波兰。割让这块土地意味着失去650万公民和惊人数量的

资源和工业——一点也不奇怪，德国人把和约当作毫无公平可言的战胜

160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国的苛刻条件。柏林夜总会中的演出者把和约副本撕得粉碎。9

由于德国人试图回避法国提出的及时支付赔款的要求，法国公众抱

怨其领导人过于忍气吞声。新任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他希望与德国人谈判。但是白里安无法平衡

英国对德国宽大为怀的呼吁和法国民众要求采取行动的骚动心理，于

1922年1月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是普恩加莱，他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

再次回到政府中的总理。10

刚一回到政府中，他就得到报告，说德国企业家正在领导一场宣传

运动，要求免除该国的战争罪责。这场运动由有影响力的巨头胡戈·斯

廷内斯（Hugo Stinnes）领导，他们称和约的条款是报复性的，并且说

德国永远无法满足法国的要求。一位学者后来估计道，如果最初的赔款

计划得以执行，德国就要一直赔款到20世纪70或80年代。斯廷内斯的一

份报纸论证说，德国的负担是“由法国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造成

的”

。11

除了赔款带来财政重负与失去领土和人口之外，德国多数地区最初

还被协约国军队占领。德国人不许使用自己的邮政系统和广播系统。最

屈辱的可能还是一直持续到1919年6月的粮食禁运。有时一周的配给定额

只有四磅半面包、五盎司肉、两盎司黄油和两盎司半咖啡。德国的一家

之主相当体面地面对这些困难。各家各户都靠官方定量生活而不去有违

公民责任的黑市。12

到了1922年，多数战后占领军都回家了，只留下少数军团部署在莱

茵河沿岸，还有一些法国部队驻扎在靠近德国边境的城市中。世界各国

即使还没有原谅德国发动大战，也已经开始认识到德国和其它交战国一

样 需 要 时 间 来 恢 复 。 1922 年 7 月 中 旬 ， 协 约 国 赔 款 委 员 会 （ Allied Reparations Commission）考虑在未来的赔款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把

赔款延缓两年。对斗牛一样的普恩加莱来说，这就像是斗牛士的红披风。

他在8月于伦敦召开的协约国会议上威胁要单独采取行动，他警告说：

“德

国人的信用日益恶化。

”13

8月16日，德国人拒绝服从法国的要求把鲁尔的矿井当作欠法国的煤

炭供应的抵押品。在普恩加莱脑中，现在留给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占领矿

井挖煤，法国急需能够使其工业恢复运转的煤炭。战前，该地区的矿井

只用40%的生产能力就能一年生产900亿吨煤——这一生产率仅次于宾夕

法尼亚的煤田。正如另一位法国战争英雄马歇尔·斐迪南·福煦（Marshal

16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Ferdinand Foch）曾经说过的：

“向柏林进军？那是浪费时间。德国的心

脏在鲁尔，那里要近得多。

”14

没有军队保护的鲁尔是一个诱人的目标，而法国这么做有秘而不宣

的动机。11月底，一次决定性的内阁会议讨论了使用武力的后果，普恩

加莱预计德国会崩溃、分裂——这就意味着法国可以从分崩离析的德国

夺取莱茵兰（Rhineland）

，而这正是德国人害怕的。无论其动机是什么，

法国议会以452票对72票支持发动进攻。几周之后，赔款委员会宣布德国

拖欠法国的电线杆和木材供应，1923年1月9日，委员会宣布德国拖欠煤

炭供应。两天之后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开进德国。15

“控制使命”

法国人认为德国人拒绝支付赔款，而柏林则认为需要度过财政难关。

战后的德国政府确实曾经打算要按期支付赔款，但政府没能征到所需的

税收和财产，因此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按期支付赔款——德国政府求助于

外国贷款，而这加剧了通货膨胀。

1922年10月，由于未能处理赔款事宜和通货膨胀，总理被迫辞职。

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缺乏政

治经验的汉堡-美国航运公司（Hamburg-America Shipping Line）总裁

威赫穆·库诺（Wilhelm Cuno）做继任者。但美男子库诺是工业巨头，

艾伯特知道，德国经济要想走上正轨，企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新总

理还会讲英语，而且与英美有联系，如果要修订赔款方案，英美对法国

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16

库诺11月24日首次对国会演讲时把自己的政策总结为：

“先面包，后

赔款。”他强烈反对法国图谋夺取鲁尔：

“我们没有忽略对我国进行进一

步入侵的我国国界之外的可能走向。”他赞美莱茵兰人对协约国占领的

“惊人耐心”

。库诺不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演说家，他赢得的掌声不多，但

是结束演讲时他坚定地宣布：

“本届政府决不会放弃德国的一寸领土。”

议员们起立高呼同意。17

但是，柏林的欢呼声不等于对理智政策的支持。政府希望大幅提高

物价和工资，而企业家则希望避免这种情况。政府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来

支付赔款，但企业和工人都不喜欢提高税收。法国威胁占领鲁尔时，企

业家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怀疑德国永远也无法满足协约国的

162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要求——因此他们没有动机来帮助库诺。

12月11日，总理提出了修订后的赔款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不仅立即

被法国拒绝，也遭到了胡戈·斯廷内斯的报纸《德意志汇报》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抨击。总理1月2日的最后提议承诺：根据法国

撤出1921年为镇压共产党叛乱而占领的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杜伊

斯堡(Duisburg)和鲁尔河口（Ruhrort）的情况，支付200亿金马克，由

国际贷款提供资金。普恩加莱根本不愿考虑这个提议。

1月9日，法国政府把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描述为“由工程师完成的

控制使命”。否认打算发动“军事行动”或“政治性占领”，法国坚持说

只派出了“为控制使命提供安全保障所必需的”部队，

“不会打乱„„当

地人民的正常生活，他们可以继续在和平和秩序中工作。

”18

德国人对占领毫无准备，他们认为占领不可能持续很久。他们没有

储藏煤和其它原材料，也没有组织来执行政府可能会采用的战略。库诺

直到最后一刻还希望法国人会接受他的最后一个赔款提议，普恩加莱会

叫停入侵计划。报之以武力不是办法，因为德国军队不允许进入距莱茵

河50公里（31英里）之内的地区。库诺及其内阁或者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的入侵，或者在呼吁全世界支持的同时做出某种抵抗。

德国的任何战略都必须集中于推迟法国得到煤的时间，直到普恩加

莱发善心同意重新谈判赔款事宜。库诺和艾伯特认识到入侵是法国的最

后选择，在伦敦和华盛顿等地的批评者要多于支持者。如果德国人用能

够唤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同情心的方式来进行抵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就可能会从中斡旋，法国的经济压力也可能会加速危机的解决。这样赔

款事宜就可以被“去政治化”

（当时的用词）。如果说德国人有个战略，

那就是这个了。19

1月9日，总理库诺要求总统艾伯特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宣言，告诫鲁

尔市民，尽管“法国非正义地对一个没有武装、不设防的国家使用了武

力”，但是他们仍然要保持平静。当晚，库诺在柏林的帝国政府大厦

（Reichskabinettspaleis）与他的内阁和工会人员会面，以便制定一个

利益各不相同的德国人都能支持的行动计划。对矿主来说，积极抵抗在

经济上十分冒险，因为他们的矿井会被占领，生产会停止。与艾伯特的

政党捆在一起的社会党联盟（socialist union）害怕好战会鼓励右翼民

族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起义，颠覆社会党掌握的政权。总统认为

如果雇主合作，那工会也会合作，但库诺和艾伯特都无法使雇主改变主

16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意。20

无论能够集合多少内部支持，总统和总理都开始认为德国必须让占

领国付出经济代价。鲁尔的煤对欧洲至关重要；鲁尔这个巨大的工业机

器的任何重大停顿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复杂化。库诺认为协约国

很快就会正视这个问题，迫使普恩加莱撤军。他期望占领持续不到一个

月，法国就会因为代价过高而无力继续。

反对暴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政府的抵抗思想中。与该党在东方的亲

戚布尔什维克不同，社会党四十年来一直是个不主张革命的政党，因此

在任何政治形势下，暴力行动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牟利手段。甚至连反

对法国的总罢工似乎也太具挑衅性，对可能会失去对工人的控制力的工

会来说，尤其如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使用暴力可能会破坏抵抗在英

美眼中的形象。在柏林定调的头脑冷静的普鲁士人建议反对任何鲁莽行

动。21

于是，库诺和艾伯特告诉工会把其会员团结到“消极抵抗”占领（这

里使用了甘地十七年前创造的词语）的政策下。总理保证一旦从国会得

到授权，就会向工人提供经济支持。工会活动家确信普通会员很快就会

跟进。虽然工人们有理由怀疑柏林是否会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政府

总是把企业家放在前面——但两年前工会还组织了全国大罢工，使德国

的商业基本陷入停顿，阻止了前军官的政变。此外，工人还一直表现出

对德国的忠诚，他们都上过学，学校一百年来一直在教他们仇恨法国。

他们会抵抗的。

然而柏林一直担心工人的热情走得太远。库诺说，如果斗争带来“惩

罚和暴力措施，不可控制的民族自豪感可能会膨胀。

”因此政府必须“小

心不要让„„民族感情变成支持万字旗的力量。”如果许多工人被迫停止

工作，那么“反对法国的抗议可能会变成反对政府的抗议。”必须防止这

种情况发生，并且支持抵抗，库诺感到柏林别无选择，只能对工人的工

资和食品供应，以及鲁尔的执法提供补贴。他承认说：

“但这造成的经济

困难可能最终导致德国的解体。

”22

除了感到面前的路十分冒险之外，最初的会议几乎没有提到战略问

题。库诺和艾伯特没有为鲁尔的市政府和区政府制定行动路线。在和雷

克灵豪森（Recklinghausen）官员开会时，总统承认“没有为组织抵抗

的方法制定计划。”抗议和示威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会参加？工人、工会

和矿主如何从柏林获得指示？柏林如何追踪鲁尔发生的事件？没有人知

164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道。23

1月13日，入侵发生两天之后，库诺出席了一个下午很晚时间才举行

的十分紧张的国会紧急会议，提交他的计划，虽然计划不过如此。屋顶

上的旗帜在旗杆中间飘扬。他谴责了入侵并且发出挑衅：

“两天前，法国

和比利时军队进入了自由的德国领土„„骑兵分队带着出鞘的剑率领着

纵队„„这种军事行动是对一个完全没有武装的国家进行的„„我要问

全世界，是否还有一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样，蒙受着无比的艰难和牺

牲，尽管衰弱无力，但还要更加努力和热情地工作着？”除了共产党员

之外的所有国会议员都起立高呼：

“没有！没有！”然后总理说出了德国

的选择：

“德国政府不能激烈抵抗，但是肯定不愿与这种破坏和平的行为

合作。

”国会以283票对12票决定政府支持抵抗。24

坐在刺刀上面

甚至在德国政府行动之前，鲁尔人民就已经使法国的“控制使命”

比普恩加莱所预期的更加困难。1月10日军队抵达之前，5,000名愤怒的

群众出现在埃森的帝国酒店（Hotel Kaiserhof）前——有谣言说这里要

接待法国工程委员会的成员——要求把他们赶出鲁尔。几百名抗议者在

一个小时之内就突破了警察保护大门的封锁线。他们准备好冲上楼去攻

击法国人，当时埃森市长站在桌子上求他们回家去，省下精力来对付明

天就要到来的法国士兵。一阵爱国歌声之后，人群散去了。25

当天晚间，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Rhenish-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的官员收拾好所有重要文件，将其放上开往埃森北方

约320公里（199英里）的汉堡的卡车；其余的文件埋在大楼的地板下面。

这个辛迪加是全鲁尔的煤田控制中心。没有辛迪加的记录，占领者就不

得不接管所有的矿井，而不能只接管产量最高的矿井，这就需要比最初

计划的更多的部队。转移辛迪加是胡戈·斯廷内斯的主意，他既拥有矿

井也拥有报纸，而且他是保守派的象征。后来他骄傲地指出，没有文件

转移，

“抵抗外敌的斗争”就会缓慢得多。斯廷内斯在德国任何可能阻碍

向法国赔款的行动上都有既得利益：根据赔款协议，运往西方的煤炭售

价低于市场价。26

现在媒体开始声援抵抗，声称法国想要使鲁尔脱离德国。一家在鲁

尔工人中发行的社会党报纸发表社论，称占领是“一个历史性事件”，

“以

16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暴制暴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主张武装抵抗。”其结论是：

“一个法国智者曾经说过：你用刺刀什么也做不了，你只能坐在刺刀上

面。现在我们必须让他们看到：你们无法用刺刀来挖煤或运煤。”更多的

保守派报纸描绘了史诗般的斗争，诉诸于德国人浪漫的国家观念。

《德意

志汇报》说：

“他们走得越远，回家的路就越长，阿米尼乌斯（Arminius）

不是把罗马军团诱入条顿堡加森林（Teutoburger forest）深处，使他

们无法逃脱吗？”27

尽管有这些虚张声势的话，这出正在逐渐展开的戏中仍然有着不情

愿的演员。1月10日的会议上，德国运输部（Reich Transport Ministry）

拒绝支持抵抗，运输部认为法国人或者会强迫德国工人来开火车，或者

会征用大部分铁路系统用来转运部队和把煤运往法国。他们争论说，如

果发生这种情况，鲁尔人民的生活就会变得不堪忍受。矿主们一开始就

不愿抵抗，如果铁路工人不抵抗，他们就没有理由抵抗。库诺命令铁路

系统不要服从法国和比利时的命令，从而避免了一场危机。

最初几天，实际的抵抗是分散的。埃森没有发生罢工，只有几次小

规模骚乱。工人们迷惑不解；他们被为鲁尔而战的呼声所唤醒，但没人

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唯一的行动发生在数百公里之外的慕尼黑，那里

有一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青年民族主义领袖通过哀叹德国的悲惨处

境煽动了上万名群众。这个出生在奥地利的人抨击道：“我们侮辱自己，

解除自己的武装，我们已经成了鄙视的对象，还成了敌人和全世界的笑

柄。

”28

让工人和雇主团结合作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企业家看不起工人，还

有点害怕工人，因为共产主义正在吸引追随者，尤其是在鲁尔。工人们

则认为自己的雇主甚至更加吝啬，一个埃森人写道：

“我们有些工人甚至

说我们是被法国人抢劫还是被德国人抢劫没有什么区别。但感情以外的

区别还是有的。我们能够坚持反对鲁尔的资本主义，恰恰是因为德国政

府很虚弱，我们的老板不能用军队来对付我们。”如果找不到方法来化解

这些传统的敌意，抵抗就不可持续。29

当时世界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刚刚过去几年时间，那场战争的中心

离鲁尔只有几公里之遥，因此这些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有些人害怕发生

一场新的战争；另一些人则认为法国有理由迫使德国偿还其债务。但英

美倾向于同情德国人，这正是柏林努力希望获得的反应。美国被认为是

战争的大赢家，但现在基本中立，因为其国会已经否决了《凡尔赛和约》

166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的部分条款。据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把德国钢铁从赔款的

大火中抢救出来，如果抵抗赢得了他们的心的话。

有些美国人给这一希望推波助澜。评论刊物《民族》

（The Nation）

赞许地引用了最近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先例。它宣布：

“德国现在需要的

是甘地，一个灵魂的象征，而不是拳头的象征，一个知道仅仅使用精神

抵抗就能对今天各个民族反抗更强大武力的斗争有所助益的先知„„如

果能够实现的话，对法国侵略的最有力回答就是不合作运动。如果鲁尔

的矿工和技术人员足够勇敢和团结，那么他们仅仅是拒绝为法国人工

作„„就能迅速而有效地回答法国人通过武力来获胜的企图：这样做在

经济上是不可能的。

”30

入侵发生之后不久，由埃米尔·科斯特（Emile Coste）和法军指挥

官约瑟夫·德古特（Joseph Degoutte）率领的法国工程团就试图通过保

证为他们供应的煤付款来拉拢德国矿主。法国人向德国人购买煤的价格

低于市场价，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煤卖给其它国家，用盈利来支付占领的

成本——盈利累计约有10亿法郎。与此同时他们可以避免德国政府征收

40%的煤炭税，奇怪的是最近三个月中没有征收这个税。柏林的反应十分

迅速。如果矿主同意，抵抗就会失败。库诺禁止他们向侵略者供应煤，

但是科斯特会见杜塞尔多夫的矿主，命令他们开始供煤，否则就立即逮

捕他们。他们拒绝了，理由是他们忠于德国。31

蒂森工业帝国的年轻继承人弗里德里希·蒂森（Friedrich Thyssen）

充当了矿主的发言人，杜塞尔多夫会议之后几天里，媒体和公众把他塑

造成一个英雄；他宣布：

“土生土长的鲁尔人，无论是矿主还是矿工，都

有着坚定的思想和不屈的意志。”不过蒂森的知名度使他自食其果：1月

20日，科斯特由于拒绝供煤而逮捕了他和另外五名煤业巨头。这些人被

带到美因茨（Mainz）的法国军事法庭上，他们在那里得到了政治犯的待

遇。32

这一逮捕是一个严重错误。1月22日，蒂森集团在整个鲁尔的九座煤

矿和钢厂的75,000名男女举行罢工。奥伯豪森（Oberhausen）的铁路工

人离开自己的岗位，切断信号灯的供电。雷克灵豪森的矿工离开工作岗

位，奥斯特费尔德（Osterfeld）的矿工拒绝工作，除非法国军队撤出。

蒂森出庭受审的日子临近时，美因茨的群众举行抗议，迫使法国派出更

多的部队来维持秩序，法国担心大规模示威恶化为暴动——他们还担心

如果法国士兵对平民使用武力，英美可能会断然反对占领。33

16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审判那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法庭外面；旁听席上挤满了焦急的

旁听者。主持审判的陆军中校德布格尼（Debugny）警告说，任何扰乱审

判的人都会上军事法庭。当法国公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拒绝服从供

煤命令时，蒂森回答道：

“我的职责是遵守我国的法律。我国政府说法国

军队入侵鲁尔地区是错误的。

”蒂森承认，矿主最初是同意供煤的，如果

德国政府不反对的话。但是既然柏林下令不要供煤，他和同行们就不能

服从供煤的命令。蒂森的律师要求宣告蒂森无罪，因为他只是服从命令。

德布格尼很快带回他的裁决：政府的命令是减轻情节；被告将被释放，

但要被罚款307,000法郎。34

法庭外的示威者兴高采烈，他们跳舞，还歌唱《守卫那莱茵河》

（Die

Wacht am Rhein）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蒂森前往火车站

的行程虽然短暂，但却欢欣鼓舞。他的律师后来写道：

“似乎有一股不可

抗拒的自然力抓住了这些人。现在我们了解了被占领土的灵魂。”乘火车

回埃森时，

“旗帜到处飘扬。各个火车站都奏响了国歌。尽管法国派驻重

兵，这些还是发生了，法国士兵对这种爱国精神的爆发完全无能为力。

”

35

审判使喧嚣的一周半时间告一段落。由于矿主拒绝交煤，普恩加莱

希望通过占领更多矿井、铁路和运河枢纽来击败抵抗。但法国只是遇到

了更多的抗议。一个美国记者写道：

“暴动的消息从鲁尔各地传来。这里

是埃森„„有20,000人上街„„法国人在旅馆外用刺刀围成一圈。士兵

们拿出了机枪。群众向前移动；怒吼声很大；他们威胁说除非把枪拿走，

否则他们就要赤手空拳，只用成千上万人的力量发动攻击„„法国战胜

这些愤怒的群众的唯一方式就是撤退。

”36

“不要害怕人类的力量”

占领的关键策略是通过铁路把煤从德国运回法国。法国人入侵时首

先去找堆在矿井口的煤——有些地方的存货有两到三个月的产量。因此

实际检验抵抗战略的就是阻断法国的铁路运输，德国人迅速把多数煤车

运出鲁尔。法国人带来自己的车辆后还需要当地的铁路工人。无论什么

地方的德国铁路工人发生罢工，法国都必须用自己的工程师来代替，但

是法国工程师不够整个鲁尔地区使用，而且他们很少有人会说德语，由

于欧洲的铁路系统各不相同，他们还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如何使用设备。

168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37

多特蒙德（Dortmund）工人罢工时，一列法国军用火车在铁轨上停

留了好几个小时，法国工程师才控制了火车头，把火车开到埃森，埃森

的德国工人把客车车厢挪到铁轨上，阻止火车前进。波鸿(Bochum)和雷

克灵豪森爆发了自发罢工，装载着煤和焦碳、驶往法国的火车陷在一列

列火车头和其它车厢后面。整个地区的德国铁路工人把空车及大量的石

头、木材和煤堆在铁轨上阻挡由法国人控制的火车。另一条重要线路的

工人移走了一条铁轨，造成了大量出轨。

有一座城市，法国人每天只从主要火车站发出一列火车，一位年轻

的法国指挥官提出跟德国工人做交易，让他们返回工作岗位。但是根据

工会的条件，法国士兵不能占领信号站，士兵不能在车站附近修理刺刀，

法国军队不能护送煤车。军官拒绝了这些条件，法国工程师试图教会士

兵如何操纵机车。士兵们“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学习弯道、信号、

道岔和坡度，这样如果罢工扩散他们就能接管铁路。38

法国人如果不坚持到底就会一无所获。为了让火车保持运转，他们

把道岔钉死以防破坏，不顾没有警报灯的信号（由断电所导致），并且在

铁路沿线派驻卫兵，以便让抵抗者远离铁轨。法国人还试图通过把拒绝

服从其命令的铁路官员赶出鲁尔来对抗罢工，期望这会在铁路部门和工

会中造成混乱——但做到这些要花时间。而与此同时，缺煤的法国不得

不从英国购买了100万吨煤，这给法国的经济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公众

和反对派政客要求结束鲁尔冒险的压力也增加了。39

这一地区的矿工也拒绝服从法国人的命令。1月19日，埃森北边的“矿

工幸运”煤矿（Bergmannsgluck Mine）的矿工第一时间看到了法国刺刀

的闪光。早上八点半，一位名叫梅耶（Mayer）的法军上校和一群参谋、

工程师，以及约一百名士兵停在煤矿办公室前面。十五名士兵沉着地走

进大门，然后走向经理办公室。他们用刺刀推开门，在梅耶上校和工程

师进屋之前在屋里站好。上校要求把焦炉内所有焦碳装载运走，但总经

理艾伦斯（Oberbergrat Ahrens）拒绝了。他被逮捕并被送往附近的校

舍，在那里他受到了审问，并被命令收拾东西离开鲁尔。梅耶、士兵和

工程师随后审问了运货员和其他职员。所有人都拒绝提供帮助。在逮捕

和驱逐了几乎所有高级职员之后，梅耶命令除了法国之外不准往其它地

方运输焦碳，不准从焦炉中卸出焦碳，直到满足他的要求为止。40

由于那时时间还早，头班矿工仍然在地下工作。但有些与工会有联

16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系的高级工人在地面上操作焦炉。他们自发召集了会议，草草写下了要

求清单——要求释放被捕的职员，所有法国军队撤出矿井。如果这些条

件得不到满足，矿工就会离开工作岗位，开始全面罢工。上校默许了这

些条件，释放了多数被拘留的职员，但其中没有矿井的高级职员。他还

让多数部队撤离矿井口，只留下四名士兵保卫焦炉。41

但是矿工们仍然拒绝卸炉和装载焦碳运往法国，这造成了一种不稳

定的僵局。如果几天之内不清空焦炉，焦碳会爆炸，焦炉会被炸毁。工

人们指出了这一点，但梅耶断然拒绝。他厉声说道：

“如果你们不服从我

们的命令，焦碳就会留在炉里，如果出了故障，由矿井管理层负责。”但

是矿工们跟上校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让焦炉以危险的高温运转，最后

上校让步了。焦碳卸到了驶往德国北方而不是法国的火车上。42

整个鲁尔地区的各个矿井都发生了类似的僵局。法国士兵由于拒绝

供煤而拘禁矿井经理时，工人们放下工具，走出矿井进行抗议，直到职

员被释放或士兵撤离。一些地方的矿工向装载的煤上喷洒水和沙子的混

合物，使其在到达法国的鼓风炉中时变得毫无用处。总之，法国夺取的

煤很少，运往法国的更少。最初几周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士兵们

当矿工不像当机车工程师那样熟练。

由于受到挫折，法国开始骚扰整个鲁尔的矿井员工。法国人一度会

见鲁尔地区的财务官员，要求获得当地矿主的税务信息。财务主管回答

说：

“我是德国人，我不接受法国的命令。”法国财务官员立即惊呆了，

回答说：

“你有十分钟时间交出记录。”地区财务官员站起来准备离开，

他在法国官员面前稍作停顿，并且说：

“别浪费宝贵的十分钟时间了。我

的回答是不。

”他被逮捕并被带走。43

抵抗不仅限于铁路连线和矿井所在地。许多大城市——尤其是已经

成为法比联军行动指挥中心的埃森、多特蒙德和波鸿——的德国人切断

外国工程师和官员居住的旅店的电话线和电线。法国人常常对公民抵抗

运动反应过度，这只会激起更多的反抗行动。在埃森，歌唱《守卫那莱

茵河》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会导致200,000马克罚款或六

个月监禁。对展示旗帜或佩带有象征意义的徽章也制定了类似的处罚措

施。

在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一名德国警察拦下一辆车灯不亮的

法国汽车。车内的法国士兵向这位警官开枪，在脖子上造成了致命伤。

一些德国平民看到这场混乱之后跑到现场，制服了这些士兵，并且开始

170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殴打他们。作为报复，法国派出了装甲坦克和机枪进驻该市，要求该市

赔偿100万马克。该市的领导拒绝后，法国派了更多的部队包围市政厅和

火车站，没收供给该市的全部的马克纸币。44

这些对抗都需要更多的部队，法国被迫召集预备役军人，这在法国

平民中激起了不满。鲁尔地区的一些法国士兵也开始质疑他们占领鲁尔

的目的，他们认识到不断骚扰他们的抵抗者不会向法国供煤。与英国在

印度不同，法国人并不想留在鲁尔；他们想拿到德国欠自己的东西，然

后离开。压迫德国人民不是他们的目的。45

但抵抗的目的是阻止法国人在鲁尔做他们想做的事，这造成了一种

德国人没有看到的困境：只要法国人拒绝离开，抵抗越成功，就不得不

持续越长时间。长时间坚持非暴力行动并不容易，但是除非成本提高，

否则德国人在只采用这种反对方式上是有共识的。大多数刚刚从一场可

怕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德国人不喜欢暴力。一位名叫西奥·高迪希（Theo

Gaudig）的抵抗活动分子回忆道：

“消极抵抗只是跟着感觉和时代的氛围

走。

”地方议员也强化了这一点，如果抵抗者看来要攻击法国人，议员们

经常叫他们冷静下来。46

一开始，非暴力的倾向伴随着巨大的抵抗热情。这是因为他们相信

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德国人正在保卫自己的家乡。埃森一次上

演弗里德理西·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歌剧《威廉·退尔》

（Wilhelm

Tell）时，观众们从座位上站起来，齐声重复几句熟悉的诗：

“我们像我

们的祖先一样渴望自由，宁死也不生活在奴役下„„永远不要害怕人类

的力量。

”在此之后，法国人禁止在整个鲁尔演出《威廉·退尔》。在波

鸿，取消上演该剧和关闭波鸿歌剧院（Bochum Opera House）激起了5,000

人的抗议游行。47

民族自豪感的浪潮在整个德国涌起。一位美国作家在《民族》上报

导说：

“人们在昂贵的商店和咖啡馆中高声谈论抵抗法国的事。当然，每

个人都用破坏的方式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孩子们给问路的士兵和陌

生人指错误的方向。

”餐馆把法国的葡萄酒和糕点从菜单上拿下。如果德

国女孩被发现与法国士兵有风流韵事，她的头发会被剪掉。德国演员联

合会（League of German Actors）敦促公众抵制所有法国货，声称德国

被“从法国进口的下流、毫无价值的艺术淹没了”

。48

法国试图通过审查或关闭当地报纸来压制关于德国抵抗的公众舆

论。在早期，印有支持抵抗的社论或民族主义者和工人团体的呼吁的报

17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纸会被罚款和暂时停刊——但报纸把办公室搬到别处继续出版。由于藐

视法国人的限制的报纸越来越多，法国士兵转为搜查其办公室，没收或

破坏打字机、印刷机和纸张供应。编辑和记者还会被罚款，并被监禁或

驱逐。49

双方都试图在德国内外争取公众的支持。法国的小册子、传单及售

货亭和墙上张贴的海报把这场冲突描述为对德国企业家的摊牌，声称企

业家以降低工人工资为代价进行投资，以便从战后通货膨胀中获利。一

位名叫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十八岁英国人给伦敦的德国

使馆写信提供“宣传服务”

。得到工资和许多联系地址之后，他在鲁尔漫

步。他写信给母亲，解释外国人被误认为是法国官员时的情形：

“人人都

恨你的感觉真有趣。晚上我们去夜总会，一个肥胖的裸体女人表演了象

征性的舞蹈：锁链中的德国人，当然以镣铐被打破为结束。”50

为期一个月的占领每天要花费法国政府大约60,000美元，这加重了

政府的预算赤字，还促使外国抛售法郎。普恩加莱被迫向法国议会委员

会（Chamber Committee of France）要求4,500万法郎，以便将占领延

长到2月。工程师尚未完全控制矿井，而其领队埃米尔·科斯特丢下在埃

森的总部回到了法国，他告诉内阁他们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或者放弃从

鲁尔挖煤的打算，或者把整个地区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德国工人的反应尤其让普恩加莱为难。虽然他尽力把任务描述为帮

助工人而不是雇主，但工人却团结起来捍卫德国的主权。对鲁尔人来说，

这是一场关于战后强加在德国人身上的重负的公平性的斗争，目前血重

于钱。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五金商人的艰苦工作使他们适应了逆境。

因此虽然通货膨胀很高，他们的生活很艰难，他们也不会很快投降，尤

其是向法国投降。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因此为什么不抵抗呢？

从“团结”到麻木

柏林虽然向抵抗者提供了财政补贴，在告诉全世界法国的放肆行为

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柏林很晚才在鲁尔地区发展起集中的组织网络，

以便向前线下达指示。因此最初的行动是由当地的工会、工厂理事会、

警察部门以及市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的。第一周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

在开会讨论有哪些选择，计划与占领军的规模，矿井、火车站和运河的

位置及各城市的大小相称的抵抗行动。例如，格拉德贝克（Gladbeck）

172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的抵抗团体每周开会两次协调抵抗行动，埃森、布瓦（Buer）和雷克灵

豪森也建立了类似的团体。51

1月17日，蒙斯特（Munster）举行了一次地区大会，其中有帝国国

务部长（Reich State Minister）

、柏林在鲁尔地区的主要代表恩斯特·梅

里希（Ernst Mehlich）出席。梅里希对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地方运动印

象深刻，但他想如果抵抗不成功，柏林就必须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库

诺和艾伯特——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从该地区的人那里得到信息——同

意了，莱茵-鲁尔中心（Rhein-Ruhr Zentral）成立了，并且成为柏林给

媒体、自治市、企业家和工会下达命令的通道。梅里希还组织了劳动管

理防卫委员会（labor-management defense committee），该委员会负责

计划所要采取的行动并且发放工资补贴。52

但是这一精巧的合作舞蹈有些生硬：工人和雇主之间长期存在的猜

疑浮出了水面。库诺宣布政府将补偿矿主的损失激怒了社会党人，他们

认为首先应该向矿主征收400亿马克的欠税。当柏林企图用工人工资的1%

和雇主的捐款建立私人救济基金时，工会拒绝了；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更

加有效地替工人支付紧急开支。因此企业家撤回了自己的份额。最后是

政府的救济组织向罢工者发放了几十亿马克。尽管柏林十分慷慨大方，

但工会仍然认定库诺是商业利益的走狗。国民阵线的崩溃很难隐瞒。53

1月22日，财政部向救济组织和劳动管理防卫委员会发放300亿马克，

由帝国银行（Reichsbank）预支。这项拨款用于资助当地的宣传工作，

为失业者提供福利，帮助领退休金者和为工人及其家庭购买食品。梅里

希向库诺报告说，由于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过快，这一数额不够。

因此德国国会于2月1日通过一个法案，批准财政部长开出另一项价值

5,000亿马克的信用额度，用于在整个被占地区发放补贴。54

政府已经陷入了财政泥潭。它已经承诺无限期补贴1,200万名鲁尔工

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帝国银行别无选择，只能印刷新马克。等钱到

达工人手中时，其价值已经失去了很多。德国糟糕的财政状况不允许用

其它方案来代替这种财政游戏。几个月之前社会党呼吁增加企业家的税

收，部分是为了降低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商业领袖提醒政客们：他

们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而且也是德国恢复经济实力

的基础，因此支持企业家的政党阻止了新税。至于为抵抗做出牺牲，企

业家们争辩说，减产造成的损失已经够多了。

各城市都有神经过度紧张的迹象。大量民众每晚饮酒，一位美国记

17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者指出：

“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是一个常见的借口。‘我们被打倒了，

被榨干了，我们手无寸铁，但是喝酒能让我们感觉好点。’

”

（甘地在地球

另一边为他的不合作运动所主张的禁酒“自治”不是对德国人说的。）

《民

族》报导说：

“咖啡馆和娱乐场所确实还是挤满了人，但是一杯啤酒或电

影院里的一个座位只花大约两分钱，在那里过一晚上要比在家生火便

宜。

”为了帮助人们驱散严寒，矿工们把煤装在袋子和手推车里带给家人

和邻居。在有些矿井口，矿工们把煤堆起来留给当地人。少数人甚至自

己打临时矿井挖煤——这种做法很危险，会导致塌方。55

尽管存在着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但是抵抗在整个1月和进入2月时

一直热情弥漫。此外，普恩加莱不敢扩大法国的行动，因为这可能会危

及与英美的关系和本国的温和派议员的支持。奇怪的是他还担心不要疏

远了德国人，因为他认为欧洲的稳定最终要建立在法德伙伴关系的基础

上。但这种愿景太超前了，而且普恩加莱的公众形象是战斗英雄和法国

的保卫者，这就排除了任何达成协议的可能。

与此同时，库诺和艾伯特也没有妥协的动机。德国初生的民主制度

正步履蹒跚地走在崩溃的边缘，他们既不能冒疏远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风

险，也不能冒疏远左翼共产主义者的风险。他们认为抵抗法国可以通过

把各种群体团结在共同的目标下来解决矛盾。最初几周里，柏林的这两

个人似乎是正确的。但他们忽视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抵抗完全是

被动的，没有战略路径——抵抗存在，但是不受控制。为了坚持抵抗，

政府不得不关闭该国的经济心脏，用印钞票来弥补失去的收入。这是在

争取时间，希望抵抗能够比占领者的决心坚持更长时间，希望美英会干

预，希望法国的代价会超过自己的代价。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逮捕”

2月4日，总理库诺对鲁尔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秘密访问；回到柏林时，

他相信人民的抵抗意志还像三周之前法国刚刚进入埃森时一样坚定。他

后来写道：

“我访问了被占领地区的各处，与企业家和各阶层的平民和工

人自由交谈，各处的人们都使我确信，他们继续用消极抵抗来反对法国

入侵的决心不可动摇。”他将其归因于公民们“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人

权”和“不在敌人的刺刀下屈服”的愿望。56

总理的访问使普恩加莱发生了动摇，他认识到自己的方法不管用。

174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法国领导人认为，库诺的访问造成了“危险的兴奋情绪，尤其是在企业

家、公职人员和政府代理人中间，

”因此他禁止德国政府成员再次访问鲁

尔。然而两周后，22,000名德国工人罢工。希望入侵迅速取得结果的法

国媒体和议会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法国工程代表团的成员惊慌失措，

建议撤军。但即将面临选举的普恩加莱知道撤军就等于承认失败。57

总理的处境十分艰难。法国得到的煤和焦碳只有战前的30%。怎样才

能使德国继续生产呢？埃森一位德国工程师解释说：

“你可以用暴力在屋

子的墙上打个洞，但是墙和整座建筑就可能会倒塌。你也可以用一种方

法小心地在房子上打个洞，而整个建筑仍然稳固。”虽然入侵者并不暴力，

但他们也没有很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在被迫面对扰乱生产和运

输的罢工者时，他们只是打击抵抗，而不是使鲁尔保持运转。除非完全

控制矿井和铁路，否则占领就是徒劳的。58

1月底，普恩加莱决定派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和

法国公共工程部长亲自视察并策划消除抵抗的方法。三天后他们回来时

说，法国必须占领铁路和邮政电报局，威胁矿主结束罢工，交出赔偿煤

炭，并且用严格的海关区把该地区同德国其它地区隔离开来。该报告或

许使总理变得强硬起来。当德国人显然想要逃避5亿金马克的赔款时，他

发布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不允许“一列火车、一辆汽车、一吨甚至是一

磅”煤或焦碳前往德国的未占领地区。他派遣了更多士兵来控制该地区

的边界，阻止通过运河和铁路走私煤炭。59

抵抗行动一开始，法国就开始把德国公民和企业职员驱逐出该地区。

现在他们开始大规模驱逐几乎所有拒绝服从法国命令的人，包括不合作

的矿工和铁路工人。2月的头几周里，每天有40人被驱逐出鲁尔——整个

斗争期间有超过140,000人被驱逐。许多市政府和工业组织中没有留下任

何有经验的人。抵抗骨干遭受重创，只留下了工人和市民来自己照料自

己。作为回应，罢工和抗议的步子加快了，但是由于组织者减少，他们

没有进行有策略的攻击和控制。罢工变得暴力起来，现在罢工有时还针

对工作条件而不仅是占领军。60

法国人在矿井中也开始取得进展。失业的法国矿工被运来代替罢工

的德国人干活，波兰和捷克工人在多年来一直受到德国雇主的歧视之后，

也很高兴加入这一工作。但是德国铁路工人的抵抗仍然有效。例如在埃

伯菲尔德机车厂（Elberfeld Locomotive Works），法国人征用了十一列

空闲了几个星期的机车。有一队士兵保卫的法国工程师刚一开始试图操

17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作发动机，德国工人就开始移开铁轨。作为回应，法国人逮捕了该厂的

三名主管，发动机每耽搁一天就罚款100万马克。

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埃森地区的170个火车站中有66个关闭，44

个被法国人接管。占领之前每天有112列火车从埃森发车。今天火车实际

上是停顿的。在一条由法国人接管的铁路上，只有6列火车仍在运行，而

以前有50列。

”因此魏刚将军和部长同事们建议：“在被占领地区建立铁

路网络委员会（Commission de reseau de chemins de fer des pays

occupes）

。

”根据其称呼，该委员会负责接管尽可能多的重要铁路线，而

且可以根据需要自由使用任何部队来结束罢工。61

由于无法输入足够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来开机车，委员会试图争取

急需工作的德国人来为他们工作。海报到处张贴，工人会得到热饭和用

法郎支付的有保证的工资。大多数德国人仍然毫不动摇，但不一定是出

于忠诚，也可能是出于恐惧。当地抵抗组织针锋相对地贴出自己的通知，

警告说，任何为法国人工作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叛徒，会被驱逐，甚至有

更坏的下场。库诺重申他早先的命令：所有铁路职员无论受到何种威胁，

都有法律义务拒绝法国和比利时的命令。

但是随着2月慢慢过去，输入的外国工人的溪流汇成了洪水。由于培

训他们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没有足够多熟练的法国工程师来做这件

事，德古特将军（现在他负责法国的工程任务）于3月20日要求所有德国

铁路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否则就要面临驱逐的处罚。工人们不这样做时，

法国人就开始大规模驱逐和监禁他们及他们的家人。两到三名士兵利用

工资表上的姓名和地址，到一名工人家中，护送他前往当地监狱。到6月

2日，已经有17,837名铁路工人被驱逐或监禁，留下的德国铁路工人队伍

非常薄弱，而且精神低落。62

多数工人宁愿被驱逐而不是被逮捕，因为法国人管理的监狱十分肮

脏，这不是秘密。盖默斯海姆（Germersheim）监狱的德国红十字会报告

说：

“卫生条件非常差。由于过度拥挤„„每个人要隔几个星期才能淋一

次浴„„犯人只能在牢房里用盖不牢的桶来处理排泄物„„”铁路工人

不是唯一会被关押的人。一位美国记者写道：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

能被逮捕。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赶出家门，除了牙刷之外什么都不

能带。

”在哈廷根（Hattingen）

，最频繁的抵抗促使法国人甚至逮捕拥有

信鸽、不向士兵致意、发传单、撕毁法国海报和无许可证卖面包的人。6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煤和焦碳被运往西方，矿井最终屈服

176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于协约国的目的。到了4月中旬，由法国强加的煤炭禁运和海关区事实上

把鲁尔同德国其它地方分割开来。德国人建立了通过边境附近的山丘和

森林的秘密通道，并且往外走私煤和苯，同时偷运进食品和其它生活必

需品——现在抵抗确实还在继续进行。64

但是抵抗也慢了下来。3、4、5月中通过了许多法令，规定只有持有

特别许可证的人才能使用汽车和卡车，以此来严格限制平民的移动。6月

10日之后，只有持有法国颁发的驾驶执照的人才能驾驶汽车，只有法国

当局在驾照上签字批准之后，驾驶者才能在自己家乡以外的地区旅行。

所有这些都旨在迫使德国人使用由委员会管理的火车，因为其它各种公

共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和街车都被用于在市内运输食品和其它生活必

需品。65

缓慢但确定无疑的是，占领军收紧包围圈正在侵蚀德国人的士气。

许多工人厌倦了生活在无休止的危机中，他们做了不能想象的事，并且

返回了工作岗位。5月6日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美因茨地区有超过

1,000名铁路工人复工。

《纽约时报》报导说：

“法国当局要求人们在昨天

下午5点以前去上班，否则就要遭到起诉或者驱逐。他们保证如果复工，

所有正式享有的权利、退休金和特权都会恢复„„罢工工人的大型会议

最终决定，一切利益都在于复工。

”66

5月20日，占领终于有了报偿。当天，法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占

领花费了1.45亿法郎，出售煤和焦碳的收入总计为1.02亿法郎，但收入

增长快于支出。普恩加莱在隧道尽头看到了亮光。67

“狂热分子的战斗阵线”

法国总理看到亮光的地方，鲁尔工人只看到了红灯。他们把占领称

作“刺刀”

，许多人准备回击。埃森的克虏伯(Krupp)工厂的工人已经这

样做了——而且震撼了全国。

克虏伯工厂的工人没有罢工，而是准备一看见法国士兵就离开。工

厂的各个车间里都挂了警报绳，军队一进工厂就会拉响。3月31日复活节

前一天早上，法国中尉迪里约（Durieux）和十一名士兵来进行预定的视

察，还要清查工厂车库中的汽车和卡车。他们等待开门时，警报开始呼

啸。迪里约很吃惊，问负责人这是什么意思。负责人回答说：

“放下工具。

”

士兵们向外看，他们看到成百上千名工人对他们怒目而视，工人们慢慢

17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靠近，把他们挤到车库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屋顶上打开了蒸汽阀

门，屋里充满了厚厚的雾气。迪里约命令士兵们多次开枪示警，但工人

们挤得更近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迪里约干脆命令他的部队向

人开枪。最后十三名工人死亡，另有五十二人受伤。68

虽然有些德国人认为法国士兵开枪是为了自卫，但这一“鲁尔血腥

复活节”激怒了多数德国人。死者的葬礼是一个庄重的爱国事件，是那

种为阵亡要人保留的葬礼。送葬队伍穿过埃森的街道，随后是公民领袖

的热诚演讲，演讲呼吁鲁尔人不仅要用加快抵抗的步伐来为这一怯懦的

行为报仇，还要克制暴力复仇的冲动。69

演讲所传递的信息与1月份的基本相同，但事件的背景有了显著变

化。由于法国人的压迫越来越重，许多人不能抵抗还击的冲动。正是由

于害怕这一点，埃森的法军指挥官召来了坦克和机枪排。但是激进的民

族主义者决定为克虏伯屠杀复仇，当天下午，一名比利时士兵、一名法

国警察和两名法国工程师遭到袭击和殴打。随后，杜塞尔多夫的法国士

兵遭到手榴弹袭击，一名哨兵在埃森主要的火车站被潜伏在通风管道中

的德国枪手谋杀。70

克虏伯危机助长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暴力，此外，由于没

有可以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如何不用暴力来应对压迫的观点，克虏伯危机

也破坏了民众对消极抵抗的信心。3月1日，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私人朋友冯·弗朗索瓦（von Francois）将军就已经在

试图煽动游击战。他问道：

“一个有着60,000,000人口的国家会在自己的

鲁尔兄弟被黑色和白色的法国人掐住喉咙的时候仍然无动于衷吗？毫无

疑问，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组织良好的游击战很快就会摧毁敌人。

”

弗朗索瓦将军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法国派往鲁尔的部队中包括非洲人部

队的德国人，德国人还建立了联盟来保护德国妇女免遭想象中的威胁—

—黑人士兵的强奸。71

整个鲁尔的青年男子、学生、失业秘密警察和退伍军人在前官员的

帮助下组成了许多自由军团(Free Corps)。与此同时，陆军最高司令部

（Reichswehr High Command）决定秘密扩军。这些被称为黑军（Black

Reichswehr）的新组织由士兵组成，他们被派到鲁尔来炸毁火车车厢和

暗杀法国和比利时士兵。未来的德国总理，当时正为军队工作的海因里

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带着装满钱的箱子来到鲁尔，把钱发给

破坏者。72

178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为了与这种“积极抵抗”作斗争，如果找不到罪犯，法国人就对发

生暴力事件的城市罚款。凯特维希（Kettwig）市由于两名法国士兵遭枪

击而被罚款100万马克。该市官员拒绝付款后，士兵们开始挨家挨户上门

收集每位居民应摊的份额。3月11日，一名法国巡警在布瓦市附近的乡村

公路上发现了两名法国士兵的尸体，尸体背后中弹。作为报复，一场混

战之后，法国士兵杀死了该市八名德国人。73

暴力不仅针对占领军，也针对由法国控制的铁路和运河。2月中旬，

德国破坏小队用弄沉运煤船来阻塞莱茵-黑尔讷运河(Rhine-Herne Canal)

的要害，多数通往法国的驳船运输都要经过这里。运河上的法国士兵接

到命令，一看到人就开枪，但是德国人抢先一步，炸毁了一条主要支流，

只留下其余支流来供河床上停留的驳船行驶。在杜伊斯堡，进入该市的

主要铁路桥被炸毁，九名比利时士兵被杀。报复采用了罚款和宵禁的形

式，法国人还要求德国人乘坐火车中部的车厢——这样他们最容易受到

攻击。74

破坏的幕后人物之一是艾尔伯特·斯拉格特（Albert Schlageter）

，

他是一位前普鲁士官员，他于5月被俘，被宣判有罪，并被处决。法国人

认为他是暗杀他们的士兵的民族主义帮伙的首领。接下来几周里，右翼

媒体把斯拉格特神化为德国的内森•黑尔（Nathan Hale），希望用他被处

决来扇起暴力抵抗的大火。一张报纸叫道：

“如果斯拉格特被谋杀只是激

起了消极顺服、忍耐和痛苦的情感，那就让我们为日尔曼民族悲叹吧，

这决不是日尔曼民族的品质。

”阿道夫·希特勒在追思礼拜上对25,000人

说：

“斯拉格特的死一定会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和秩序之中，

而是生活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我们需要的不是脆弱的统一阵线，而是

狂热分子的战斗阵线。

”75

“认输”

总理库诺不准备放弃非暴力抵抗。他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坚决

主张：“消极的防御战一旦开始，就必须坚持到底。”但人们对他的请求

充耳不闻。现在破坏才是受到青睐的抵抗方法，就连工人领袖——他们

知道积极抵抗给工人招致严厉的报复——现在也呼吁库诺不要再忽视积

极抵抗。但是采取行动停止非暴力抵抗是要付出代价的。法国人实施了

严格的宵禁，整个鲁尔的德国人受到的羞辱甚至更多——公民们被法国

17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士兵推倒，被从自行车上踢下来，甚至被抢劫。76

使鲁尔的民风加速沦落为社会动乱的，是马克的崩溃。4月18日，马

克对美元比价从23,000：1跌至33,000：1，虽然帝国银行试图在外汇交

易市场上用其黄金储备买进马克，以此来稳定货币。但中央银行无力阻

止汇率暴跌，这对库诺的政府是一个打击。社会党人认识到重新赔款不

可避免，因此希望政府节约黄金和外汇储备，而不是将其浪费在支持马

克这一毫无希望的尝试上。民族主义者认为，为了继续给抵抗提供津贴，

马克必须与美元挂钩。他们在国会的发言人宣布说：

“在这场战斗中，帝

国银行的黄金就是我们的火药，我们必须开枪。”金融暴力是实际暴力的

仆从。77

对付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战后的日常工作，但现在这成了一项严峻的

考验。西奥·高迪希回忆道：

“突然，人们存了多年的钱，所有的储蓄帐

户都一文不值了。”发工资时工人的妻子会来到工厂门口，好快点得到钱

并且在次日贬值之前把它们花出去。一位英国记者写道：

“农民们说什么

也不给自己找麻烦把产品带到市场上来卖，他们在市场上只能把产品卖

了换来不等他们回到家就会贬值的马克。

”78

3月，整个鲁尔地区都实行了配给制。由于担心世界舆论会让自己为

德国人的饥荒负责，法国在安特卫普和鹿特丹储存了两周的粮食供应，

以防柏林政府停止把粮食运进鲁尔。他们还开放了施粥场，用免费午餐

来做宣传。德国人并没有成群结队地到来，因为害怕报复，也因为企业

家们开放了自己的施粥场。79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绝望的德国人接受企业家的施舍，但企业家在

帮助政府抑制通货膨胀上无所作为。事实上企业家甚至从通货膨胀中获

益，他们用帝国银行的贷款建新工厂，而贷款很快就贬值了。胡戈·斯

廷内斯开始在波鸿和埃森之间兴建一座新的大型工厂，而蒂森工厂则以

较低的价格购买了新的焦炉。80

由于失业增加、社会混乱和工人重新产生的对老板的不满，许多曾

经处于抵抗前线的人现在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的罢工和抗议于4月18日在

米尔海姆（Mulheim）到达顶峰。马克对美元崩溃后的第二天，2,000名

失业的德国人封锁了市政厅，把300名官员扣做人质。市中心交通被切断，

所有的商店和办公室都被关闭。同一天在埃森，1,800人游行到市政厅，

要求立即兑现他们抵抗法国时失去工作的补偿金。这两次行动都是两天

前在波鸿策划的，会议上有两位苏联特使发言。81

180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5月22日，马克对美元暴跌至57,000：1。共产党人的煽动迅速传播，

5月24日，盖尔森基兴的共产党工人与市民防卫力量之间爆发暴乱。八人

被杀，七十至八十人受伤。共产党人接管了警察总部并且在里面放火。

接下来鲁尔各地都爆发了类似的暴乱。在埃森和多特蒙德，商店和仓库

遭到抢劫，并被烧毁。82

到了5月底，大约800,000名矿工罢工，虽然参加政府发起的消极抵

抗者与为工作而斗争者之间的界线很模糊。许多城市的消极抵抗者和共

产主义者之间一直在通过宣传、罢工和反罢工互相争斗，但在另一些城

市，这两个派系彼此合作。每个城市都是为自己斗争，每个工人都是为

了自己的安全理念而斗争。83

为抵抗法国注入如此之多的能量的工会也开始看到自己的投入在德

国的动荡中化为乌有——在说服法国人占领比就赔款问题达成新的协议

成本更高上毫无进展。矿工协会（Mine workers' Association）早在3

月20日就呼吁政府：

“结束鲁尔战役的一切可能都用尽了，应该通过谈判

来解决赔款危机。

”但是民族主义者毫不动摇，而库诺的真实观点更接近

他们。

（后来，辞职之后，他在汉堡自己工作的大楼上升起了恺撒的旗帜，

而且他在1933年去世前一直强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84

热情反抗到最后时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种风险很高的策

略，它也不保证能够减轻国家所承受的经济负担或给鲁尔造成的人力负

担。如果库诺和艾伯特在抵抗已经到达高强度时——法国人得到煤之前，

德国人的团结仍然威力强大，而鲁尔抗争的代价还不太大的时候——意

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给普恩加莱一个能够保住脸面的方案来代替镇压，

他们或许就能与法国达成一个合算的协议。

游戏结束时他们才真正承认，抵抗被政治光谱两端的力量所绑架。

对右翼来说，斗争已经被那些想要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和“无耻

的”凡尔赛命令的人变成了一场战争。对左翼来说，被通货膨胀榨干的

工人正在变得绝望，有些人完全转向共产主义。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

库诺及其内阁面临着通货膨胀恶化、暴力升级、工会和抵抗委员会士气

骤降以及国会的不信任投票的最后威胁。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和解。

总理及其内阁成员起草了一个外交照会，列出了新要求，并且在5月

2日发送给法国和比利时政府。这是一个希望砍断赔款这一棘手的问题和

削弱占领意志的最后提议，该方案提出赔款总额为300亿马克，用现金支

付，视情况延缓四年并用巨额外国贷款来支付。但是库诺的鲁莽语言损

18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害了他的目的，他说消极抵抗会继续到法国人撤离被占领地区为止：

“占

领„„引起了民众的消极抵抗。德国政府愿意„„缓解日益加剧的紧张

关系，停止对经济价值的任意破坏„„但是不会放弃其法律立场，也不

会停止消极抵抗。

”85

库诺声称人民已经动员起来进行抵抗，但政府可以叫停这一行动。

普恩加莱没有这么容易上当。他答复说：

“想要抵抗和组织抵抗的不是人

民，而是德国政府。德国政府暗中承认了这一点，因为今天它宣布只要

达成协议抵抗就会停止。如果抵抗是自发的，德国政府怎么能够停止或

延长抵抗呢？„„只要抵抗继续，比利时和法国政府就不会考虑德国的

任何提议。

”只有德国认输，法国才肯和解。86

英美也表示对库诺的新提议毫无兴趣，库诺的外交部长要求他辞职。

库诺拒绝辞职，而是起草了第二份照会，试图劝说英国不要再支持法国。

照会使用了同样的词语，但这次没有提到消极抵抗。法国再次拒绝。

到了6月底，德国政府中所有的人都清楚抵抗无法继续，因为抵抗使

整个国家濒临破产。共产主义者不仅在鲁尔，而且在整个德国煽动罢工，

给混乱局面火上加油。汉堡、不来梅（Bremen）和埃姆登（Emden）的商

船船员开始罢工，萨克森(Saxony)、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梅克伦

堡（Mecklenburg）的金属工人也开始罢工。从东边的柏林开始，德国共

有100,000名金属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由饥饿和绝望所导致的群众运动等

危险的事情正在增加。支持库诺的政党感到受到威胁，他们转而反对他。

87

8月8日国会召开紧急会议。库诺发言时，共产党人的侮辱雨点般地

落到他身上。混乱中可以听到“斯廷内斯共和国执行官、欺诈者、骗子、

肮脏的恶棍、罪犯、说谎者和叛徒”等词语。但是库诺没有新方案。他

坚持说：

“德国人必须继续消极抵抗。”不耐烦的社会党要求对库诺政府

进行不信任投票。8月11日库诺出局。88

库诺的继任者是民族主义政党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

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博士。一开始，他希

望继续进行抵抗，同时用一系列严酷措施——强迫企业家捐款100,000美

元，迫使德国企业增加出口，以及限制进口食品和原材料——来使德国

的财政机构恢复秩序。但当经济没有起色时，社会党人告诉施特雷泽曼，

他或者停止抵抗，或者本人也要面临不信任投票。对民族主义者来说，

他们在抵抗中投入了如此之多的象征意义，放弃抵抗就是背叛。但普恩

182

第四章 1923 年，鲁尔抗争：抵抗侵略者

加莱坚持说：不结束抵抗就不谈判。

施特雷泽曼别无选择，他在总统艾伯特的支持下宣布，鲁尔于9月26

日正式结束抵抗。他在日记中特别提到：

“放弃消极抵抗可能比反对这种

做法的说辞更加爱国。我知道我这么做„„会危及我在本党内的政治地

位——甚至是我的生命。但是我们德国人所缺乏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缺

乏的正是承担责任的勇气。

”89

* * *

到了1923年10月，鲁尔人民已经心力交瘁。胜利对他们来说只意味

着两件事：让法国人滚出他们的学校、旅店和工作场所，以及不让他们

得到煤和焦碳。别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拒绝为敌人工作，占领就会失

败，军队就会回家去。但柏林政府还有另外的目标：重开赔款问题谈判

及结束德国屈服于法国在战后的敲诈勒索的历史。抵抗者从未理解这些

目标的重要性，因为政府从未完整地向他们解释过。

与20世纪多数涉及民众抵抗军队的斗争中的非暴力行动者不同，德

国人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自己的政府——站在他们一边。但是总理库

诺及其内阁在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对占领者的运动上无所作为。相反，

抵抗组织主要是由鲁尔人民自己成立的。由于没有整个战区范围的寻找

占领的弱点的计划，甚至没有为抵抗者提供物资和使他们行动方便的计

划，抵抗仍然是地方的、静态的和被动的。

与20世纪其它斗争中的压迫者或侵略者不同，法国的目标一直是有

限的：从鲁尔榨取价值然后离开，而不是无限期的统治。这缩小了德国

人与占领者的互动范围，这就意味着，选择从一开始就全力抵抗法国，

只会鼓励侵略者在没有当地人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开采工作，减少德国人

对冲突进行控制的机会。如果德国人控制好停止与法国人合作的节奏，

占领者就会更加依赖德国人的帮助，德国经济受到的压力也会较小。

德国人的实地抵抗在最初的几周里十分有效，这主要是由于整个地

区的工人的英勇和牺牲。几个月里，他们抵抗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但是抵抗者的地方积极性和集体狂热使政府认为抵抗最终会赢得有形的

胜利，从而错过了可能与法国达成和解的时机。当占领的成本超过榨取

18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到的利益时，占领者就有动机止损。这一时刻到来时，德国人没有看到。

相反，法国人进行了更加严厉的镇压，而且由于没有抵抗压迫的战略和

在暴力复仇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抵抗失去了一致性。

当抵抗热情衰减之时，抵抗也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因而无法持续。

支持抵抗的重担从来没有由那些最积极鼓吹抵抗的人公平承担——企业

家和民族主义者都让柏林来买单。但是仅仅通过印刷马克来补贴罢工工

人，其代价是使该国的经济崩溃。4月份马克崩溃时，动乱的大门猛然打

开了：工人们得到的废纸对那些鼓吹用极端的手段来抗击法国的人来说

是“廉价的马克”

，而这进一步破坏了抵抗。非暴力的纪律——20世纪所

有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遗产——与金融稳定性一起崩溃了。

那段时间，全世界把德国人英勇抵抗法国侵略者的行为与甘地对抗

英国的不合作运动的精神相提并论。德国人很乐意获得人们赋予手无寸

铁的抵抗的道德优势，但是与甘地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开发非暴力行

动一览表，开发一览表能够缩小对手的策略范围，增加暴力镇压的成本。

相反，德国人自己的暴力倡导者——从布尔什维克煽动者到右翼沙文主

义者——使鲁尔陷入动乱，从事反对法国的战斗的工人和市民被抛弃了。

不到十六年之后，由同样痛恨消极抵抗理念的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另

一个德国政府将会发动一场战争——并且占领法国。

至于造成了这场冲突的问题——赔款——其结果是具有讽刺意义

的。大约几周之内英美就开始驰援了。他们认识到德国的经济正在崩溃，

因此提出了一个新的谈判框架，使赔款成为国际问题。一个由美国人查

尔斯·道斯（Charles Dawes）领导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五年解决方案，

由国际贷款提供资金，并且减少德国的债务——这正是库诺曾经认为可

能的解决方案。1924年4月，德国脱离了困境。

雷蒙·普恩加莱一直坚持占领鲁尔是一个成功，因为它迫使德国人

放弃消极抵抗。但这并不是他的目标：法国想要《凡尔赛和约》承诺的

所有东西以及对西欧的霸权。相反， J.P.摩根公司（J.P. Morgan &

Company）告诉法国，如果法国留在鲁尔，就不能向美国投资者出售公债

来为德国的债务再融资。法国人回家了，没有得到他们所需的煤，只能

用自己的资源来重建遭到破坏的北方省份。法国永远不再拥有对欧洲的

决定权。90

鲁尔抗争失败了。鲁尔抗争成功了。历史有时可能就是这样吊诡。

184

第五章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丹麦：以其它方式进行的战争

“他们已占领丹麦”

1940 年 4 月 9 日，当阳光开始照耀丹麦的水道和城市时，丹麦人已

不再对他们的国家拥有控制权。德国军队于夜间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制

服西兰、觉特兰以及费恩诸岛上的丹麦军团。对首都的占领也同样容易。

汉色斯塔特·但茨格号运兵船就停泊在市中心。到五点钟时，德国军队

已经挤满了城堡——这里有一个俯瞰着港湾的古老城堡，并一枪未发地

抓获了七十名丹麦士兵。1

与此同时，德国轰炸机在首都的上空很低地飞过，以至于民众能够

看到它们的德国空军标记。它们抛下小册子，上面说德国人来是为了“预

先防止英国人的入侵，

”可是，它们的目的主要是威吓民众，使他们安静

地屈服。杰特·布拉恩（Jytte Brunn）是一位居住在哥本哈根的店员，

他回忆道：

“德国飞机正在下降„„我们从床上爬起来，向窗外望去，它

们就在那里。接着，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事不对劲，他们已经占领丹麦

了。

”2

在阿道夫·希特勒强大的军事力量于 1939 年 9 月征服波兰并引发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内，没有军事战略家或世界领袖会认为丹麦有

任何机会可以抵抗住德国的进攻。

“如果丹麦屈服于纳粹的攻击，我无法

指责她，

”温斯顿·丘吉尔在 1940 年 2 月说道，

“另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

家——挪威和瑞典——至少隔着一片狭窄的水域，他们可以借此准备对

抗强大的对手。可是，丹麦离德国太近，没有办法接受援助。

”3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以及丹麦政府已认识到该国的危险，并将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他们的希望寄托于 1939 年 5 月与德国签署的不侵犯协议。希特勒自己在

10 月 6 日发表的演讲增强了对德国抱有仁慈愿望的幻想，他说，与丹麦

人的“忠诚友好的伙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可是，全世界后来会发现，

纳粹希望他们的伙伴都是附庸国。4

很少有丹麦人在 1939 年明白这一点。当战争开始时，丹麦是削减其

武装力量的唯一欧洲国家。在入侵的那天，丹麦士兵的人数少于 15,000

人，是以前人数的一半多一点。然而，尽管他们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德

国的战略家们却小心谨慎地为攻击做准备，因为他们明白，丹麦人同心

协力的抵抗可能会危及到德国人的进攻时间表，并阻碍同时对挪威的入

侵。一场大规模的打击势在必行。5

五天前，负责攻占哥本哈根的德国营长到这一首都城市亲身收集一

些情报。他化装成一名普通的商人，勘察港口，并为主要的运兵船挑选

合适的登陆地区。接着，他来到了城堡——当时驻扎在里面的是丹麦陆

军参谋部。站岗的士兵热情地欢迎这位好奇的商人，并把他引见给他们

的士官，后者接着带领来访者参观参谋部总部、通讯中心以及城堡的两

扇主门。离开时，他对入侵能否取得成功一点都不担心。6

在德国军队发起突然袭击之前的那个晚上，科特·海默（Kurt Himer）

将军——入侵部队的总参谋长——拜访了塞西尔·冯·伦特费恩科（Cecil

von Renthe-Fink）——德国驻丹麦大使，给了后者一个通知，让他在几

个小时后交给丹麦政府。冯·伦特费恩科是一位与丹麦人有着亲密关系

的受人尊敬的外交官，他被震惊了。这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丹麦人投

降，并且说：德国人已来保护他们，以摆脱盟军想当然的将斯堪的纳维

亚变为战场的计划，还说：尽管德国没有任何怀有敌意的计划，但任何

抵抗行为都会被粉碎。它还提出另外的保证：德国人不会干涉“丹麦的

领土完整或者她的政治独立。

”7

当子弹声在阿玛利安堡皇宫外回响时，克里斯蒂安国王与他的部长

们——包括首相索瓦尔德·思道宁（Thorvald Stauning）和外交部长爱

德华·芒克（Edward Munch）——正在开会以决定下一步做什么。两人

都赞成投降。国王在还差几分钟就到早上六点的时候同意了。后来见到

国王的海默将军报告说，国王似乎“内心崩溃了，

”同时却保持着“完美

的外部表情。”国王说，他以及他的政府“会竭尽所能地消除德国军队和

丹麦之间的摩擦。他希望能让他的国家免于进一步的苦难。”8

随着时间慢慢地流逝，丹麦人感到了不信任。思道宁敦促他们继续

186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遵守法律，“正确地”对待德国军队，这其中就传达出某种信息。“在面

临着抗议的情况下，丹麦政府已决定要谈妥关于占领丹麦的条件，

”他解

释道，

“政府的行动都出自这样的诚实的信念：我们已将国家从更为恶劣

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而且我们要依靠人民的合作。

”9

这是顺从，但并非投降——这一政策固执于这样的有益的幻想：丹

麦虽然被占领，但没有被征服而且依然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一合作政策

也是一种战略，以为自主决定的国民生活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空间。

“我们

可以在 4 月 9 号英勇地自杀，

”丹麦历史学家派尔 劳林（Palle Lauring）

后来说道，

“

‘生存下来’成了目标。

”并不是每一位丹麦人都这样。被广

泛视为第一个抵抗行动的是，丹麦驻美国大使宣布他自己是“自由的”

丹麦的大使。10

当时，没有人知道战争会升级为一场世界性的冲突，席卷几十个国

家和几千万民众。丹麦的领导人设想，战争将是短暂的，并且其结局很

可能就是一个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没有民族国家的统一欧洲。如果出现

这种情况的话，德国对丹麦主权的承认就将形成对丹麦社会的保护伞，

而不是将其吞并到德意志帝国中。合作是邪恶程度更低的一种选择。就

他们而言，德国人想要让丹麦顺服，以便能够利用其劳工、农业和自然

资源。为了让丹麦的纺织品、军用设备和食品流向祖国，与哥本哈根的

政府合作而非强制性地吞并该国似乎是谨慎得宜的。

德国人准备采用的方法明显不同于他们对待大多数被占领民族的方

法，以在丹麦买来和平。国防军军官禁止他们的士兵购买丹麦人的配给

物品，并停止发行一份德国军队的报纸。针对士兵的一份通告警告他们

要尊重丹麦的妇女和女孩，避免政治性争论，并且最重要的是，记住丹

麦人不是敌人，而且在纳粹的种族等级中享有特权地位。柏林希望丹麦

成为一个“模范的被保护国”

，能够向世人展示，以证明德国人的文明素

养。而且如果丹麦人听话的话，为保持控制所需的德国士兵就会更少。

许多丹麦人感到入侵是一件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事，因为这意味着

猛烈的全面战争会受到遏制——而国王关于保持冷静的建议似乎是有道

理的。尽管丹麦有法西斯和民族主义政党，但该国正派得体的政治生活

却让激进人士处于边缘的地位，也使得街头上避免出现那些有着强烈意

识形态色彩并常常是暴力性质的冲突——在纳粹掌权之时，这种冲突正

在欧洲的其它地方上演。既然丹麦的建制体系依然保持不变，至少也是

丹麦权力的象征，进行抵抗的冲动就没有那么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说，

18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直接的抵抗就相当于违反上级的命令。

不过，许多丹麦人感到受辱的是，丹麦没有进行过战斗；许多人认

为他们的领导人屈服得太快了。几百年来，丹麦人和德国人就一直在为

了斯勒斯威格地区（丹麦最南端的省份或者德国最北端的州）而争斗，

争斗的顶峰是 1864 年的丹麦-普鲁士战争，丹麦人输掉了那场战争。在

随后的几十年中，德国人对那里的丹麦人的虐待增强了丹麦人的敌意。

所以，在该国平静的外表和官方的合作之下有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

“武

力反抗非常少，

”赫伯特·庞迪克（Herbert Pundik）——当时他是一位

十三岁的学生——回忆道，

“可是„„你已经感觉得到，丹麦人不会欢迎

德国人。

”11

“何为好的丹麦人？”

当德国人入侵时，阿恩·塞吉尔（Arne Sejr）是一位十七岁的学生，

与他父母一起住在西兰岛西部的小镇斯拉基斯。4 月 9 日，在他上学的路

上，他感到震惊的是，民众对刚到来的士兵是如此地友善，以及他们后

来如何为一个露天演出丹麦音乐的德国军乐团鼓掌。他拿起一份当地的

报纸，上面有国王的讲话，告诉民众要表现出好的丹麦人的行为举止。

“何

为好的丹麦人？”他问自己，

“当他的国家被敌人占领时，一个好的丹麦

人在这样的处境中应当如何自处？”

塞吉尔回到家中，将他的答案编成他所谓的“丹麦人十诫”。他打印

了二十五份，上面写道：

1. 你不可以去德国和挪威工作。

2. 你为德国人工作时应该表现得差劲。

3. 你为德国人工作时应该放缓速度。

4. 你应该毁掉重要的机器和工具。

5. 你应该毁掉所有可能对德国人有用的东西。

6. 你应该延误所有的交通工具。

7. 你应该抵制德国和意大利的电影与报纸。

8. 你不可以去纳粹的店铺买东西。

9. 你应该按照他们当得的对待叛国者。

10. 你应该保护所有被德国人追捕的人。

188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加入到争取丹麦自由的斗争中来吧！

接着，塞吉尔列出一个斯拉基斯镇最有影响力的市民的清单，包括

市长、银行家、医生和记者。第二天晚上，他骑自行车到他们的家里，

将“十诫”塞进他们的信箱里。很快，他发现，他的丹麦同胞们对德国

人公开的礼貌掩盖着相当大的抵抗情绪。他找到表达这种抵抗情绪的新

办法。他和他的朋友们把糖放进德国人的小汽车和军车的油缸中，并复

制反对德国人的传单，把它们邮寄给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不久，他的“十

诫”就被人传人地散播开来，最后，当丹麦人发动全国性抵抗时，它就

成了他们的圣物。12

许多青年团体 5 月份在哥本哈根聚会，在神学教授哈尔·科奇（Hal

Koch）的指导下，他们建立了丹麦青年联合会，致力于维护丹麦的身份

认同和民主价值观。科奇关于丹麦历史的讲课强调在反对德国人和丹麦

纳粹时民族团结的必要性。科奇的讲课也吸引了很多听众和报纸的报道。

他指出，对丹麦这一政治国家的占领没有泯灭丹麦这一民族国家的力量，

也没有取消其合法性。13

这种昂扬的国民精神最公开的表达是在社区歌唱汇演活动中，这些

汇演常常是大型的地区性活动。7 月 4 日，奥尔堡（Alborg）镇附近的大

约 1,500 名民众唱起了赞歌，这些歌曲讲述的是 1864 年与德国的战争、

士兵的勇敢以及他们所离开的姑娘们。整个 8 月和 9 月有七十五万名民

众参与了类似汇演中的歌唱活动。

在 9 月 26 日国王的七十岁生日这一天，

成千上万的民众挤满哥本哈根的街头，向这位作为丹麦之象征的人唱生

日歌曲。

“这么多的人聚集在哥本哈根四处的公园中，只是为了唱歌——

这激怒了德国人，

”杰特·布拉恩回忆道。14

与占领发生正面的对抗会违反政府的合作政策，但是能够做点表面

文章的是在文化上主张丹麦人的尊严和品性，这一点显然是非政治性的。

不过，这些主张含蓄地对德国人占支配地位的想法提出了质疑，而在当

时，如果不这样的话，大众的情绪可能会消沉下去。尽管抵抗运动直到

1941 年才真的形成，但歌唱会和其它日常的象征性抗议行动则打下了心

理基础。与此类似的情况是：三十年后，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的劳工强

硬分子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活动为尚未成为运动的反对行动创造了

社会空间。

丹麦的记者在准备进行抵抗时的初期阶段也发挥了作用。入侵之后

18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不久，德国新闻专员亲自拜访丹麦外交部的新闻局，为出版确定了基本

的规则：所有的外国新闻和社论都必须事先得到批准，任何对占领军的

批评都是不允许的，而且任何军事新闻在没有事先获得批准时都不准刊

登出来。可是，习惯于完全自由的丹麦媒体的回应是几乎没有遮掩的蔑

视。下午报《号外消息》以两倍的行距刊登文章，并向读者们暗示，他

们应该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凯隆堡广播和哥本哈根广播的播音员常常

会以强烈的嘲讽口吻说出受审查的战争新闻的标准开场白：

“下面是德国

人的最新公报，

”以及标准的结束语，

“上面是德国人的最新公报。”15

几乎丹麦的所有地方都受到这一冲动（如果不是对抗占领者的冲动

的话）的影响：拥抱丹麦人的身份认同并将其编成剧本。当政府正在通

过有关与入侵者合作的动议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侵者看似越来越

难以战胜了，丹麦人自己鼓动起他们的士气。在丹麦被占领后不到六个

星期的时间内，德国人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让英国成为欧洲对

抗纳粹战争机器的主要力量。

“打倒独裁者！

”

受德国在战场上胜利的鼓舞，并在德国纳粹大量金钱的资助下，丹

麦的纳粹党试图于 1940 年 6 月在哥本哈根发动一场政变。它没有获得成

功，可是，丹麦的领导人们开始采取行动，让政府免受任何进一步的纳

粹化企图的影响。五个政党于 7 月 2 日成立了一个名为九人委员会的议

会小组，自那时起，该小组就在政府中负责实际的决策。有的部长被免

职，包括外交部长——其对合作政策的影响无处不在。可是，尽管芒克

被罢免，他的政策却没有被废除。16

新外交部长是埃里克·斯卡维纽斯（Erik Scavenius），他之前曾担

任过此一职务，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驻德国大使，当时丹麦

曾成功地保持中立。尽管高傲和不受人欢迎，斯卡维纽斯却被认为是非

常讲求实际，足以应付柏林的那头猛兽，而且他在执行合作政策时持有

一种更为宿命论的态度。他虽然不是亲德国人士，却坚信德国将赢得战

争，所以他的目标是挽救他的国家免受纳粹的压迫。

斯卡维纽斯明显地向丹麦的新主人靠拢，并说丹麦“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应该与它南边的伟大邻居发生冲突。”他称赞德国人在战场上的胜

利，坚持说“欧洲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并号召丹麦人与德国开展“积

190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极的双边合作。

”这种讨好的态度成为丹麦纳粹党发展壮大的契机，纳粹

党要求国王将除斯卡维纽斯之外的所有部长解职，并以纳粹党员或者“理

解新时代”的其他人取代他们。国王拒绝了，可是政府依然尊重德国人

的感受。在 1941 年初，被视为是有害于丹麦外交关系的公开声明要承担

刑事责任——甚至私人谈话也会让人入狱。新法律授权对“占领军的敌

人”实行终身监禁。17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军队进攻苏联。德国人要求丹麦与苏联断绝

外交关系，并逮捕丹麦共产党的主要成员。这让丹麦的领导人处于一种

两难的境地：屈服于这样的要求将进一步侵犯丹麦公民的宪法权利，而

不这样做则可能会促使德国人逮捕共产党人士。保守的人民党党员承认，

这一要求“有违于丹麦人普通的正义感”

，同时却指控共产党人是制造“恐

怖和破坏”的人。丹麦国会于 8 月份认定丹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警察

逮捕了 300 名党员，包括三位议员。丹麦的自由空间受到了挤压。18

当东线战场的战斗继续进行时，希特勒决定，他的反对布尔什维克

的斗争应该包括整个欧洲。他于 1941 年 11 月“邀请”丹麦成为交战国。

在一次紧急会议中，丹麦的部长们表现得模棱两可。冯·伦特费恩科于

11 月 23 日再次重申柏林的邀请：

“丹麦必须立即签署协定。否则的话„„

丹麦会被视为敌对国家，而且必须面对不可避免的后果。

”斯卡维纽斯去

柏林签署了协定。

第二天，哥本哈根的学生在阿玛利安堡广场上聚集，并游行到丹麦

纳粹党报纸的办公室，接着去了丹麦国会。

“他们将警察晾在了一边，在

哥本哈根的许多地方示威，高呼‘打倒斯卡维纽斯’和‘打倒卖国贼’，

”

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报道说，

“警察使用了探照灯，用警棍殴打民众，

并打了许多空枪，成功地将通往„„德国人所在的总部的道路封锁住。

”

当斯卡维纽斯从柏林回来时，由于担心他回国会引发更多的示威，他受

到最严格的保护。19

上述这一切让德国人和丹麦政府都感到吃惊，它们现在不得不抛弃

这一幻想：合作政策真的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几天后，政府谴责了抗议

者，可是丹麦内阁却悄悄地决定，如果德国人坚持要求在东线战场利用

丹麦的士兵和军用设备，或者要求制订反犹太人的法律，政府将拒绝这

么做。然而，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们所展示的微弱骨气就无影无踪

了，因为政府被迫向德国海军交送了六艘新的鱼雷快艇。为阻止德国人

将丹麦士兵纳入作战队伍所做的事情也很少。很快，所有处于服兵役年

19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龄阶段的丹麦男人都应征加入丹麦自由兵团。至于如何回应占领军的问

题，答案不再限于歌唱会或者街头游行——现在，它关乎的是与他们一

起战斗还是与他们战斗。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行动起来”

1942 年初，丹麦人开始以物质力量乃至破坏活动挑战德国人。一个

团体由来自奥尔堡的学生组成，他们称自己为丘吉尔俱乐部；他们的口

号是：“如果成人们不做点什么，我们就做。”他们中的一位领袖人物回

忆道：

“我们有一个反纳粹的标识，是每个臂弯的顶部都带有箭头的万字

饰（译注：德国纳粹的标识）

，我们将它画在墙上，楼道里，以及我们力

所能及的所有地方。”

“我们最好的成绩是烧掉了一个满载着战争物资的

运货火车。

”20

最为活跃的破坏团体由共产党人领导，在德国攻击苏联后，他们已

转入地下。他们以共产党游击队为组织形式，袭击生产战争物资的小型

工厂。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非共产党的成员被允许加入，而该团体的名

称则改为“中产阶级游击队。

”上述行动造成的破坏很少，但它们却让合

作政策变得复杂起来：如果政府镇压捣乱者，就会削弱已经在减少的民

众对它的支持；如果它什么都不做，就会得罪其德国主子，而政府的存

在要依赖于后者的认可。21

与此同时，最近繁荣起来的地下出版业开始提倡反对占领军的行动。

《自由丹麦人》于 1941 年秋天出版，随后是富有影响力的《自由丹麦》

——由反对德国的政治人物创办——和其它报纸。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是

很少有新闻经验的年轻人，而且只有少数几台打字机和老式的油印机。

难以获取的是金钱、纸张、油墨和值得信赖的助手，还有没有被发现之

危险的操作空间。不过，地下出版业很快成熟起来，且从未被有效地镇

压过。1942 年底，一家非法的通讯社——信息——开始提供从英国广播

公司、瑞典、丹麦的部委机构以及未经审查的新闻来源那里收集到的报

道。1943 年非法出版物的总流通量达到 260 万份，一个非法的出版协调

委员会和联合新闻室成立了。22

阿恩·塞吉尔及其朋友离开斯拉吉尔斯（Slagelse）镇，到哥本哈

根大学上学。他们加入了出版的前沿部队。找到一台老式的油印机之后，

他们成立了学生信息服务中心。很快，他们就出版非法书籍，将这些书

192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包在硬纸箱里，并从他们的公寓和家中把它们发送出去。约翰·斯坦贝

克（John Steinbeck）所著的《月亮落下了》是一本畅销书，还有丹麦

的《白皮书》——它再版了德国入侵时政府与军队所举行会议的文件。

该书中所披露的政府的和解行动让许多丹麦人感到震惊；销量达 20,000

多册。另一本名为《希特勒演讲集》的书有这样一个封面：它以幽默的

手法描述希特勒——骑在白马上，戴着骑士的盔甲，拿着纳粹旗帜。两

千本书被邮寄到德国军队的邮政地址；认为上述形象无礼冒失的纳粹党

徒们被激怒了。23

不管是以书面的形式还是在公开场合，抵抗和不合作都成为丹麦人

应对占领的主题。在 1942 年 5 月首相思道宁的国葬上，12,000 多名民众

挤满哥本哈根最大的会议厅，表达他们的敬意。克里斯蒂安国王预期会

参加，所以，当大厅后面的人群开始骚动时，每个人都站起来翘首以待，

认为他们会见到为人所热爱的领袖。然而，德国部长冯·伦特费恩科进

来了。一位观察员报道说，

“无法描述的是，人们以何等快的速度再次坐

了下来，而且由于厅很大，动作就像波浪一样，并成为一种独特的默默

无语的示威。

”当国王最终抵达时，他受到热烈的欢迎。24

作为丹麦人传统的化身，克里斯蒂安国王在社会和精神方面是一个

关键人物。在战前，他每天骑着马穿越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在占领期

间，这些骑马活动继续进行。由于他骑马时没有人护卫，民众会沿路排

成队伍，要么欢呼要么走上前去与他握手。德国士兵也会迅速立正，可

是国王会毫无例外地将目光从他们那里移开。

“他让我们坚持下来，他让

我们团结起来，他指导着我们，

”哥本哈根的主教评论道。

另一个享有号召力的人是约翰·克里斯特摩斯·穆勒（John Christmas

Moeller）

，他是议会中的不合作派议员。1941 年，德国人施压让他辞去

商务部长的职务。在他坚持通过地下报纸和群众性集会批评德国政策之

后，冯·伦特费恩科要求将穆勒从议会中驱逐出去，并禁止他发表反对

德国的演说。丹麦人拒绝了，于是德国人决定将他逮捕。然后，他逃到

伦敦去了，在那里，他通过广播中鼓舞人心的呼吁，在整个抵抗运动时

期都发出一种明晰无误的反抗声音。

1942 年 8 月，德国人试图反制日渐增强的抵抗活动——要求扩大新

闻审查并对抵抗战士处以死刑。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可是也谴责了抵

抗活动。几天后，穆勒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他的国人发出一种不同的呼

吁，这种呼吁更能代表他的祖国的那种精神：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行动起

19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来。我们有责任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的事„„

履行你的职责——付出你的努力。

”25

侮辱、标识卡和罢工

随着丹麦人抗命力度的增大，希特勒开始确信，丹麦正处于叛乱的

边缘。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准备入侵北非的最后计划，而

德国元首正全力试图阻止盟军。任何潜在的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像

丹麦的情况那样——必须被预先阻止。于是，这位德国领导人决定，改

变丹麦-德国关系是必要的——尽管他需要一个由头来为他的行动提供

合理的借口。

1942 年 9 月 26 日——这一天是克里斯蒂安国王的七十二岁生日，这

个由头来了。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庆贺并祝福国王。国王冷淡且简洁

地回答道：“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克里斯蒂安·雷克斯。”希特勒将这视

为对他本人的冒犯和丹麦不合作的表现。他的应对办法是，召回冯·伦

特费恩科，要求丹麦为德国部队提供 30,000 名青年男子，并要求罢黜丹

麦政府。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头条是：

“希特勒准备接管丹麦。盖世太

保的统治对克里斯蒂安国王构成威胁。

”26

德国人派出两个新的党羽，对丹麦人施加压力。赫尔曼·冯·哈纳

克（Hermann von Hanneken）将军被派来接管军队指挥权。沃纳·百思

特（Werner Best）博士将军是纳粹的资深官僚，成为德国在丹麦的全权

代表；希特勒在一个私人会晤中指示他要“实行铁腕统治。”柏林最后的

指令是要任命长期以来为纳粹党所钟爱的外交部长斯卡维纽斯为首相。

他迅即让他的内阁充满亲德国的同僚。对他的蔑视已经肆无忌惮的丹麦

公众到处进行抗议和示威。

沃纳·百思特决定不伤害丹麦人提供物资的意愿，并认为第一优先

事项是赢得战争，而压制性措施只会促使抵抗行动发展壮大。这让他直

接与冯·哈纳克发生冲突，可是百思特拥有最终的决策权，除非柏林另

有指示。他开始与丹麦的议员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一份谈到他就任后

最初几个月的情况的报告中，他提到，丹麦民众对战争感到“厌烦和疲

倦”

，德国从丹麦的进口增加，而且工业和农业生产大幅提升。柏林表扬

了他的工作，然而百思特却是在粉饰局势：表象之下正涌动着反对占领

者的强烈潜流。27

194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1943 年 3 月 23 日，百思特允许丹麦举行议会选举——这是他最大的

失误之一；德国想要证明，它珍视被占领国家的自主权。尽管丹麦的共

产党人敦促选民投空白票，以示抗议，但其它政党则试图让更多的选民

投票。大部分抵抗团体都支持一个民主党派联盟。丹麦青年人合作运动

分发了一百多万张带有国旗和“已投票”字样的选民标识卡。展示标识

卡不仅是一个象征性举动，而且它还让潜在的弃权者感到羞耻。最后，

参选率达到 89.5%，是该国历史上的最高值。联盟党派获得超过 94%的选

票，并赢得丹麦国会中 149 个议席中的 141 个。丹麦纳粹党只保住了他

们的三个议席。28

百思特将纳粹党的差劲表现归咎于丹麦纳粹党领袖佛里茨·克劳森

（Fritz Clausen）的无能。他没能明白的是，由于重新确认了人们明确

地向往自己国家的民主而非外国的占领，选举是一个重大的挫败。在 20

世纪，威权政府很少能认识到，举行选举会让一场民众运动获得自主性

力量——以及增强反对派力量的潜在机会。

现在，抵抗活动越来越多地将其行动的理由与丹麦人影响战争的机

会联系起来。英国广播公司增强了其宣传活动，敦促丹麦人与德国决裂。

黑名单被制订出来，参与亲德国活动的丹麦人的名字被通过广播宣读出

来——这让人想起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印度人所遭受的耻辱。联军的

胜利——尤其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得到广泛的报道，其中隐

含的希望是，丹麦人会受到鼓舞，去进行抵抗。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造成更多的破坏活动。7 月份有 93 起事件，8

月份有 220 起事件。名为“丹麦人霍尔格”

（Holger Danske）的团体是

一个主要的煽动者——它以一位传奇式丹麦英雄命名，每当丹麦处于危

险之中时，这位英雄就会从沉睡中苏醒。

“我憎恶并厌倦于看到大街上充

斥着德国人，

”简斯·理路伦德（Jens Lillulund）在解释他为何帮助成

立该团体时说道，

“我正沿着哈罗德斯歌德地区骑车前行„„这时，一群

士兵过来将我围住，我暴怒了„„我下定决心，如果我再次被捕，那将

是因为做了什么让德国人受伤的事。

”可是，让入侵者更为受伤的是破坏

活动之外的事。29

在其它积极抵抗的迹象的激励下，工人们开始罢工。丹麦人对这种

抗议形式并不陌生：1920 年，劳工领袖们呼吁进行全国性的总罢工，要

求宪政改革（这导致内阁和议会拥有更多的决策权）

。现在的目标是一个

外部的敌人。在一艘维修中的德国巡洋舰受到破坏性攻击后，奥顿斯

19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Odense）市的德国指挥官将士兵派到造船厂，这时，该市船厂的工人

就停工了。与鲁尔区的德国工人非常相似的是，对于丹麦人来说，没有

什么事比被迫为外国人工作更让人难堪的了。当有关此事的消息传到该

市的其它工厂时，工人们团结一致地停工了。

罢工从奥顿斯蔓延到埃斯波吉格（Esbjerg）。埃斯波吉格是加特兰

（Jutland）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那里的一个储存鱼的仓库的停工发展成

全市范围的“民众罢工”

。所有人——包括渔夫、警察、消防队员、办公

室工作人员以及公务员——都停止工作，关上大门，并一起来到市中心。

愤怒的德国人实行起严格的宵禁，可是宵禁受到人们的蔑视。民众涌上

大街，拒绝回去工作，直到宵禁被取消。五天之后，德国人反悔了。两

天后，奥顿斯爆发了另一起罢工，而且抵抗活动似乎扩散到更大的城市，

包括奥尔堡（Aalborg）和阿哈斯（Aarhus）。在奥顿斯市，部委官员、

市长、乃至工会领袖都哀求工人回去工作。可是，工人们已经明白，罢

工是如何让德国士兵和管理者感到不安的。如果德国需要一个正常运转

的丹麦经济，那么工人们就会尽其所能地让经济活动戛然而止。

奥顿斯的罢工开始具有暴力性质了。一群愤怒的民众一度挑衅一位

士兵，该名士兵拿出枪，向人群开了很多枪，打伤了四人，包括一位年

幼的男孩。愤怒的民众制服那名士兵，将他打死。希特勒在听到这个消

息后，立即对该市课以一百万克朗的罚款，罚款要交付给德国军队。宵

禁也要强制推行，同时，剧院和电影院被关闭，而且如果不交出那些“犯

下虐待德国军官之罪”的民众，有人就有被逮捕的危险。30

对于沃纳·百思特来说，罢工极其让人尴尬，他无数次地请求丹麦

政府控制住罢工活动。然而，无人理睬丹麦内阁和议会发出的要求回归

“平静与秩序”的呼吁，因为工人们支持抵抗行动的领袖们。百思特被

召到柏林，因正在发生的事而被追究责任。他建议继续采用温和手段，

并指出，罢工只是一次性的事件。可是，这次他被冯·哈纳克将军占了

上风，而后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用军事解决办法。由于罢工和破坏活

动的蔓延无法被控制住，而且战争正在发生危险的转变，希特勒最后同

意了将军的意见。除非丹麦人同意严厉的新条件，否则会宣布实行军事

紧急状态，而冯·哈纳克将军则将接管这一国家。

“这是一个转折点”

196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1943 年 8 月 28 日，德国人向丹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宣布实行紧急

状态，并采取八项具体措施：禁止罢工、超过五人的公开集会以及在关

着的房间或公开场所中的私人会晤；夜晚实行宵禁；收走所有的武器；

将审查工作转交给德国人；建立简易审判厅以处理所有违反这些规则的

行为；并对破坏活动、违抗德国军队以及拥有武器的行为处以死刑。简

言之，丹麦会被噤声和阉割。

最后通牒被立即拒绝。

“满足德国人的要求将会减弱政府让民众保持

克制的可能性，

”政府回答道。合作政策完了。斯卡维纽斯和他的内阁辞

职。第二天，德国军队占领了火车站、电厂、工厂和其它关键设施。士

兵走进居民区，逮捕富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报纸编辑、议员和商人。

每一个主要建筑物和设施都派驻有德国哨兵。丹麦人打开收音机听新闻

时会首先听到冯·哈纳克的声明：

“公务员应继续工作，遵守德国当局所

下发的命令„„所有的罢工都是不允许的，而且可能会受到死刑的处

罚。

”另外还有一件事：所有的电话都被弄得无法使用，而且邮政服务也

被关闭。

军队的接管让沃纳·百思特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他急于为自己的失

败找到替罪羊。与 20 世纪其他固执己见的政治失意者一样，他认为媒体

要负责任，指责它们无视他关于不要激怒德国人的警告。

“在这个荒谬的

小国家，媒体散播了一种德国虚弱的信念，

”他对一群正在开会的著名媒

体人这么说道，“昨天晚上，你们获得了奖赏。”对于丹麦的抵抗行动来

说，这确实如此。镇压让抵抗的使命变得清晰。

“当然，这是一个转折点，”

地下报纸《自由丹麦》如是说，

“可事实上，这只意味着一种缓慢演变的

事态„„现在得到了公开的证实。

”8 月的罢工显示丹麦人会对抗德国人；

街道上的士兵现在提醒人们：他们是一场更大的战争的一部分。31

然而，对丹麦全体民众来说，个人风险正成为公开抵抗的伴生物。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尽管其合作政策遭人鄙视，他们的政府却在普通丹

麦人和德国人之间起到了缓冲作用。虽然各部委部门在内阁辞职后仍旧

照常运转，以维持公共和社会服务的运营，但这个挡箭牌现在却差不多

消失了，而且人们无法得知冯·哈纳克将军会做出什么事。

对于丹麦的 8,000 名犹太人来说，对未知之事的恐惧更甚。从占领

一开始，丹麦政府就保障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希望防止骚乱的德国人

在丹麦犹太人问题上降低了调门。在初次入侵后仅仅六天，冯·伦特费

恩科就警告柏林说，

“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事情超出非常必要的

19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范围的话，那就会导致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瘫痪或者重大动荡。这一问题

的严重性不应该被低估。

”32

当沃纳·百思特在发号施令时，他继续这种不干涉策略，他的上级

——外交部长约西姆·冯·里宾特洛夫（Joachim von Ribbentrop）—

—从未迫使他改变政策，尽管有来自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压力。可是，当罢工和破

坏活动于 1943 年 8 月达到顶点时，总是能够觉察到政治风向变化的百思

特改变了他的策略。他于 9 月 8 日起草了一份发给柏林的长长的电报，

建议逮捕丹麦所有的犹太人。他知道这会取悦于艾希曼、希姆莱，以及

最为重要的希特勒。他还要求得到执行这些逮捕任务的警察人员。

9 月 15 日，党卫军营队和安全官员开始抵达哥本哈根。两天后，百

思特得到希特勒正式的批准。到这时，百思特再次担心逮捕犹太人会导

致太多的骚乱。他向哥本哈根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乔治·达客维茨（Georg

Duckwitz）讲述了他的保留看法。后者是德国的货运专员，自青少年时

期就参与到纳粹党的活动中来。他反对逮捕行动，因为这会损害德国-丹

麦的关系。在看到希特勒给百思特的答复的那个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

”33

百思特意识到，他仍旧必须遵守命令，执行计划。由于犹太新年开

始于 9 月 30 日星期四，犹太人家庭会在星期四以及 10 月 1 日星期五在

他们的家中庆祝新年。于是，他建议逮捕行动于星期五晚上十点钟开始，

并持续到星期六早晨。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话，犹太人将会大吃一

惊，在他们的家中被抓获，并且相对来说，这不会引起多大的动静。可

是，没有德国人——甚至沃纳·百思特也没有——预计到乔治·达客维

茨会做些什么。

9 月 28 日星期四，在与百思特会谈之后，达客维茨打电话给汉斯·海

德托福特（Hans Hedtoft）

，要求见他以及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僚。后者是

丹麦的一位政治人物，也是达客维茨的私人朋友。当他们在那天下午碰

面时，达客维茨显得毫不忌讳，因为他将德国人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

督促他们开始向犹太人发出警告。他们立即与犹太人社区最重要的人联

系，包括拉比马库斯·梅尔希尔（Marcus Melchior）——他是大拉比—

—和朱利斯·马格林斯基（Julius Margolinsky）——他组织人们送信，

告诉犹太人躲藏起来。

部分是由于许多非犹太人的丹麦人，这一消息像闪电般散播开来。

198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救护车司机约根·纳德森（Jorgen Knudsen）翻遍当地的电话薄，寻找

有着“听起来像犹太人的名字”的家庭的住址。接着，他开着他的救护

车去警告他们，而且如果他们没有藏身之处，他就把他们带到医院或者

积极进行抵抗的医生的家中。其他的犹太人在大街上被全然不相识的人

主动接近，这些人将他们公寓或者房子的钥匙交给犹太人。正如海法大

学研究犹太人当代史的教授莱尼·亚西尔（Leni Yahil）所说，

“这里的

情况是艾希曼及其手下人所不习惯的。

”丹麦的犹太人已经溜掉，“躲在

丹麦人在一夜之间所堆起的活的围墙后面。

”一位丹麦人写道：“„„我

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经历，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对德国的力量的敬畏，一

直对自己说‘我能怎么办呢？’的同一群人是如何突然同心协力地站起

来对抗德国人，并向他们无辜的弟兄积极提供帮助的。”34

对犹太人的救助震动了整个国家，驱使很多丹麦人展开有力的抵抗

行动。

《自由丹麦》宣布丹麦人不能屈服于德国人的威胁，即便“如果我

们帮助我们的犹太同胞，严厉的处罚在等着我们，而且我们有被带到德

国的可能性„„我们也应该继续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他们。对我们而言，

过去两个晚上的经历已成为丹麦命运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一危

难的时刻抛弃犹太人，我们就是抛弃了我们自己的祖国。

”35

代表丹麦社会各个层面的组织几乎都谴责了德国人的举动。哥本哈

根大学和阿哈斯大学关闭了一周，以示抗议。丹麦宗教部向沃纳·百思

特发出一封抗议信，并将此信转发给神职人员，以便他们在讲道中采用。

（从此以后，教会帮助建立了地下网络，而且信徒们也大量加入现有的

抵抗团体。

）最后，新近组建的自由委员会——一个七人小组，代表不同

的抵抗团体——发出一份声明，谴责“德国人发动的大屠杀。

”36

然而，犹太人仍未获得安全。德国人 10 月 2 日的一个命令要求所有

的非犹太人把他们交给当局——因此，他们绝无可能再继续安全地躲藏

在丹麦了。他们必须找到一条去中立国瑞典的途径。为将犹太人从内陆

地区的藏身之处运送到海岸，几十个团体涌现了出来。在海边上，犹太

人可以被装进渔船、橡皮艇救生船乃至单人皮艇。那个名为“丹麦人霍

尔格”的破坏团体现在倾全力救助犹太人，把他们藏在哥本哈根港口地

区的人家中，直到傍晚时分，那时犹太人会被该团体的十二艘渔船带到

瑞典。

阿恩·塞吉尔及其在学生信息服务中心的同事收集有关犹太人逃亡

路线上德国军队活动的信息——这是一个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无法估量的

19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贡献：五位学生在一次收集情报的活动中被杀害。

《国民时报》的记者们

与抵抗团体和地下救助小组保持着联系，提供有关逃亡路线和德国军队

数量的信息。代号“土豆”被用来指代逃亡的犹太人。一位记者记得曾

这么报道过：

“今天，十八包土豆卖给了爱吉（Ege）太太„„二十包土

豆通过林格比（Lyngby）的中间商卖掉„„将土豆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

个好主意。

”37

每当一船的犹太难民向瑞典驶去时，丹麦的抵抗活动就会尝到另一

次胜利的滋味，而且每一次的胜利都有助于增强其决心并扩大其队伍。

尽管德国士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搜捕丹麦的犹太人，但他们的努

力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 7,200 名犹太人成功地逃到了瑞典。在 10 月 1

日和 2 日的袭击中，只有 472 名犹太人被抓获。让上述行动成为可能的

国民的团结使得丹麦更为坚决地反抗德国人，而且它向盟军和持怀疑态

度的丹麦人证明，一个有着具体和现实的目标、组织良好的抵抗行动是

能够颠覆第三帝国的权力的。

“丹麦人民最伟大的胜利”

紧跟着这一胜利的是，由于该国最受人尊敬的诗人和剧作家之一凯

基·曼克（Kaj Munk）被暗杀，丹麦的抵抗行动进一步升级了。曼克的

职业是牧师，他利用其在新年前夜的讲道谴责德国人的占领，并鼓动他

的听众开展破坏活动。后来，他被一个德国恐怖主义小组从家中拖出来，

开枪打死。在那同一天的晚上，演员凯耶尔德·阿贝尔（Kjeld Abell）

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开始演出时要求观众拿出“一分钟的时间，为死于

今天的丹麦最伟大的剧作家默哀。

”剧院陷入一片沉寂之中，观众们看到

阿贝尔拿起他的外套，走了出去。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尽管有德国

人的禁令，纪念活动还是有很多，而且图书经销商以黑色的纸张来装饰

他们的窗户。38

为利用并发展这种张力，处于地下状态的自由委员会赢得了丹麦军

队的认可，承认它为丹麦事实上的政府，直到国王能够自由地组建一个

新政府。委员会同意，抵抗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积极反对德国军队，它还

成立了一个指挥委员会，以协调所有的抵抗行动。丹麦的抵抗行动已经

在一百个地方涌现并且像野草一样地扩展，现在它有了集中化的领导以

及统一的声音。

200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1944 年初，丹麦被分成六个抵抗区域，每个区域都独立于其它区域，

但是所有区域都要受指挥委员会的指导。每个区域都成立了地下的民兵

组织，这些组织利用从英国和瑞典走私进来的武器进行训练。在一个月

的时间内，这些团体就与其它的破坏小组一起行动，打击为德国人生产

小型武器、坦克、飞机和大炮的许多丹麦设施。6 月份，破坏者对铁道线

进行了十九次攻击，是之前五个月的平均数的三倍。

现在，自由委员会推动抵抗行动超越于其初期的使命——即争取丹

麦行使自主权的空间，进而采取能够严重削弱德国人对丹麦之剥削的有

力行动。然而，它的一位创始人认为，它首先必须实现另一个目标。在

一封致伦敦的穆勒的信中，弗洛德·加科布森（Frode Jakobsen）指出，

“对我而言，争取我们民众的灵魂的斗争是最为紧要的„„对我来说，

问题必然是：

‘一个人怎么才能让大量的民众参与到战斗中来？’而非：

‘一个人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效果是一

样的，让 1,000 人参与到行动中来比让 10 人参与更好。”39

为实现这一目标，加科布森反对丹麦军队建立地下武装的想法，因

为他认为，抵抗行动必须是所有民众都能干的事，而大部分民众必须生

活在地上。他希望整个社会都反对德国人，而不只是一群武装起来的枪

手们，正如甘地所明白的那样，如果要有效地反对一个外国的占领者，

各行各业的民众必须要参与进来。当大多数民众都起来反对外国势力时

——也即当他们撤回他们的认可时，那么，外国势力就既不会享有它进

行统治所需的那种合作，也不会拥有它自以为拥有的合法性。

在面向所有丹麦人发言时，委员会首先注重的是非暴力抗争。

“我们

所有人都有目的和不知疲倦地„„设置障碍„„拒绝、拖延和缩小。”采

取暴力抵抗的只是那些“有勇气和手段的”人士，而且其针对的是“对

于占领当局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环节。

”可是，随着破坏活动的增加，

德国人的报复也跟着增多了。这些报复行动一般由丹麦希尔伯格军团执

行——该军团由亲纳粹的丹麦自由军团的退伍军人组成。该军团采取反

破坏行动——这些行动被称为“希尔伯破坏行动”

，以攻击所有丹麦人所

珍视的民族标志和地点。比如，在对为德国人生产步枪的工厂进行破坏

之后两天，希尔伯格军团就放火烧了丹麦皇家陶瓷厂，并在哥本哈根著

名的蒂沃利公园放置炸弹。40

6 月中旬，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百思特镇压捣乱者。6 月 25 日，

他命令全国再次进入紧急状态，在晚上 8 点到早晨 5 点实行宵禁。作为

20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回应，哥本哈根博美斯特维恩造船厂的 1,200 名工人于第二天下午一点

就停止工作。他们向其上司保证他们不是在罢工，而只是早点停止工作，

以养护他们的花园，因为宵禁让他们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有

关这一花招的消息迅速传到其它工厂，并成为停工的借口。

丹麦人没有去为他们的花浇水，而是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汇合，聚

集起来向德国人示威。名为信息的地下通讯社报道说，

“哥本哈根人几百

人一群地站在街角上，这样他们就能在德国的巡逻人员到来时沿着辅路

逃走。他们对丹麦的警察说：

‘别管这事；

’警察就不管了„„人们用由

铺路石、货车、自行车构成的路障将街道封住，并向德国人扔东西，后

者则极其疯狂地向四周开火。

”到当天结束时，六名丹麦人被杀害，另有

几十人受伤。41

第二天早晨，全城各工厂的工人都加入到罢工中来。

“早点回家”运

动扩散开来，现在，有些城区处于公开叛乱的状态。由于担心出现最坏

的情况，沃纳·百思特将宵禁推迟到晚上十一点，可是这没有产生什么

作用；有轨电车和公交车被弄脱轨并被推翻，更多的路障被建立起来，

大火照亮了夜晚的天空。被混乱局面激怒的百思特召集了与丹麦政府管

理人员和工会领袖的紧急会议。罢工让为德国军队生产和运输武器与汽

车的工作停了下来，而德国军队的数量在整个欧洲地区远远低于敌国军

队。他威胁说如果罢工继续进行，就要处以严厉的惩罚，并警告丹麦官

员，他们个人会被追究责任。

在经过一番仔细的思考之后，丹麦的政府管理人员向公众发出呼求。

“采取会带来无法弥补之后果的措施的危险近在眼前„„因此，我们诚

恳要求所有人都恢复他们的日常工作。

”可是，由于知道除非承认德国人

的压制，否则丹麦人不会真的把他们当回事，他们还加进一句话，指责

德国人“令人遗憾地实施了各种不同的措施。

”这让百思特火冒三丈，因

为是他命令德国军队切断对该市的所有汽油、电力和水之供应的。在与

丹麦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百思特说，

“德国的名誉已经受辱，有人必

须为此付出代价„„哥本哈根的乌合之众必须尝尝鞭子的滋味。”42

6 月 30 日的深夜，自由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并决定，既然

罢工已成为到目前为止针对德国人的最大的抵抗行动，它必须支持他们。

委员会在第二天早上宣布：

“这是有史以来丹麦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全国

性示威。”“希尔伯格军团对生命和财产反复的攻击以及德国占领军对法

律和民权的系统性破坏让人民忍无可忍了。自由委员会支持继续罢工，

202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直到希尔伯格军团被撤销以及紧急状态限制被取消。

”抵抗行动的暴力没

有沉重打击德国人，可是对民众的暴力却唤起全国人民采取大规模的非

暴力行动——而抵抗运动领袖则迅速抓住这一机会。43

接着，德国人试图切断哥本哈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然而，因为德

国军队正被从丹麦调走，转移到前线战场，对哥本哈根的封锁没有足够

多的人力，成千上万的民众轻易就通过了封锁。在该座城市中，罢工活

动增多，战壕被挖出，工人们把鹅卵石街道弄得支离破碎，并向德国士

兵扔石头，以刺激士兵开枪还击。到 7 月 2 日星期六晚上时，23 名丹麦

人被杀害，受伤者超过 203 人。罢工和抗议蔓延到西兰和加特兰的城市。

德国人进行报复：坦克开进哥本哈根的商业区，四处充满了这样的流言：

丹麦首都会因受到轰炸而屈服。由于公用服务被切断，人们就从附近的

湖中取水，并搜集木材，在街道上烧烤食品。地下团体采取协调行动，

秘密地运送牛奶、鸡蛋和奶酪，店铺主人则以低价出售农副产品。

尽管出现这种抗命行动，但尚不清楚人们能够忍受这种情况多久，

而且德国空军轰炸的危险的确存在。于是，地方官员、工会官员以及重

要的议员在德国人和自由委员会之间进行调停，以试图打破丹麦人挑衅

与德国人报复的循环。百思特同意从该市中撤走遭人恨的希尔伯格军团，

停止宵禁，并命令德国士兵不要向丹麦民众开枪。他还承诺在罢工结束

后废除紧急状态，并恢复汽油、水和电力服务。

对于德国人来说，

“人民罢工”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自由委

员会现在凭借着它的不合作政策对丹麦拥有支配力，而罢工让德国人的

主导地位之前所拥有的所有公信力都不复存在了。让这些挫折的后果更

加严重的是整个欧洲战场上的失利，这让占领军士气低落，却激励了丹

麦人。在 7 月 4 日星期一的晚上，委员会分发一份“胜利告示”，其中列

出德国人的让步，并赞扬丹麦民众在面对德国人的报复时的坚忍。它还

总结道：

“全面的罢工是比随意的捣乱有效得多的武器。人民罢工是决定

性的——不是街道上的路障或者骚乱„„哥本哈根的人民罢工是丹麦人

民在占领时期到目前为止最为伟大的胜利。

”

从那时起，自由委员会不再强调破坏活动和军事措施，而是强调非

暴力行动。1944 年 8 月，委员会不再组织地下民兵，反而采取行动，协

调罢工活动。它的一位成员写道：

“我们能够在提前几个小时通知之后就

发动一场大罢工，罢工的范围从公职人员和公共部门到一般的经理人员。

如果我们希望如此的话，整个国家都会停顿下来。而且不仅如此，作为

20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一种权宜之计，我们还可以命令在部分部门工作的民众举行大罢工，而

让其它部门正常运转。

”有限、受控且有选择性的非暴力罢工现在成为首

选的制裁手段。44

7 月 12 日中午，全国有一个两分钟的默哀，以纪念那些在人民罢工

中死去的人，这一行动在 8 月 29 日又再次上演。在占领期剩余的时间内，

上述类型的纪念性示威经常举行。由于十一位十几岁的丹麦青少年因他

们在破坏行动中的角色而被处死，1944 年 8 月 14 日，博美斯特维恩造船

厂的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自由委员会介入进来，并呼吁在第二天举行二

十四小时的罢工。委员会还敦促工人们“避免示威。保持冷静和庄重。

”

罢工很快在全国各地蔓延，十天之内有五十四个城镇参与进来。45

仅仅在一个月后的 9 月 14 日，大规模的罢工就爆发了，抗议将丹麦

的犯人引渡到汉堡。作为沃纳·百思特和丹麦前任政府之间协议的一部

分，佛罗斯列夫（Froslev）建立了监狱，这样，丹麦的犯人就能够留在

丹麦的土地上了。现在，百思特毁弃这一约定，200 名犯人被运到了德国。

作为回应，德国边界沿线上的丹麦铁路工人罢工。罢工很快蔓延到整个

加特兰地区，并让铁路网瘫痪。德国人在将士兵运送到前线时严重依赖

于铁路；他们的回应办法就像法国人在鲁尔区所做的那样：占领主要的

火车站。罢工者受到被处以死刑的威胁，而且另有 500 名犯人按计划要

被引渡。由于担心德国人会将威胁变成现实，国家铁路总监和工会领袖

试图说服工人回去工作——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加特兰地区爆发了总

罢工。自由委员会支持它们，并呼吁举行全国性罢工，到星期一中午结

束。那天上午，城市里的生活陷入停顿状态，为德国军队生产补给品的

工作也再次停了下来。

之后不久，占领期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罢工爆发了。9 月 19 日，在虚

假的空袭警笛的掩护下，哥本哈根、阿哈斯、奥尔堡和奥顿斯装满德国

士兵的卡车停在警察总部和分局的外面，士兵们开始逮捕丹麦的警官。

对于德国人而言，由于他们对破坏活动和秩序混乱视而不见，丹麦警察

已变得不可靠。到当日结束时，将近 10,000 名警察被逮捕和缴械。在阿

玛利安堡城堡，国王的警察卫队被扣押。当一位德国军官告知国王，他

被命令要将万字旗升起在城堡上时，国王拒绝这样做，并大声宣告：

“如

果出现这种事的话，丹麦士兵会过去将它拿下来。”“那位丹麦士兵会被

打死，

”该军官回应道。“那位丹麦士兵就是我自己，

”国王这样应答说。

万字旗从未飘荡在城堡的上空。46

204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为对逮捕警察的事件做出回应，自由委员会呼吁举行另一场全国性

总罢工，在那一周的晚些时候结束。民众们被要求保持安静，并远离街

道，以等待“适当的时机。

”五十八个城镇和整个加特兰地区再次都参与

进来，而且很少出现暴力对抗的问题。然而，由于街道上没有警察，较

大城市中的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增加。9 月 22 日，自由委员会呼吁维持纪

律，对各种不同罪行的最高处罚加大了力度，地下民兵也开始发挥城市

卫队的功能。

秩序在秋季多多少少都有所恢复，当时丹麦人——以及被占领欧洲

国家的很多人——都认为战争会在几个星期内结束。当战争继续无情地

拖延下去，而另一个冬天就要到来之际，丹麦出现煤炭、汽油、水、电

和食品短缺的问题。再加上警力单薄的问题，这就为更多的罪行敞开了

大门。与此同时，盖世太保通过渗透队伍的办法有针对性地打击抵抗团

体，对一些人施以酷刑，并杀掉另一些人。希尔伯格军团回到哥本哈根，

烧掉有嫌疑的破坏分子的藏身之处。接着，抵抗团体整个地被逮捕，同

时被捕的还有自由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报复性抗议突然爆发，可是，由

于恶劣的天气，抗议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更为有效的手段是，丹麦政府

当局继续拒绝为加特兰地区的德国工厂提供劳力，而且地下抵抗团体的

参加人数也暴增；到战争结束时，它们拥有 45,000 多名成员。

然而，被占领的丹麦仍旧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德国人成功地将自由

委员会消灭，人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依然在位的丹麦政府管理者将如何

对付这些新的危险——他们仍旧将自己视为丹麦人的挡箭牌，而非抵抗

力量的来源。大体上说，民众依旧将管理当局与斯卡维纽斯的和解政策

等量齐观，并反过来信任自由委员会。为防止德国人在其地位受到削弱

时滥杀无辜，在抵抗团体的要求下，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盖世太保在阿

哈斯、奥顿斯和哥本哈根的三处最重要的指挥部——这一攻击行动很可

能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抵抗战士的性命。

到了春季，和平终于降临欧洲。1945 年 5 月 1 日，有关希特勒自杀

的消息被英国广播公司播报出来，三天之后，所有地方的欧洲人都知道

德国投降了。丹麦人为此而欢欣鼓舞，他们挤满所有城镇的街道以示庆

祝。

“突然之间，所有的窗户上都有了蜡烛，

”尼娜·艾尔姆戴尔（Ninna

Almdal）回忆道，当时她是哥本哈根的一名学生，

“接着，人们成群结队

地涌到大街上„„走到市中心和„„阿玛利安堡城堡。突然之间，街上

开来载满地下运动成员的汽车。人们向他们欢呼，那里有一种美妙的解

20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放和幸福感。

”47

抵抗团体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而地下民兵组织则将丹麦的通敌者

逮捕。自由委员会与其他抵抗领袖以及最近回国的穆勒携手合作，组建

一个过渡性的联合政府。战后不久，沃纳·百思特和冯·哈纳克将军都

因命令采取反破坏行动和引渡犹太人而被起诉。百思特被判有罪，并被

处以死刑，而冯·哈纳克将军被判处八年徒刑。两人都上诉，在丹麦的

一个地区性法院受审，在那里，百思特的刑期被减为五年，而冯·哈纳

克将军被释放。抵抗活动没有让丹麦人失去施与怜悯的能力。

由于民众间的团结滋养了抵抗运动，摆脱了战争的丹麦有着不错的

光景。盟军当局发现，丹麦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而且有剩余食品出口到

欧洲其它地方。丹麦人在熬过德国人占领时期没有体会到被纳粹压制的

其他欧洲人所经历的许多艰难困苦——这是在进行抵抗的过程中没有将

他们的社会撕裂的好处。许多丹麦人感到失望的是，他们的国人没有更

多地像挪威人、希腊人或者塞尔维亚人那样拿起枪支，与他们的占领者

在每一个车站、码头和机场战斗，可是，丹麦水道纵横的低洼地带并非

武装游击战士理想的活动场所，而且到德国人在欧洲四面受敌的时候，

丹麦的抵抗活动已经让纳粹战争机器付出一种迥然不同但却清晰可辨的

代价。

丹麦人证明了，不管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士所面对的对手是如何可

怕，如果抵抗具有韧性和想象力，军事制裁都不足以毁掉一场民众运动

——而且暴力报复只会让反对活动更为激烈。由于知道德国人希望丹麦

保持正常状态，丹麦的抵抗运动就努力不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它

没有让任何破坏活动扩大到引发全面镇压或者使许多平民面临生命危险

的程度。如果纳粹这一 20 世纪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杀戮机器都可能因丹麦

的学生、业余捣乱者以及地下牧师们而处于不稳定状态，那么，还有什

么其它的政权应该被视为是在非暴力抵抗下无懈可击的呢？

从鹿特丹到罗森大街：对第三帝国的抗命

“我们会重获自由”

206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在德国军队于 1940 年 4 月占领丹麦后一个月零一天，德国国防军的

士兵就越过边界，进入荷兰，而德国的飞机则炸毁了荷兰的飞机场。与

此同时，柏林驻海牙的大使提交了一份说明，声称德国军队进入荷兰是

为了保护其中立地位，并邀请政府将自己置于第三帝国的保护之下。女

王威廉敏娜及其部长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当德国的轰炸机蹂躏鹿特丹和其它荷兰城市时，皇室逃到了伦敦，

女王宣布伦敦为新的政府驻地，以确保它的合法存在。她宣布：

“对于这

一践踏文明国家间惯常行为方式的做法，我在此发出强烈的抗议。

”然而

五天之后，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温科尔曼（Winkelman）将军签署了投降

书。5 月 29 日，第三帝国的荷兰总督阿瑟·西斯-因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博士发表就职演讲。他声称荷兰人是日耳曼弟兄，并承

诺所有的荷兰战犯都会在 6 月中旬前释放。可是，纳粹对荷兰的计划要

激进得多：将荷兰转变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荷兰的经济为德

国的战争机器服务，驱逐并消灭 100,000 多名荷兰犹太人和吉普赛人，

并镇压任何形式的反抗。48

荷兰人有中立的传统，并且最近没有抵抗入侵者的经验。与丹麦一

样，该国平坦开阔的地形让准军事抵抗困难重重。可是，学生和工人团

体在入侵的那一天就已经携手采取了一些抵抗措施。一个将自己称为古

慈恩（Geuzen）行动委员会的阿姆斯特丹小组散播信息说，它会逐渐发

展出一个为荷兰自由而斗争的组织：

“有一天，我们会重获自由„„我们

的国家不应成为德国的一部分！

”49

6 月 29 日是波恩哈德（Bernhard）王子的生日，阿姆斯特丹的民众

公开集会反对德国人。这位王子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在所有假日和所有

公开的仪式上都戴着一朵白色的康乃馨。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插满康乃

馨的瓶子能够在所有房屋和临街店铺的窗户上看到。大约在中午时分，

人们开始出现在女王威廉敏娜母亲的纪念碑前。每人都买了一朵康乃馨，

并把它放在了纪念碑的基座上。到当日末，纪念碑就淹没在鲜花的海洋

中了。作为回应，德国人逮捕了示威活动的两位组织者——甚至抓捕了

温科尔曼将军，而后者与此毫无干系。

纳粹在秋天的时候开始迫害荷兰的犹太人，起先是将所有犹太人公

职官员和教授解聘。在雷顿（Leiden）大学，解聘行动引发了大规模的

示威，其高潮是唱国歌。在德尔福特技术大学，学生举行罢课活动，迫

使大学关门。雷顿起而效仿之。就像丹麦的情形那样，德国人后来发现，

20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伤害个别的民众——哪怕是犹太人——会加深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憎恨。

1941 年 2 月 22 日，在荷兰的纳粹分子与武装起来的犹太居民在阿姆

斯特丹发生激烈的对决之后三天，600 名党卫军士兵介入，封锁了犹太人

社区，并逮捕了 400 名犹太青年男子。他们被殴打，然后被送到布肯瓦

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有关此事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共产党工

人们在某一天晚上集会，准备举行大规模罢工。在地下印刷厂的帮助下，

他们分发传单，呼吁所有工人都加入他们的队伍。两天后，船厂工人和

有轨电车司机首先开始罢工；很快，产业工人跟了上来。企业、车间、

办公室和店铺关门，工人聚集在市中心，在那里喊口号和唱歌，以示抗

议。在 800,000 总人口中，超过 300,000 人参加了罢工。

德国人虽然感到震惊，却迅速进行镇压。成百上千的德国警察和党

卫军士兵介入，他们得到命令，无需向麻烦制造者提出警告就可以开枪。

宵禁被强制实行，违反者可能会被逮捕。报复的威胁对于阿姆斯特丹市

长来说过于严厉了，他命令该市的官员回去上班，否则有被解聘的危险。

与丹麦不同，荷兰已被征服，其国家元首已经流亡，因此，荷兰的政府

管理者被迫各行其是——而且在战争的初期，许多人在执行德国人的命

令时受到约束。最初的这种合作意味着，罢工者是自己单独行动的，而

且事实证明，2 月份的罢工是不可持续的。

可是，在荷兰社会的草根层面，抵抗成为一种爱国举动，而且大部

分民众都参与了。学校教师拒绝将他们的名字提交给德国人批准。艺术

家拒绝加入纳粹党的文化协会，即便这会让他们失去收入来源和公开展

示的机会。160,000 多名农民拒绝向纳粹支付所要求的款项，成千上万的

年轻人拒绝加入劳动服务部——一个占领军特种部队，致力于开垦土地。

地下出版物也繁荣兴旺，大约有六十份报纸。（《誓言报》是最有影

响力的报纸之一，今天还在，而且是该国最受尊重的日报之一。）在战争

期间，日常的问候和居家生活都充满具有象征性的自豪感。“V”字手势

取代了握手，并被涂在所有主要城市的墙上和售货亭上。简单的问候语

“你好”成为“绞死所有叛国者”这句话的首字母缩略词。民众还戴着

载有威廉敏娜女王图像的硬币。50

西斯-因夸特逐渐认识到，荷兰人不会成为顺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于是，德国人的镇压升级了。到 1942 年底时，800 多名抵抗战士被捕，

并被递解到德国的集中营。该国最大的新教政党被解散，而其成员被迫

加入一个纳粹控制下的工会。当荷兰天主教会向德国管理当局写信和发

208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电报抗议驱逐犹太人时，约 700 名犹太裔的天主教徒被捕，并被送往奥

斯维辛。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约 300,000 名荷兰人被迁移至德国的鲁尔区

工作——这对荷兰人的家庭生活构成了威胁，强化了他们进行抵抗的意

愿。约 100,000 名被驱逐者成功地逃回荷兰，并在农民和户主家里找到

安全的藏身之所。对这一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国民组织和国民资助基

金，国民组织由将近 15,000 人组成，建立国民资助基金的是一群逃到英

格兰的银行家。基金还资助破坏小组，它们破坏荷兰的铁路线、阻挠武

器的运送并袭击德国的物资供应车队。

也许，表现出最大团结的是荷兰的医生们，他们被告知必须参加医

生协会，并遵循纳粹的医疗指南，包括审查病人的种族背景和基因缺陷。

该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医生拒绝加入这一组织，而且作为答复，放弃他们

的行医，并将他们的铭牌从家里和办公室的门口拿去。一群医生成立了

医疗联谊会，该组织通过十一位区域代表与地方上的医生紧密合作，以

帮助将受到德国警察攻击的医生藏起来。通过集中化的指导，联谊会避

免了纳粹接管他们的职业的命运。51

1943 年 4 月 29 日，德国人宣布，曾于 1940 年被捕和释放的所有前

荷兰军队士兵都会被再次逮捕，并送到德国的劳改营。这一令人震惊的

命令影响了超过 300,000 名的男子。恒基罗（Hengelo）镇的工人立即举

行罢工。罢工很快扩散到整个奥微利塞尔（Overijssel）省，以及主要

城市爱因霍芬（Eindhoven）-那里的所有飞利浦工厂都陷于停顿。在林

姆伯格（Limburg）省，10,000 多名矿工走出矿井，举行罢工。到第二天

早上时，罢工人数暴增至 40,000 人。接着，德国警察和士兵介入，开始

滥杀无辜。那些被捕之人受到例行公事般的审判，被判处死刑。此后，

除林姆伯格之外的所有地方的罢工的强度减弱。一支德国警察部队被派

到那里，暴力冲突爆发了。5 月 5 日，林姆伯格的矿工们最终放弃了，并

重返工作。罢工让 180 多人失去性命，400 人受伤，900 人成为战俘——

他们被送到德国的集中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抵抗事件更多了，可是，尽管像医生和工厂工

人这样的团体坚持抵抗——因为他们的生计直接受到纳粹政策的影响，

但总的抵抗缺少系统性的指导。就像丹麦的情形一样，抵抗团体的出现

具有地方性，而且通讯联系的建立很缓慢。只是到了战争的后期，一个

名为核心的团体才试图协调全国的行动——该团体由工会官员、抵抗领

20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袖和地下报纸的编辑组成。他们每周在阿姆斯特丹开会，但从未取得像

丹麦自由委员会那样的地位，因而无法代表大多数荷兰工人和抵抗战士。

结果，荷兰的抵抗行动从未有清晰的全国性目标，而且挑战德国人对该

国之控制的全局性努力也从未出现。

最后一次重要的抵抗行动发生在 1944 年 9 月，当时，荷兰的铁路工

人举行罢工，以阻挠将犹太人运送到东部的集中营，也想要放缓德国军

队的回撤行动——这是为了保卫祖国不受盟军的入侵。正如法国人二十

年前在鲁尔区所做的那样，以及他们自己在丹麦所做的那样，德国人引

进他们自己的铁路工人，以保持火车的畅通。作为报复，德国人将大约

50,000 名荷兰男子从鹿特丹运到德国，以帮助准备德国城市的防御工作。

铁路罢工的一个意料之外的不幸后果是，向鹿特丹和其它荷兰城市运送

煤炭、汽油和食品的工作停了下来，接下来的冬天对许多人来说很难熬。

第二年春天，盟军的胜利将荷兰人从一场严酷的战争中解脱出来——战

争的严酷性比丹麦人所经历的更为惨烈。

与丹麦的事态形成对比的是，纳粹让荷兰当局在战争一开始时就正

式投降了，而且他们强迫五十万名荷兰工人为德国的战事服务。鉴于荷

兰的顺服所具有的这种价值，比起他们在丹麦的所作所为，德国人愿意

更加努力地维持荷兰的顺从。在丹麦，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法国人最

初在 1923 年利用这同一策略反对德国人——所造成的后果喜忧参半。另

外，德国人的制裁措施导致潜在的抵抗人员流失殆尽，并缩小了他们可

能行动的空间。由于只能进行零星的反对活动，荷兰人无法防止纳粹利

用其劳工，并将将近 80%的荷兰犹太人驱逐国境，承受大屠杀的命运。

如果荷兰的抵抗活动有更好的组织，生命和名誉的这种可怕损失就

可能会减少。事实上，尽管抵抗活动因某些荷兰官员早期的合作态度以

及缺少任何真正的凝聚力而受到阻碍，它还是阻止了荷兰被变为纳粹的

卫星国——而这是德国人最初的目的，还将驱逐过程转变为一场持续的

斗争——这使得德国人无法将时间和资源投入其它的战争行动。在通过

进攻行动攫取了丹麦与荷兰后，纳粹却因这两个国家的非暴力抵抗而被

迫采取防御性措施，以重新恢复起初占领这些国家的好处。在丹麦，这

一好处大打折扣。在荷兰，这一好处至少是贬值了。

“放了我们的丈夫！”

210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1943 年 2 月 27 日，在一个名为“最后追捕”的行动中，党卫军士兵

和当地的盖世太保特工人员开始抓捕柏林的犹太人。他们被装上卡车，

带到位于市中心罗森大街 2-4 号的犹太人社区行政大楼。其最终目的是

让该市完全没有犹太人，这就有必要将有德国配偶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

混血孩子强制性地聚集起来。在两年的时间里，这些犹太人逃脱了大屠

杀的命运，因为他们或者他们的德国配偶对于战争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当局不希望国内出现不愉快的情况。不过，那个月早些时候，斯大

林格勒令人震惊的惨败粉碎了德国人的士气，并导致希特勒叫嚣进行针

对德国内部犹太人以及盟国部队的“全面战争”。52

关于柏林绑架事件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不久，一群非犹太裔的德国

妇女聚集在罗森大街上，带着给她们丈夫的食品和其它个人物品，因为

她们认为其丈夫被关押在那里。其中的一位女士夏洛特·伊斯雷尔

（Charlotte Israel）抵达时发现已有 150 位女士聚拢在外面。她要求

其中的一位卫兵去拿她丈夫的土豆配给卡，卫兵照办了。在卡的背面，

她的丈夫朱利斯（Julius）写道：“我没事。”其他女士开始要求得到个

人物品，以确证她们的丈夫在里面，此后不久，她们开始要求释放他们。

一位女士的兄弟是一名正在休假的士兵，他走近一位党卫军士兵，说道：

“如果不释放我的姐夫，我就不会重返前线。

”尽管是在寒冷的冬日，人

数却大幅增加。很快，这些女士们就日夜在外面等着，牵着手唱歌，并

高呼：

“放了我们的丈夫！

”到了抗议的第二天，600 多名女士就已在罗森

大街守夜了。

对于其中的许多女士来说，这不是她们第一次表达不同意见。在十

多年的时间里，她们及其家人通过信件和小型示威挑战纳粹的种族政策，

坚称当局会因迫害她们的犹太配偶而伤害到日耳曼同胞。希特勒及其亲

信人士总是试图最大程度地减少骚乱，并避免国内的反对行动——许多

右翼人士认为，国内的这种反对是“砍在后背上的一刀”

，妨碍了德国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直到这个时候，当局一直都基本上成功地保

守住了关于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的秘密。可是，当它影响到一群不怕

公开反对纳粹政策的人士的时候，那种保密状态就岌岌可危了。

让妻子们的抗议产生更大反响的是，它正发生于柏林的心脏地带，

而柏林这一城市从未对纳粹主义产生过热情。见多识广的柏林人总是将

其视为巴伐利亚人离经叛道的野蛮想法。另外，对于在战争期间依旧活

动着的外国新闻机构来说，柏林是它们在德国的基地。如果政治上的不

21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满者或者新闻机构听到抗议的风声，有关纳粹国家体制无所不能的神话

就可能会被揭穿。事实上，伦敦广播确实报道了示威事件。

到第三天时，党卫军士兵得到命令，将他们的枪口对准民众，但是

开枪只是为了发出警告。他们多次这样做，将女士们驱散到附近的小路

上。可是，妻子们总是会回来，并坚守她们的阵地。她们知道，士兵们

绝不会直接向她们开枪，因为她们具有日耳曼血统。同时，逮捕或者关

押其中的任何一位女士都将是最令人作呕的伪善作为：根据纳粹的理论，

妇女从智力上来说没有能力采取政治行动。所以，纳粹们最不愿德国人

听到的是关于持不同意见的妇女的事，而将她们变为烈士将粉碎纳粹自

以为是的形象：母亲的保护者。

很快，行动扩展到包括那些没有与其他种族人士通婚的妇女和男子。

抗议者的队伍猛增到一千人，人们高呼释放囚犯的口号，并奚落党卫军

士兵。为了阻止更多人的到达，约瑟夫·戈培尔关闭了最近的有轨电车

车站，不过，这些女士们从另一个车站再步行一英里走到罗森大街 2-4

号。到那个星期结束时，戈培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囚犯放了。大约

三十五位被拘禁的犹太裔男子已经被送到奥斯维辛，又被命令收拾起行

李，乘客运火车返回柏林。

在没有充分意识到她们的所作所为的情况下，罗森大街上的女士们

就已经迫使纳粹做出了一个抉择：他们可以同意一个有限的请求，并支

付一笔有限的成本——1,700 名囚犯被释放，如果所有与其他种族人士通

婚的犹太男子都被释放的话。或者他们可能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让首

都城市中心地区的抗议升级，并借此残酷打压这些德国女子。对于纳粹

党徒来说，与确保每一个最后的犹太人都走进毒气室相比，保持社会控

制力更为重要。让欧洲其它地区感到恐惧的政权发现，它没法使用暴力

来对付自己家门口的挑战。纳粹分子是野蛮的，但他们并不愚蠢。

实际上，最终获得自由的犹太男子远远超过三十五人。抗议让纳粹

官员要面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怎么处理其他与别的种族人士通婚的

犹太人。戈培尔想要把他们驱逐出柏林，这样他就能告诉希特勒，该市

完全没有犹太人了。希姆莱阻止了驱逐行动，不过，戈培尔却谎告希特

勒，犹太人已被驱逐走了——而且接着就试图让仍在柏林的犹太人停止

戴大卫星。一个月后，阿道夫·艾希曼在巴黎的副手想要知道他该如何

处理与其他种族人士通婚的法国犹太人。5 月 21 日，希姆莱的副手将所

有地方的此类人士都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五年前，甘地曾被问及有关纳

212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粹的问题。他预测道：

“对于他们来说，手无寸铁进行非暴力抵抗的男子、

妇女和儿童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

”53

1943 年 2 月，露丝·格罗斯（Ruth Gross）是一个十岁的女孩，她

去了罗森大街，以便能够看一眼她的父亲——在他一度被运到监狱之前，

他是被关押在那里的犹太男子之一。有一天，她看见了他，他向她挥手

致意。

“罗森大街这件事，

”她在多年之后说，

“一直是我们——我父亲和

我——之间的纽带。

”当她在他生命的终点阶段到医院看望他的时候，每

次她离去时，他就会站起来，向她挥手。

“我一直确信，他也一直在想着

罗森大街上的那幕景象。想着他如何站在那里并挥手致意。”当爱用来拯

救生命时，没有人会忘记。

* * *

对一个国家的占领让民众和入侵者都陷入到一种相互怀疑的古怪游

戏之中：占领者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新的主人，并希望房客能够行为端

正并按时缴付房租，可是，那些被入侵者则感到受到了冒犯——他们知

道，按理说国家是属于他们的，而且尽管他们无法以武力将占领者赶出

去，他们也很可能不愿接受入侵者的条件。也许，如果入侵者发现游戏

与所付出的努力不相配，他就会离开。或者也许，他会开始杀掉不合作

的房客。不过，游戏让被占领者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会决定他们

合作的程度。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入侵者将不得不捍卫他来路不正

的收益。

丹麦和荷兰的抵抗运动都对占领军采取了攻势。通过象征性和文化

性的抗议，他们要求享有管理他们自己生活的权利，而这提高了公众的

士气——更大胆的抵抗由此而起。通过罢工、工作场所的抗命、以及对

实物财产的破坏，非暴力抵抗者打击了入侵者的经济利益。通过地下出

版业，丹麦的一个替代性通讯网络建立起来，以对抗占领者的宣传谎言。

通过将如此之多的平民卷入到罢工、示威以及其它形式的反对活动之中，

丹麦的抵抗者迫使德国人停止暴力报复，并中止宵禁。他们让纳粹无法

实现其首要的目标：让占领事实看起来平淡无奇，而其它目标则依靠于

这一首要目标。

21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顾名思义，一场成功的军事入侵会让占领者在地下和空中拥有优势，

并有更强的使用武力和暴力的能力。尽管如此，一旦军事入侵者失去对

下述情况的控制，他们掌控事态的能力就可能与他们使用暴力的能力不

搭界了：人们阅读和相信什么，他们何时以及是否工作，他们如何发钱

——这时，占领者就会一直处于守势，因为他们试图维持他们的地位。

不过，当抵抗转而采用暴力手段时，其引导冲突的能力也可能会受

到削弱。在 1923 年的鲁尔区，德国好斗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暴力行为引发

了法国人的报复，而这加上德国人的经济失误让鲁尔抗争耗尽了能量。

然而，由于双方都认识到暴力的代价过于高昂，丹麦的自由委员会常常

能够转化或者劝阻暴力性破坏活动，而德国人的镇压也必须精准化，以

避免引起全面的叛乱。

在 1943 年的罗森大街，在 20 世纪最大的杀戮风暴的核心地带，由

于拒绝回家的几百位妻子，可能会施加给抗议的德国妇女和将近 2,000

名犹太人的暴力得以避免。纳粹使用暴力的意志是臭名昭著的。然而，

军事力量的优势没有让他们变得无懈可击：他们担心在他们的权力枢纽

地带的抗议，而且因暴力镇压这一抗议所支付的潜在政治代价过高——

尽管所需的流血和时间不算太多。所以，就在那个地方以及那一时刻，

他们所代表的邪恶力量是无能为力的。

战争扭曲了它所影响的国家的历史，不过，它也证明了其民众的伟

大。丹麦人、荷兰人、乃至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都对当代最野蛮的政权

进行了抗争，而且他们在这样做时依靠的不是士兵或者坦克，而是唱歌、

分发传单、回家护理花园以及站在公共广场上。不过，他们在抵抗纳粹

时所调动的力量不仅仅是来自上述做法。它首先来自数以万计的民众所

做的那个关键决策：拒绝折磨他们的人所给出的条件。它还来自他们所

创立的运动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战略——将上述决定展示在敌人的面前，

并减弱其战斗能力。

丹麦人知道如何让德国人无法获得他们占领丹麦的战利品。荷兰人

不会顺服地被带到德国。罗森大街上的妻子们一次又一次地回来抗争，

直到她们找回自己的丈夫。拒绝被制服的时刻和办法从来都不缺。克里

斯蒂安国王知道这一点。露丝·格罗斯知道这一点。

214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出诊

1944 年，在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市，一位名叫阿尔图罗•罗梅

罗(Arturo Romero)的三十三岁医生开始到奥古斯丁•阿尔法罗•莫兰

（Agustin Alfaro Moran）家中进行出诊。罗梅罗医生所医治的病人多

是穷人，他常常不向他们收费。但是阿尔法罗属于该国的精英家族之一，

是一位富有的咖啡出口商。不过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之间并

不是医患关系。过去一年中，有理想的医生和有影响的咖啡大亨参加了

推 翻 萨 尔 瓦 多 独 裁 者 马 克 西 米 利 亚 诺 • 埃 尔 南 德 斯 • 马 丁 内 斯

（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将军的密谋。他们见面时，罗梅

罗给阿尔法罗注射维生素，以免引起其家庭成员的怀疑，但他们见面的

真实目的是策划起义。1

他们憎恶马丁内斯将军的原因各有不同。阿尔法罗曾经在马丁内斯

政权中担任官员，但在将军开始耍尽花招以便在 1940 年第二任期结束之

后继续留任时，他愤而离职。阿尔法罗对总统的不满与日俱增，也反映

了咖啡大亨们的共同看法。相比之下，罗梅罗则认为自己是该国穷人的

代言人，将军镇压工农组织时，他们深受其害。2

这两位反对独裁的叛逆者并不孤单。许多正派公民已经由于真实或

臆想中的颠覆行为而在狱中饱受折磨。一场新的民众运动在六个月之内

就会发生，这场运动会把将军逐出国外，还会给萨尔瓦多提供实现民主

的另一次机会——“出诊”开始时，阿尔法罗和罗梅罗都没有预见到这

个结局。

咖啡共和国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数十年来，萨尔瓦多一直由少数富裕家族所统治。西班牙征服者和

欧洲移民的后裔控制了该国最赚钱的行业：咖啡的种植、加工和出口—

—同时他们也掌控了政府。从 1898 至 1931 年，萨尔瓦多总统的职位一

直在各个咖啡生产商手中传递。咖啡大亨们认为自由是进步的前提，他

们厌恶所有他们认为会阻碍自由的制度或惯例——例如工会、公共财产

权或宗教特权。3

热爱自由并没有阻止这些咖啡贵族在咖啡出口所需的道路、铁路和

港口上花费大笔公共开支，并且从中获益，也没有阻止他们支持镇压工

人组织和社会不满的行动。虽然宪法承诺了人权和民主，但政府随意统

治，消灭异议，并且通过政变或选举舞弊来使权力在各大家族中传递。

掌权者认为乡村贫民——尤其是印第安人和混血农民——文化落后，种

族低贱——还没有条件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4

不过咖啡家族在商业上的成功却带动了各种力量，从而削弱了自己

对国家的控制。经济发展创造了由店主、公务员、教师和专业人士构成

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许是中美洲最精良之旅的萨尔瓦多军队也达到了一

定水平，发展起了主要由中产阶级青年构成的军官团体。不那么令人愉

快的是，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把印第安人和穷人赶出了他们祖先的土地，

迫使他们以咖啡种植园的工资为生。许多人干脆离开农村，到规模虽小

但日益兴旺的工业部门中寻找工作，该国的工业部门包括几家纺织厂、

一家酿酒厂、铁路、一座电站以及一家电车公司。5

所有这些变化都有政治上的影响。过去几十年来，少数异议人士团

结在载入该国 1886 年宪法中的神圣原则周围，

他们的目标包括自由选举。

人数与日俱增的知识阶层成为这些思想的新兴支持者。萨尔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El Salvador）学生的首次抗议出现在 1890 年，后面

二十年里还有另外四次学生罢课活动。代表鞋匠、石匠、木匠、印刷工

和理发师的互助社猛增。1922 年，集市妇女抗议货币升值的活动迫使一

位财政部长下台，该国第一个工会也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6

当时萨尔瓦多正在进入政治共同体时代。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

例如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和政府长期财政赤字——引发了对旧秩序的批

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一些学生产生了吸引力，在工人当中影响更大。

影 响 力 最 大 的 则 是 萨 尔 瓦 多 作 家 阿 尔 贝 托 • 马 斯 费 雷 尔 （ Alberto Masferrer）的思想。他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和报纸编辑，他坚决主张应该

保证所有人都能得到稳定的工作和基本生活必需品，他称之为“基本最

216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低需求”

。马斯费雷尔甚至倡议瓜分寡头政权的巨额财产。7

城市化、学生抗议、工人组织、马克思主义和马斯费雷尔：20 世纪

20 年代接近尾声之际，萨尔瓦多精英对国民生活的控制能力充满危机。

接下来两年里，各种事件接踵而至，跌宕起伏，迫使他们不得不采用孤

注一掷的手段来保住自己的地位。用一位在场的美国记者的话来说：

“萨

尔瓦多的有产阶级草木皆兵，出现一位专制暴虐的‘大救星’的时机已

经成熟。

”8

“杀死蚂蚁的罪责比杀人更重”

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不是咖啡大亨。1881 年，他

出生在一个以印第安血统为主的地位低下的家庭中，他接受正规教育主

要是在危地马拉军事学院中。他头脑冷静，为人诚实，还有很强的求知

欲，不过他的兴趣很不寻常：他研究东方宗教，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和

神智学者。据报，马丁内斯（他一直使用母姓）担任青年军官期间曾经

写下一则座右铭：

“杀死蚂蚁的罪责比杀人更重，因为人死可以转生，而

蚂蚁则一了百了。

”后来的事件显示，他或许对这则座右铭过于认真了。

9

马丁内斯守纪能干的名声使他在军中扶摇直上。他成为瑟丘洛•米利

塔尔（Circulo Militar）军官俱乐部的首任主席，而且看似注定要作为

职业军人度过此生。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萨尔瓦多总统一

直是钦定继任者，但在 1930 年，总统皮奥•罗梅罗•博斯克（Pío Romero

Bosque）不满意所有可能的继任者都对他不够恭敬，因此决定开放竞选。

思想自由的马丁内斯和五名富有的地主一同展开角逐。10

1931 年 1 月大选之前的几个月极为动荡不安。20 世纪 20 年代咖啡

出口利润猛增，但这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反而使他们的土地

更多地流失到大企业主手中。记者威廉•克雷姆（William Krehm）写道：

“山坡迟早会变成开满雪白的咖啡花簇的仙境，而这个国家则会变成沸

腾着社会动荡的水壶。

”然而全球经济衰退开始了，咖啡价格暴跌。地主

们任由咖啡豆烂在地里，让咖啡采摘工人无工可做也无钱可领。1930 年

4 月，一家工会带领 80,000 名抗议者走上圣萨尔瓦多街头，要求合同保

障和最低工资。11

总统候选人之一阿尔图罗•阿劳霍（Arturo Araujo）自称为下层阶

21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级的代言人。阿劳霍自己虽然也是大种植园主，但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

成为精英阶层中的异数。他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市面工资的两倍，他还试

图成立萨尔瓦多版的英国工党。阿劳霍由于倡导温和改革和暗示自己支

持重新分配土地而得到了马斯费雷尔的支持，然后他邀请马丁内斯将军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加入他的竞选班底，以争取军方的支持。马丁内斯接

受了邀请，而且他们意外地赢得了胜利。12

萨尔瓦多首位民选领导人在国家即将陷入动荡之际走马上任。穷人

希望阿劳霍能够带来巨大变革，而富人则因此对他心怀恐惧。但是他提

议的有限土地改革满足不了人们的期望，马斯费雷尔变成了他的批评者，

很快农民也被共产党人拉到他们一方。咖啡种植园主则与政府保持距离，

使政府得不到集中在这些家族中的专业技术。政府的财政收入开始枯竭，

给包括军官在内的政府雇员发薪成了一个难题。1931 年 12 月，军方的不

满到达了极点，一群青年军官罢黜了新总统。阿劳霍出国，副总统马丁

内斯继任。13

马丁内斯的继任或许能令军方满意，但民众的不满仍在持续沸腾，

左翼反对派也在不断煽动。几周之内共产党人就认为该国已经有条件发

动一场农民起义，并且正在策划起义。不过官方听到了风声，并且逮捕

了多数领导者。1 月份战斗真正爆发的时候，政府军只用短短几天时间就

击败了主要由该国西部印第安人支持的起义者。起义者只杀了不到 100

人，而军方却不分青红皂白对农村地区进行恐怖报复——一共杀害 8,000

至 30,000 人。14

后来，关于起义和屠杀——被称做“大屠杀”——的记录被从图书

馆中清除了出去，代之以马丁内斯是把萨尔瓦多人民从邪恶的共产党人

和野蛮的印第安人手中解救出来的大救星的神话。咖啡大亨奥古斯丁•阿

尔法罗•莫兰和恩里克•阿尔瓦雷斯（Enrique Alvarez）试图为这一结果

辩护，他们写道：

“每个社会中都有两个主要阶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他们解释说，咖啡种植园主照顾在其土地上工作的“落后”男女的最佳

利益，因此起义不是由真正的不满所导致的，而是被共产党人煽动的，

共产党人“在农民单纯的头脑中注入了危险的疯狂思想。

”15

马丁内斯这个社会和经济问题上的门外汉，由于消灭了共产主义和

原住民起义的双重威胁而赢得了精英阶层的尊敬。1932 年 2 月 5 日，国

民议会(National Legislative Assembly)支持马丁内斯将军继任总统至

阿劳霍任期结束。阿尔法罗和一些十分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加入了政府。

218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随后马丁内斯将军继续扩大他个人对国家的权力：他把决策权收归中央，

取得了任命市长的权力，还成立了唯一合法政党全民爱国党（Partido

Nacional Pro-patria）

。

暴动时发布的戒严令持续了十二年之久。新法律授权国家可以起诉

那些提倡——包括私下提倡——“反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学说”

的人。媒体受到管制，大学被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政府雇佣线人

监听私人谈话，总统成立了秘密警察组织，共产党和农民组织被宣布为

非法。异议人士在官方司法体系之外受到惩罚甚至失踪的消息也时有所

闻。16

工人运动是政府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裁缝师暨萨尔瓦多工人社

（Salvadoran Workers' Society）前社长何塞•杰肃斯•杜阿尔特（Jose

Jesus Duarte）就是一名受害者。杜阿尔特是阿劳霍的支持者和马斯费

雷尔理念的拥护者，马丁内斯将军掌权后他被捕入狱。他九度和其他等

待处决的犯人一起被带到贫民坟场，但每次都因为未知的原因幸免一死。

其妻努力请求富有的客户代他求情，但毫无结果。入狱几周之后杜阿尔

特忽然获释。但是警察一直站在他的裁缝店门口，把客人都吓跑了，他

不得不宣布破产，把店卖掉。17

尽管如此，马丁内斯在前两个任期中还是得到了公众的一定支持。

他按时给公务员发工资，遵守财政纪律，还以清廉著称。他为穷人谋福

利，不让他们丧失抵押土地的赎回权，还试行社会福利计划。这些创举

十分温和，不会得罪咖啡种植园主，他们仍对总统镇压 1932 年的起义心

怀感激。不过政府也为他们谋福利，建立了抵押银行（Banco Hipotecario）

来为农业项目提供保险，还成立了一家公司专事干预市场，以稳定咖啡

的价格。一位支持者记述这位伟人的事迹时写道：

“纪律严明而又高效的

制度取代了混乱。

”18

树敌

1938 年夏天，马丁内斯已经开始为 1940 年他的第二任期的结束未雨

绸缪，根据宪法那时他必须下台——但他决定不这样做。他计划修宪，

但 他 的 两 名 顾 问 — — 著 名 律 师 埃 莫 赫 内 斯 • 瓦 拉 多 （ Hermogenes Alvarado）和财政部副部长罗密欧•福廷•马加纳（Romeo Fortin Magana）

试图说服他这是个错误。瓦拉多警告马丁内斯：反对派会把修宪说成是

21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违背“人民意志”地赤裸裸地夺取个人权力。19

虽然萨尔瓦多领导人很少严格遵守宪法中所有条款，但任期限制的

原则却严格执行了半个多世纪。因此许多从前的支持者开始与总统决裂。

国防部副部长何塞•阿森西奥•梅嫩德斯（Jose Asencio Menendez）上校

反对总统第三次连任的态度曝光之后，马丁内斯解除了他的职务。随后

许多官员辞职：时任审计长的奥古斯丁•阿尔法罗•莫兰、财政部审计员

阿方索•罗恰克（Alfonso Rochac），以及公共教育部副部长、财政部法

务专员总长、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还有埃莫赫内斯•瓦

拉多。马丁内斯无意之中造就了新反对派的核心。20

1939 年 1 月，橡皮图章似的国民议会批准了新宪法，把总统任期延

长为六年，选举总统的权力归国民议会，还颁布法令将禁止连任的条款

冻结一次。这使马丁内斯有权在 1939 年 3 月 1 日至 1945 年 1 月 1 日期

间担任总统，议会也立即批准他连任。21

失去了有独立思想的内阁部长的建议并且篡改了宪法之后，马丁内

斯便被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谄媚者包围了。雄心勃勃的下级官员发现自

己的晋升之路被总统的亲朋好友堵住了，他们垄断了所有的高级职务。

军队中的特权和晋升机会似乎也都集中在一小撮马丁内斯信任的老军官

那里，薪水微薄的低级军官在行伍中日益消沉。22

总统深知军官团体不稳定的危险性——他毕竟是军事政变的受益

者，而且也不打算成为受害者。但这只是加强了他把忠于自己的人安插

到关键职位上的决心，他的耳目也收集整理军官们的材料，详细列举他

们在金钱上的不当行为，便于总统掌控他们。1934 至 1939 年之间，政府

刺探到至少五次来自军队内部的政变企图；最后一次以被免职的梅嫩德

斯上校为首，支持者多达二十八名军官。23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它不满群体。学生和大学教职员都对教师任命和

专业许可受到独裁者的控制感到气愤。

（学生于 1938 年举行罢课，抗议

政府侵犯大学自主权。

）报纸编辑长期以来一直对言论限制感到不快。再

加上咖啡大亨中对马丁内斯不再抱幻想的自由派人士和心怀不满的低级

军官，潜在的难以对付的反对派已经开始形成。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反对派也在迅速联合。24

“生活充满了理想”

220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20 世纪 30 年代，马丁内斯和他的一些高级军官开始与希特勒的德国

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等高压政权眉来眼去。萨尔瓦多统治者与欧洲右翼

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多：二者都厌恶开放社会的多元和难以驾御的特性，

二者也都认为只有使用铁腕手段才能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1936 年，德

国和意大利开始为马丁内斯培训军官，意大利还用战机向萨尔瓦多交换

咖啡。萨尔瓦多军事学院和抵押银行也引进德国人来担任高级职务。萨

尔瓦多还是首先承认西班牙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isco Franco）

的政权和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国家之一。25

不是所有萨尔瓦多人都对政府与法西斯眉来眼去感到高兴。1940 年

6 月意大利参战之后，圣萨尔瓦多有数百人身穿黑衫游行庆祝，但是街头

民众纷纷高声辱骂。当年晚些时候德国占领巴黎时，萨尔瓦多大学生举

行了示威。马丁内斯认为这些抗议活动也是针对他自己的统治的，因此

规定声援盟军是犯罪行为。26

不过与轴心国调情得不偿失。战争阻断了萨尔瓦多与欧洲国家的咖

啡贸易，加剧了失业，中断了军需补给。马丁内斯总统被迫向同盟国倾

斜。他发表声明谴责欧洲的极权主义，还解雇了政府中的许多纳粹同情

者。1941 年 12 月美国参战之后，萨尔瓦多和其它中美洲国家一起向法西

斯宣战。27

萨尔瓦多政权与美国建立新关系确实得到了回报。来自北方的源源

不断的美元抵消了该国在欧洲咖啡贸易上的损失。美国贷款为道路建设

和改善公共卫生事业提供了资金；10,000 多名萨尔瓦多人前往巴拿马运

河区工作，并把部分工资寄回家。《美洲咖啡协议》（Inter-American

Coffee Agreement）也提高了工资和咖啡的价格。28

但是如果说战争给萨尔瓦多政权带来了经济利益，那么它也造成了

政治上的困扰。报纸上充斥着战争新闻以及英国和北美的专栏作家的文

章。一位美国观察家写道：圣萨尔瓦多的日报《拉丁每日新闻报》（El

Diario Latino）可以“完全依靠引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话来进行一整年

的反马丁内斯运动„„”圣维森特（San Vicente）城的两千名民众观看

了一场美国的宣传影片，然后聆听了一位报纸编辑发表的“鼓吹民主的

生动演讲”

。独裁者马丁内斯自己也感到有义务说些民主口号，但他的花

言巧语却有些抓不住重点。

“民主就是高速公路加幸福生活”等口号对萨

尔瓦多人来说滑稽多于感动。29

浸淫在这些新的民主话语中的团体之一就是军官团体。1941 年北美

22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军官代替德国军官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之后，民主思想就开始影响到了候

补军官。现役军官也对独裁感到不满，因此也日益倾向于学习美国的榜

样。1944 年加入反对派的青年军官萨尔瓦多•克雷斯波•桑切斯（Salvador

Crespo Sanchez）把那些日子回忆为“生活充满了理想”的时代，当时

“民主与极权的思想斗争”正值高峰。30

为了化解改革的压力，马丁内斯把自己塑造成民粹主义者。他发表

演讲痛斥财富分配不均，还说他站在穷人一边。由政府资助的“社会重

建”（Reconstruccion Social）组织试图帮助鞋匠在巴拿马找工作，还

举行会议让工人们讨论可能的劳动立法。政府甚至还对咖啡出口征收了

新 税 — — 超 额 利 润 税 ， 并 对 牲 畜 饲 养 业 者 协 会 （ Cattle Growers'

Association）、咖啡协会（Coffee Association）和抵押银行加强了控

制。31

这些措施对马丁内斯并没有实质性帮助。工会活动家大都无视他的

示好，工会尽管不断受到骚扰，但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咖啡种植园主越

来越感到忧虑，有些人开始管马丁内斯叫“古怪的小印第安人”——“古

怪”是指总统的古怪的个人癖好。例如，众所周知，他把水装在彩色瓶

子里长时间放在阳光下暴晒，然后给人饮用治病。他的儿子患腹膜炎之

后，马丁内斯坚持在手术前先用这些水治疗，导致他儿子死亡——据传

他的妻子愤怒地砸碎了所有的彩色瓶子。32

笼罩在政府头上的云彩开始变得暗淡。公开目的是为战事提供支持

的反轴心国组织为总统反对派的聚会提供了理想的掩护。其中最重要的

组织是 1941 年 9 月成立的萨尔瓦多民主行动（Accion Democratica

Salvadorena，ADS）

。该组织的主席是一位退休律师，他曾经担任咖啡生

产者协会（Coffee Growers’ Association）主席，创始成员包括埃莫

赫内斯•瓦拉多、罗密欧•福廷•马加纳和其他马丁内斯政府中的前官员，

以及一些著名的专业人士，包括年轻的医生阿尔图罗•罗梅罗。33

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公开活动的时间并不长。9 月底政府强行通过

一项法律，要求举行政治集会须向警方申请许可。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

织得不到所需的许可，因此只举行了两次公开集会。但其成员私下举行

聚会，并且讨论如何阻止马丁内斯再次连任。反对派已经形成，而且也

有了目标：让总统下台。34

“让我们共同战斗”

222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新成立的反对派决定既用公开方式也用秘密方式与政府斗争。某些

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成员准备用军事行动推翻马丁内斯，而另一些人

则选择了非暴力行动。活动家们在 1943 年春夏两季散发了一系列匿名传

单，要求马丁内斯下台，呼吁公民自由，还号召公民、士兵和政府雇员

停止与政权合作。他们还提醒工人 1932 年的大屠杀，呼吁工人抵制政府

用一点可怜的施舍和半心半意的改革承诺来拉拢他们的企图。传单署名

为民主革命委员会（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Committee）和反连任

党工人支部（Workers' Section of the Anti-Reelection Party）等组

织，直到 1944 年初街上都能看到这些传单。35

法律诉讼是另一件武器。1943 年 10 月，包括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

多数创始人在内的 236 名萨尔瓦多公民联名签署一份诉状，要求最高法

院推翻 1941 年通过的限制政治团体的法令。法院拒绝受理该诉状，但公

众对总统受到如此大胆的挑战感到振奋。据一位美国海军武官所述，这

份诉状标志着“有影响力的公民首次公开表达„„反对政府的立场”。诉

状登在《拉丁每日新闻报》上时，成千上万份报纸在警察有机会将其没

收之前就被从报摊上抢购一空。36

媒体通过拐弯抹角地攻击独裁制度来给事件推波助澜。他们用约翰•

弥尔顿（John Milton）和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等著名人物

谴责暴政的名言和抨击阿根廷强硬派政权的文章来表达对总统的蔑视，

却又不会触犯审查。报纸知道自己如果批评让马丁内斯得以连任的修宪

案就不可能脱身，因此他们退而求其次——完全忽视这一问题。1943 年

10 月事前审查制度实施之后，编辑们找到了继续攻击政府的办法。12 月

里，

《拉丁每日新闻报》在末页全版刊登嘲讽政府宣传的文章，例如“首

都的街道清理工作一流”和“村庄供水丰富，奔流真如瀑布”

。37

接着在 1943 年底，少数萨尔瓦多人走上街头表达反对意见，他们再

次用战争作为掩护。12 月 11 日，大约 400 名学生和专业人士集会，对同

盟国最近提议的建立联合国的主张表达支持。尽管有警察和国民警卫队

（National Guardsman）在场，抗议者仍然高喊反对马丁内斯的口号：

“独

裁者去死”和“打倒连任（continuismo）

”

。一位大学生活动家的演讲也

同样直截了当：

“让我们共同战斗，这样政府才会反映人民的正当意志；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在正在拉开序幕的民主世纪中。”38

在此期间，马丁内斯的反对派也开始呼吁他的北美盟友进行斡旋。

22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时任抵押银行官员的阿方索•罗恰克致信华盛顿驻萨尔瓦多大使沃尔特•

瑟斯顿（Walter Thurston），要求美国向马丁内斯将军施加压力，迫使

他尊重宪法，举行自由选举，并且遵守《大西洋宪章》

（Atlantic Charter）

。

1944 年 3 月，抵押银行总裁埃克托尔•赫雷拉（Hector Herrera）向以美

国 国务院 美洲国 家间事务 协调人 身份访 问该国的 纳尔逊 •洛克 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提出一项建议。赫雷拉建议美国、墨西哥和哥

伦比亚应该劝说马丁内斯，敦促他接受一部新的民主宪法。39

马丁内斯也强力反击日益壮大的反对派。政府对媒体的钳制更加严

厉，也加强了对有反政府嫌疑者的监控，政府还严密监视致最高法院的

诉状的签署者。12 月 20 日，街上出现了手持机关枪的人，有四十多人被

捕，其中包括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的领袖和《拉丁每日新闻报》的编

辑，一些人被控阴谋暗杀总统。逮捕对象之一里卡多•阿维苏（Ricardo

Arbizu）在自己的房子里躲藏了一个多星期才投降——据说奥古斯丁•阿

尔法罗•莫兰在此期间曾去拜访他，并且得知了军队中反对派同情者的姓

名。40

除了恐吓反对者之外，政府还努力为新一次立宪会议争取支持，以

便使马丁内斯能够继续合法连任。这位独裁者拥有的报纸声称已有超过

100,000 名公民签署请愿书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政府组织的集会上，嘈杂

的群众也提出同样的要求。1944 年 1 月立宪会议召开，会议独揽了总统

选举权，并且如大家所料地选举马丁内斯再次连任总统至 1949 年为止。

立宪会议还在宪法中增加了一些文字，进一步侵蚀了公民的自由，还给

了国家全面掌控经济的权力。萨尔瓦多人民还要再忍受独裁者六年，他

们的权利也一再被压缩。41

就在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及其盟友秘密计划对政府采取暴力行动

时，也有人提出一项替代策略。流亡哥斯达黎加的萨尔瓦多记者华金•卡

斯特罗•卡尼萨莱斯（Joaquin Castro Canizales）向反对派领袖送交一

份提议，题为《迈向非暴力不服从：致萨尔瓦多人民的信》。他说有一种

“推翻政府的良策”

，称为“消极抵抗”或“公民不服从”。它只要求“国

家行政和经济体制”中的“每位公民”都放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指

出“这一策略的发明者”甘地，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项策略要

想产生效果就需要一些手段，例如争取士兵、警察和公务员的支持，还

需要一些预防措施，例如储存金钱和生活必需品，以防需要长期罢工。

这些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出现在反马丁内斯的传单上。不过萨尔瓦多

224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民主行动组织依然认为需要暴力。42

政变背后的主使者是奥古斯丁•阿尔法罗•莫兰和阿尔图罗•罗梅罗。

阿尔法罗参加政变是由于对马丁内斯玩弄宪法感到愤怒，罗梅罗反对马

丁内斯的原因则有所不同。罗梅罗 20 世纪 30 年代初曾在巴黎留学，他

吸收了当时人民阵线的精神，回到萨尔瓦多后他倡导最低工资和工人结

社权。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使他深受医学学生的爱戴，他的免费医疗使他

在穷人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

政变策划者联络上当时也在策划阴谋的军官之后，军民双方的反对

派领袖于 1944 年 2 月在阿尔法罗的庄园里举行会议，并且达成了最后协

议。与会人士中的两名军官阿隆索•马罗金（Alfonso Marroquin）将军

和他的隔山兄弟铁托•卡尔沃（Tito Calvo）上校是亲德人士，他们在 1932

年的农民屠杀事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他们把起义的日子定为 4 月 2 日

军队结束复活节演习之后。43

“时断时续的可怕枪声”

1944 年 4 月 2 日是棕枝主日（Palm Sunday，译注：指复活节前的星

期日）

。那天圣萨尔瓦多有雾无风，许多家庭离开圣萨尔瓦多到海边或首

都以外的避暑胜地享受清风。总统当天人在海滨小镇拉利伯塔德（La

Libertad）

，多数高级官员也不在首都。那些留在闷热首都中的人上午去

教堂领取被认为能够避开闪电等常见危险的棕榈树枝。下午三点半左右，

城市东南部的居民听到一阵隆隆声，纷纷上街一探究竟。只见军机从他

们屋顶上低空飞过。44

政变时机把握得极为准确。由于马丁内斯和他手下的要员分散在各

地，因此必然反应迟缓。起义者也掌握一定的火力，包括圣萨尔瓦多第

一步兵团和第二炮兵团。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政变似乎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起义者很快夺取了几处重要目标：空军、国家广播电台和电报局。萨尔

瓦多西部最大城市圣安娜（Santa Ana）的驻军也倒戈加入起义队伍，群

众则举行了示威并且选举了新的市议会。45

不过起义者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起义战机试图轰炸圣萨尔瓦多

的警察总部，但却偏离了目标，炸毁了旁边的房屋。占领广播电台后他

们就开始广播，不仅详细播报战况，还公布了领导人之一阿尔图罗•罗梅

罗的姓名。但马丁内斯也是听众之一，他从中收集了许多重要信息，包

22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括他手下哪些部队没有参加起义，因此很可能仍然忠于他。然后总统回

到首都，他设法避开派来逮捕他的士兵，并且下令关闭所有变压器，在

黑夜降临之际熄灭了所有电灯。接着马丁内斯前往总统官邸旁边的萨波

特要塞（Fort Zapote）

，他确定那里的士兵都支持他。马丁内斯咆哮道：

“如果你们不支持我，就走过来开枪打死我吧。”第二天要塞轰击了起义

的第一步兵团，与此同时总统的部队则在收复机场。到了周二上午，起

义即告结束。46

许多起义领袖遭到逮捕，但罗梅罗和阿尔法罗都设法逃脱。周一下

午两人在广播电台听到第一步兵团投降的消息后，便溜出后门各自逃亡。

阿尔法罗逃往圣安娜，那里到处都是过早庆祝政变成功因而喝得烂醉的

人。医生在病人家里躲了几天，然后于周五逃往洪都拉斯边界。47

总统虽然轻易解决了政变，但后续动作却显示他十分恐惧。俱乐部

和工会的聚会都遭到禁止，民宅也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搜查。首都

的夜晚“传来时断时续的可怕枪声。全副武装的警察小队在市内巡逻。

犯人遭到围捕，成群地被带往警察局，警察局里传出了有关恐怖的酷刑

的故事。

”警察和政府密探探听银行交易，还要求进出首都的人出示官方

通行证。在致最高法院的诉状上签名的人都得不到离开首都的许可，也

无法办理工作所需的法律文件。据美国大使瑟斯顿说，萨尔瓦多政府似

乎开展了“破坏许多专业阶层人士的生计”的运动。48

记者是另一个付出沉重代价的群体。圣安娜的《西方日报》

（Diario

de Occidente）在 4 月 2 日过于匆忙地刊登文章宣布马丁内斯被罢免并

由罗梅罗取代，其编辑也因此被捕入狱。

《拉丁每日新闻报》编辑豪尔赫

•平托（Jorge Pinto）政变开始时已经入狱，他在 4 月 2 日被看守开枪

射伤，不久后死去。还有一些记者或被捕，或逃往安全地带，首都三家

反对派报纸都被停刊数周。49

镇压远远超过了重塑总统权威所需的程度。马丁内斯宁愿复仇而不

愿用宽宏大量来装点他的胜利，圣萨尔瓦多的入狱者就超过了 800 人。

战时非常会议（Extraordinary Council of War）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

判处十名军官死刑；第二天早上墓地传来了处决人犯的枪声。接下去两

周里又有二十五名军官和九名平民被判死刑。马丁内斯甚至让马罗金将

军的儿子亲眼目睹父亲被处决。50

维克托•曼努埃尔•马林（Victor Manuel Marin）是被枪决的平民之

一。起义时他曾在战斗人员和平民策划者之间进行协调。他被捕之后，

226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逮捕他的官员打断了他的胳膊，打碎了他的膝盖，挖掉了他的一只眼睛，

还实施了其它骇人听闻的酷刑，希望能从他身上挖出与叛乱阴谋有关的

秘密。后来他被处决时还必须由别人帮助撑起身体。莱昂•蒙托亚（Leon

Montoya）神父为他举行临终祈祷时问他：

“维克托，你害怕死亡吗？”

马林说：

“不，神父，颤抖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灵魂。

”51

整个拉丁美洲都在关注萨尔瓦多 4 月份发生的事。外国外交官于 4

月 17 日晋见萨尔瓦多总统，要求宽大处理起义者；委内瑞拉下议院、墨

西哥工人领袖维森特•朗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

以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群拉丁美洲医生也都发出请愿书，提出同样

的要求。若干国家的报纸抨击了血腥镇压，就连举世闻名的诗人巴勃罗•

聂鲁达（Pablo Neruda）都提出了抗议。52

美国也无法忽视所发生的事。由于罗斯福总统主张“睦邻政策”

，再

加上战时美国自然不愿意批评盟国政府，因此美国奉行不干预政策，但

是使馆职员与反对派领袖有个人接触，并且赞赏其民主话语。瑟斯顿大

使写道：

“宣传民主主义所伴随的不干预政策，其主要缺点就是会同时鼓

舞独裁政权和民间的反对派。

”他后悔自己无所作为，认为这隐含了对“用

违反宪法的方式攫取或保持权力的独裁者”的接纳，他说这“不仅会损

害我们的道义领袖地位，也会使人们认为我们的民主声明只是空洞的宣

传，我们实际上只是按实用主义原则行事。

”不过这也不是华盛顿在 20

世纪最后一次遇到这种难题。53

瑟斯顿如履薄冰，铁托•卡尔沃上校和另一位曾经参加起义的军官来

到使馆寻求庇护时，他受到了考验。瑟斯顿允许他们进入使馆，但是拒

绝提供庇护。当晚他与马丁内斯会谈，并且在马丁内斯保证他们会得到

符合法律要求的待遇后同意交出二人；随后他要求马丁内斯从宽处理二

人。但是卡尔沃及其同志仍然于 4 月 10 日和其他人一起遭到枪决。对瑟

斯顿来说这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马丁内斯已经与美国决裂。54

“不能是街头运动”

起义发生之后不到两周，马丁内斯的地位似乎又牢不可破了，不过

流产的政变所展现出来的宏伟抱负却显示，萨尔瓦多人中的领导人物—

—包括银行管理者、咖啡大亨和军官——愿意冒生命危险来推翻总统。

此外，总统的残暴反应也警示了以前只是旁观者的萨尔瓦多人。美国武

22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官指出：

“市场摊贩、店主和平民”都在谴责处决和酷刑。55

即使是在仍然支持马丁内斯的政府官员中间，对马丁内斯的治国能

力的怀疑也在增加。一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报告说，财政部长曾经批评

政变之后的血腥报复，另一些部长也心怀疑虑。这名外交官得出结论说：

“总统的追随者中间正在产生担忧、疑惑和恐惧的情绪„„不仅是因为

他们感到总统的心态是„„复仇，而这可能会损害所有各方的利益，还

因为这些人开始考虑到政府„„被推翻之后自己的人身和经济安全问

题。

”56

如果重新发动反对政权的抵抗运动，可能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

新的支持。但是首先要找到新的领袖，因为政变发动者不是死了就是入

狱了，要么就是潜逃了。学生团体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政治组织工作，学

生也是去年发放反马丁内斯传单的主角。复活节假期之后学校重新开始

上课时，阿尔图罗•罗梅罗被捕的消息刺激了学生。起义失败之后，勇敢

的医生在首都隐藏了几天，然后试图逃往洪都拉斯。不过他化装成工人

却未能骗过边境的国民警卫队。他们用大刀来攻击他，然后把他带到圣

米格尔（San Miguel）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他的真实身份曝光了。同情

他的医生迟迟不肯宣布他的身体适宜旅行，因为他们知道他一旦恢复健

康就会被处决。57

就在罗梅罗卧床休养的时候，大学生们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来拟订

向政府提出挑战的战略。他们认识到与政府的武装部队正面冲突无异于

自杀，因此他们不应给独裁者提供使用暴力的机会。学生领袖之一法比

奥•卡斯蒂略（Fabio Castillo）回忆道，“当时的基本论点”就是马丁

内斯“有能力用军事手段打败任何对手。因此我们需要组织一场不和马

丁内斯正面对抗的民众运动，这样他就没有对象可以射击。因此我们得

出结论：这场运动不能是街头运动，而应该是隐藏起来的运动。于是‘垂

臂罢工运动’

（huelga de brazos caidos）诞生了。大家什么事都不做。

就是待在屋里不上街，这样政府就不可能进行镇压。

”58

4 月 17 日之后，医学学生纷纷打着黑色领带回到学校，以表达对被

政府处决者的哀悼和对可能遭到处决的罗梅罗的关注。最初几天里有些

学生想到了罢工；这个建议也出现在法学学生的集会上，然后开始流传

到大学其它系中。这些日子里出现了许多领袖：医学院的卡斯蒂略和豪

尔赫•布斯塔门（Jorge Bustamente）、法学院的加林多•波尔（Galindo

Pohl）和豪尔赫•马志尼（Jorge Mazzini）、工学院的劳尔•卡斯特利亚

228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诺 斯 （ Raul Castellanos ） 及 药 学 院 的 马 里 奥 • 科 罗 拉 多 （ Mario Colorado）

。59

有两个不同的团体在领导学生运动。其中一个团体由各系选举产生

的四十多名代表组成。另一个则是规模较小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4

月 19 日公开散发了一份传单。传单中承认：

“我们无力发动一场革命，

但是有一些手段虽然可能不合法，但却可能被认为是高尚和值得赞赏

的„„我们正在与一个精明狡诈的人做斗争„„因此我们必须用自己的

精明狡诈来对付他，因为现在全体人民„„都已决心用暴力来夺回他们

被人夺走的东西——自由。

”60

整个星期以来学生一直在秘密进行组织工作。4 月 24 日星期一，政

府进行了第二波处决——这给了学生一种紧迫感。他们集会，投票决定

罢工，并且发表匿名声明，宣布他们不仅要暂停学术活动，还会停止在

校外的工作。

罢工领导者认识到，如果他们真要对抗马丁内斯，就要扩大运动的

规模。1938-1939 年的学生罢课没有显著成效；加林多•波尔评论说：

“知

识分子罢工只是象征性的。

”如果他们想要促成真正的变革，就需要发起

一个各类人都参加的总罢工。卡斯蒂略最早提出这个想法，4 月 24 日之

后那周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此进行了讨论。61

这项战略基本就是流亡记者卡斯特罗•卡尼萨莱斯早先向萨尔瓦多

民主行动组织提出但被忽视了的建议。学生们对这个不是来自卡尼萨莱

斯就是来自别处的概念十分熟悉，他们认为这个概念有实践意义。第一，

他们手无寸铁，因此不可能用武力击败马丁内斯。第二，他们知道公众

会参加他们的非暴力行动，行动也会赢得其它势力的支持。例如，他们

特别通知美国大使馆他们打算领导一场和平运动，而且会避免流血事件。

62

他们把时间定为 5 月 5 日，希望到了这一天人人都参加罢工。媒体

受到钳制和政变失败之后在圣萨尔瓦多弥漫了数周之久的恐惧气氛使把

消息传到尽可能多的人那里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医学学生与医生、

法学学生与律师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他人也是一样，他们利用这些关系

来宣传总罢工的想法。他们还打印传单敦促市民罢工。每份传单都请求

读者复制十份散发出去。秘书们不断帮忙打字，儿童则在街上散发传单

——他们“在警察面前挥舞着煽动性的传单，刺激他们进行逮捕。

”63

学生们也影响到了自己专业圈子之外的铁路工人、巴勒斯坦移民店

22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主等群体。罢工的思想蔓延开来之后，学生们得到了实质性的帮助。集

市中的妇女——瑟斯顿大使将其描述为“萨尔瓦多政治中较为粗俗的阶

层里难以对付的因素”——纷纷前往各家商店说服老板关店。一位银行

家与一位出租车司机攀谈，让他告诉其他司机说参加罢工的人都能得到

钱。64

不过组织者知道，光靠个人热情很难影响到足够多的人让圣萨尔瓦

多停摆，更不用说全国了。罢工必须能够自然扩展，为此必须影响到人

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服务和机构。如果罢工者能够让银行和药店等

设施关门，他们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迫使人们决定是站在独裁者一

边还是站在人民一边。由于医生地位崇高，他们罢工会有很大影响。交

通系统也是重要目标。由于学生们把重点放在首都，因此只有火车未能

抵达当地的车站才是让各地的人们都得知发生了罢工的唯一方法（这种

手段让人联想起 1905 年 10 月莫斯科铁路工人将罢工扩展至整个俄国的

方法）

。65

学生需要有钱才能完成推动罢工所需的各种事务，罢工开始后他们

也需要设法让本来不愿放下工具的罢工工人得到资助。若干启动资金来

自官方学生组织，但校外的捐款很快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一个成员包括

抵押银行总裁埃克托尔•赫雷拉和咖啡大亨罗伯托•阿尔瓦雷斯（Roberto

Alvarez）在内的财务委员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据说富有的萨尔瓦多俱

乐部（Club Salvadoreno）在三十分钟之内就募集了 20,000 美元。66

4 月最后一周学生们开始罢课，也不再到校外上班之后，罢工就开始

逐渐升温。法学学生不再到法院出庭，工学学生也拒绝到雇佣他们的政

府机构上班。住院实习医生开始待在家里，学校老师也是一样。罢工开

始后连中学生也罢课了。67

工运组织者的儿子、后来出任萨尔瓦多总统的何塞•纳波莱昂•杜阿

尔特（José Napoleón Duarte）是罢工学生之一。杜阿尔特后来在自传

中写道：

“我直接参加了反对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的学生运动。

”当

时大学生到他就读的高中征求加入协调组织的代表，他加入了，并且多

次参加遭到警察突袭的会议。

“有一次为了脱逃，我冲下山谷，跳过一道

栅栏，落到了带刺的荆棘上，把衣服和皮肤都划破了„„总罢工那天我

们的委员会也开始在学校里制造混乱，迫使学校停课„„罢课很成功。

那天没有一个人去上学„„”68

罢工风潮逐渐发展，萨尔瓦多政权垂死挣扎。一位官员报告说，他

230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的同事中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会发生罢工，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总统的高

级官员一致反对暴力镇压。虽然 4 月底之前政府下达了一道逮捕组织罢

工的学生的命令，但警方只是短暂拘留了几名持有传单的人而已。有些

警察来到私人住宅中，试图强迫罢工者回去工作，而另一些人的态度显

然十分矛盾。有些人甚至同情罢工，尽一切力量帮助罢工组织者逃脱逮

捕。69

即使警方积极行动，要迅速镇压罢工也很困难；因为罢工扩大的速

度太快了。政权似乎打算坐等罢工者因生活需要而恢复工作。为了化解

某些潜在的愤怒，政府宣布释放未遂起义后逮捕的所有犯人，政府还试

图用自己控制的报纸上的文章来败坏罢工的名声，文章把罢工描述成由

忽视穷人需要的富人和权贵发起的运动。70

这些都没有遏止罢工的势头，也没有消除最近的处决和马丁内斯的

长期专制统治所激发的愤怒。萨尔瓦多的精英现在担心如果不制止将军，

杀戮就会继续下去。对人人都可能会被行刑队处决这一前景的恐惧超过

了对反抗政权的恐惧。对于许多非精英阶层人士来说，阿尔图罗•罗梅罗

这位勇敢的医生生命受到威胁，已经成为他们行动的动力。71

正如组织罢工的学生所希望的那样，罗梅罗的医生同行很快成为运

动的先锋。他们对马丁内斯有自己的不满，因为他曾经下令开除若干涉

嫌颠覆行为的医生。公立医院院长路易斯•马西亚斯（Luis Macias）于 5

月 2 日召开员工会议，和医生们一起拟订了要求事项。他们宣布除非政

府给所有死刑犯减刑，宣布大赦，让被解雇的医生恢复原职，并且遵守

“民主原则”

，否则他们就要罢工。马丁内斯亲自接收了这份要求，并且

当着马西亚斯的面将其烧毁。72

5 月 5 日，135 名医生（圣萨尔瓦多共有 150 名医生）罢工。其中六

十人签署了一份新的声明，直言不讳地要求总统下台并且举行自由选举。

急诊室仍然开放，有些医生继续接诊少数患者；威廉•克雷姆报导说：

“富

人被敲竹杠，穷人只象征性地付一点钱，收入都进入了罢工基金。

”5 月

5 日罢工的还有律师、药剂师以及银行、铁路和电力公司职员。数百名公

务员也跟进了。环境卫生部门（Sanitation Department）宣布暂停所有

非 必 要 服 务 。 已 经 罢 工 的 还 有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部 门 （ Public Health Service）的牙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剧院职工。73

不是所有参加罢工的人都满怀热情。有些巴勒斯坦和中国移民店主

显然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愿关门。学生活动家之一何塞•科罗拉多（Jose

23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Colorado）向那些想为关门找借口的商店扔石头。另一些商店仍然开门，

但是拒绝售货。许多工人也犹豫不决，因为罢工可能会断绝他们急需的

工资，还会让他们面临报复。铁路工程师告诉法比奥•卡斯蒂略，除非他

们事先能够得到全额工资，家人也藏在安全的地方，否则他们不会参加

运动。不过圣萨尔瓦多各阶层参加罢工的人很多，以至几十年后人们把

这场罢工回忆为民众团结反对总统的典范。一位罢工者回忆说：

“就连小

偷都罢工了。

”74

返回学校两周以来，带头罢工的大学生一直在尽力避免与政权发生

肢体冲突。虽然他们有理由认为警察和士兵对马丁内斯的忠诚并不可靠，

但他们并不打算用生命来检测自己的信念。因此街头示威不在策略之内。

不过学生和被处决军官的遗孀于 5 月 5 日在市中心的玫瑰教堂（Church of

the Rosary）为政权的受害者举行了弥撒。群众蜂拥而至，教堂和教堂

外的广场上挤满了身穿黑衣的妇女。哀悼者听说弥撒遭禁之后便离开教

堂，四散到城市里说服更多商人关闭店铺。75

这场大规模市民罢工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让人难忘的罢工，这场运

动是分散发动的，依靠一连串人的彼此联系和动员。但是现在运动已经

发展成为一股必须正视的力量，因此需要有某种执行组织来代表罢工者

与政权谈判。5 月 5 日晚间，学生、集市妇女、银行、各行各业、商业职

工、散工以及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司机的代表在埃莫赫内斯•瓦拉多家中开

会 ， 选 举 了 一 个 代 表 性 略 嫌 不 足 的 国 家 重 建 委 员 会 （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

。该委员会有五名成员：一名学生、一名医

生、一名抵押银行律师、一名商业职工和一名退休将军。第二天，委员

会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同时向总统做出安全保证并且建议他离开萨尔瓦

多。现在反对派已经形成，正在摩拳擦掌显示力量。76

萨尔瓦多政府既没有采取决定性行动平息反抗，也没有表现出让步

的迹象。马丁内斯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赞扬那些仍在工作的人，

同时指控罢工领导者“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制造恐慌”

。第二天一份传单宣

布“工人反对革命委员会”

（Workers Anti-Revolutionary Committee）

成立，马丁内斯再次要求商家开门营业。这位不久之前才在人民中引起

巨大恐惧的独裁者，现在却只能恳求人民听从他的命令。77

马丁内斯似乎已经无意再使用威吓手段，他指示一位官员“避免与

罢工者发生冲突”。罢工结束之后不久，将军在一次采访中说：

“4 月初我

用武力打败了起义者，结果他们挑起了罢工。因此我不想再打了。我向

232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谁开火呢？向那些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儿童和青年吗？”这位

十年前屠杀了数千名农民仍然面不改色的将军，在自己的最大威胁到来

的时刻却无法使用自己的武器。

这一时刻在罢工者看来也很危险。5 月 6 日，美国使馆得知有一队队

人马前往各家罢工的商店迫使店主开门营业。一些医生收到了匿名的恐

吓，还有谣言说手持弯刀的农民正在前往首都，目的是挑起暴力，给军

事镇压制造借口。流血事件确实发生了，但不是政府煽动的。5 月 7 日，

一名过于紧张的警察向聚集在街道上的青少年开枪。十七岁的少年何塞•

赖特（Jose Wright）当场丧生，他来自萨尔瓦多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

由于父亲是美国人而拥有美国国籍。成千上万人前往他家表达敬意，第

二天上午也有成千上万人参加他的葬礼。78

这场悲剧给了罢工领导者一个机会。本来他们无法确定是否能在罢

工开始平息之前在政权中造成混乱，因此打算把民众带上街头和政府摊

牌。赖特被杀正是这样一个机会。葬礼结束之后，圣萨尔瓦多市民涌入

国民议会和政府所在大楼旁边的巴里奥斯广场（Plaza Barrios）。人们

满腔愤怒，学生领袖忙着呼吁人们克制。不过广场上巡逻的警卫没有做

任何激怒群众的事，因此没有发生暴力冲突。79

美国大使晋见马丁内斯询问是否找到并惩罚了少年被杀事件的负责

人时，他关心的无疑是被杀少年的美国国籍，但许多人也因此认为华盛

顿会出面干预。华盛顿没有干预，但枪击事件成为政权内部变革的催化

剂。总统手下多数部长 5 月 7 日晚间开会决定辞职。他们担忧街头群众

会引发新一轮暴力冲突——而事实上，第二天早上，陆军参谋长告知马

丁内斯，军队已经准备好清除街上的抗议者。一位部长挺身反对，并且

告诉总统：

“我们不会参加任何暴力行动。

”总统回答道：

“我不会用任何

暴力手段来对付人民。如果现在人民想让我退休，我愿意毫无困难地照

办。

”80

退场

5 月 8 日上午，马丁内斯知道，如果他想挽回一点利益，现在已经到

了与反对派对话的时刻。他没花多少时间就召集了国家重建委员会的五

名成员，当天上午晚些时候他们就与政府官员齐聚一堂了。现在已经确

定总统会下台，但何时和在什么条件下下台还未确定。马丁内斯提出三

23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周之后的月底下台。但反对派坚持要他立即辞职；并且坚称只要他在台

上罢工就会继续。81

马丁内斯提出由完全受他掌控的国民议会来选择继任者。国家重建

委员会成员针锋相对地提出四个人的侯选名单，让他从中选择一个。与

部长们谈判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增加了第五个名字——马丁内斯的亲信、

国防部长安德烈•梅嫩德斯（Andres Menendez）将军；事实上他可能也

是总统自己的选择。不过他性格温和，以正直著称，也不渴求权力，刚

愎自用的独裁者统治多年之后，他无疑显得更有吸引力。委员会中一名

成员后来声称，委员会还设法得到承诺：新总统会解除戒严状态，宣布

大赦，并且允许流亡者回国。82

马丁内斯拒绝了该协议，并且坚持留任到五月底。街头上有谣言说

将军正在玩弄阴谋诡计来保住权力，而且可能会使用武力。据说另一个

自称代表罢工者的委员会于当天傍晚与总统进行了对话，该委员会警告

总统说：如果他不立即辞职，

“将会血流成河”。无论原因是什么，马丁

内斯同意辞职，并且于当晚 7 点在广播中宣布辞职。83

第二天上午，国民议会选举梅嫩德斯接任总统，梅嫩德斯承诺进行

宪政改革，并将很快举行选举；议会也批准大赦政治犯。学生和其他罢

工者却不打算在马丁内斯离开该国前结束罢工——而且他们也对新内阁

感到不满，因为新内阁中有几位马丁内斯指定的官员，只有莫赫内斯•瓦

拉多一人与国家重建委员会有关。不过梅嫩德斯承诺马丁内斯将于次日

出国，此举遏制了余下的好斗者。学生们意识到国家已经筋疲力尽，因

此停止了罢工。5 月 11 日，公共汽车和火车重新开动，商店和办公室再

次开门，人们恢复了工作。只有一件事和以前不同了：马克西米利亚诺•

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于中午之前跨过边界进入危地马拉，再也没有回

来。84

萨尔瓦多反抗暴政取得的胜利却被证明是昙花一现。确实有过短暂

的政治开放期，起义的主要策划者罗梅罗和阿尔法罗成为在 1945 年 1 月

的选举前巩固文官政府的重要角色。但是罗梅罗及其支持者实现真正改

革的决心却分裂了罢黜马丁内斯的联盟。军方不愿步马丁内斯的后尘走

下权力舞台，咖啡种植园主也拒绝让民主政治的异想天开危及自己的利

益。1944 年 10 月，由一名曾任国家警察局长（head of National Police）

的上校领导的政变夺取了梅嫩德斯的权力。反对派发动非暴力抵抗达数

周之久，但后来却抛弃了民众罢工的经验，在 12 月中试图从危地马拉发

234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动攻击，结果被轻而易举地击败。8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萨尔瓦多陷入了一种新型的军事

统治：一群军人的制度化管制代替了单一将领的个人独裁。但政府仍然

是军政府——咖啡的芳香所带来的财富也仍然全面影响着经济生活。86

民众罢工的政治影响虽然转瞬即逝，但对许多后来还会为人所知的

萨尔瓦多青年来说，这却是一个影响了他们的成长历程的关键时刻。法

比奥•卡斯蒂略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一个短命的改革派军政府中的文官成

员，后来又在 1963 年至 1967 年之间担任萨尔瓦多大学校长，还在 1967

年成为革新行动党（Renovating Action Party）的总统候选人。高中生

活 动 家 何 塞 • 纳 波 莱 昂 • 杜 阿 尔 特 后 来 成 立 了 温 和 的 基 督 教 民 主 党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并于 1984 年当选共和国总统。在这

军事统治与民间抗争不断重复的漫长灰暗年代里，许多可能的萨尔瓦多

大救星一直在争夺权力，不过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人民的声音和影

响力再也没有表达得像 1944 年春天那样清晰。87

* * *

萨尔瓦多人民用非暴力政变来推翻未能用暴力推翻的总统，其规模

之广和速度之快，在 20 世纪并无出其右者。诚然，该国很小，当时只有

一个大城市，而且反对马丁内斯的运动在萨尔瓦多社会中坚中有许多自

愿参与者。不过至关重要的是，推翻独裁者没有稳操胜券的事。民众罢

工的突然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者精明的战略举措不重要，事实上正是他

们的运筹帷幄才使运动的成功成为可能。

反对马丁内斯联盟的轮廓，是随着独裁者自己不断疏远一个又一个

的团体而逐渐形成的。工人组织、政治激进分子和军队内部的不满群体

从一开始就十分反感马丁内斯。许多记者在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之后对

他充满敌意。马丁内斯在两届任期结束后拒绝交权并且变得越来越专横

和不可预测之后，专业人士、大学生甚至许多部长的反对态度都浮出了

水面。最后，大地主对总统转向民粹主义感到幻灭，又因为他把权力集

中在一个紧密的小集团手中而被边缘化。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团体开始

支持一个共同的目标：废黜独裁者。

23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不过非暴力抵抗决非偶然，它必须经过计划和发动。反对派领袖来

自专业人士、媒体和大学生群体，他们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政

治氛围来唤起对民主的支持，鼓励军队内部的反对意见，并且培育同情

者网络。运动通过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金融机构、大学俱乐部和报

社，从大众、外交官和有影响的公民那里争取支持。致最高法院的诉状

让整个国家都认识到这个事实：对抗马丁内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光

荣的。没有这些持续和耐心的挑战政权的行动，民众罢工就是一出没有

观众的戏。

如果总统没有在 4 月 2 日的政变之后做得过火，罢工就会很难组织。

武装起义失败后反对派领袖出逃。当时马丁内斯开始激烈报复，许多人

都觉得必须在栽在他手里之前推翻他——把罗梅罗等人从行刑队的枪下

抢救出来不仅成为许多工人参加运动的目标，而且带来了一种紧迫感。

悬在头上的暴力之剑让人民多年以来一直循规蹈矩，但一旦死亡不可预

测，人民对刽子手的忍耐就到头了。甘地知道，当统治者的士兵用致命

武力来对付印度抵抗者时，英国统治的残暴一面就会暴露无遗——抵抗

也就会随之发展。萨尔瓦多也证明了这一点。

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机会出现时，大学生们设法制定了一个临时战略。

他们知道 20 世纪 30 年代印度、智利和古巴的非暴力运动，他们也知道

马丁内斯的权力依赖于他用暴力战胜对手的能力。因此他们选择不要手

无寸铁地与政权正面对抗，他们也避免让人民冒遭到攻击的风险。正如

卡斯蒂略所解释的：

“需要组织一场不和马丁内斯正面对抗的民众运动，

这样他就没人可以开枪射击。

”——独裁者自己也回应了这句话，后来他

沮丧地说：“再也没有开枪的目标了。”结果，非暴力行动在暴力失败的

地方取得了成功，因为它集结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绕过了政权的强制

手段，还打消了将军的党羽选择镇压的念头。88

一股比暴力更加强大的力量推翻了马丁内斯，但却没有自动为稳定、

民主的文官政府创造条件。推翻权力顶端的马丁内斯并没有限制军方的

权力。反对派没有时间来巩固萨尔瓦多民众权力的基础——如同印度的

甘地试图用自治和建设性工作来鼓舞印度人那样，或是如同此后波兰的

异议人士和工会运动扩大自主权力的基础那样。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运动或许就会变得更有弹性，但是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那就是野

心勃勃的计划可能会疏远改革派军官、马丁内斯政府中的前官员和一度

同情反对派的咖啡种植园主。

236

第六章 1944 年，萨尔瓦多：推翻军事独裁

萨尔瓦多罢工的对象是领导人，而不是制度。因此领导人一旦下台，

那些渴望真正民主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得到了新的机会，但是失去了老的

盟友。非暴力行动可以赶走失去民心的统治者，但如果运动背后的战略

不包括改变统治者赖以掌权的潜在权力结构，那么运动就无法推动斗争

之外的目标。不过在 1944 年的萨尔瓦多，人民毕竟不用暴力就取得了胜

利。在那个时代，对那个国家而言，这是一种全新形式的胜利。

237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阿根廷——母亲的勇气

“我们会一直散步，直到我们倒下”

第一天，抵抗力量只有十四人——一群有点不可思议的中年妇女战

士，她们是普通的无名氏，满怀焦虑，不知道官方的黑手是会将她们击

个粉碎，还是对她们不理不睬。穿过那个秋分时节的阳光，这半排战士

依次走过这个城市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广场上的石板路，聚集在方尖纪念

碑的附近——设立那个纪念碑的目的是庆祝该国在 19 世纪时脱离西班牙

的统治。

她们已经到过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中心区的五月广场，寻求

另一种解脱——摆脱一种思念多于忧伤的不安定状态。她们仍旧希望，

她们的经历是一种残酷的例外现象，也许并非她们的领袖所为，甚或不

为他们所知。她们在 1977 年 4 月的最后一天出现在玫瑰宫（译注：阿根

廷的总统宫殿）外面的广场上，正是为了表达她们的那种失落，并恳求

政府的帮助。

其中一位女士——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德·塞儒提——回忆

道：

“我们是分开着到达的。

”

“我们穿着平底鞋，这样，如果他们追我们，

我们就能够跑开。在政府大厦前示威是非常危险的。

”可是，就像峭壁上

的攀岩者被绳子紧紧连在一起一样，她们也被一根共同的绳子紧紧地连

在了一起：她们都是母亲；她们都有已经失踪了的孩子。1

在最初的那一天，没人理她们。那是一个星期六。由于不了解上下

班时间，那些母亲们不经意间挑选了一个银行与政府办公室以及粉红色

的总统宫殿关门休息的时间。

“我们商定，在工作日的时候再来，并一起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准备草拟一封给韦德拉的信”——韦德拉是阿根廷的一位将军，当时担

任总统职务。她们暂定了一个时间——下个星期五的三点半，届时，大

街上会挤满了人。然后，其中的一位母亲提醒她们说，星期五据说不吉

利，所以她们就将日子定在了星期四。2

这群女士的人数很快增加到几十人。她们已经觉察到，她们做的是

表面上的试探，却无法了解外表下的东西。曾经处于独裁者统治之下的

世界另外地方的许多其他人可以告诉她们表面下的东西：有关威权控制

力的谎言。阿根廷的生活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悠然平和。在平静的外表下，

政府当局看似无懈可击。没有人急着去撕破这一外表，除了现在的这些

绝望的女士。

直到两个月（其间每周都有示威）后，三位母亲才被允许会见内政

部长。内政部长是一位将军，他说自己有一个失踪人士的名单档案，而

且这份名单甚至包括他朋友的家人的名字。可是他不知道是谁带走了他

们；罗萨里奥想起他说过的话：

“当时存在着无法控制的民兵组织，”

“他

把责任推给其他人。接着他说，也许我们的儿子与一位女人跑了，也许

我们的女儿现在正在某地做妓女。

”3

那时，女士们的担心似乎被愤怒所取代。

“我们告诉他，他们是懦夫，

因为甚至像佛朗哥这样残暴的独裁者都亲笔签署了死刑判决„„我们告

诉他我们所有的感受，我们还告诉他，我们每周都会回来，直到他们给

我们一个答案，而且我们每个星期四都会在广场上散步，直到我们倒下。”

当将军告诉她们说，当时仍有效的戒严令禁止公共集会时，她们告诉他，

她们会坚持到底，直到他给她们一个答案。尽管她们没有意识到，这些

哀痛的女士们其实已经宣战了。

政变、绑架和混乱

母亲们的敌人是军政府，其复杂的渊源可回溯到半个世纪以前。在

20 世纪 30 和 40 年代的很多时间里，军事独裁政权在拉丁美洲各地经历

了兴衰荣辱和复活重生。偶尔，某一位长期执政的独裁者会被赶下台，

就像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那样。其它地方

的军人们在掌权时则是春风得意，而许多人则认为这是避免混乱的一种

严酷的替代品。

在 1930 到 1973 年间，阿根廷经历了 8 场军事政变，只在 1946 年和

240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1951 年举行了两次自由选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选民们选上总统职

位的人也是一位将军，胡安·多明戈·庇隆。其劳工阶层的民粹主义与

夜总会式的优雅的结合符合阿根廷人相互矛盾的天性。炫耀奢华妻子（艾

薇塔）的他成为拉丁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新现象：一位戴着肩章的受女戏

迷崇拜的男演员。在他的庇隆主义军团中，他开创了一个政治运动。这

个运动是如此地喧闹和不知足，以至于让这个国家几乎无法统治。在冷

战两极化特性的滋养下，他所培育的这种权力风格在二十年后就衍化出

恐怖行为的枝枝蔓蔓。当对他的欢呼于 1955 年终结时，庇隆被另一位将

军赶到西班牙流亡，后者很快被第三位将军推翻，而第三位将军接着又

被第四位将军推翻。

1966 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领导的军政府上台。该政权

正式禁止政治活动并取缔政党，以武力对付罢工，并终结大学的自治传

统。所有这一切引发了暴动和骚乱，右翼的秘密民兵在战场上与其左翼

同伴携手同行：从受到压制的庇隆主义团体分离出来的组织——蒙托内

罗——在城市里制造绑架和汽车爆炸事件，而人民革命军（它自称其哲

学遵从切·格瓦拉主义）则在农业省份德图库曼制造麻烦。1970 年，在

蒙托内罗分子绑架并杀害一位前总统之后，翁加尼亚被另一位将军废黜，

而后者接着被第三位将军——亚历山大·奥古斯丁·莱努斯（Alejandro

Agustin Lanusse）——所取代。可是，所有这些军人都没能使经济稳定

下来，也没能压制住使用暴力的左翼人士。莱努斯被迫要进行选举，而

这事实上打开了胡安·庇隆回归的大门。

庇隆天生就适合生活在混乱之中。他于 1973 年重新回来执政，以他

的第三任妻子玛利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被人称为伊萨

贝尔）为副总统。新政府像雄狮一样发起对左翼人士的突然袭击，并试

图稳住经济，可是，阿根廷的极端分子不会放弃他们的兄弟阋墙式的战

争。接着，庇隆的身体垮掉了。他的心脏于 1974 年 7 月停止跳动，留下

他的没有经验的遗孀掌舵。由于石油价格的全球性飙升到 1976 年时助推

年通货膨胀率到 3,000%的水平，新总统笨拙地迈向频临崩溃之境。5

与此同时，左右翼强硬派人士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共生关

系。蒙托内罗袭击了福摩萨市的一个兵营，人民革命军展开行动，以图

占领德图库曼省。在右翼力量方面，阿根廷反对共产主义联盟在 1974 年

间谋杀了七十位知识分子和律师（并且到 1975 年时将其谋杀频率上升到

每周约五十人）

。双方都以更多的绑架、抢劫和勒索为自己募集资金。伊

24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萨贝尔·庇隆于 1974 年底让军队放手行动。五千名军人向德图库曼省进

军，以镇压大约一百名人民革命军叛乱人士。凭借着间谍网和准军事力

量，军队创建出一种秘密的武装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被授权采取一切必

要的行动。阿根廷的暴力活动在几个月内就被镇压下去。可是，军队在

返回军营时却拖拖拉拉。当阿根廷于 1975-1976 年再次发生骚乱时，军

队就将伊萨贝尔赶下台了。取代她的是一个由约格·韦德拉将军——也

即军队的司令官——领导的军政府。后面发生的事就更加恐怖了。6

“国家已经封建化了”

韦德拉以夸张的言辞宣布了阿根廷全国重组计划，承诺恢复为重建

“国家的内涵与形象”所需的“道德、才能和效率”

。计划以低劣的手段

服务于高尚的目的：国会、省级政府和最高法院被解散，政治性社团或

者工会的活动被禁止，而且平民要由军事法庭审判。7

计划的首要任务是消除颠覆活动，而这意味着全面的战争——一场

丑陋、采用一切手段的战争。敌人是谁？韦德拉解释说：

“恐怖分子不只

是某位拥有枪支或炸弹的人。

”颠覆分子是指“反对阿根廷生活方式的所

有人。

”计划在每个地区都安置有隐蔽的羁押中心和受训抓捕和审讯嫌疑

犯的特务机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人省长解释说：

“我们将先杀掉所有

的颠覆分子，然后我们将杀掉他们的合作者；然后„„他们的同情者，

再然后„„那些依旧漠不关心的人；最后，我们将杀掉那些胆小鬼。”8

然而，屠杀还不够。游击队员显而易见就是要像大海中的鱼儿那样

在人群中穿梭；为了将他们斩草除根，海洋必须要被抽干或者下毒。军

政府所精选的毒药是开展一场由国家领导的恐怖运动。它会利用惯常的

伎俩：绑架、审讯、酷刑和秘密羁押。从翁加尼亚（Ongania）时代开始，

让人民失踪——失踪到森林中、拉普拉塔河中、大海中（从飞机上扔下）

——一直就是左右翼人士所钟爱的手段。失踪人数从 1971 年的只有几个

人上升到 1975 年的几百人，接着突然增加到千位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多达 30,000 名阿根廷人失踪了，而且每起失踪事件都被隐瞒和否认；留

给幸存者的只有一片空荡之地，好像所爱之人从不存在一样。9

一般而言，受害者都被一群穿着便装的武装分子带走，后者在来时

驾驶着蓝色的猎鹰牌福特小汽车——这种小汽车成了他们的标志。在开

始时，他们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干活，可是，当他们闻到周围升起的恐

242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惧气息时，他们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人。失踪者被带到羁押中心，而

他们中很少人真的会有那种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取的信息，同时，医生们

则在一旁侍立，以确保酷刑不会很快就让他们死去；接下来的是为时数

周或者数月的进一步虐待和最终的处决。根据十年后阿根廷的一份报告，

受害者承受了“将所有人性剥夺一空的小心翼翼和深思熟虑的手段„„”

10

随着镇压的持续进行，恐怖机器都各自自成一体了。有人失踪的原

因就是他们与另一位失踪人士分隔的程度不够。每一个羁押中心都有自

己的规则，并以自己独断的标准确定猎杀的对象。一位前政治犯回忆道：

“在那些日子里，国家已经封建化了；有人被第一军团授予奖章，被第

二军团绑架，被第三军团杀害，又被第五军团平反。

”恐怖行动也遍及每

一个人：它可能偏向于逮捕记者、律师、学者和政治人物，不过，在将

普通男女和儿童投入到其毁灭人性的过滤器时，它也不会手软。11

“军队夺走了我们的孩子”

开始时，失踪者的母亲们只有一种让人心烦意乱的失落感。有些人

受打击的程度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她们无法吃饭、睡觉和起床。可是，

当她们意识到其他人都不会为她们揭开她们失踪的孩子的谜团时，她们

带着哀伤，开始从她们的家人世界和家庭转向阿根廷冷酷且毫无法纪的

政治舞台。

起初，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只是询问她们的孩子被带到哪里，以及何

时才能重新见到。她们有时带着人身保护令状——这是普通法下的一项

基本权利。她们很快发现，这一权利已经连同她们的儿女们一道消失了。

当失踪潮迅速蔓延时，家人和朋友们就都疏远了幸存者，而后者则像贱

民一样在政府的迷宫里游荡。不过，母亲们知道，她们并不孤单：如果

没有其他人与她们站在一起，她们会相互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坐在内政部的办公室里时，她们有了这种认

识。办公室里的一位持同情态度的女警察会记下她们的姓名、地址、她

们失踪的子女的名字，以及她们的联系人的名字——这些母亲后来很晚

才知道，这些名字将成为恐怖机器的吞噬对象。不过，在她们离开内政

部之前，她们就开始打破沉默，互相交谈，分享她们无法言说的经历。

很快，她们就在家庭中聚会，因为悲伤在不知不觉中将她们凝聚在一起，

24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形成一个团体，一种力量。

被迫往平静外表下面探视的母亲们瞥见了这样一种东西：它的恐怖

程度甚至超过了她们个人的损失：一场全国性的谋杀行动，而且其进行

得到了司法部门、相邻各国乃至天主教会的默许。尽管缺少政治经验，

她们却有着良好的母亲般的直觉。她们立即明白了：相比于军政府的武

装力量，维系这一行动的更多的是受害者家庭因恐惧而产生的冷漠。因

此，在寻找她们可能会用来反对这一敌人的武器时，她们决心让军政府

失去其最迫切希望得到的东西：沉默。

朵拉·德·贝斯（Dora de Bazze）回忆说：“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们互相不认识，我们怎样去组织聚会。”“各个地方的警察和安保

人员是如此之多，人们根本无从知道站在他们身边的人是谁。情况非常

危险。于是，我们拿着不同的东西，以便我们能够找到对方。举例来说，

有人手里会拿着小树枝，有人可能会拿着一个小钱包，而不是手提包，

有人会将一片树叶夹在翻领上，无论何种方式，都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这

是一位‘母亲。

’

”12

女士们还会印刷小册子和标牌，这些小册子告诉人们她们会去哪里，

标牌则问道“我们失踪的孩子在哪里？”或者宣布“军队夺走了我们的

孩子。

”朵拉·德·贝斯记得，她们“夜晚出去，将这些标牌贴到公共汽

车和地下火车上„„我们在比索（译注：阿根廷货币单位）纸币上留下

字句，以便尽可能多的人能够看到它们„„报纸里没有任何报道；如果

某位记者报道了我们，他就会失踪；电视和广播完全处于军队的控制之

下，所以，人们都不知情。

”13

阿祖塞纳·德·维拉弗洛·德·德·文森特迅速成为母亲们的首位

领袖。她并非全然没有经验——她的父母是工会领袖和庇隆主义者。不

过，结婚之后，她就成了一名家庭主妇，从不参与外界的事务——直到

1976 年，当时她的儿子（也是庇隆主义者）耐斯特及其太太瑞吉儿失踪

了。从那时起，她就成了漩涡的中心：召集母亲们聚会，把她的家当作

集会的场所，并组织起向大赦国际和美洲人权委员会写信的运动。她建

议她们到五月广场，将其不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像一群古代水手

那样讲述其经历。

“开始时，我们没有一起在广场上游行，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

回忆道。

“我们拿着衣服坐在长凳上或者分成小组站着„„我们必须迅速

地相互交谈，压低声音，以使得我们看起来不像是在开会。然后，当警

244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察„„开始用枪指着我们并要求我们离开时，我们就开始两人一伙地围

绕着广场的边缘地带散步„„我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很少有人

注意到我们，我们不得不确保公众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我们希望人们看

我们„„于是，我们开始在广场的中心地区环绕着纪念碑散步。”14

当她们围着广场绕圈时，母亲们培养出政治表演的才能。有时，她

们将失踪孩子的私人物品堆积起来，她们还常常带着木匠所用的钉子，

以表明她们和圣母（这里指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的母亲）有着同样的

遭遇，因为圣母的儿子也被逮捕和折磨致死。她们决定参加 1977 年 9 月

的年度朝圣活动，以向卢汉（该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外约三十英里的

地方）的圣母玛利亚致意。阿祖塞纳认为，这会给她们提供一个机会，

在长期跋涉的路上将她们的经历告诉陌生人。可是，如何在成千上万的

朝圣者中间彰显她们自己？

艾达·德·苏亚雷斯说：

“阿祖塞纳的主意是将我们孩子的一块尿布

勒在头上，当作头巾，因为每位母亲都保存着诸如此类的东西，而那是

属于她的处于婴儿期的孩子的。在人群中发现这种头巾是很容易的„„

于是，我们决定在其它集会时也用这种头巾，然后，在每次去五月广场

时也同样如此„„而且我们将我们孩子的名字绣在头巾上。此后，我们

在头巾上留下意思为‘生命重现’的字样”

，“因为我们寻找的不再只是

一位孩子，而是所有的失踪者。

”15

“他们认为我们无法做任何事”

到了 1977 年最后几个月时，五月广场母亲团——当时这群女士以此

名而为人所知——已经从不情愿的 14 位家庭主妇增加到约 150 位抗议的

母亲，她们又与另外几百位母亲有联系，所有母亲都志在找到她们的孩

子。喜碧·德·邦那菲尼（Hebe de Bonafini）说：

“我们中的许多人发

现他们被关押的地方，他们是如何被虐待的，施虐者使用了什么工具，

施虐者的姓名，他们居住的地方„„所有这一切会让人发生改变„„我

们知道将遇到艰难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我们正

开始要揭示出真相。

”16

在第一年的 10 月 5 日，她们设法将一个半页的母亲节广告刊登在《新

闻报》上，广告的抬头人是最高法院院长、武装部队指挥官、军政府领

袖以及教会。广告呼吁说：

“对一位母亲来说，最残酷的折磨莫过于无法

24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确知其孩子的命运。我们要求经由法定的程序来确定他们是否有罪。”几

个星期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份有 24,000 个签名、带有 537 位失踪者姓名

的请愿书。

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和政府开始留意此事。有关酷刑和失踪的故事

在人权组织之间流传。新当选的美国卡特政府派遣一位直言不讳的使节

帕特利西亚·德里安来调查这些残暴的行径。可是，随着母亲们成为照

出阿根廷失误之处的亮光，她们也就成了军政府可以轻易打击的目标。

当她们还是孤苦伶仃且无助的妇人时，政府没有加害于她们。偶尔，警

察们会群殴她们或者将她们扣押，可是，她们中没有人失踪。那种容忍

态度现在没了。

艾达·德·苏亚雷斯回忆道：“他们开始叫我们为‘疯女人’（las

locas）”。“当外国使馆开始提出质疑„„以及外国记者开始问有关我们

的问题时，他们就会说：‘不要关注这些老女人，她们都疯了。’他们肯

定会说我们疯了。武装部队怎么会承认他们害怕一群中年妇女呢？无论

如何，我们是疯了。当所有人都感到恐惧时，我们没有待在家中哭泣—

—我们到大街上与他们直接对抗。我们确实疯了，不过那是我们保持心

智健全的唯一方法。

”17

根据玛丽娜·德·库里亚（Marina de Curia）的说法，政府在认真

对付她们之前等得太久了。

“他们没有立即摧毁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

无法做任何事，而当他们想这样做时，为时就太晚了。我们已经组织起

来了„„起初，他们试图设套欺骗我们，然后以关押我们的方式吓唬我

们，接着就以死亡相威胁。

”可是，她了解她的敌人。“军人们只是试图

威吓我们。如果他们真的要做点什么事，他们绝不会事先给我们一个警

告。

”18

在帮助过她们的志愿者中间有一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年轻男士，他宣

称自己的一位哥哥失踪了。他称自己为古斯塔夫·尼诺，在阿祖塞纳看

来，其面色是如此良善，以至于他甚至不可能去伤害一只苍蝇。广场上

的母亲们会蜂拥在他的周围，以防警察靠近他。一天，当母亲们在圣克

鲁兹教会正准备敲定第二份广告时，尼诺来了，带着为广告募集的金钱，

仔细看了看这些母亲们，然后迅速离去。几分钟后，有人悄无声息地出

现了，开始殴打母亲们，并将她们拖走。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说：

“我

们再未见到我们的朋友”

，当时她躲在参加弥撒的人群中。古斯塔夫·尼

诺再未重现；只是到了后来，她们才得知，他被派到了法国，暗中监视

246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那里的阿根廷流亡者，然后被派到南非做同样的事。19

两天后，阿祖塞纳被带走。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说，在三天的

时间内，

“他们带走了十四人„„包括三位最具有战斗精神的母亲。”艾

达·德·苏亚雷斯说，当局认为，

“在绑架了十四位母亲之后，他们就会

将我们的运动摧毁掉。”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会增强我们的决心。

我们说，不，他们不可能把我们摧毁，我们会继续坚持，比以往更加有

力量。他们认为我们会非常恐惧，不敢回到广场上去。回去是难„„但

我们确实回去了。

”20

“我们想要他们活着回来”

重返五月广场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母亲们现在明白了：她们

的行动会产生颠覆性效果，而且她们曾经的自发抗议已经变成对军政府

的战略进攻。将军们为其罪行披上合法性外衣，而母亲们却将这层外衣

剥下了。尽管面对着威胁而且甚至她们中的一些人也失踪了，她们却拒

绝屈服。似乎不可理喻的是，她们现在就像当局一直以来的那样无懈可

击，在面对着被认为是不能反对的对手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阿根廷举办了 1978 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刚开始，母亲们在激情的海

洋中被人遗忘了。不过，她们很快意识到，她们有了一个向世界发声的

机会。来报道足球的记者们被吸引到那些戴着白色头巾的母亲们每周的

散步活动中来。来自欧洲球队的球员们来到广场表示支持。当阿根廷赢

得世界杯时，国内电视播出的是在球迷的簇拥之下的将军们，而荷兰电

视播出的是“五月广场母亲”（las madres）。当国际卫生大会于同一年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时，母亲们也与一群外国媒体一起光临那里——

外国媒体则看到了母亲们的新口号：

“他们把他们活着带走，我们想要他

们活着回来。

”21

在从国内对当局的合法性发起挑战之后，她们进而在国外严厉抨击

当局，像玩二十一点那样利用着她们天真的伪装。其中的三位母亲开始

了一场国际旅行，这次旅行发布了一个简单的宣言：

“我们是来自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失踪者的母亲，我们来是为了讨论人权问题。”她们获

得一定程度的名声，而这种名声会为她们提供保护：她们和军政府都明

白，名人不会轻易失踪。22

在母亲们之后，阿根廷的其它人权组织——因政治原因而失踪人士

24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的家庭、普世人权小组、人权常设会议——现在都冒了出来。法律和社

会研究中心利用律师和诉讼来阻止国家恐怖行为。安道尔福·佩雷斯·艾

斯奎维尔是“五月广场母亲”的顾问。他坚定不移地继续开展其基督徒

和平与正义服务处的工作，而这后来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五月广

场还出现了祖母们，她们寻找失踪的孙子孙女。

五月广场母亲联合会于 1979 年 8 月正式登记成立。到那时，母亲们

的数量已达几百人，而且遍布阿根廷的地区分部相互有联系。同一年，

美国人权委员会得以访问阿根廷，就有关非法羁押、酷刑和失踪的报告

展开调查。其 374 页的报告在阿根廷被禁，其中谴责了军政府，可能帮

助减少了失踪的数量——不过这在其它地方没有触发多少行动。23

接着，对母亲们的镇压急剧升级，结果是，在随机改变其抗议日期

以希图逃过警察的封锁之后，母亲们还是被迫暂时放弃五月广场。可是

到 1980 年时，她们回来了，决心即便是以死抗争也要重新占据她们的地

盘。在 2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她们聚集在广场上，绕着广场中心的金

字塔慢慢地散步。一周之后，警察带着警棍和警犬开始攻击母亲们，许

多人被逮捕和关押。不过，从那时起，她们每周四就会去广场，即便是

军队也无法驱散她们。

最后，军政府内部的分歧表面化，因为空军从陆军和海军中分离出

来。因进行肮脏之战和维持人为的正常表象所导致的矛盾带来了严重的

恶果，现在，经济崩溃的各种症状又恶化了这些后果。韦德拉的总统职

务于 1981 年 3 月被人取代，不过阿根廷比索的价值却急速下降，银行崩

溃，资本外逃到国外。军队再次变脸，拥护一位强硬派的反庇隆主义者

——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

他的政府想出了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转移视线的借口。阿根廷的海

军陆战队于 1982 年 3 月登上福克兰群岛。福克兰群岛被英国人占领着，

阿根廷宣称对其拥有主权，并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入侵行为是

一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失算。不到四个月，阿根廷军队就被玛格丽特·撒

切尔派到南大西洋的一支英国海军舰队狠狠地击溃。海军上校阿尔弗雷

多·阿斯提斯——也被称为古斯塔夫·尼诺，过去母亲们的叛徒——也

位列投降人士之中。现在，军政府最后的绝望举动让其变得摇摇欲坠。

在下一年过完之前，阿根廷的控制权就转移给了民选的立宪政府——只

不过这已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三个此类政府。

对五月广场母亲们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一场漫长并常常显得孤独的

248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抗争的终结。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在政治转型时期，她们

仍旧受到警察的敌意的关注。她们现在不再因失踪问题发出抗议，而是

抵制军队的企图：宣布对肮脏之战的作恶者实行大赦。她们解释说，她

们的目标不是当死者的尸骨在万人坑中被发现时哀悼死者，而是让谋杀

她们孩子的人接受正义的审判。

在上个世纪结束时，那些领导过阿根廷 1977 年第一波非暴力反叛的

勇敢妇人中间的幸存者都已处于六十、七十和八十的年龄段。许多人仍

旧感受得到那日日夜夜的游行和在政府部委机关前排队等候以及拷打和

羁押的后果。可是，她们所打造出的那种力量成为阿根廷政治舞台上的

一个永久标记，因为阿根廷的女性和拉丁美洲其它地方受到冤屈的女性

也都戴上了白头巾。在 20 世纪，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地彰显了下述事实：

以真相代替恐惧是迈向自由征程的第一步。

德国、阿根廷、智利

勇气是非暴力行动的部分特性，如果统治者的权威是建立在枪杆子

之上的，则尤其如此。在“五月广场母亲”运动之前三十年，一些犹太

男子正被集中起来接受大屠杀的命运，他们的非犹太裔妻子在罗森大街

上站了一个星期，要求释放她们的丈夫。德国和阿根廷的军事当局趾高

气扬，有意识地展示出一种阳刚之气，却被那些朴实无华且不气馁的妇

女团体搞得狼狈不堪。也许，在非暴力冲突的长期历程中，没有哪两个

故事会有对比如此鲜明的对手：采用恐怖手段的冲锋队员和手无寸铁的

妇人。

在 1943 年的柏林，罗森大街上的妻子们打破了德国人对纳粹恐怖行

为的默认态度，而且当局没有试图去威胁她们。在 1977 年的布宜诺斯艾

利斯，

“五月广场母亲”打破了对阿根廷恐怖行为的沉默，让整个世界觉

察到那些无法容忍的行为。这两个群体都打开了一个狭小然而却是活生

生的空间，人们在其中不仅因当局的恶劣行径而感到哀怨，而且还斥责

和反对它。

当韦德拉于 1976 年在阿根廷就职时，他所模仿的对象之一是三年前

在智利上台的政权。不过，阿根廷很少有民主的经验，而智利则很少处

于军人的控制之下。阿根廷的失踪者数以万计，比在智利的屠杀中所失

踪的人员多得多。可是，正是在非民主的阿根廷，在肮脏之战仅仅开始

24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一年之后，十四位中年家庭主妇就走进了五月广场，并准备要勇敢面对

那头恶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度是民主政体的智利则在十年的时间

里默默地忍受着它的独裁者，圣地亚哥总统府外面的广场上没有出现戴

白色头巾的母亲——尽管 1983 年有迹象显示，勇气正在复苏。

智利——拒绝恐惧

1983 年 5 月 11 日

那天早上，圣地亚哥市无精打采地苏醒过来。很少有人在进行户外

活动，通常在大街上来回穿梭的那个柴油公交车车队消失了。许多学校

被关闭，写字楼在下午也开始清空。这个城市正漫不经心地回应着对全

国抗议日的呼吁，以对已经统治智利十年的军政府提出挑战。到黎明时

分，抗议似乎很少，只是节奏放慢了，并且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可是，

在那天晚上八点钟，这个城市突然就有了生机。一个社区接着一个社区

出现了轻轻的金属叮当声，当人们开始击打坛坛罐罐时，那声音渐渐升

到最高点。在城市中较贫穷的区域，年轻人架起篝火和路障，中产阶级

人士则驾车游荡，汽车喇叭大声地轰鸣着。24

在场的一位加拿大记者——雷克·撒格里斯——说：

“这太令人震惊

了„„这远远超过人们所设想的可能的场景。”

“5 月 11 日是喜乐和兴奋

之情爆发的日子，因为让人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他们正大声地表达看

法——也即他们正在畅所欲言。这就像智利刚刚赢得世界杯一样。”很快，

国家警察射出催泪弹，试图打击那种节庆的气氛。两位平民被射杀，开

枪者显然是便衣警察特务。开车者被从小汽车中拖出来，并受到殴打。

600 多人被捕，包括鲁道尔夫·赛古尔（Rodolfo Seguel）——他是发起

这场抗议的铜矿矿工工会的领导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报复升级扩大。

25

受其自信心蒙蔽的智利军人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显然将抗议

看做是愤怒情绪的表达，特别是来自穷人的愤怒情绪，而这种情绪轻易

就能扑灭。曾支持当局的《信使报》在喧闹的声音中听到一种更加让人

不安的信息。它说，抗议是“政府在其将近十年的历史中所面对的最为

250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严重的挑战。

”26

事实证明，5 月 11 日是一个分水岭，将智利的现实图景分成两块。

位于远处的是 1973 年的政变，

皮诺切特将军以暴力手段崛起并进行统治。

在近处，非暴力和暴力行动逐渐减少，直至当局垮台。可是，基督教民

主党的领袖杰那罗·阿里阿加多（Genaro Arriagado）说，在 5 月份的

那一天，

“没有人有多大的信心认为抗议会起到作用。”不过，它却“引

发了一场反对军事政权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

”智利的精神已经迈出重返

民主体制的第一步。27

“第十一日”

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社会主义政府于 1973 年 9 月 11 日被一场

快速而残暴的军事政变推翻。政变领导人的理由是，作为拉丁美洲最为

古老和稳固的民主国家之一，政变是让智利摆脱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

巴所走道路的唯一方法。不管阿连德政府是好心办了坏事，还是马克思

主义的实践者，智利都被带到混乱和经济崩溃的边缘。许多智利人逐渐

对让阿连德在 1971 年的选举中获得不那么高的 36%选票感到后悔——在

面对着严重分裂的对手时，这一得票足以让他坐上智利总统府拉莫内达

宫里的位置。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在下次选举中连任。

军队没有做好等待的准备。在根据智利的习语被称为“第十一日”

的那一天，一对猎鹰战斗机的攻击和火炮与轻武器的一连串的开火将拉

莫内达宫变成一个熊熊燃烧着的柴堆。阿连德死了，而且显然是自杀。

到黄昏时，智利就实行了二十四小时宵禁，新的统治者自己登上权位：

一名空军将军、一名海军上将、一名武警将军以及仅仅在一个月前被阿

连德自己任命为陆军司令的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乌加尔特将军。

虽然他参与政变的时间较晚，可是，作为最大的军事部门的司令官，他

被任命为军政府的首任领导人。

新政府解释说，这不是政变，只是一个解救国家的行动。个人、企

业和劳工的权利都会根据 1925 年宪法得到尊重。可是，在政变后的第二

天，军政府宣布整个国家都处于紧急状态，并实行戒严，以限制公民的

权利和扩大军队的权力。然而，人们有一种解脱感，因为军人们出来解

救他们了。自 1830 年以来，智利处于军人统治之下的时间总共只有十三

个月；武装部队一直都是专业化和无法腐化的。即便是冷峻的皮诺切特

25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也在给人打气。

“一旦国家恢复元气，

”他说道，

“军政府就会将政权移交

给人们所乐见的任何人。

”因此，大部分人都相信，在最近的这次冲突平

息之后，他们会穿上最好的星期天礼服，游行去投票站。任何其它结果

都是不可思议的。28

可是，不可思议的结果就在那里等着。当武装部队全副武装地准备

战斗，却发现几乎找不到战斗对象时，成千上万的嫌疑人就被羁押起来，

接受审讯和酷刑或者被处决或流放。从被召集来与共产主义斗争的士兵

的角度看，为清除社会的污垢，采取让人不快的措施是必要的。圣地亚

哥较贫穷的社区受到无情的打击，新创设的国家安全局出没于从秘鲁到

巴塔哥尼亚的狭长道路上，以在民众中间造成恐惧感。为了钳制流亡中

的那些批评现政权的人士，国家安全局利用了超出国界的恐怖手段。在

政变后一年，卡洛斯·普拉茨——阿连德统治时期皮诺切特的前任——

及其妻子于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门外被暗杀。1976 年 9 月，奥兰

多·来特里尔——阿连德的外交部长和前驻美大使——在华盛顿特区被

一枚汽车炸弹炸死。

在智利国内，陆军司令成了行为和信念的铁面无私的仲裁者，一个

对其自己的正直品格绝对确信的人。他于 1974 年 6 月说服其军政府签署

一项法令，任命他为行政首长。这个头衔离国家最高首长的头衔只有一

步之遥，离共和国总统的头衔又差一步。在军政府内部，皮诺切特采取

分而治之的策略。比如，由于其直率的风格被总统认为是冒犯无礼的做

法，军政府内的那位来自空军的成员被赶出他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取代

他的是费尔南多·马菲艾（Fernando Matthei）将军——在潜在的继任

人名单上，他位列第九。

由于他的指挥官同僚们被边缘化，皮诺切特本人就成了政府。智利

的联邦收入就是他的收入，智利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正如智利的一位

政治人物所说的那样，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需要每天都找到一个敌人才

能活下去。如果没有敌人，他就不会知道他是谁。

”他的政府将全国四分

之三的报纸关闭，将大学置于军队的监督之下，禁止在公开场合唱歌，

甚至禁止拥有吉他。一次审查甚至命令将所有有关立体派艺术的书籍通

通烧毁，因为认定它们与古巴有关。29

所有这一切都不受天主教会的待见，尽管它曾经支持推翻阿连德。

从一开始，它就为那些在暴力浪潮出现之前就被追捕的人提供藏身之地

和秘密的帮助，它还为那些处于正式的“休息状态”的组织（如果它们

252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没有被禁的话）提供聚会场地。在皮诺切特掌权之后四年，劳尔·席尔

瓦·亨利克主教以及圣地亚哥大教区成立团结牧区，以帮助镇压的受害

者。它记录失踪情况并为幸存者提供法律援助、住处和医药。

领导该牧区的神父克里斯蒂安·普雷切特解释道：

“我们公开的使命

与人权有关，与政治活动无关，可是，这让我们成了政府的反对者。”

“从

实践上看，捍卫人权与推广民主是一回事。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我们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有时，这样做是危险的。我们的教士和修女

们受过政府的攻击。

”虽然与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相比少了点戏剧

性，这一牧区也争取实现同样的目标：确保政府的罪行能够广为人知。

单凭这一点无法驱逐独裁者，可是，如果没有它，强有力的反对力量就

不可能出现。30

到 1977 年 12 月时，联合国因侵犯人权问题而谴责了智利，而在尼

克松总统时期曾帮助推翻阿连德的美国则在吉米·卡特总统上台后疏远

了皮诺切特。美国在国际贷款问题上投弃权票，并阻止美国的武器流向

智利的军队。这位独裁者的反应是试图让政府有个清白的表象。备受诟

病的国家安全局被正式撤销，尽管它的组织体系仍多多少少地延续下来。

代之而起的是全国中央情报局。

与此同时，皮诺切特的所谓芝加哥男孩——作为皮诺切特的顾问，

他们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阿诺德·哈博格的

追随者——将其货币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应用到智利残败的经济体中，

然后，由于全球性衰退的影响，他们却发现智利的经济陷入一种可怕的

失控状态之中。后来，当世界范围的衰退减弱时，智利经济反弹，变得

更灵活、更有竞争力。然后，在经济局势转好的背景下，皮诺切特采取

行动，重新确立他掌权的合法性。

无视于同仁、教会领袖和智利仍活着的三位前总统的不满，他于 1978

年 1 月举行了全民公决。在选票上注明智利的一颗星国旗标记就是对包

含下述内容的声明表示认同：

“„„我支持皮诺切特总统捍卫智利的尊严

并重新确认政府的合法性。

”空白选票被算作赞成票。没有人认为这一过

程是公正的，可是，这名独裁者却像炫耀权杖一样夸示这一胜利。

“政客

先生们，

”皮诺切特告诉他的灰心丧气的平民对手，“你们就此完了。今

天，新智利诞生了。

”31

在政变的第七个周年纪念日，又一次的全民公决要求就一份新宪法

做出是或否的回答。而该新宪法会禁止马克思主义团体、强化行政权力、

25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并让国会部分人士经由任命产生。皮诺切特会继续执政八年；然后，一

场全民投票将确定是否接受由军政府批准的候选人。当局赢得公决，尽

管胜率也许没有它宣称的那样大——在有些地方，选民人数超过民众总

数。可是，当局依旧将这一胜利当作继续镇压的许可令。其它鼓舞人心

的消息也出现了。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总统的保守派政府刚刚就任，

并且其发出的所有信号都表明，它将纵容顽固反对共产主义的智利政府。

抗议的日子

皮诺切特重建了拉莫内达宫，还于 1981 年在圣地亚哥东南部建立一

个私人行宫——桃树宫。他的权力根基似乎更深了。可是，两次分别关

于其执政和宪法的全民公决都产生了一种基本上被忽略的连带效应。直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反对派一直都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就像营火的灰烬

一样。现在，由于没有终点的独裁统治的前景激怒了人们，该国潜伏着

的民主之火开始重新燃起——刚好良好的经济状况也开始走到了尽头。

1982 年，铜价大幅下跌，进口石油的成本飞升，美国最优贷款利率跃升

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向南扩展，让智利的利率提高到 16%以上。在一个人口

为一千一百万的国家，五百万人处于失业状态。

劳工组织被 1973 年政变所扼杀，可是，对许多人来说，工厂煽动行

为的结束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转变。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会因劳工鼓动反

对当局的能力受到限制而感到丧气。不过，一个像智利劳工运动那样有

着宏大诉求和激进表现的劳工运动不会让人改变这一信念：它是至关重

要的变革力量。这种力量时不时地就会被激发起来。

在 1978 年，当位于北部沙漠中的巨型露天铜矿——祖奎卡玛塔矿—

—的矿工在没能争取到加工资之后试图抵制其集体餐厅时，政府迅速将

他们镇压下去。在解除当地突然实施的戒严时，示威的领导人被当作共

产主义分子流放。几年之后，更为激进的劳工活动分子创建了一个全国

性的组织。不过，组织活动是一回事，有效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

在美国的劳联-产联威胁要抵制智利产品的压力下，当局做了一些调

整。1978 年 10 月，它宣布举行工会选举——在选举中，五十万名工人将

能够自“第十一日”以来第一次选举工厂领袖。不过，候选人必须由政

府批准，并且承诺他们不会加入政治党派。几个月后，政府将罢工以及

举行未经批准的聚会的权利合法化。不过，附加条件是：罢工的员工在

254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三十天后可以被替换，而且罢工超过六十天等同于辞工。如果罢工太激

烈，搁置处罚不论，还有采取其它措施的空间。

两位劳工领袖的行动后来象征了利用上述空间打断该国在皮诺切特

统治下的催眠状态的可能以及这样做所蕴含的危险。塔克佩尔·齐门内

斯（Tucapel Jimenez）是一位谦逊的簿记员，长期以来一直是公务员工

会的活跃分子。可是，在他开始攻击皮诺切特的政策之后，他被当作麻

烦制造者解雇。他毫不退缩，继续炮轰政府，并同时敦促劳工摆脱其疏

懒状态。1982 年 2 月的一天早上，唐·塔克（Don Tuca）在他去会见其

他劳工领袖的路上失踪了。几个小时后，有人在一条空旷的道路上发现

他的尸体孤零零地躺在他的小汽车中：他是被子弹打死的，喉咙被割断。

“我死去时才会停止捍卫工人们的权利，

”唐·塔克曾说。当局让他一语

成谶。32

另一位工会人士是铜矿工人联合会这一智利最大工会的成员，年龄

是二十九岁。鲁道尔夫·赛古尔甚至不是真正的矿工，而是埃尔·特尼

恩特矿的一名出纳员。埃尔·特尼恩特矿是一家巨型铜矿，位于圣地亚

哥东南五十英里处，其矿道在安第斯山下，海拔约 2,100 米。矿井是从

北方沙漠中打出来的，大量的矿石被从矿井中挖出来。淘金者们不惧挖

矿的艰辛，一般会首先站出来表达不满。通常，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情绪

与实际的问题相关——工资、住房、健康状况或者工作时间。可是，他

们是整个工人队伍的精华部分，而铜则是智利的一切；因此，当这些劳

工骑士们采取行动时，政府就会关注。

赛古尔于 1981 年在埃尔·特尼恩特矿领导了一场五十九天的罢工，

而这让他获得足够的名声，能够成为 1982 年 2 月工会主席选举中的一位

折中的候选人，并且他赢得了这场选举。一旦就职之后，他成为基督教

民主党人，有效地将智利最大的工会与其最大的政治党派联合在一起。

他于 1983 年 4 月就任新创建的全国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并支持这样一

个具有挑衅性的想法：不仅矿工要罢工，而且民众也要罢工——这是对

政府发起的挑战。

“当我们宣布进行罢工时，

”赛古尔后来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

的铜矿被坦克和士兵所包围。军用直升机在头顶盘旋。我们意识到会发

生流血事件。我不想对此承担责任，因此，仅仅在预定的罢工日期之前

四天，我们把罢工改为全国抗议日。我们试图让它扩大到全国，不仅抗

议经济上的困境，而且抗议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整个体制。必须有人

25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敢于告诉独裁者他就是独裁者，这是一个独裁国家，而且我们需要改变。”

33

现在，以工会为先锋的反对派每月都发动反对政府的抗议。第二次

抗议的时间是 6 月 14 日星期二，

而且这次的示威不仅遍及整个圣地亚哥，

而且遍及智利的整个狭长国土。所有年龄和阶层的民众都参与进来。而

且他们有意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接着，反对派发生分裂。一派认为抗议

是叛乱的前奏，而另一派则坚称，如果抗议要发挥功效，就必须是非暴

力的。

“我和其他人认为，这些抗议会迫使政府坐到谈判桌上，就民主转

型达成协议，

”杰那罗·阿里阿加多说——他曾经组织了其中的一个抗议

日。34

可是，6 月份的抗议有三人死去，另外几百人被捕，包括鲁道尔夫·赛

古尔。根据赛古尔后来的追述，大约在凌晨一点半，当局击破他的门，

将他从床上拖出来，并开车将他带走。他回忆当时的想法是自己会被杀

死或者驱逐出境。为了反对逮捕赛古尔的做法，各工会呼吁进行总罢工

——不过实际上却放弃了，因为罢工没有落实。在艰难的日子里，失业

的现实被证明是比过去的酷刑、监禁或流放之威胁更加有说服力。这以

及军队的可见的存在迫使矿工们坚守在岗位上。35

阿里阿加多说：

“这次失败的罢工代表着各工会试图在抗议中发挥领

导作用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努力。

”“尽管全国性罢工在实践上被证

明是不可能的事，有关此类罢工的想法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以至于

对它的信念对某些人来说成了一种情感上的必需品，而非理性的认知。

”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在转入地下之后，波兰团结工会中的有些人仍在

追逐着同样的梦想。36

第三个抗议日的时间是 7 月 12 日，目的是抗议逮捕著名的基督教民

主党人士，包括他们的领袖盖布里尔·瓦尔德斯（Gabriel Valdes）

。以

铜矿工人表达不满作为开始的抗议后来变得具有了广泛的政治诉求，不

过行动却没有列出清晰的目标。许多人天真地以为抗议会变得如此有力，

以至于单是抗议就能够推翻独裁政权。可是，这一点却变得清晰起来：

皮诺切特的控制是如此严密，以至于强制力不比街头抗议更强的制裁都

无法让其控制松弛下来。阿里阿加多回忆道：

“我想，没有人会相信一个

由失业民众所支持的运动就足以将军政府推翻——那些民众以小型示威

的方式进行捣乱活动，而这无疑有着很大的道义上的合法性。

”37

关于抗争是否应使用武器或者要完全采用非暴力方式的问题存在着

256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长久的争论，特别是在妇女团体之中。许多人知道他们绝不会武装精良

到能够打败军队的地步。帕特利西亚·威尔多哥（Patricia Verdugo）

是一位记者，其父亲在皮诺切特取得控制权之后不久被处决，她回忆说，

女性抗议者被告知，当警察出现时，她们应该跪在地板上并举起她们的

拳头，这样，当她们摆出“和平”的姿势时，打击力就会被稀释。这么

做的意义是显示她们“不同于那些在街道上烧轮胎和建路障或者扔石头

的年轻人。

”即便如此，来自政府和左翼人士的暴力威胁却阻止新人加入

到这一事业中来，由此降低了抗议的规模。38

要么组织起来，要么毁灭

1983 年 8 月初，一群人在圣地亚哥集会。他们代表着智利政治光谱

中的大部分势力：来自右翼的共和党人，来自中间派的激进、社会和基

督教民主党人，以及来自左翼的某些社会主义派别。鉴于其对暴力的偏

好，共产党人没有被邀请来。所有这些党派都被禁止，但持续活跃于地

下。现在，它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民主联盟，由盖布里尔·瓦尔

德斯领导。它们的目标被浓缩为简单的一句话：

“作为有着不同政治、哲

学和宗教立场的个人，我们一致同意尊重并发扬民主体制所坚持的某些

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如果没有这些准则，就不可能有一个自由、繁荣、

公正和博爱的社会。

”就像世纪之初的俄罗斯解放同盟那样，民主联盟将

努力克服阶级和意识形态差异，并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反对派。这不

会是一件容易的事。39

皮诺切特将军在 8 月 10 日到国家电视台宣布，他正要撤换几位内阁

部长，并授权新的内政部长——塞尔吉奥·翁诺弗利·加帕（Sergio Onofre

Jarpa）

，他是右翼的国家党的前领导人——与反对派“开始对话”，不过，

他也在下令让 18,000 名士兵开进到大街上，以防备预先确定于第二天举

行的抗议活动。这就如谚语所说的那样，绵里藏针。第二天早晨，陆军

士兵沿着穿越圣地亚哥市中心地带的马普佐河的水泥河堤集结。在随后

发生的冲突中，二十六人死亡（当局的说法是十七人），包括三名儿童。

在再次展示了其意志力之后，政府准备进行谈判。在圣地亚哥新任

主教——胡安·弗朗西斯科·弗雷斯诺——的协调下，加帕和民主联盟

有了接触。在第一次会谈中，瓦尔德斯及其同事提出一份诉求清单，开

头就是皮诺切特要辞职。加帕甚至拒绝接过这份文件。根据加帕的说法，

25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他们又会谈了两次，不过，没有什么进展，因为他的看法是反对派就是

想要政府下台。然而，对话继续进行，而且加帕做出了三个让步：许多

流亡人士被允许回国，有些公开的政治活动获得批准，以及图书出版商

被允许在未经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发售图书。40

反对派中的许多人认为上述进展意味着，皮诺切特最终会被更多的

示威和更多的敲打盆盆罐罐的声音拉下台。可是，抗议者所造成的实际

影响却更为微妙一些。加帕会谈之后的开放没有威胁到独裁者，不过，

它确实扩大了民主反对派活动的空间，并因而为以后的活动创造了新的

机会。反对民主势力的皮诺切特尚未发现的是，发动一场运动和与当局

抗争并不是一系列连续的、有固定套路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对抗，

而更多是需要反对派根据行动的变化而改变其战略的互动过程。

民主联盟代表着反对派中的非暴力力量，反映了大多数智利人的这

一信念：没有比内战更糟糕的事了。可是，正如 20 世纪早期的抗争所出

现的情形一样——在这些抗争中，非暴力行动成功地争取到大众的支持

——左右翼极端分子拒绝放弃这一信念：获取权力就意味着杀掉那些妨

碍他们的人。正如布尔什维克引发了 1905 年 12 月流产的起义，以及德

国法西斯分子在 1923 年发起针对法国入侵者的暴力破坏活动一样，智利

的激进左翼人士致力于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当独裁者在 1980 年推动通过他的新宪法时，共产党人已经成立了曼

努埃尔·罗德里格斯（Manuel Rodriguez）爱国阵线——该组织以 19 世

纪智利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一位游击队英雄命名。另一个团体——革命左

翼运动——的流亡成员——其中有些人在尼加拉瓜、古巴、阿尔及利亚

和东欧受过游击战的培训——已经在 80 年代初溜回智利。在被排挤出与

加帕对话的情况下，强硬派的左翼人士组建了另一个联盟——大众民主

阵线，将部分社会主义者与革命左翼阵线联合起来。民主联盟和大众民

主阵线的战略显示出皮诺切特的反对者之间的基本分歧。阿里阿加多写

道，民主联盟“将抗议视为会让政府进行谈判的社会压力。”而大众民主

阵线则将它们看做群众性反叛的跳板。当内政部长做出让步时，大众民

主阵线嗤之以鼻，而革命左翼运动则投入到战争之中。41

8 月的一天早上，圣地亚哥的军人省长受到一辆路过的卡车中的射手

的攻击，他和两位助手被杀死。暗杀事件被归咎于革命左翼运动。革命

左翼运动以前也发动过攻击——庆祝 1973 年政变的纪念碑边上的一位卫

兵在 1980 年被击毙，不过，它却从未如此地接近权力的中心。当局忍住

258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冲动，没有实施戒严。不过，一个星期之后，全国中央情报局的暗杀小

组用机关枪猛烈扫射革命左翼运动的两个藏身之处，杀死五位在此居住

的人。

左翼游击队员和政府部队之间展开暴力冲突，他们乐于以战斗代替

协商成为促进智利变革的方式。许多年轻的异议分子投向曼努埃尔·罗

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和革命左翼运动，脱离他们所认为的民主联盟的老气

横秋的软弱立场。

“在共产党人看来，

”阿里阿加多回忆道，

“所有行动方

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从故意破坏公共财物和抢劫到手无寸铁的人向安全

部队扔石头„„共产党与极端左翼分子拒绝承认的是，此种暴力行为不

仅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完全没有效果，而且它还是毁灭抗议运动的最有

效的手段。

”当暴力似乎可能成为月度抗议的新特征时，中产阶级以及上

等阶级的支持就动摇了。曾经得到智利上下全部阶层支持的行动现在则

主要成了智利穷人表达不满的出口。42

第五次抗议在 9 月 8 日星期四举行，仅仅在政变十周年之后三天。

这两个党派都同意，本次示威应该是和平的；毕竟，民主联盟和加帕之

间的会谈仍旧在进行中。那里将没有士兵，只有警察维持秩序。不过，

一旦抗议开始举行，警察就用防爆水枪和催泪弹攻击抗议者。阿里阿加

多是那些被警棍殴打的人士之一。组织 10 月 11 日第六次抗议的不是民

主联盟，而是大众民主阵线。中产阶级没有出来支持这场抗议。六人被

杀，被杀者都来自贫穷的地区。

到民主联盟举行 11 月的集会时，5 月 11 日的那场初次抗议就必然显

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微小的进步已付出非常高的代价，而且实现诸如

民主体制之类目标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渺茫了。盖布里尔·瓦尔

德斯“确确实实担心，我们对政治人物、专业人士、教师、社会领袖、

工会领袖、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行社会动员的战略会被共产党的极端分

子所控制。”他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游击战。“我意识到，我们不能走

上这条道路，因为暴力太极端了。

”可是，通过贬低公开抗议的重要性，

民主联盟实际上却将战场让给了那些决意要进行谋杀叛乱的人士。43

伴随着于 1984 年 3 月重新恢复的抗议的是诸如此类的多重暴力行

动：地铁爆炸、对警察的攻击以及炸毁输电塔。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

爱国阵线的一份声明宣称，人民军队必须站起来，

“准备发起攻击，毁灭

独裁政权的力量。”共产党人期望一场全国性罢工会将整个智利瘫痪，接

着会有全体民众的反叛，包括武装部队的成员（这再次显示出革命左翼

25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分子长久以来的幻想：不管怎样，士兵在受到枪击时会叛逃）

。革命左翼

运动分子以及其他民兵开始发动一场恐怖行动，该行动于 1984 年在整个

智利制造了 700 多起爆炸事件。

皮诺切特于 11 月份以戒严作为反制手段，

并开始逮捕数以千计的穷人，正如政变初期所做的那样。几百人被迫在

国内流亡，还有 8,000 人被逮捕。44

采取暴力行动的左派人士与残酷无情的当局之间的这种你来我往形

成了一种互相对应的均衡状态，其中，一方的行动无疑会引出另一方的

对等反应。正如一位外交人士在报道中所指出的那样，

“这个政府与游击

队有一种良好的共生关系。

”皮诺切特的统治确保了会有来自极左翼的恐

怖行为，而暴力又给了他强制推行统治的借口。45

新动能、新暴力

在反对派首次首脑会谈之后两年的 1985 年 8 月，主要领导再次在圣

地亚哥富丽堂皇的西班牙圈子俱乐部集会。弗雷斯诺主教和皮诺切特上

台之前的一位前部长塞尔吉奥·莫丽娜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将相互间

有着很大区别的活动人士聚拢在一起。到会的有十一个政党的代表：从

阿连德时代的死硬派社会主义者，到右翼政党——独立民主联盟、一群

年轻的资本家以及诸如由加帕——他已辞任内政部长的职位——最近创

立的全国联盟之类的温和派别。除共产党和政府之外的所有人都有代表。

尽管这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它却达成了战略共识——共识就包括在他们

所谓的《全面民主转型之全国协定》之中（简称“全国协定”）

。

针对皮诺切特逐渐回归——有人说是极其缓慢地回归——民主体制

的所谓政策，

“全国协定”发起了一场大胆但合乎情理的抗争。它避免要

求这位独裁者下台，并且采取一个经过算计、但却会有一无所获风险的

行动：

接受 1980 年宪法——也就是可能让皮诺切特终生掌权的法律体制。

作为回报，

“全国协定”建议以自由竞争的选举取代定于 1988 年举行的

是与否的全民投票，而且它要求终结紧急状态，实现一种新的选举制度，

恢复公民自由，并不再流放民众。46

到达成“全国协定”时，部分地由于公开示威的复兴，取得进展的

前景改善了；因抗议而坚强起来的智利人似乎再次愿意因他们在大街上

表达不满而承受警察和士兵的夹击。甚至华盛顿的心态也有所不同。阿

里阿加多指出，

“里根政府最初几年对智利表现出的同情让位于日渐增长

260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的不满。

”当局自己激起了很多内部和外部的不满，其中有一些被广泛报

道的愤怒表示。47

政府安全特工于 1985 年 3 月 29 日从圣地亚哥的天主教会人权办公

室带走两个人：教师工会的领导人和与一个教会团体合作的社会学家。

另一位教师同行在试图干预时被两次击中胃部。第二天，着便装的特工

开车将第三个人带走；所有这三个被绑架者都是共产党的活动人士。那

个周末，他们的几乎被斩首的尸体在沿着一条孤零零的道路的沟渠中被

发现，而塔克佩尔·齐门内斯于三年前在这同一条道路上被谋杀。

尽管齐门内斯的被杀带来的主要是绝望，这三位被割喉的人的命运

则引发了公众的快速的反应——公众开始更多地丢弃其恐惧感了。尽管

戒严已有五月之久，却仍有大约 15,000 名哀悼者跟随着葬礼队伍，从大

教堂走到墓地。司法机构也没屈服。一个为期四个月的调查导致十四名

警官被定罪以及国家警察局局长的下台。事实证明，其继任者鲁道尔

夫·斯坦吉将军不那么像皮诺切特的玩偶，而是削弱了总统对军政府的

控制。

显然，华盛顿对拉丁美洲独裁者们的耐心现在似乎正在减弱。皮诺

切特政府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郎豪恩·默

特里（Langhorne Motley）在 5 月份被埃利亚特·埃博拉摩斯（Elliott

Abrams）所取代，后者是负责人权和人道事务的前国务卿。接着，另一

位皮诺切特的辩护者、自 1982 年以来一直担任此职的驻圣地亚哥美国大

使被哈里·巴恩斯（Harry Barnes）所取代，后者是职业外交官。据报

道，在向总统提交其国书时，巴恩斯告诉他说，

“治疗民主体制毛病的最

好方法是更多的民主。

”48

春天般的解冻时期似乎就要来临了。戒严在 6 月份已被解除。9 月 4

日的一场抗议从北部的埃里克蔓延到最南端的潘塔地区，却没有促使出

动通常所见的大批士兵和警察。有人将这种克制态度看做一个信号：皮

诺切特的军政府同僚们要造反，现在可能会取代他，或者他在更为清楚

地了解到未来的景象后放弃公民投票的想法，转而支持充分和自由的选

举。不过，对皮诺切特来说，这是人们所期望于政客们的那种幻想。他

宣称，

“如果我们回到有些政治人物所渴望的那种形式上的肤浅民主，我

们就是在背叛智利人民。

”49

智利人民却无法苟同。已经通过团结牧区以及弗雷斯诺枢机主教持

续的影响力积极展开行动的教会是另一股反对力量的来源——一群教士

26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和修女，他们在已知的官方酷刑地点前面静坐。与此同时，鲁道尔夫·赛

古尔及其同伴从一股世俗势力那里得到新的灵感。“我想那是电影《甘

地》

，

”他回忆说。

“它于 1983 年在公共影院上映，当时我们正开始行动，

而且我们都至少看了两遍。我们必须这么做，以便我们在心里真正认同

它。

”赛古尔看到了甘地与波兰的列赫·瓦文萨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两

人都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进行抗争，而这种抗争带来的结果好于武装

对抗。

”50

抗议者也找到了一个新的口号：

“我们的手是干净的。”在智利城市

的街道上，学生们举起他们的手，手掌向外。演员们在演出后向观众伸

出他们的手掌，而观众则在默默地表示认可的同时向演员们伸出他们的

手掌，以此作为回应。其中的信息不仅是反对派没有使用暴力，而且还

是民主体制无法通过采取当局的策略而得以恢复：人民的破坏行动必须

与他们的目标一致。因此，反对派不仅让自己与当局保持距离，而且还

与左翼的暴力反叛者保持距离。

可是，在农村地区，游击队却似乎对这样的细微区别充耳不闻，模

仿政府的丑陋做法，并因而让政府不用为这种做法承担责任。在被谋杀

者的葬礼之后，智利的主要电厂发生爆炸事故，让该国四分之三以上的

地区陷入黑暗之中。对于变化即将到来的每一个症候来说，都有另外的

证据显示，舞台上有着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如果它们最后进行决斗，

智利就会在内战的风暴中沉沦。民主反对派再一次发现自己陷于这两股

暴力势力之间。到年底时，希望圣诞节气氛可能会软化总统的枢机主教

弗雷斯诺向皮诺切特发出一个个人的请求，请他与“全国协定”的签署

者谈判。皮诺切特回答道：

“如果我们只是把过去遗忘掉，情况就会变得

更好。

”可是，新的现实却充满了火光、鲜血和政治绝望。51

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于 1986 年 1 月访问智利。尽管面对着官

方所支持的扔鸡蛋抗议和人身攻击，他还是给了反对派急需的道义支持。

（对于像皮诺切特这样迷信的人来说，

）2 月份充满了噩运：两个独裁者

——海地的让·克劳德·杜瓦里尔和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被

迫流亡。马科斯的被驱逐甚至让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名词，用以描述显然

也在智利发挥作用的那种东西：人民力量。不久之后，当美国总统的幕

僚长唐纳德·雷根被问及美国是否在削弱皮诺切特政权时，他回答说（显

然没有任何嘲讽的意味），

“不，不是现在。”这给人的印象是，以后可能

会这样。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再次谴责了智利的侵犯人权行为。52

262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可是，即便世界舆论站在它这一边，反对派却发现自己无法取得多

大的进展。在皮诺切特拒绝谈判以及极左翼的恐怖行动加速的情况下，

支持“全国协定”的人士感到被边缘化了，接着，他们因进一步的示威

策略而分裂：社会主义者和某些基督教民主党人支持持续的抗议，而担

心失去中产阶级支持的保守派人士则支持温和立场。后来，一个新的团

体——公民联盟——崛起，这是由卡车司机、零售商、专业人士以及其

他人士组成的联盟。在阿连德时代，只有这样的一个联盟就会产生毁灭

性的影响；智利人知道，卡车司机的罢工会让商业窒息，零售商可能会

让经济停滞，而专业人士可能会关闭医院、大学和法院。公民联盟呼吁

落实一系列的全国罢工日，以 7 月 2 日作为开端。反对派中的有些人退

缩了，因为他们知道中产阶级几乎肯定会待在家里，而极左翼的煽动者

却不会这样。在此次事件中，取得一定成就的罢工因一场恐怖的新暴力

行动而失去光彩。53

7 月 2 日，十九岁的罗德里戈·罗加斯·德·内格里在贫穷的洛斯诺

加莱斯街区做一家杂志的自由摄影师，但他没有记者资格。他在美国长

大，母亲是智利人，在承受过跟着政变而来的虐待之后，他的母亲流亡

出去了。在去往正要搭建街头障碍的地方的路上，他碰见两位年轻人，

他们拿着废弃的轮胎、一瓶汽油（或者也许是煤油）和几个燃烧瓶。罗

加斯拿过几个瓶子。很快，卡门格罗里亚·奎恩塔那——她是一位十八

岁的学生，正试图请教走出洛斯诺加莱斯的路线——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四位年轻的智利人走向抗议的地方。奎恩塔那和罗加斯只是在不经意

间认识了对方，就在几天前，在奎恩塔那作为志愿者工作的施粥场里他

们才相遇。54

突然，一卡车全副武装和涂着夜光色脸庞的士兵闯入街道。当士兵

们从他们的车上蜂拥而下时，这些年轻人就往各个方向奔跑，可是，只

有两个人跑掉了。巡逻队将他们的两个俘虏带到有车辙的辅路上，开始

审讯他们，在问问题的同时，枪把不时地敲打着他们。后来，士兵们往

这两位身上浇汽油，并将他们点燃。

“这两个年轻人都试图扑灭他们身上

的火苗，

”从电线杆后带着恐惧无能为力地看着这一切的约格·桑胡查说，

“可是，那位姑娘被一位士兵用枪击中嘴部，而那位男孩则一直烧到失

去知觉。过了一会，士兵们用毯子将他们裹起来，并把他们像包裹那样

扔到卡车后面。

”

那辆军用卡车驶向机场，最后停了下来，并将他们可怕的包裹留在

26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了空荡荡的道路的边上。而那条路已经见过很多鲜血了，塔克佩尔·齐

门内斯以及其他三位被谋杀者都被发现死在了那里。奎恩塔那和罗加斯

仍旧活着，尽管他们的脸庞和身体都因严重灼伤而变黑。他们爬出路边

的排水沟，沿着小路跌跌撞撞地走着，直到一位骑摩托的人停下来让他

们搭车。四天后，罗加斯在一家医院死去——那家医院没有很好的设备

治疗烧伤。不顾虎视眈眈的警察不时发出的催泪弹，五千名哀悼者跟着

他的灵车到了墓地，其中有美国的大使巴恩斯。卡门·奎恩塔那被转移

到拥有更好设备的德尔·特拉巴佳多医院，几个月后，又被转移到蒙特

利尔的迪犹医院。

当奎恩塔那挣扎着将自己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时，政府却开始让人怀

疑故事的真实性。它说，罗加斯和奎恩塔那碰巧将他们自己点燃，当时

他们正在准备向警察投酸性燃烧弹。在其对智利短暂的非官方访问中，

美国参议员杰斯·赫尔姆斯宣称被烧的受害者是“共产党恐怖分子”，并

批评美国媒体对皮诺切特统治的偏颇之见。唯一的见证人约格·桑胡查

被绑架，并且受到威胁：如果他不改变说法的话，就有被处死的危险；

他与其家人在教会中避难，后来获得澳大利亚的政治避难权。然而，正

如那两位十几岁的年轻人无法摆脱火焰一样，当局也同样无法推脱掉暴

行——作为随之而来的调查的一部分，三位军官、五位军士以及十七位

士兵被逮捕。当局有了另一个面孔——这次不是皮诺切特的面孔，而是

卡门·奎恩塔那疤痕累累的面容。

这应该足以激怒整个国家了。可是，如果人们处于隔绝状态或者整

日忧心忡忡，怒气就没法表现出来。即使当当局的各种善意的假面具脱

落时，智利的经济仍在复苏。其国内生产总值重新有了很大的增长，失

业率和通货膨胀正受到控制。其年度贸易顺差正迈向十亿美元的水平，

而且当其它拉丁美洲国家出现贷款违约的苗头时，智利却成为财政健全

的模范。没有很多智利人，也没有很多外国贸易伙伴希望看到这一泡沫

被政府可能的失策所刺破——泡沫的破灭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不是世界

末日。

仅仅在烧伤事件之后六个星期，在那个时期从来都相距不远的冷战

再次介入进来。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间谍卫星图像发现智利似乎有武器

库，并将此一信息转达给他们在圣地亚哥的同伙。这是反对共产主义人

士所梦寐以求的。在十个地方（三个在圣地亚哥附近，七个在北部的沙

漠）发现了超过 3,000 支步枪，几百架导弹发射器，以及成吨的炸药、

264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手榴弹和弹药。当政府利用智利人对共产党叛乱的潜在的担忧心理时，

反对派退缩了：极左翼人士再次延长了皮诺切特的政治生命。

在 9 月 4 日的那个星期四，大众民主阵线试图发动另一场全国性罢

工。除常见的大量的水和催泪弹、一些纵火、一些抢劫、另有两人死亡

之外，几乎什么事也没发生。大众民主阵线的领袖承认：

“与皮诺切特自

己的能量相比，其能够持久执政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反对派的不足。”很快，

这种持久性看起来几乎是一种神奇的现象。55

在那个星期天，总统车队蜿蜒穿过安第斯山傍晚的薄雾，领头的两

辆警用摩托车和由五辆小轿车组成的车队正从埃尔·迈洛克顿返回圣地

亚哥。当车队在科罗拉多河上的大桥附近穿行于高耸的悬崖和峭壁之间

时，由于一辆由拖车牵引的旅行轿车挡住了道路，它放缓了速度，好像

停在了一个 U 形拐弯处的中间。突然，这群人受到来自道路两边的连发

子弹的袭击。一枚火箭弹将引领车队的欧宝车变成一团火球，接着，另

一枚火箭弹将排在第二位的米黄色福特格拉纳达车摧毁。第三辆带有防

弹钢板的奔驰小轿车被一阵枪炮子弹扫过，也被毁了；然后，炮火下移

到第四辆和第五辆汽车——这两辆车被第二辆从车队后面拖上来的旅行

轿车挡住了去路。56

当炮火在受阻的车队上下扫射时，第五辆汽车的司机猛然将他的装

甲汽车往后移动，接着调头迅速开向大约十英里之外的埃尔·迈洛克顿

的安全地区。小轿车上布满了子弹，它的窗户被击碎，其备用的米其林

轮胎几乎被打掉；一枚火箭弹将其车顶撞开，却没有爆炸。袭击者销声

匿迹于狂野之中；有些报告说他们穿得像国家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这让

他们得以通过迅速搭建起来的路障。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人知道那

辆消失的小轿车的乘车人的命运：司机、一位助手、一位名叫罗德里戈

的十岁的男孩，以及男孩的爷爷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当天晚上，皮诺切特将军出现在全国的电视屏幕上，向他的民众展

示其打绷带的左手臂，以及他弹痕累累的奔驰车。这位独裁者说，他的

第一反应是弃车而逃；接着，由于意识到他的孙子可能会受到伤害，他

以自己的身体挡住那个男孩，当时，小轿车里充满反弹回来的金属和玻

璃。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位七十岁的爷爷，没有人会称他为懦夫。

现在，智利又一次进入戒严状态，实行另一次宵禁，而且黑暗势力

进入圣地亚哥的夜晚。早在 9 月 8 日，一群穿着便装的男人将一名共产

党人和两名与革命左翼运动有联系的人从家中带走；第二天晚上，第四

26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个人被带走。后来，他们的布满子弹的尸体被在不同街区发现。八位反

对派领袖被捕，几位外国教士被驱逐出智利，而异议人士的期刊被关闭。

在将军令人惊奇地死里逃生之后，一场已经计划好于 9 月 8 日举行的游

行活动进行得特别有热情。当他的部队踢正步接受检阅时，皮诺切特将

军高兴地挥舞着他的手。

那场袭击被认为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成就——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

爱国阵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这一由二十五人发动

的攻击，并承诺还有更多同样的行动。袭击的后果是为这位独裁者的冷

战言辞提供了背书。更糟糕的是，这让他有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光环，而

反对派能够看到，通过谈判重返民主体制的机会消失在枪炮和火箭的烟

雾中了。突然之间，他们似乎面临着两种灾难性的场景：他们的民主化

梦想要么会在充满活力的军人统治之下破灭，要么会在重新上演的动荡

的阿连德时代灰飞烟灭。

然而，起自埃尔·迈洛克顿的那条道路上的事件让所有各方都产生

了幻觉。死里逃生让皮诺切特确信他有一种命运感，并让他相信，在宪

法所规定的 1989 年全民投票中，他将是一名不可战胜的候选人。至于他

的采取非暴力手段的对手，那场伏击让他们的选择只剩下参与这场全民

投票，而他们对这场投票感到厌烦，并且相信他们肯定会输掉这次投票。

而左翼的游击队员们在差点将皮诺切特干掉之后，无疑认为一场清洗式

的内战马上就到来了。这都是幻觉。所有人都错了。

按照规则玩

从那次失败的暗杀一直到预定于 1989 年的投票（投票日期后来又改

为 1988 年 10 月）

，指引政府工作的就是这次即将到来的投票，而政府决

心要赢得这次投票。鉴于这是一场是或否的投票，也即需要在军政府提

出的政府候选人与无人当选之间做出选择，形势大大有利于皮诺切特。

可是，万一他输掉了，他仍旧会在接下来的十七个月时间里继续担任总

统职务，直到全面的大选。如果他这一方又输了，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

里，他仍是军队的总司令——而且在他的军人生涯结束后，他会成为终

身的参议员。

皮诺切特新的自信心有令人吃惊的表现形式。8 月份实施的戒严和宵

禁于新年的第一天结束，政治流亡人士被允许回国。保守派人士的怒气

266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因拉莫内达宫和蔼可亲的午餐宴会而消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4 月份

的访问成了热情洋溢的拍照时机，尽管他拥抱了已经返回智利的卡门·奎

恩塔那。大量金钱投向贫穷的社区——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南非政府也

在采取这种策略，以削弱反对派，而下至农村地区的镇长和卫队指挥官

的整个政府机构都被动员起来支持投赞成票。

那位长着冷峻面孔的将军似乎也变得更为柔和；常见的那个全身戎

装的严厉家伙变成一个穿着西装的慈祥可爱的人儿。选民们看到他戴着

矿工的头盔，抱着孩子，甚至在微笑。依旧基本上被政府控制着的电视

兢兢业业地向它的被动的观众传输着繁荣与稳定的画面。在竞选活动中，

皮诺切特以他可能成为候选人的玩笑戏弄政客们。这样，竞选活动就以

一种无懈可击的连贯性展开了。

面对着这一强大无比的对手，反对派似乎措手不及，显得毫无希望。

“全国协定”分歧严重，因为保守派人士转变立场，而反对人士被迫承

认，不管抗议会取得什么成就，它们都绝不会让政府下台。除他们的问

题之外，强硬的左翼人士继续在圣地亚哥和乡村地区断断续续地制造恐

怖事件，以此强化这一观点：唯一的替代办法是杀戮和共产主义。反对

派领导人质疑他们能否通过谈判取得任何成就，与此同时，他们坚决主

张 1989 年应该举行的是选举，而非公民投票。

起初，这似乎是可以做到的，即便充分的选举会要求修改 1980 年宪

法。甚至军政府中的空军和海军成员都说他们会接受这一改变。为探讨

这一可能性，塞尔吉奥·莫丽娜于 1986 年底成立自由公正选举运动，并

要求莫妮卡·齐门内斯领导这一运动——后者在天主教会和平委员会工

作过十年。齐门内斯被及时地以国务院的名义邀请到美国。在美国，有

人建议他们需要组织一场运动；美国人向她展示了那些依靠大众参与的

活动的案例，比如妇女选民联盟和工会。57

这一运动被称为公民参与运动，后来简称为参与，并很快吸引了

7,000 名志愿者走出去登记选民。智利有一千两百万人，其中超过四分之

三的人口住在城市地区。八百万人是合格选民，不过只有三百人登记。

“我

们以一场完全公开的运动作为开始，”齐门内斯解释道，“在运动中，我

们的目标是每一个人。然后„„我们开始聚焦于难点问题。我们资助摇

滚音乐会，演奏被禁的音乐。我们不收入场费，可是，要想进去的话，

你必须带着你的选民登记卡。这促使年轻人接受登记。”58

齐门内斯回忆说，贫穷的社区被证明是最难对付的，

“因为这些地区

26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尤其强烈，也因为那里的压制要更加严

厉„„各种谣言满天飞，说是不要投票，因为我的投票会被秘密机器记

录下来。

”穷人们也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规则要求他们拿到身份证，而这

需要时间和金钱，很少有穷人能

担待得起。“所以我们帮助他们克服这些障碍。”在其工作完成之前——

登记会在投票前两个月结束——参与为选民登记册增加了四百万名智利

人。

可是，正当选民登记迅速增加之际，公开选举的机会却在流失，直

到年中，这一机会彻底失去。毕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修改 1980 年宪法，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避免是或否式的公民投票。开始时的这种做法消耗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现在要获胜仍有很大的障碍。反对派必须说服民

众相信按照皮诺切特的规则操作是有可能获胜的，而且公平诚实的投票

是可能的。他们还需要上电视的时间。

在公众看来，反对派道出了民众对当局的真实感受，而这种事是他

们之前不能做的。反对派的领袖之一杰那罗·阿里阿加多说：

“我们做了

很多民意调查。

”

“那些认为皮诺切特政府很好的人占到„„总人数的 20%

到 30%。那些认为皮诺切特政府不好的人占人口的 70%到 80%。可是„„

调查也告诉我们，80%的民众认为皮诺切特是不可战胜的。”反对派有公

众的支持，只是他们必须向民众证明他们能赢。59

为了让竞选活动产生聚焦效应，反对派发起成立“投‘不’票指挥

部”

，这是一个由十六个政党组成的联合体，由阿里阿加多领导。它很少

有资金支持，可是它却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作为政治活动分子的专长

已经被搁置了十五年，现在开始恢复他们的处于休眠状态中的网络——

也即智利人民力量循环系统。很快，他们的主题歌——“智利，幸福就

要到来”——能够在所有地方听得到，而且他们的标识——一道彩虹，

再加上一个字“不”——开始沉淀于公众的意识之中。

与此同时，像社会主义领袖里卡多·拉各斯这样的广受尊敬的人物

来到选民中间。他们的信息是：只要人们去投票，

“不”票就会获胜；他

们有力量让智利重归民主体制。取代瓦尔德斯成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的

帕特里西奥·阿尔文将成为那种具有想象力的候选人，以填补投“不”

票的那一方的人选空缺。也许最重要的是，反对派政党之间的争吵终于

缓和下来，因为它们意识到，如果“是”取胜的话，它们会失去什么。

甚至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也谴责暴力，团结在“不”字的周围。最后，甚

268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至共产党人也参与进来。

电视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在 6 月份的一场谈话节目中，里卡多·拉

各斯盯住摄像头，用手怒冲冲地指着，直接对皮诺切特说：

“你还要国家

遭受另外八年的磨难、暗杀和对人权的侵犯。一个智利人对权力如此渴

望，以至于妄求掌权长达二十五年，对我来说，这一点是不可接受的。

”

接着，当其他参与谈话的人员试图让他冷静下来时，拉各斯最后说道：

“你

们必须原谅我。我将十五年来憋在心里的话讲了出来。”这一插曲让他成

为全国的知名人物。后来，他说他不了解电视的威力是何等的大。电视

是一个聚集民众支持的平台，而甘地做梦也想不到这一点。60

军政府于 8 月份将公民投票日期定在了 1988 年 10 月 5 日，而且让

有些人将信将疑的是，它支持皮诺切特为“是”一方的候选人。马上到

来的投票像一枚硬币那样简单明了：皮诺切特属于一方，而联合起来的

反对派属于另一方。在智利人的记忆中，这样的事还是头一遭。到了那

个时候，政府媒体的抨击听起来就像将军本人一样：严厉而偏执，充满

了关于另一种唯一的结局就是混乱的警告。与闹哄哄的宣传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反对派的更为简洁、更为人性化的信息——它显示工人和商人、

年轻人和老年人正要和睦地相聚在一起。61

对“不”阵营最后的支持是确保诚实计票的措施。与 1980 年投票相

比，1988 年的公民投票从根本上来说更为透明，并因此更不可能被操纵；

而且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宪法法庭非常认真地履行它的职责，在每一个

投票站都配置有投票观察员，并凭此让投票过程具有可信性。通过开展

它自己的平行计票工作，反对派另外又增加了一个防止舞弊的手段。因

为智利人是露天投票，智利 20,000 多个投票站就可能有 10%的样本投票

站驻守着观察员，他们将信息传递给圣地亚哥的电脑中心。然后，模型

让人们可以可靠地推算出实际的结果。

由于他依旧有信心获胜，皮诺切特也有理由想要一场会为他的执政

提供毫无疑义的背书的投票。他的下属可能会骚扰反对派人士，并在他

们力所能及的地方制造障碍，可是，他显然不想模仿费迪南德·马科斯

这一榜样——后者因为一场作弊的选举而被迫逃出菲律宾。然而，有些

人认为，皮诺切特曾计划操控选举，以确保他自己的胜利。

为了事先避免这种情况，投“不”票运动向其外国支持者求援。在

公民投票前一个月，莫妮卡·齐门内斯和一位同事去拜访圣地亚哥市安

全部门的首脑人物，以获得有关国际受邀观察员代表团的许可。这位官

26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员说，警察听到有关秩序混乱的谣言，并准备好应对最坏的情况。齐门

内斯回忆说：

“事实上，他在告诉我们，他们会在街道上布置大量的士兵，

这些士兵会找到一个以武力接管的借口并偷走选举。

”智利的一位政治领

袖建议她立即过去拜见美国大使。那时已是凌晨两点钟，可是齐门内斯

还是去了。巴恩斯大使被叫醒，在了解上述经历后，他向国务院发了一

个电报，而国务院又在第二天早晨向智利外交部通报了信息。据齐门内

斯讲，这条信息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美国不会承认公民投票的结

果。62

对过去说不

清凉的风吹走了常常笼罩着智利首都的淡紫色的雾霭。南半球春天

的拂晓转瞬间就来到了，阳光照耀着群山的东部，然后穿透温暖、清新

的空气，照亮圣地亚哥。1988 年 10 月 5 号是智利的清算日。

“我出去到处看了一下，”雷克·萨格里斯回忆道。“所有人都在排

队，穿着最好的星期天礼服„„非常安静和有秩序地等着投票。早上有

很长的队伍，大约到了下午时分，几乎就没有人了，因为所有人都非常

担心这事在某一时刻会被叫停或者被毁坏掉。

”城中到处都是军用卡车和

警用黑色巡逻轿车，同时还有全副武装的精兵。皮诺切特自己告诉记者

们，他有 25,000 人随时可用。有人说，戴着滑雪面具的幽灵般的人物正

潜伏在圣地亚哥各处。63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塞尔吉奥·莫丽纳在他的电脑上记录下由

学生信使所带来的信息。到那天晚上九点时，他的计票结果显示，

“不”

票遥遥领先，可是，政府继续说“是”票占优。军政府的两位成员——

费尔南多·马菲艾将军和海军上将何塞·梅里诺——同时跟踪着两种计

票，并很快感觉到，

“不”票几乎肯定会获胜。总统府中的警察被告知要

放松对城市中心区庆祝活动的控制，并制造取消公民投票的借口，可是

他们拒绝了。阿里阿加多继续发布平行计票的结果，却收效甚微。国家

电视台让“是”票处于领先的位置，然后从选举新闻转向卡通和美国的

情景喜剧。等到了午夜时分没有新的结果宣布时，两位宿敌——塞尔吉

奥·翁诺弗利·加帕和帕特里西奥·阿尔文——一起出现在天主教大学

频道上。他们说，“不”票似乎取得了胜利。

之后不久，皮诺切特召集其内阁，告诉他们说，他们——也是他—

270

第七章 阿根廷和智利：抵抗镇压

—输掉了公民投票，并要求他们立即辞职。等被吓昏了头的部长们一走，

他就召集军政府的另外三名指挥官，后者从国防部穿过广场到了拉莫内

达宫。在他们来的路上，马菲艾将军停下来向记者发表讲话，承认“不”

票已经获胜。当他的讲话在这一城市中散播开去之后，反对派意识到，

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利条件，他们获胜了。在总统府内等候这三位指挥官

的那个家伙被激怒了，以拳头猛击他的桌子，咆哮着说有人背叛他。

当他们开始谈论正经事时，皮诺切特说他指望他的同伙支持他，暗

示他们派出军队实施戒严。可是，这三位高傲的高级职业军官那时都拒

绝照办。感到厌烦的皮诺切特说：

“好吧，陆军会单独做这事。我们不需

要你们的帮助。”接着，他让他们签署一个协议。“什么协议？”他们问

道。他的助手们拿进来一些文件。这几位军官仔细读过这些文件。那是

一份声明：军政府的其他成员正将他们的所有权力让渡给皮诺切特。一

位将军当着总统的面把它撕碎，并把碎纸扔到地上。皮诺切特的对手现

在包括他的同事。一切都结束了。64

“投‘不’票指挥部”的成功标志着智利历史上最为动荡时期的结

束，尽管这还不意味着全面民主体制的新生或者该国与奥古斯托·皮诺

切特令人头疼的关系的终结。当帕特里西奥·阿尔文于一年多后以超过

55%的高得票率（选民总数约为 6 百万）赢得总统职位——这一得票率差

不多是当局的候选人的两倍——时，他将领导这个国家，但不能领导其

武装部队。皮诺切特依旧像秃鹰一样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新政府。如果他

们愿意的话，军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可以一直保持其位子到 1997 年。

可是，在获胜后立即出现的喜悦气氛中，智利人民有理由庆祝该国

政治磨难的终结。在选举日的晚上，圣地亚哥的街道上充满了挥舞着旗

帜和“不”字横幅的智利人。在国民警察无动于衷地站在一旁的同时，

示威者吹响了他们的喇叭，就像五年前 5 月份的那个夜晚一样，然而，

这次他们高声呼喊的是“再见，皮诺切特”

，并且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捕

——并从心里认识到，他们赢了。

* * *

在公民投票以及随后的选举过后，来自左右翼的恐怖行为成为那个

27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智利的重新民主化并不顺利，因为该国要慢慢地消

化掉皮诺切特时代的苦毒情绪。至于将军本人，他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从

军队退役，成为参议员。在上个世纪末，他再次成为注意的焦点，不过

这可不是他想要的。当一位西班牙法官试图以酷刑和大屠杀的罪名从英

国——他去英国是为了治病——引渡他时，他没有被普遍看做是维持智

利稳定的导航员，而被看做是一位年迈的逃犯，也即逃出一种正在形成

的全球秩序，而这种秩序决意要惩罚侵犯人权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发

生在何处。尽管与他的国人重返政治自由的道路的难度相比，在他临终

时刻困扰着他的法律制度和声名狼藉算不上什么，预示着皮诺切特最终

无法得到历史的尊重的却是，他没能获得其民众的认可。

当民众于 1983 年打破他们为期十年的沉默，并证明反对派有可能有

所表现并站稳脚跟时，这种认可就在那一瞬间破裂了。然而，从抗议的

第一天到独裁者的最后一天很少是一个快速或者直线的进程，而且与萨

尔瓦多 1944 年的公民罢工者不同的是，智利的反对派没有发展出一套统

一的反对其统治者的战略。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极左派人士依

旧固执于暴力反抗，而暴力反抗从未有真正意义上的获胜机会，却会将

暴力扩大化，而皮诺切特则懂得如何利用这种情况。

决心重新恢复其旧有的力量的工人、被当局残酷对待或者杀害的人

士的家属和朋友以及智利政治生活中的大量中间派人士——这就是那些

抛弃恐惧，然后再未放弃过恢复民主体制之斗争的力量。通过延续而不

过分利用公开抗议，通过不使用会让镇压加剧的暴力，以及通过争取外

部机构和政府的帮助，这一不成熟但却坚韧的运动成了将独裁者赶下台

的杠杆力量。皮诺切特成功地消灭了他的暴力对手，然后，放弃他作为

始作俑者的暴力行动的这场运动却成为他倒台的催化剂。

就像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们一样，反对皮诺切特的智利人做的是非

常简单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人们想要推翻暴君，这些事是绝对必要

的：他们不再愿意让政府自诩为获得了民众真正的支持。凭借一个接一

个的破坏行动，他们让国内外的人们怀疑当局对事态的控制力，而当当

局的自鸣得意为运动创造了一个通过投票获胜的微小机会时，他们就利

用独裁者自己的程序让他失去掌权的合法性。接着，甚至政府也会发生

分裂，让将军去承担其被历史抛弃的命运，而马丁内斯和马科斯都在他

之前承受了同样的命运。子弹仅仅把他擦伤。选票则将他赶下台。

272

注释

ACKNOWLEDGMENTS

1.

V. S. Pritchett, The Pritchett Century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97), p. 649.

INTRODUCTION

1.

Lech Walesa,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Tom Weidlinger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Gdansk, September 28,1998.

2.

Peter Ackerman and Christopher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1994), p. 6.

3.

The Gandhi Reader, ed. Homer Jack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4), pp. 313-316.

4.

Gene Sharp, "The Role of Power in Nonviolent Struggle," Monograph Series, No. 3, 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1990, p. 18.

CHAPTER ONE

1.

V Avguste 91-go: Rossiia Glazami Ochevidtsev (Moscow: Limbus-Press, 1993), p. 14.

2.

Victoria Bonnell, Ann Cooper, et al., Russia at the Barricades: Eyewitness Accounts of the August 1991 Coup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these and other details of the abortive coup attempt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are drawn from this source.

3.

David Remnick,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 467.

4.

V Avguste, p. 14-15.

5.

Quote from Walter Sablinsky, The Road to Bloody Sunday: Father Gapon and the St.

Petersburg Massacre of 190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39; Nachalo Petvoi Russkoi Revoliutsii (Moscow: Izdatel'stvo AN SSSR, 1955), No.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62.

6.

Sablinsky, Road to Bloody Sunday, pp. 346-349.

7.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6), pp. 6- 7.

8.

Jeremiah Schneiderman, Sergei Zubatov and Revolutionary Marxism: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king Class in Tsarist Rus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78-82, 191-192; Victoria Bonnell, 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80-85.

9.

Gerald D.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Labor, Society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0-18, 24.

10. N. M.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s Gaponovskoi Organizatsiei (Vospominaniia)," in Istoriko-revoliutsionnyi Sbornik, ed. V. I. Nevskii (Leningrad: Gos.

Izdatel'stvo, 1924), pp. 177-180.

11. Ibid.

12. Schneiderman, Sergei Zubatov, pp. 49-68.

13. Quote from Sablinsky, Road to Bloody Sunday, p. 47;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

115.

14.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10-111.

15. "They got to" quote from ibid., p. 109; "Essentially the basic" quote from Sablinsky, Road to Bloody Sunday, p. 85.

16.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pp. 191, 193-4, 200;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 111.

17. Quote from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p. 195;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16-117; Abraham Aschcr, The Revolution of 1905 in Russia, Vol. 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80-81.

18.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pp. 196-197;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

118.

19. Quote from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 121;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p. 198.

20.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02-103.

21. Shmuel Galai,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1900-19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90.

274

注 释

22. Andrew M. Verner, The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Nicholas II and the 1905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9.

23.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25-127.

24. In Figes, People's Tragedy, p. 172.

25.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27-131.

26.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p. 110-111, 117-119, 122, 128-129.

27. Ibid., pp. 139-140, 143.

28. Quote from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pp. 198, 200;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39-142; Sablinsky, Road to Bloody Sunday, p. 110.

29. Quote is translated in Sablinsky, Road to Bloody Sunday, p. 135;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pp. 201-202.

30.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47-151.

31. Ibid., pp. 155-157.

32. Ibid., pp. 148, 158-159.

33. Sablinsky, Road to Bloody Sunday, pp. 346-348.

34.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pp. 204-205.

35.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61-162.

36. Quote from Sablinsky, Road to Bloody Sunday, p. 205;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p. 149-152;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59-160.

37.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pp. 206-207.

38. Quote from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p. 206; Sablinsky, Road to Bloody Sunday," pp. 221-222.

39. Varnashev, "Ot Nachala do Kontsa,", pp. 207-208.

40. Sablinsky, Road to Bloody Sunday, pp. 241-242.

41. Ibid., pp. 249-252.

42. Figes, People's Tragedy, p. 178.

43. Ibid., p. 278.

44.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77, 198-199.

45.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p. 159-161, 163-164.

46. Vladimir Andrle, A Social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p. 107;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181, 183-184, 47.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 169; John Bushnell, Mutiny Amid Repres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4-56.

27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48.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168-169.

49. Teodor Shanin, Russia, 1905-07: Revolution as a Moment of Truth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6), pp. 89- 92.

50. Ibid., pp. 104-106;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153-154.

51. From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 165.

52. Ibid., pp. 146-149.

53. Ibid., pp. 170-173.

54. Bonnell, Roots of Rebellion, p. 122, 128-130;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275-277.

55.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142-144; 166-167.

56.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225-226, 261 -262, 266.

57. Ibid., p. 258.

58.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p. 213-214.

59. Mark D. Steinberg, Moral Communities: The Culture of Class in the Russian Printing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78.

60. "Our peaceful economic" quote from Laura Engelstein, Moscow, 1905;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95; "only when the entire people" quote from Steinberg, Moral Communities, p. 179.

61. Sergei Witte, 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 and ed. Sidney Harcave (Armonk, NY: M.E. Sharpe, 1990), p. 404.

62.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196-201, 203-204;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295-303.

63. Surh, 1905 in St. Peterburg, pp. 310-311.

64.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212-213; Henry Reichman, Railwaymen and Revolution: Russia, 190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94-196.

65. Reichman, Railwaymen and Revolution, pp. 197-201, 217-218.

66.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319-320; Reichman, Railwaymen and Revolution, pp.

205-206, 210-211.

67. Engelstein, Moscow, 1905, pp. 112, 116-122.

68.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 215.

69. Engelstein, Moscow, 1905, pp. 130-131.

70.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215-218;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 226.

276

注 释

71. Quote from N. M. Nemtsov, "Na Metallicheskom Zavode Rasteriaeva," in Istoriia Soveta Rabochikh-deputatov v S-Peterburge (St. Petersburg: Izdatelstvo N. Glagoleva, nd.), pp. 271-272;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319-323.

72.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322-323.

73. D. Sverchkov, Na Zare Revoliutsii, Moscow, 1921, pp. 96-98.

74.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220-221;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328-329.

75. Sverchkov, Na Zare Revoliutsii, pp. 100-101.

76. G.

Khrustalev-Nosar',

"Istoriia

Soveta

Rabochikh,"

in

Istoriia

Soveta

Rabochikh-deputatov v S-Peterburge, pp. 73-74.

77.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332-334, 342-343; Leon Trotsky, 1905, trans. Anya Bosto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 140-143.

78. Henry Nevinson, The Dawn in Russia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06), pp.

25-29.

79.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p. 226-234.

80. "[I]n an utter fool's paradise" quote from ibid., p. 227; "I have ordered" quote from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 323.

81.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 223; Engelstein, Moscow, 1905, pp. 126-127, 131-132.

82.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p. 228-232.

83. Ibid., p. 240.

84. Quote from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 240; Witte, Memoirs, pp. 485-486.

85.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228-229.

86. Ibid., pp. 229-231.

87. Trotsky, 1905, pp. 116-117.

88.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253-256, 262; Engelstein, Moscow, 1905, pp.

139-141;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 340.

89. Trotsky, 1905, p. 123.

90. Nemtsov, "Na Metallicheskom," p. 273;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 396; Nevinson, Dawn in Russia, p. 62.

91. Shanin, Russia, 1905-07, pp. 110-111.

92. Bushnell, Mutiny, pp. 76, 83-85, 92-93, 108.

93.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 275.

94. Ibid., pp. 239-241.

95.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p. 260-264.

27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96. Witte, Memoirs, p. 404.

97.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 347.

98. Ibid., pp. 368-369.

99. Ibid., pp. 350-351,371-372.

100. W. S. Woytinsky, Stormy Passage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61), pp. 15-16.

101. Quote from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8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7), p. 99; Bushnell, Mutiny, p. 63.

102. Quote from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 84;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264, 294, 327-328.

103. Quotes from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342-343;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285-286.

104. Nemtsov, "Na Metallicheskom," p. 275;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 354.

105.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 270-271; Surh,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398-401; Engeistein, Moscow, 1905, p. 179.

106.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299-300.

107. Trotsky, 1905, pp. 231-233.

108.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307, 313.

109. Engelstein, Moscow, 1905, pp. 191-193;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307-314.

110. Engelstein, Moscow, 1905, pp. 202-208.

111. Quote from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 320; ibid., pp. 219-220.

112. Engelstein, Moscow, 1905, pp. 220-221; Ascher, Revolution of 1905, pp. 322-324.

113. "Terror must be" quote from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p. 275; "decisively"

quote and "insurgents be annihilated" quote from Ascher, 1905 in St. Petersburg, pp.

328, 334.

114. Tolstoy's Letters, vol. 2, ed. R. F. Christia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8), p. 659.

115. LeoTolstoy,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1),p.265.

CHAPTER TWO

1.

Gene Sharp,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 (Boston: P. Sargent Publishers, 1979), p.

278

注 释

29.

2.

Ibid., pp. 26-32.

3.

Ibid., pp. 29, 38.

4.

Judith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2-28; Antony Copley, Gandhi Against the Tide (Oxford: Blackwell, 1987), pp. 3-9, 15-16.

5.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31; Copley, Gandhi Against the Tide, pp. 17-19.

6.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31-32; B. R. Nanda, Mahatma Gandhi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68), pp. 48-50.

7.

Quote from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32; Copley, Gandhi Against the Tide, p. 21; Nanda, Mahatma Gandhi, pp. 37-38.

8.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36, 44-45; Copley, Gandhi Against the Tide, pp.

22-23.

9.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56-57; Copley, Gandhi Against the Tide, pp.

25-27; Dennis Dalton, Mahatma Gandhi: Nonviolent Power in A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 Nanda, Mahatma Gandhi, pp. 93-119.

10.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17-18, 76-77, 81.

11. Quote from The Gandhi Reader, ed. Homer Jack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4), p. 37;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78-89, 84; Dalton, Mahatma Gandhi, pp. 10-11; Bhikhu Parekh, Colonialism, Tradition, and Reform: An Analysis of Gandhi's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Delhi: Sage, 1989), p. 156.

12.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9.

13.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55-57; Dalton, Mahatma Gandhi, pp. 9, 14-16; Bhikhu Parekh, Gand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pp.

55-57.

14. Parekh, Gand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f. 153.

15. Ibid., pp. 153-158.

16. Parekh, Colonialism, pp. 134-136.

17. Gandhi, M.K., Hind Swaraj and Other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xiv, xxvii.

18. Ibid., p. 73.

19. Ibid., pp. 28-32, 66-71, 74; Parekh, Gand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pp. 45-55.

20.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40-42, 82-86.

27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21. Judith Brown, Modern India: The Origins of an Asian Democrac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4, 47.

22. Ibid., pp. 67-70.

23. Ibid., pp. 93, 139.

24. Ibid., pp. 139, 148-150; quote from Sharp,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 p. 45.

25. Sumit Sarkar, Modern India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p. 66.

26. Jim Masselos, Indian Nationalism: An History (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p. 84-98; Sarkar, Modem India, pp. 88-92.

27. Sarkar, Modern India, p. 100.

28. Zareer Masani, Indian Tales of the Raj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23-24.

29. Judith Brown, Modern India: The Origins of an Asian Democracy, pp. 195-207; Sarkar, Modem India, pp. 149-153, 169-171.

30.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14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1971), pp. 56-61.

31. Quote from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54;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210-212.

32.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203-204, 206.

33. Ibid., pp. 100, 106, 199.

34. Ibid., pp. 109-112, 114-121; Dalton, Mahatma Gandhi, pp. 27-28; Sarkar, Modem India, pp. 183-187.

35.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129.

36. Ibid.

37. Stanley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 5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99; Helen Fein, Imperial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 Massacre at Jallianwala Bagh and British Judgement,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7), p. 20.

38. Helen Fein, Imperial Crime and Punishment, pp. 35-36, 40-43.

39. Masani, Indian Tales, p. 112.

40. "[W]hitewash" quote from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144; "satanic" quote from ibid., p. 140; "dishonest" quote from Brown, Modem India, p. 221.

41.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162; Sarkar, Modern India, p. 226.

42.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163.

280

注 释

43. Judith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60-164; Sarkar, Modem India, pp. 204-205.

44. Sarkar, Modern India, pp. 208-221.

45. Quotes from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166; Sarkar, Modem India, pp.

216-217, 223.

46.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168.

47. Shahid Amin, "Gandhi as Mahatma: Gorakhpur District, Eastern U.P., 1921-2." In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ed. 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arty Spiva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94, 339-341;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167-169.

48.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182-184.

49. Brown, Modern India, p. 231.

50. Quote from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217; Sarkar, Modern India, pp.

265-266.

51.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214, 218-219, 222-223.

52. Ibid., p. 214.

53.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p. 219-220; Dhangare, D.N. Peasant Movements in India, 1920-1950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90, 93-101; Sarkar, Modern India, pp. 277-278.

54.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221.

55.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49-51; Tanika Sarkar, Bengal 1928-1934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1.

56.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51-53; Gyanendra Pandey, The Ascendancy of Congress in Uttar Pradesh, 1926-193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9-40, 76-84.

57.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53-57, 59; Sarkar, Bengal, pp. 20-26.

58.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47-48; Dalton, Mahatma Gandhi, pp.

119-121; Pandey, Ascendancy of Congress, pp. 117-144; Sarkar, Modern India, p.

235.

59. Sarkar, Modem India, pp. 267-274.

60.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43-47; Aloo Dastur,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Bombay, September 1, 1998.

28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61.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p. 58.

62.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05.

63.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61-63.

64. Ibid., pp. 64-73.

65. Ibid., p. 76.

66. Ibid., pp. 81-83; Sarkar, Modem India, p. 284.

67. Quote from Peter Ackerman and Christopher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4), p. 169;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90-91.

68.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88-89.

69. Ibid.

70.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00.

71.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94-96; Dalton, Mahatma Gandhi, pp.

99-101.

72.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92-93; Sarkar, Modem India, pp. 284-285.

73. Ackerman and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pp. 171-172; Dalton, Mahatma Gandhi, pp. 105-107.

74. "At present" quote from Sarkar, Modern India, p. 284; "Reduce us" quote from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60.

75.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60, 97; quote from D. A. Low, “Civil Martial Law: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s, 1930-1934," in Congress and the Raj, ed. D. A. Low (London: Arnold-Heinemann, 1977), p. 167.

76.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97; quote from Low, "Civil Martial Law," p.

168.

77.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97;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01-102.

78. Dalton, Mahatma Gandhi, pp. 103-104; Geraldine Forbes, Women in Modem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32.

79. Dalton, Mahatma Gandhi, pp. 104-105, 107-108.

80. "This is a battle" quote in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08; "This fight" quote from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43, p. 60; Desai quote in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09.

81. "Poor man's battle" quote from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01; "The 282

注 释

appeal" quote from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43, pp. 150-153, 312-313; "inhuman" quote from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12.

82.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01; quote from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11.

83.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04-105;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13.

84. Padamsee quote from Alyque Padamsee,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Bombay, September 2, 1998;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03, 105; Dalton, Mahatma Gandhi, pp.

107-108.

85.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14.

86.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06;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15.

87. Quote from Ackerman and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p. 173;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12-113, 115.

88. Ackerman and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p. 180.

89.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12.

90. Ackerman and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pp. 180-181.

91. Ibid., pp. 181-183.

92.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43, pp. 135-137.

93. Veena Taiwar Oldenburg, The Making of Colonial Lucknow, 1856-187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3-26, 34,44, 52-56; account of Lucknow events drawn from D. A. Low, Britain and Indian Nationalism: The Imprint of Ambiguity 1929-19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2-118.

94. Haig quote from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35; "I feel very little"

quote from Sarkar, Bengal pp. 94-95.

95. Quote from Sarkar, Modern India, p. 287

96. Ackerman and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pp. 176-177; Stephen Alan Rittenberg.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akhtuns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8), pp. 78-80; quote from Sarkar, Modern India, p. 288.

97. David Hardiman, Peasant Nationalists of Gujarat: Kheda District 1917-1934(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97-198.

98.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21-122; Low, "Civil Martial Law," pp.

169-170.

28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99.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47, 155-167; Ackerman and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pp. 188, 189.

100.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11, 114; Sarkar, Modern India, pp.

288-289.

101.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17.

102. Hardiman, Peasant Nationalists, p. 201.

103. Ibid., p. 54.

104. Ibid., pp. 191-193, 195-196.

105. B. Krishna, Sardar Vallabhabi Patel: India's Man of Iron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dia, 1996), p. 145.

106. Pandey, Ascendancy of Congress, pp. 172-174.

107.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44; Chakrabarty, Local Politics, pp.

104-107; T. Sarkar, Bengal, p. 87.

108. Quote from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42; Sarkar, Modern India, pp.

298-299.

109. Dastur, York interview.

110. David Arnold, The Congress in Tamilnad: Nationalist Policies in South India, 1919-1937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24-125; Masselos, Indian Nationalism, pp. 71-83; T. Sarkar, Bengal, p. 95.

111. Masani, Indian Tales, p. 91.

112.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46; Forbes, Women in Modern India, pp.

132, 134-135, 137; Radha Kumar, The History of Doing: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Movements for Women's Rights and Feminism in India, 1800-1900 (London: Verso, 1993), pp. 74, 78, 80-81; quote from Manmohini Zutshi Sahgal, An Indian Freedom Fighter Recalls Her Life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p. 88.

113. Forbes, Women in Modern India, pp. 124-129, 132; Kumar, History of Doing, pp. 74, 82-83; T. Sarkar, Bengal, pp. 88-89.

114.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28-130, 144; Sarkar, Modem India, pp.

292-293.

115.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24-125.

116. Low, "Civil Martial Law," pp. 165-167.

117.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25; quote from India in 1930-31 (Calcutta: Central Publication Branch, 1932), p. 574.

284

注 释

118.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33.

119. David Arnold, Police Power and Colonial Rule: Madras, 1859-1947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2.

120.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23.

121.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78; Pandey, Ascendancy of Congress, pp.

149-151; Sarkar, Modem India, p. 302, 303, 305-306.

122. David Arnold, The Congress in Tamilnad: Nationalist Politics in South India, 1919-1937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29;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77-78, 136, 143, 144; T. Sarkar, Bengal, pp. 96-97; Sarkar, Modem India, pp. 274, 304.

123. Arnold, Police Power, pp. 195-197; David Hardiman, "The Crisis of the Lesser Patidars: Peasant Agitations in Kheda District, Gujarat, 1917-1934,"in Congress and the Raj, ed.

D. A. Low. (London: Arnold- Heinemann, 1977), pp. 66-67; Low, Britain and Indian Nationalism, pp. 110, 115.

124.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30, 161, 164, 165; Sarkar, Modem India, pp. 293, 295.

125.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 121; Chakrabarty, Local Politics, p. 106; Sarkar, Modern India, pp. 296, 297, 298, 305, 307.

126.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70-171; Sarkar, Modern India, pp.

308-309

127.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70-172.

128. Arnold, Congress in Tamilnad, p. 134;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74-175; quote from Sarkar, Modern India, p. 311.

129. Quote from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p. 248;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45, p. 189;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105; 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cher. The Proudest Day: India's Long Road to Independenc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7), pp. 204-205.

130. Quote from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173; Low, "Civil Martial Law,"

p. 171.

131.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pp. 181-186.

132.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Viceroy Lord Irwi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Governors of the Indian Province," The Viceroy's Family, quoted in Peter Ackerman,

"Strategic Aspect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Ph.D. diss., Fletcher School of Law & 28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Diplomacy, 1976.

133. Quote from Low, "Civil Martial Law," pp. 172-173.

134. Brown, Gandhi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p. 209-212, 215-220, 229-230; Low, "Civil Martial Law," pp. 172-173.

135. Ackerman and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pp. 196-198; Sarkar, Modern India, pp. 319-320.

136. Narayan Desai,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Vedchhi, India, September 2, 1998.

137. Desai quote from Desai, York interview; Masani, Indian Tales, pp. 109-111.

138. Dalton, Mahatma Gandhi, p. 64.

139. Ackerman, "Strategic Aspect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p. 505.

CHAPTER THREE

1.

Roman Laba, The Roots of Solidarity: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oland's Working-Class Democrat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58.

2.

The account of the December 1970 strikes, in this and subsequent paragraphs, is drawn from Laba, Roots of Solidarity, pp. 15-82.

3.

Jean-Yves Potel, The Promise of Solidarity: Inside the Polish Workers' Struggle, 1980-82 (New York: Praeger, 1981), pp. 16-17.

4.

Luba Fajfer, "December 1970: A Prelude to Solidarity," in Poland's Permanent Revolution: People vs. Elites, 1956 to the Present, ed. Jane Curry and Luba Fajf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75-76.

5.

Adam Zagajewski, Solidarity, Solitude (New York: The Ecco Press, 1990), p. 26.

6.

Peter Raina,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Poland, 1954-1977(London: Poets' and Painters'

Press, 1978), p. 179.

7.

Quotes from Adam Michnik, 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35, 138; David Ost, Solid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Opposition and Reform in Poland since 1968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8-60.

8.

"[E]very act of cowardice" quote from Gale Stokes,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86

注 释

1993), p. 22; "only serve the police" quote from Michnik, Letters, pp. 142-143; "By using force" quote from Stokes,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p. 22.

9.

"[C]hallenges the monopoly" quote from Ost, Solidarity, p. 69; "a real" quote from Michnik, Letters, p. 148.

10. Quote from Stokes,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p. 22; Jan Kubik, The Power of Symbols Against the Symbols of Power: the Rise of Solidarity and the Fall of Socialism in Polan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56.

11. "Organized society" quote from Robert Zuzowski, Political Dissent and Opposition in Poland: The 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 "KOR" (Westport, CT: Praeger, 1992), pp.

67-68; "Nothing instructs" quote from Michnik, Letters, p. 144.

12. Michnik, Letters, p. 145; quotes from Zuzowski, Political Dissent, pp. 129, 132.

13. Lawrence Goodwyn, Breaking the Barrier: The Rise of Solidarity in Po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94; Michnik, Letters, pp. 144-145.

14. Jan Jozef Lipski, KOR: A History of the 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 in Poland, 1976-198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46-51, 64, 467-468.

15. Raina, Political Opposition, p. 344.

16. Quote from Kazimierz Brandys, A Warsaw Diary, 1978-1981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p. 56; quote from Lipski, KOR, pp. 266-268.

17. Brandys, Warsaw Diary, pp. 58-59.

18. Kubik, Power of Symbols, p. 104.

19. Radek Sikorski, Full Circle: A Homecoming to Free Pola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p. 62.

20. Kubik, Power of Symbols, pp. 125-126.

21. Ibid., pp. 121-123.

22. Brandys, Warsaw Diary, p. 67.

23. Quote from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4), pp. 28-29; Kubik, Power of Symbols, pp. 139, 142-144; Stokes,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p. 34.

24. Kubik quote from Kubik, Power of Symbols, p. 138; "We could do" quote from Lawrence Weschler, The Passion of Poland: from Solidarity Through the State of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84), p. 15.

25. Crowd-related quotes from Brandys, Warsaw Diary, pp. 79-81; Walentynowicz quote from Jacqueline Hayden, Poles Apart: Solidarity and the New Poland (Dublin: Irish 28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Academic Press, 1994), p. 38.

26. Michnik, Letters, p. 160.

27. Brandys, Warsaw Diary, pp. 32, 156.

28. Goodwyn, Breaking the Barrier, p. 141.

29. The account of the Lenin Shipyard strike in 1980, in this and subsequent paragraphs, draws heavily on: Stan Persky, At the Lenin Shipyard: Poland and the Rise of the Solidarity Trade Union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1981).

30. Jerzy Borowczak,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Tom Weidlinger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Gdansk, September 26, 1998.

31. Persky, At the Lenin Shipyard, pp. 9-10.

32. Bogdan Borusewicz,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Tom Weidlinger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Warsaw, September 22, 1998, Borowczak, Weidlinger interview.

33. Persky, At the Lenin Shipyard, p. 22.

34. Borowczak, Weidlinger interview.

35. Persky, At the Lenin Shipyard, p. 23.

36. Klemens Gniech,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Tom Weidlinger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Gdansk, September 27, 1998; Anna Walentynowicz,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Tom Weidlinger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Gdansk, September 26, 1998.

37. Alina Pienkowska,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Tom Weidlinger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tverful, Gdansk, September 28, 1998.

38. Borusewicz, Weidlinger interview.

39. Gniech, Weidlinger interview.

40. Borowczak, Weidlinger interview.

41. Goodwyn, Breaking the Barrier, p. 165; Persky, At the Lenin Shipyard, pp. 76-77

42. Gniech; Weidlinger interview.; Persky, At the Lenin Shipyard, pp. 77-78; Pienkowska, Weidlinger interview.

43. Borusewicz, Weidlinger interview.

44. Ash, Polish Revolution, p. 44.

45. Kubik, Potwr of Symbols, pp. 186-187.

46. Borowczak, Weidlinger interview; Pienkowska, Weidlinger interview.

47. Borowczak, Weidlinger interview; Borusewicz, Weidlinger interview; Walentynowicz, 288

注 释

Weidlinger interview.

48. Goodwyn, Breaking the Barrier, pp. 9-21, 178-179; quotes from The Birth of Solidarity: The Gdansk Negotiations, 1980,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A.

Kemp-Welch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83), p. 54.

49. Birth of Solidarity, pp. 81, 84.

50. "[N]ot fighting" quote from ibid., p. 70; Persky, At the Lenin Shipyard, pp. 124-125.

51. Persky, At the Lenin Shipyard, pp. 134-135.

52. Ost, Solidarity, p. 77.

53. Neil Ascherson, The Polish August (Hammondsworth, UK: Penguin, 1982), p. 19.

54. Gromyko quote from Tina Rosenberg, The Haunted Land: Facing Europe's Ghosts After Commun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p. 184; other quotes from Peter Raina, Poland 1981: Toward Social Renewal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5), pp. 5-7, 9.

55. Sikorski, Full Circle, p. 81.

56. Ascherson, Polish August, pp. 265; quotes from Ash, Polish Revolution, p. 158-159; Goodwyn, Breaking the Barrier, p. 296.

57. Ascherson, The Polish August, p. 265; Walesa quote from Ash, Polish Revolution, p.

164; Raina, Poland, 1981, pp. 98-101.

58. Michnik, Letters, p. 146.

59. Laba, Roots, pp. 88-89; Walesa quote from Potel, Promise of Solidarity, p. 17; Rosenberg, Haunted Land, pp. 138-139, 146-147, 202.

60. Rosenberg, Haunted Land, pp. 166, 185, 189-194.

61. Ash, Polish Revolution, pp. 178-182.

62. Rosenberg, Haunted Land, pp. 189, 192-193, 199-201.

63. Ash, Polish Revolution, pp. 187-189, 193-196, 203; Ost, Solidarity, pp. 126-127.

64. Ash, Polish Revolution, pp. 252-253.

65. Quotes from ibid., p. 223; Raina, Poland, 1981, pp. 330, 348-350, 352.

66. Maciej Lopinski, Marcin Moskit, and Mariusz Wilk, Konspira: Solidarity Undergrou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4-6.

67. Rosenberg, Haunted Land, pp. 205-208.

68. Stokes,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p. 44.

69. Lopinski et al., Konspira, pp. 23-24.

70. Rosenberg, Haunted Land, pp. 184, 197.

28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71. Lopinski et al., Konspira, pp. 40-46, 74-75.

72. Ibid., Konspira, pp. 59-62, 84.

73. Ibid., pp. 60-62,93-95, 166-167, 171 -173,177-178,180; Lawrence Wechsler, The Passion of Poland: From Solidarity Through the State of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84), pp. 158-161.

74. Michael H. Bernhard, The Origins of Democratization in Poland: Workers,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 1976-1984(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63-164; "simultaneous attack" and "goodwill towards" quotes from Poland Under Jaruzelski: A Comprehensive Sourcebook on Poland During and After Martial Law, ed. Leopold Labedz et al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4), pp. 153, 154.

75. Poland Under Jaruzelski, pp. 155-157.

76. Kulerski quote from Poland Under Jaruzelski, pp. 158-159; Bujak quote from Lopinski et al., Konspira, p. 79

77. Quotes from Janine Wedel, The Private Poland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86), pp. 185-186; Weschler, Passion of Poland, p. 149.

78. Lopinski et al., Konspira, p. 104.

79. Ost, Solidarity, pp. 180-181; Stokes,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p. 122.

80. Stokes,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pp. 121-122.

81. Ibid., p. 124; quote from Rosenberg, Haunted Land, p. 233.

82. Peter Finn, "Table of History: Poles View Site of 1989 Talks that Changed Their Natio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2, 1999, p. A27.

83. Vacle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 John Keane (Armonk, NY: M.E. Sharpe, 1985),pp.41-42.

84. Havel quote from ibid., p. 71; Bujak quote from Peter Ackerman and Christopher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4), p. 306; "We were ready" quote from Kubik, Power of Symbols, p. 189.

CHAPTER FOUR

1.

Alex De Jonge, The Weimar Chronicle: Prelude to Hitler (New York: Paddington Press, 290

注 释

1978), p. 85.

2.

Cyril Brown, "Ruhr Declared in State of Sieg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1923.

3.

Ibid.

4.

Ibid.

5.

Hugh Clout, After the Ruins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6), p. 32.

6.

Ibid., p. 33.

7.

Ibid., pp. 34-35.

8.

J. F. V. Keiger, Raymond Poinc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43.

9.

Stephen Schuker (Commonwealth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December 10, 1999.

10. Ludwig Zimmerman, Frankreichs Ruhrpolitik (Goettingen: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1971), p. 22.

11. Klaus Tenfeld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he Ruhr, Bochum, Germany),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Bochum, Germany; May 26, 1999

12. Cecil John Charles Street, Rhineland and Ruhr (London: A. Couldrey and Co., 1923), p.

46; De Jonge, Weimar Chronicle, p. 77.

13. Cyril Brown, The New York Times,]uly 18, 1922.

14. Cyril Brown, "Wirth Cabinet Out on Socialists' Veto,"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3, 1922.

15. Klaus Schwabe (Professor, Historic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Aachen),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Aachen, Germany; May 25, 1999.

16. Schuker, York interview.

17. Edwin L. James, "Poet Exudes Optimism on His 60th Birthday,"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22.

18. Cyril Brown, "Germans to Offer Passive Resistanc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1923

19. Schuker, York interview.

20. Edwin L. James, "French Army Ready at Gates of Essen as Germany is Declared in 29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Defaul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1923.

21. Schwabe, York interview.

22. Klaus Harbeck, Das Kabinett Cuno, 22. November bis 12. August, 1923 (Boppard am Rhein: H. Boldt, 1968), pp. 316-317.

23. Ibid., p. 317.

24. Cyril Brown, "Reichstag Backs Cuno's Resistanc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1923.

25. Cyril Brown, "Berlin Takes Quick A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23.

26. Harbeck, Das Kabinett Cuno, p. 329; quote from Gerald D.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36; Schuker, York interview.

27. Edwin L. James, "Anti-French Demonstrations by Workers at Esse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6, 1923.

28. Cyril Brown, "French Sure of Succes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1923.

29. "The Other War in the Ruhr," The Nation, February 21, 1923, p. 216.

30. "Wanted: A German Gandhi," The Nation, January 17, 1923, p. 59.

31. Ludwig Zimmermann, Frankreichs Ruhrpolitik (Goettingen: Universitaet Goettingen, 1971), p. 101; Edwin L. James, "Serious View of Germany's Posi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1923.

32. Edwin L. James, "Boycott of French Spreads in Germany,"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1923.

33. Cyril Brown, "Complete Isolation of the Ruhr Valley Next French Step to Meet Resistanc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1923.

34. Cyril Brown, "German Magnates Confer with French,"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1923.

35. Friedrich Grimm, Vom Ruhrkrieg zur Rheinlandraeumung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0), p. 38.

36. "Germany's Moral Equivalent for War," The Nation, February 7, 1923, p. 138.

37. Schuker, York interview; Schwabe, York interview.

38. Paul Wentzcke, Ruhrkampf: Einbruch und Abwehr im Rheinischen-Westfaelischen Industriegebiet (Berlin: R. Hobbing, 1930), p. 192.

39. Ibid., p. 193.

40. Ibid., p. 195.

292

注 释

41. Ibid., p. 195.

42. Ibid., p. 196.

43. Cyril Brown, "Passive Resistance Meets French Mov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1923.

44. "Force Preferred to Coal," The Nation, March 14, 1923, p. 32.

45. Schuker, York interview.

46. Quote from Theo Gaudig,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Essen, Germany; May 24, 1999; Hans Schwerdner,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Essen, Germany; May 25, 1999.

47. Friedrich Muckermann, Tragikomisches von der Ruhr (Muenster: Matthias-Gruenewald, 1923), pp. 4,7.

48. "In the expensive" quote from "Germany and the True France," The Nation, February 7,1923, p. 18; "And everyone" quote from Cyril Brown, "French Spread Toward Cologne to Stop Gaps in Ruhr,"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23; Hans Schwerdner, York interview.

49. Wentzcke, Ruhrkampf, p. 216.

50. "Blood-Money," The Nation, January 31, 1923, p. 60; quotes from Graham Greene, A Sort of Life (London: Bodley Head, 1971), p. 58.

51. Lothar Erdmann, Die Gewerkschaften im Ruhrkampfe (Berlin: Reimar Hobbing Verlag, 1924), p. 145.

52. Peter Ackerman and Christopher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4) p.

112; Erdmann, Die Gewerkschaften, pp. 147-149.

53. Herman J. Rupieper, The Cuno Government and Reparations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9), p. 170.

54. Ibid., p. 173.

55. "What else" quote from Cyril Brown, "Two Frenchmen Shot by German Polic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27, 1923; "It is true" quote from "Blood-Money," The Nation, January 31,1923.

56. Cyril Brown, "Ruhr Mobs Fired O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1923.

57. Edwin L. James, "Resistance is Stiffened by New Orders in Berli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23.

29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58. Cyril Brown, "German Passive Resistance in Ruhr Giving Place to Active Hostility,"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23.

59. Cyril Brown, "Arrests and Riots Mark Day in Ruhr,"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1923.

60. Schuker, York interview.

61. Street, Rhineland and Ruhr, p. 52.

62. Cyril Brown, "Miners Appeal to Cuno,"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23.

63. Quotes from "The Military Heel," The Nation, November 22, 1923; Harri Petras, Der Ruhrkampf im Spiegel der Ereignisse im Hattinger Raum (Hattingen: Stadt Hattingen, 1973) p. 178.

64. Petras, Der Ruhrkampf, p. 173.

65. Erdmann, Die Gewerkschaften, pp. 196-197; Street, Rhineland and Ruhr, p. 54.

66. Cyril Brown, "Mayence Workers Retur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7, 1923.

67. Cyril Brown, "French Returns Rising Steadily in Ruh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1, 1923.

68. Quote from William Manchester, The Arms of Krupp, 1587-1968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pp. 408-409; Tenfelde, York interview; Hans Schwerdner, York interview.

69. Manchester, Arms ofKrupp, p. 409.

70. Cyril Brown, "Cuno's Fate Depends on Acceptance,"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3, 1923.

71. Quotes from Edwin L. James, "Close-Up Bochum at 4 p. M.,"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23; Tenfelde, York interview.

72. Schuker, York interview.

73. "The 'Security' of France," The Nation, April 11, 1923.

74. Wentzcke, Ruhrkampf, p. 236.

75. Cyril Brown, "Talk of Workers' Republic in Ruh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7, 1923.

76. Ibid.

77. Rupieper, Cuno Government, p. 108; quote from Edwin L. James, "Germans Ask for Moratorium," The New York Times,]une4, 1923.

78. Gaudig, York interview.

80. Edwin L. James, "Ruhr Army to be Reinforce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923; Schuker, York interview.

294

注 释

81. Cyril Brown, "3 French Ministers Investigate Ruhr,"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23.

82. Cyril Brown, "German Mark Crashes to 57,000 to Dolla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3, 1923.

83. Edwin L.James, "French Permit Return of Some Trained Police," The New York Times, May31, 1923.

84. Erdmann, Die Gewerkschaften, p. 203; Schuker, York interview.

85. Edwin L. James, "French Scoff at Not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 1923.

86. Edwin L. James, "Text of Franco-Belgian Reply Refusing German Not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5, 1923.

87. Cyril Brown, "Guerrilla War Now Prevails in Ruhr,"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 1923.

88. Cyril Brown, "Cuno Repudiated,"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1923.

89. Edwin L. James, "Neither Peace Nor Victory,"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23.

90. Schuker, York interview.

CHAPTER FIVE

1.

John Danstrup, A History ofDenmark (Copenhagen: Wivel, 1947), p. 169; Richard Petrow, The Bitter Years: The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Denmark and Norway (New York: Morrow, 1974), p. 47.

2.

Jytte Brunn,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Herfolge, Denmark; October 4, 1998.

3.

Petrow, Bitter Years, p. 45.

4.

Ibid., p. 45.

5.

Ibid., pp. 46-48.

6.

Ibid., pp. 47-50.

7.

Ibid., pp. 48-49.

8.

Ibid., p. 50.

9.

Quotes from ibid., p. 51; Danstrup, History of Denmark, p. 171; Peter Ackerman and Christopher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4), p. 216.

295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10. Lennart Bergfeldt, Experiences of Civilian Resistance: The Case of Denmark, 1940-1945 (Uppsala: University of Uppsala, 1993), p. 93.

11. Herbert Pundik,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Copenhagen; October 2, 1998.

12. John Orem Thomas, The Giant Killers: The Story of the Danish Resistance Movement (New York: Taplinger Publishing Co., 1976), pp. 92-93.

13. Danstrup, History of Denmark, pp. 178-179.

14. Ibid., p. 180; quote from Brunn, York interview.

15. Thomas, Giant Killers, pp. 101-102.

16. Bergfeldt, Experiences of Civilian Resistance, pp. 96-98.

17. Petrow, Bitter Years, p. 163.

18. Ibid., p. 165.

19. Thomas, Giant Killers, pp. 108-110.

20. Ibid., pp. 111-113.

21. Ibid., pp. 112, 114-115.

22. Ibid., pp. 116-117

23. Petrow, Bitter Years, pp. 188-190.

24. Ibid., pp. 190-191.

25. Thomas, Giant Killers, p. 120.

26. Ibid., p. 121.

27. Ibid., p. 122.

28. Bergfeldt, Experiences of Civilian Resistance, p. 112.

29. Thomas, Giant Killers, pp. 124-125.

30. Ibid., pp. 125-127.

31. Ibid., p. 128.

32. Ibid., pp. 129, 131.

33. Ibid., pp. 130, 133.

34. Ibid., p. 135.

35. Therkel Straede, October, 1943: The Rescue of the Danish Jews from Annihilation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useum of Danish Resistance 1940-1945, 1993), p. 12.

36. Thomas, Giant Killers, p. 141.

37. Ibid., pp. 142, 144.

296

注 释

38. Ibid., p. 145.

39. Jorgen Haestrup, Secret Alliance (Odense: University of Odense, 1976), p. 45.

40. Thomas, Giant Killers, pp. 145-146.

41. Ibid., p. 144.

42. Ibid., p. 148.

43. Ibid., p. 149.

44. Petrow, Bitter Years, pp. 211-212.

45. Ibid., p. 215.

46. Thomas, Giant Killers, p. 153.

47. Ninna Almdal,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n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Copenhagen; October 3, 1998.

48. Louis DeJong, The Netherlands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3.

49. Ibid., pp. 52-53.

50. M. R. D. Foot, Holland at War Against Hitler: Anglo-Dutch Relations, 1940-1945

(London: Frank Cass, 1990), p. 45.

51. Werner Warmbrunn, The Dutch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08-109.

52. This section relies for story elements and quoted statements on: Nathan Stoltzfus, Resistance of the Heart: Intermarriage and the Rosenstrasse Protest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53. The Gandhi Reader, ed. Homer A. Jack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4), p. 334.

CHAPTER SIX

1.

William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of the Caribbean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 Co., 1984), p. 13.

2.

Patricia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in El Salvador: The Fall of Maximiliano Hernandez Martinez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pp. 27, 31, 43.

3.

Jeffrey M. Paige, Coffee and Pow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15, 53.

4.

Thomas P. Anderson, Matanza: El Salvador's Communist Revolt of 1932 (Lincoln: 29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1), p. 7; Paige, Coffee and Power, pp. 44-46;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7.

5.

Anderson, Matanza, p. 18; Paige, Coffee and Power, p. 46;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9, 11-14.

6.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7-8, 11-16; Alistair White, El Salvador (New York: Praeger, 1973), pp. 86-88.

7.

Anderson, Matanza, pp. 45-46; Paige, Coffee and Power, p. 111;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15.

8.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 6.

9.

Quote from ibid., p. 7;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17-18.

10. Jose Napoleon Duarte and Diana Page, Duarte: My Story (New York: Putnam, 1986), p. 31; Tommie Sue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From Civil Strife to Civil Pea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p. 35;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13; Everett Wilson, "The Crisi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El Salvador, 1919-1935,"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0, p. 243.

11. Quote from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 5;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p. 34;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18.

12. Duarte and Page, Duarte, p. 31; Paige, Coffee and Power, pp. 110-111.

13. Duarte and Page, Duarte, p. 32;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p. 35; Paige, Coffee and Power, p. 112;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18, 20.

14. Anderson, Matanza, pp. 92-136;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p. 37;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20.

15. Paige, Coffee and Power, pp. 101, 104, 122-124.

16. Quote from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26;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p. 39.

17. Duarte and Page, Dunne, pp. 34-35.

18. Quote from Francisco Moran, Las Jornadas Civicas de Abrily Mayo de 1944 (San Salvador: University of El Salvador Press, 1979), p. 23;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p. 10-11;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17-18, 21-23.

19. Quote from Moran, Las Jornadas Civicas, p. 59;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33.

20.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30-31.

21. Ibid., p. 27.

298

注 释

22. Ibid., p. 31.

23.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pp. 25, 39-41.

24.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26, 40.

25.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 10;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p.

40.

26.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p. 40;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40.

27.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p. 40;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28.

28.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32.

29. "[T]o conduct" and "democracy is highways" quotes from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p. 12, 19; "eloquent pro-democratic speech" quote from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33.

30.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33.

31. Ibid., pp. 34-37.

32.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p. 9, 12, 34, 36-37.

33.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41-43.

34. Ibid., pp. 42-43, 45.

35. Ibid., pp. 47-49.

36. Moran, Las Jornados Civicas, pp. 33-40, 47-48.

37.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49-52.

38. Ibid., p. 49.

39. Ibid., pp. 50-52.

40.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p. 13, 52-53.

41. Moran, Las Jornados Civicas, pp. 141-142;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49-50.

42.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63.

43.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p. 13-14; Moran, Las Jornados Civicas, pp. 43, 45, 53-54, 57.

44. Moran, Las Jornados Civicas, pp. 61-62.

45.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58.

46.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p. 15, 58-59.

47. Ibid., p. 16.

299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48. "[N]ights were hideously staccato" quote from ibid., pp. 16-17; "destroy the livelihood" quote from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59.

49.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 17; Moran, Las Jornados Civicas, pp. 142-144;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59.

50.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 18;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59.

51.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 20; "Victor" quote from Moran, Los Jornados Civicas, p. 59.

52.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61.

53. Ibid., pp. 90-92, 99.

54. Ibid., pp. 93-94.

55. Ibid., pp. 60-61,65, 80.

56. Ibid., pp. 80-81.

57.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 18.

58.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68.

59. Ibid., pp. 65-66.

60. Ibid., p. 66.

61. Ibid., pp. 67-68.

62. Ibid, pp. 68-69.

63.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p. 23, 72.

64.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72, 73-74.

65. Ibid., p. 70.

66. Ibid., p. 72.

67. Ibid., pp. 75-76.

68. Duarte and Page, Duarte, p. 38.

69.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81-82.

70. Ibid., p. 81.

71. Ibid., pp. 74-75.

72. Ibid, p. 76.

73.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p. 23, 76-77.

74.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72-74.

75.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p. 23, 77.

76.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78.

77. Ibid., pp. 81-83.

300

注 释

78. Ibid, pp. 80, 83.

79. Ibid., pp. 77-78, 84.

80. Ibid., p. 85.

81. Ibid.

82. Krehm, Democracies and Tyrannies, pp. 62, 85-86.

83.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p. 86-87.

84. Ibid., p. 89.

85.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pp. 42, 102.

86. Montgomery,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pp. 37-39;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102; Philip J. Williams and Knut Walter, Militarization and Demilitarization in El Salvador'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7), pp. 10-13.

87. Parkman, Nonviolent Insurrection, p. 102.

88. Ibid, p. 68.

CHAPTER SEVEN

1.

Jo Fisher, 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p. 28.

2.

Ibid.

3.

Ibid., p. 29.

4.

Alison Brysk, The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in Argentina: Protest, Change and Democratiz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6f.

5.

Ibid., p. 32

6.

Ibid., p. 30.

7.

Ibid., p. 34.

8.

Quote from Philip McManus and Gerald Schlabach, eds., Relentless Persistence: Nonviolent Action in Latin America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1), p.

84; "First we will kill" quote from Brysk,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p. 35.

9.

Brysk,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p. 38.

10. Ibid., p. 37.

11. Quote from Robert Harvey, in The Economist, Jan. 26, 1980, cited in Jacobo Timerman, Prisoner Without a Name, Cell Without a Number, trans. Toby Talbot 301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New York: Knopf, 1981), p. 39; Brysk,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p. 39.

12. Fisher, 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p. 53.

13. Ibid.

14. Ibid.

15. Ibid., p. 55.

16. Ibid., p. 66.

17. Ibid., p. 60.

18. Ibid.

19. Ibid., p. 63.

20. Ibid., p. 68-70.

21. Marguerite Guzman Bouvard, Revolutionizing Motherhood: 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94), pp. 80f, 81.

22. Ibid., p. 87.

23. Ibid., p. 95.

24. Mary Helen Spooner, Soldiers in a Narrow Land: The Pinochet Regime in Chi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187.

25. Lake Sagaris,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Santiago, Chile; October 5, 1998.

26. Spooner, Soldiers in a Narrow Land, p. 188.

27. Genaro Arriagada,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Washington, D.C.; October 28, 1998.

28. Pamela Constable and Arturo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Chile Under Pinochet (New York: W. W.Norton, 1991), p. 65

29. David Lewis et al, "Besieged But Still Strong," Newsweek, September 15, 1986.

30. Christian Precht,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Santiago, Chile; October 2, 1998.

31.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Nation of Enemies, p. 68.

32. Ibid., p. 230.

33. Rodolfo Seguel,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El Teniente copper mine, Rancagua, Chile; October 1, 1998.

34. Arriagada, York interview.

35. Seguel, York interview; and Spooner, Soldiers in a Narrow Land, p. 189.

302

注 释

36. Genaro Arriagada, Pinochet: The Politics of Power, trans. Nancy Morris et al.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p. 58

37. Arriagada, York interview.

38. Patricia Verdugo,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Santiago, Chile; October 5, 1998.

39. Arriagada, Pinochet, p. 69.

40. Verdugo, York interview.

41. Arriagada, Pinochet, p. 70.

42. Ibid., p. 57, 62.

43. Gabriel Valdes, videotaped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Valparaiso, Chile, October 6, 1998.

44. Arriagada, Pinochet, p. 71.

45. Spooner, Soldiers in a Narrow Land, p. 198.

46. Arriagada, Pinochet, p. 75.

47. Ibid., p. 67.

48.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Nation of Enemies, p. 290.

49. Arriagada, Pinochet, p. 76.

50. Seguel, York interview.

51. Arriagada, Pinochet, p. 76.

52. Spooner, Soldiers in a Narrow Land, p. 207.

53. Arriagada, Pinochet, p. 76.

54. This and the next paragraphs are based on: Spooner, Soldiers in a Narrow Land, pp.

209-214.

55. Lewis, "Besieged But Still Strong," Newsweek, September 15, 1986.

56. Shirley Christian, "Chile's Army Reacting to Attack, Arrests Foes and Shuts Magazine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1986.

57. Monica Jimenez, interview by Steve York for the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A Force More Powerful, Santiago, Chile; July 30, 1998.

58. This and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are from: Ibid.

59. Arriagada, York interview.

60. Ricardo Lagos, translation of excerpt from Chilean television broadcast, Channel 13, June 29, 1988.

61.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Nation of Enemies, p. 307.

303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62. Jimenez, York interview.

63. Sagaris, York interview.

64. Eyewitness source (identity confidential).

304

Table of Contents

CHAPTER ONE

CHAPTER TWO

CHAPTER THREE

CHAPTER FOUR

CHAPTER FIVE

CHAPTER SIX

CHAPTER SEVEN

Table of Contents

CHAPTER ONE

CHAPTER TWO

CHAPTER THREE

CHAPTER FOUR

CHAPTER FIVE

CHAPTER SIX

CHAPTER SEVEN